第二次选择：辛亥革命以后的多党议会民主

来源： 凤凰网历史综合

辛亥革命以后，仿效西方现成的议会民主政体，以推动中国现代化，是百年现代化历史上的第二次历史选择。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实际上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主观上的原因。当时的政治精英思想当中有一个相当普遍的共识，即认为西方的议会民主政体是最先进的一种政治体制，放之四海皆准，多元竞争的议会民主政体，就像

一件可以避雨的雨具一样，可以被不同人使用，民主体制与雨衣一样，与使用雨衣者的身体、肤色、教育与历史背景毫无关系。

严复首先发现了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悖论现象，即单方面移植与全面整体移植之间的两难矛盾。
用严复的话来说，那就无异于“取骥之四蹄，以附牛之项领，从而责千里马，固不可得，而田陇之功又以废也”。人们为了让牛跑得和马一样快，而把马蹄（议会民主制度）装到牛腿上去了。

1906年孙中山在日本东京留学生欢迎大会上发表了一次著名的演说，体现的正是这样一种民主观，

在这场受到与会者热烈响应的历史性演说里，孙中山打了一个生动的比喻，大意是，中国推翻清王朝的专制统治以后应该走什么道路？是走开明专制化道路呢，还是民主政治？这就好比我们中国现

在造铁路，造好了就要用火车头，到底是用人家发明的原始的“粗恶的火轮车”，还是用“最新式的火轮车”来说明中国人应该直接采取议会民主政治。用他的话来说，“各国发明机器，须积数百年之功，而仿而造之，岁月之功己足”来类推中国仿效西方实行议会民主的必要性。

他还认为，进行开明专制的革命与进行议会民主制的革命都要流血，为什么我们不能一步到位，干脆流一次血，不要再流第二次血了⑨。

当时的南方的政治精英基本上抱有这种观念。这种政治观念就影响了当时人们的政治选择。这就像

伏尔泰当年说的一句名言：“研究一个时代的人们怎么思考问题要比研究一个时代的人们怎么行动

更重要。”实际上是思想支配着人们的行动。

第二个原因是客观的原因。

在清朝被推翻以后，各省处于一种无序的状态，各自为政。22个省要想聚合起来成为一个整体，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一个省一票，形成联邦共和制。在南北和议过程中，双方达成这样一种共识，

由袁世凯担任总统，以换取逼清室退位，通过这个办法建立起共和体制。就这样，中国就选择了西方多党竞争的议会制的现代化道路。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民国初年突然冒出了300多个竞争性的政党，这些政党时聚时散，进行着无穷

无尽的党争，彼此都没有什么议会制的游戏规则意识。这种情况之所以出现，是因为西方政治生活

中的制度或政治游戏规则，是在一个民族长期应对自身政治环境的集体经验中，通过无数次的尝试

而逐渐形成的，这种规则已经与其固有的政治文化、价值观念、宗教与文化传统，社会利益团体之

间的契约等因素密切联系在一起，并形成各因素之间的有机的制约关系。

而在刚刚脱离帝制的中国，完全不具备与议会民主制相适应的文化、社会、经济与法制的相互依存与制约条件。几乎所有的政党，都尽可能在不遵守游戏规则的条件下，使本党利益最大化，不但同盟会如此，共和党也如此。当各政党这样做时，并不会受到制度上的有效监督。犯规的做法，政治

成本很低，风险很小，而收益却很大。于是彼此相互仿效，形成越来越严重的脱序现象。

当年梁漱溟的父亲梁济在他的《伏卵集》中，有一段生动的记载：在前门火车站，每当召开国会期间，各省的议员纷纷下火车的时候，各个政党工作人员就会在火车站前，树立起本党招待处的招牌，在那里像“摆测字摊”一样，竭力拉刚下火车的议员们住到本党安排的招待所中去。用梁济的话

来说，各党拉扯议员的样子，就像“上海妓女在街头拉客人”一样。那些议员们前呼后拥地先住到甲党招待所，得到各种好处与红包，承诺投该党的票，然后再到乙党招待所住下，同样再得到好处费，并答应投该党的票，拿到所有的好处后，最后投的是自己的票。这就是当时的真实写照。

在缺乏制度约束的情况下的议会民主制的失败，就相当于不遵守足球比赛规则的两个足球队之间的比赛，无法进行一样。民国初年袁世凯任总统期间，先后出现了唐绍仪内阁与陆征祥内阁的两次危

机。均与党争有关。这进一步导致了议会制的权威在国人心中的丧失。例如，袁世凯任命的第二任内阁总理陆征祥本身是个外交家。议会已经通过他担任新总理了。然而，他在在20分钟的就职讲话中，多谈了一点家常话，仅因为这一点小事，被议员认为不雅，于是就把陆总理提名的部长名单予

以否决。陆征祥也愤而辞职。后来在民间也对议员的泛滥用职权而表示不满。所有这些都鼓励了袁世凯走向总统独裁。

有一个问题很值得人们深思：纵观世界历史，辛亥革命的失败并不是偶然现象。几乎所有第三世界国家，在民族革命以后，几乎都先后建立起西方式的多党竞争的议会民主体制，然而，有无独有偶，所有这些议会民主制度几乎都在短时期内无一例外地遭到失败。政权落到了某位军事强人手里，从第三世界式的议会民主转向军事强人的权威政治，几乎是通例。为什么会形成这种情况？这一逻辑背后有什么深层原因？

我们可以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对此现象予以解释。用一个最简明的说法，那就是，在后发展国家的高度传统的社会大系统上面，实际上，安放着的是一个高度西化的政治亚系统，这两个系统之间，根本上缺乏整合的可能。

为什么这两者不能整合？众所周知，西方议会民主制，是在西方特殊的历史条件下面，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适应自身的经济社会与文化条件的过程中逐渐演变过来的。更具体地说，竞争性的多党

政治，需要契约性的游戏规则意识作为条件，但是，这种契约游戏规则的建立，又必须要有法制传统作为条件，而要有法制传统在人心中的权威，又必须要有个人权利和义务的对等意识，而这些价

值观念与意识，又需要市民阶级或中产阶级的充分发展，中产阶级发展又需要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又需要市民社会，需要发达的信息系统，所有这些因素，实际上都是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相互制约，一环套一环。凡此种种因素彼此结合，构成了历史上发展起来的一个有机整体。

然而，包括中国在内的后发展国家与民族，在推翻旧专制或推翻前殖民主义之后，当各国政治精英在本国建立起仿效西方的议会民主制以后，这些国家根本来不及在社会、文化、经济与教育领域，

同时完成这样一种社会转变。整个社会、文化与经济结构还是传统的，于是，就出现了仿效西方的多元竞争型议会制，被嫁接到传统的社会经济大系统之上。这一政治体制无法从社会、经济、与文化系统中获得对自己的支持。多党制下的政治精英活动的无规则性，以及彼此仿效而形成的失范状态，均可以从这一理论解释中得到说明。众所周知，辛亥革命以后的中国社会经济系统，大体上还

是宗法家长制与小农自然经济，它们无法像西方市民社会那样，对议会民主政治提供支撑作用。

当时大多数中国人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唯有严复及少数人深刻地看到了这个问题的难处，严复认为，当中国人为了寻求富强之道，简单地移植西方社会有机体内某一文化因子或成分时，这些因子就从原来的有机体内被单独剥离出来。这样，这一被剥离出来并被植入中国社会的西方因子，一方面既失去了西方社会其它因子的配合与支持，另一方面，又无法与“绝然悬殊”的中国社会内部各

种社会因子相协调，其结果，就势必“淮桔为枳”。用严复的话来说，那就无异于“取骥之四蹄，以附牛之项领，从而责千里马，固不可得，而田陇之功又以废也。”⑩我们可以用严复使用过的牛与马的比喻来说明这一问题的两难性：当人们为了让牛跑得和马一样快，而把马蹄（议会民主制度）装到牛腿上去，
然而，这样做却面临着一个巨大的矛盾，因为，马蹄要发挥作甩，就必须以马的骨骼系统作为支持条件。而马的骨肉又必须以马的血液、循环系统与神经系统为条件。问题恰恰在于，即使马的身上的所有这些被人们意识到的器官系统完全能被人们成功地同时移入到牛的身上，最后人们还会无奈

地发现，除非把马的全部基因都统统移到牛的身上，否则，马蹄不可能在牛身上起到它在马身上所达到的那种效能。而这样做，实际上就等于是把一头牛同时变成一匹马。严复认识到，西方文明是

一个有机整体，其中每一个因素，都相互依存，并且每一个因素都在其他因素的支持下，才能发挥

正常的作用。用严复的话来说，中国现代化的制度借鉴的困难，就是“一行变甲，便思变乙，及思变乙，又宜变丙，由是以往，胶葛纷纶。”⑾

严复首先发现了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悖论现象，即单方面移植与全面整体移植之间的两难矛盾。更具体地说，如果我们把西方政治中的某一个因素，单方面移植到中国，由于这一因素

缺乏其他因素的支持而不能在新移植体内存活，另一方面，当我们为了让单一因素得以在新的机体内成活而进行全面移植，那在事实上又根本不可能，全面移植等于变成另一个生物了。

严复对于中国制度移植的矛盾的思考，对于当今的中国人有什么现实意义？

在辛亥革命将近百年后的今天，我们后人可以比较心平气和地、客观地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为什

么简单地移植西方议会民主制度会出现脱序的问题？

这是因为，一个民族的传统制度是这个民族在适应自身环境的挑战过程中，在面对自己特殊的问题

的过程中，通过无数代人的试错而逐渐形成的，制度是一个民族的集体经验的产物，虽然，中国人

在十九世纪以来，在在应对西方挑战时需要改革旧体制，以适应新的环境，但绝不可简单地把在西方卓有成效的现成的议会政治移过来。因为西方制度文化是由西方人在应对西方环境挑战过程中，

通过试错与经验而逐渐形成的，如果把他族在适应他族环境过程中形成的政制搬到自己的国家，就

可能是一种东施效颦。章太炎就是一个明白人，他说“追效他邦政制之为我之素不习者，”结果是

“民治未达，官方已坏，政局不得不乱”。中国的议会制是“横取他国之法，强施本土”。⑿因为这样做与自身的文化生命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