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選擇：辛亥革命以後的多黨議會民主

來源： 鳳凰網歷史綜合

辛亥革命以後，仿效西方現成的議會民主政體，以推動中國現代化，是百年現代化歷史上的第二次歷史選擇。怎麼會出現這種情況？

實際上有兩個原因，一個是主觀上的原因。當時的政治精英思想當中有一個相當普遍的共識，即認為西方的議會民主政體是最先進的一種政治體制，放之四海皆準，多元競爭的議會民主政體，就像

一件可以避雨的雨具一樣，可以被不同人使用，民主體制與雨衣一樣，與使用雨衣者的身體、膚色、教育與歷史背景毫無關係。

嚴復首先發現了中國現代化過程中一個非常重要的悖論現象，即單方面移植與全面整體移植之間的兩難矛盾。
用嚴復的話來說，那就無異於“取驥之四蹄，以附牛之項領，從而責千里馬，固不可得，而田隴之功又以廢也”。人們為了讓牛跑得和馬一樣快，而把馬蹄（議會民主制度）裝到牛腿上去了。

1906年孫中山在日本東京留學生歡迎大會上發表了一次著名的演說，體現的正是這樣一種民主觀，

在這場受到與會者熱烈響應的歷史性演說里，孫中山打了一個生動的比喻，大意是，中國推翻清王朝的專制統治以後應該走什麼道路？是走開明專制化道路呢，還是民主政治？這就好比我們中國現

在造鐵路，造好了就要用火車頭，到底是用人家發明的原始的“粗惡的火輪車”，還是用“最新式的火輪車”來說明中國人應該直接採取議會民主政治。用他的話來說，“各國發明機器，須積數百年之功，而仿而造之，歲月之功己足”來類推中國仿效西方實行議會民主的必要性。

他還認為，進行開明專制的革命與進行議會民主制的革命都要流血，為什麼我們不能一步到位，乾脆流一次血，不要再流第二次血了⑨。

當時的南方的政治精英基本上抱有這種觀念。這種政治觀念就影響了當時人們的政治選擇。這就像

伏爾泰當年說的一句名言：“研究一個時代的人們怎麼思考問題要比研究一個時代的人們怎麼行動

更重要。”實際上是思想支配着人們的行動。

第二個原因是客觀的原因。

在清朝被推翻以後，各省處於一種無序的狀態，各自為政。22個省要想聚合起來成為一個整體，只有一個辦法，那就是一個省一票，形成聯邦共和制。在南北和議過程中，雙方達成這樣一種共識，

由袁世凱擔任總統，以換取逼清室退位，通過這個辦法建立起共和體制。就這樣，中國就選擇了西方多黨競爭的議會制的現代化道路。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民國初年突然冒出了300多個競爭性的政黨，這些政黨時聚時散，進行着無窮

無盡的黨爭，彼此都沒有什麼議會制的遊戲規則意識。這種情況之所以出現，是因為西方政治生活

中的制度或政治遊戲規則，是在一個民族長期應對自身政治環境的集體經驗中，通過無數次的嘗試

而逐漸形成的，這種規則已經與其固有的政治文化、價值觀念、宗教與文化傳統，社會利益團體之

間的契約等因素密切聯繫在一起，並形成各因素之間的有機的制約關係。

而在剛剛脫離帝制的中國，完全不具備與議會民主制相適應的文化、社會、經濟與法制的相互依存與制約條件。幾乎所有的政黨，都儘可能在不遵守遊戲規則的條件下，使本黨利益最大化，不但同盟會如此，共和黨也如此。當各政黨這樣做時，並不會受到制度上的有效監督。犯規的做法，政治

成本很低，風險很小，而收益卻很大。於是彼此相互仿效，形成越來越嚴重的脫序現象。

當年梁漱溟的父親梁濟在他的《伏卵集》中，有一段生動的記載：在前門火車站，每當召開國會期間，各省的議員紛紛下火車的時候，各個政黨工作人員就會在火車站前，樹立起本黨招待處的招牌，在那裡像“擺測字攤”一樣，竭力拉剛下火車的議員們住到本黨安排的招待所中去。用梁濟的話

來說，各黨拉扯議員的樣子，就像“上海妓女在街頭拉客人”一樣。那些議員們前呼後擁地先住到甲黨招待所，得到各種好處與紅包，承諾投該黨的票，然後再到乙黨招待所住下，同樣再得到好處費，並答應投該黨的票，拿到所有的好處後，最後投的是自己的票。這就是當時的真實寫照。

在缺乏制度約束的情況下的議會民主制的失敗，就相當於不遵守足球比賽規則的兩個足球隊之間的比賽，無法進行一樣。民國初年袁世凱任總統期間，先後出現了唐紹儀內閣與陸征祥內閣的兩次危

機。均與黨爭有關。這進一步導致了議會制的權威在國人心中的喪失。例如，袁世凱任命的第二任內閣總理陸征祥本身是個外交家。議會已經通過他擔任新總理了。然而，他在在20分鐘的就職講話中，多談了一點家常話，僅因為這一點小事，被議員認為不雅，於是就把陸總理提名的部長名單予

以否決。陸征祥也憤而辭職。後來在民間也對議員的泛濫用職權而表示不滿。所有這些都鼓勵了袁世凱走向總統獨裁。

有一個問題很值得人們深思：縱觀世界歷史，辛亥革命的失敗並不是偶然現象。幾乎所有第三世界國家，在民族革命以後，幾乎都先後建立起西方式的多黨競爭的議會民主體制，然而，有無獨有偶，所有這些議會民主制度幾乎都在短時期內無一例外地遭到失敗。政權落到了某位軍事強人手裡，從第三世界式的議會民主轉向軍事強人的權威政治，幾乎是通例。為什麼會形成這種情況？這一邏輯背後有什麼深層原因？

我們可以從政治社會學的角度，對此現象予以解釋。用一個最簡明的說法，那就是，在後發展國家的高度傳統的社會大系統上面，實際上，安放着的是一個高度西化的政治亞系統，這兩個系統之間，根本上缺乏整合的可能。

為什麼這兩者不能整合？眾所周知，西方議會民主制，是在西方特殊的歷史條件下面，在長期的歷史過程中，適應自身的經濟社會與文化條件的過程中逐漸演變過來的。更具體地說，競爭性的多黨

政治，需要契約性的遊戲規則意識作為條件，但是，這種契約遊戲規則的建立，又必須要有法制傳統作為條件，而要有法制傳統在人心中的權威，又必須要有個人權利和義務的對等意識，而這些價

值觀念與意識，又需要市民階級或中產階級的充分發展，中產階級發展又需要市場經濟，市場經濟又需要市民社會，需要發達的信息系統，所有這些因素，實際上都是相互依存、相互補充，相互制約，一環套一環。凡此種種因素彼此結合，構成了歷史上發展起來的一個有機整體。

然而，包括中國在內的後發展國家與民族，在推翻舊專制或推翻前殖民主義之後，當各國政治精英在本國建立起仿效西方的議會民主制以後，這些國家根本來不及在社會、文化、經濟與教育領域，

同時完成這樣一種社會轉變。整個社會、文化與經濟結構還是傳統的，於是，就出現了仿效西方的多元競爭型議會制，被嫁接到傳統的社會經濟大系統之上。這一政治體制無法從社會、經濟、與文化系統中獲得對自己的支持。多黨制下的政治精英活動的無規則性，以及彼此仿效而形成的失范狀態，均可以從這一理論解釋中得到說明。眾所周知，辛亥革命以後的中國社會經濟系統，大體上還

是宗法家長制與小農自然經濟，它們無法像西方市民社會那樣，對議會民主政治提供支撐作用。

當時大多數中國人並沒有認識到這一點，唯有嚴復及少數人深刻地看到了這個問題的難處，嚴復認為，當中國人為了尋求富強之道，簡單地移植西方社會有機體內某一文化因子或成分時，這些因子就從原來的有機體內被單獨剝離出來。這樣，這一被剝離出來並被植入中國社會的西方因子，一方面既失去了西方社會其它因子的配合與支持，另一方面，又無法與“絕然懸殊”的中國社會內部各

種社會因子相協調，其結果，就勢必“淮桔為枳”。用嚴復的話來說，那就無異於“取驥之四蹄，以附牛之項領，從而責千里馬，固不可得，而田隴之功又以廢也。”⑩我們可以用嚴復使用過的牛與馬的比喻來說明這一問題的兩難性：當人們為了讓牛跑得和馬一樣快，而把馬蹄（議會民主制度）裝到牛腿上去，
然而，這樣做卻面臨着一個巨大的矛盾，因為，馬蹄要發揮作甩，就必須以馬的骨骼系統作為支持條件。而馬的骨肉又必須以馬的血液、循環系統與神經系統為條件。問題恰恰在於，即使馬的身上的所有這些被人們意識到的器官系統完全能被人們成功地同時移入到牛的身上，最後人們還會無奈

地發現，除非把馬的全部基因都統統移到牛的身上，否則，馬蹄不可能在牛身上起到它在馬身上所達到的那種效能。而這樣做，實際上就等於是把一頭牛同時變成一匹馬。嚴復認識到，西方文明是

一個有機整體，其中每一個因素，都相互依存，並且每一個因素都在其他因素的支持下，才能發揮

正常的作用。用嚴復的話來說，中國現代化的制度借鑑的困難，就是“一行變甲，便思變乙，及思變乙，又宜變丙，由是以往，膠葛紛綸。”⑾

嚴復首先發現了中國現代化過程中一個非常重要的悖論現象，即單方面移植與全面整體移植之間的兩難矛盾。更具體地說，如果我們把西方政治中的某一個因素，單方面移植到中國，由於這一因素

缺乏其他因素的支持而不能在新移植體內存活，另一方面，當我們為了讓單一因素得以在新的機體內成活而進行全面移植，那在事實上又根本不可能，全面移植等於變成另一個生物了。

嚴復對於中國制度移植的矛盾的思考，對於當今的中國人有什麼現實意義？

在辛亥革命將近百年後的今天，我們後人可以比較心平氣和地、客觀地來思考這樣一個問題：為什

麼簡單地移植西方議會民主制度會出現脫序的問題？

這是因為，一個民族的傳統制度是這個民族在適應自身環境的挑戰過程中，在面對自己特殊的問題

的過程中，通過無數代人的試錯而逐漸形成的，制度是一個民族的集體經驗的產物，雖然，中國人

在十九世紀以來，在在應對西方挑戰時需要改革舊體制，以適應新的環境，但絕不可簡單地把在西方卓有成效的現成的議會政治移過來。因為西方制度文化是由西方人在應對西方環境挑戰過程中，

通過試錯與經驗而逐漸形成的，如果把他族在適應他族環境過程中形成的政制搬到自己的國家，就

可能是一種東施效顰。章太炎就是一個明白人，他說“追效他邦政制之為我之素不習者，”結果是

“民治未達，官方已壞，政局不得不亂”。中國的議會制是“橫取他國之法，強施本土”。⑿因為這樣做與自身的文化生命無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