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盛：中共開創了共產共妻新時代

作者：昌盛
   
   “在共產黨領導下，只要有了人，什麼人間奇蹟都能創造出來。”毛澤東的這句話再次被河南省的“人民公僕”證明是“真理”，他們繼創造了“地窖性奴”奇蹟後，最近又創造出一項“吉尼斯紀錄”：據《北京晚報》、中國廣播網5月28日報道，永城市委常務副秘書長李新功姦淫幼女近百名被捕。他長期利用社會閒雜人員及學校未成年人引誘或威嚇在校幼女，還與一些在校學生達成協議，由那些學生負責給他介紹女孩，事成之後給予一定金錢。根據他手機短信顯示，非處女不要。每姦淫一位幼女，都要用自己的轎車拉到無人之處，任孩子撕心裂肺地哭叫，都無法停止其獸行。還有的孩子哭求他說：“我才13歲，叔叔別這樣呀！”也無濟於事。根據多名受害幼女家屬十餘天的調查了解，受害幼女遠遠高於李新功辦公室電腦記錄中40多人的數字，極有可能高達近百人。

   這個奇蹟並不是河南“人民公僕”的專利，在改革開放中，全國的“人民公僕”創造性地豐富和發展了毛澤東思想，他們把毛澤東的那句話加了一個字：“在共產黨領導下，只要有了女人，什麼人間奇蹟都能創造出來。”這種創造源於“老大哥布爾什維克”的先進經驗——共產共妻。1989年，鎮壓民主運動有功的江澤民，通過“指襲”和政變成功登基。從此，他一手戴三塊表，代表了中國最廣大婦女的根本利益，繼承了布爾什維克未盡的事業，把《俄國少女及婦女公有法令》與中國實際相結合，不斷開創“共妻”的新局面，創造了可歌可泣的人類奇蹟。

   一、“老大哥”的經驗得到發揚光大

   在一些西方國家的報道里，“蘇維埃共妻說”曾持續多年。對於這一敏感問題，蘇聯史學界要麼三緘其口，要麼只是一筆帶過地說“這是國際反蘇勢力的污衊”。直到上世紀80年代末，《星火》、《論據與事實》等蘇聯中央媒體才先後披露一個事實。1918年，莫斯科一家布匹店的小老闆赫瓦托夫偽造了《俄國少女及婦女公有法令》，僱人在大街小巷張貼，並被地方報紙原文登載，一些嚮往共產主義美好生活的人將這一法令當作護身符，並將其一直實踐到了1930年。按照這份“法令”，男人將有權“享用”一名婦女，但每周不得超過三次，每次不超過三個小時。而要得到對這一“公共財物”的使用權，當事人必須事先加入“勞動家庭”，並領取工廠委員會、工會或地方蘇維埃辦理的會員資格證明。對原本有家室的男子，“法令”還給予一定照顧，允許原夫在規定次數之外親近原妻。而對那些拒絕將妻子充公的男子，剝奪其與其它女性發生親密關係的權利。

   1990年第十期俄羅斯《祖國》雜誌對蘇共初期的共妻現象曾有全面揭露。這本雜誌指出，在布爾什維克控制的地區，有“公有化”資產階級婦女的行為，到處都有集體參與的強姦事件。1918年3月，葉卡捷琳娜堡公有化婦女的行為達到登峰造極的程度。當地布爾什維克組織在蘇維埃消息報公布一個命令，該命令也在大街上張貼：“16至25歲的婦女必須接受公有化。革命者如果需要行使這個命令給予的權利，可向相應的革命機關說明。”這個城市布爾什維克組織的內政委員波羅斯登給“公有化”女人的尋求者（即要求強姦婦女的革命者）簽署許可證，當地其它布爾什維克的頭頭也向自己的部下發放這樣的許可證。

   當時俄國中學生賣淫現象嚴重，世界著名社會學家沙樂金研究了這個問題。他在1920年寫道：共青團在少年的賣淫事業中起了極大的作用，在俱樂部招牌下，每一個學校都設立了賣淫場所。對位於聖彼得堡附近沙皇村兩所中學所作的調查發現，所有的孩子都有性病。少女參與色情商業交易，介入了有權勢革命者的私生活。沙樂金強調說：“我認識的一位大夫告訴我他的見聞。一個男生讓這位大夫看病，把300盧布放在桌上作為看病費用。大夫問哪來的錢，男生很平靜地回答：每個男生都有自己的女孩，每個女孩又都另有情人，這些情人都是‘委員’（當時人們對布爾什維克革命者的稱呼）。”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傳來了馬克思主義，誕生了中共。1927年9月，國民黨內的蔣介石集團與汪精衛集團在反共的基礎上實行“寧漢合流”，蔣介石開始把中共作為敵人，此時“共產共妻”也就成為反共宣傳最凌厲的武器。朱曉東在《通過婚姻的治理》一文中寫道，共產黨人在蘇區（偽政權蘇維埃政府所在地）倡導婚姻自由，出台了婚姻法，項英將婚姻法的精神表述為“徹底消滅封建社會束縛女子的舊禮教。”這樣，傳統秩序突然崩塌，而新的婚姻法及思想啟蒙又不能一步到位，造成青年男女過分追求自由，出現了性關係混亂現象。而正是因為某些“混亂”的現象，才給了國統區反共宣傳 “共產共妻”以口實。

   抗日戰爭勝利後，修生養息的中共竊取抗日勝利成果，不斷擴大地盤，在解放區里不但沒有共妻，也沒有共產，還把地主的土地分給了農民。農民感恩，把自己的兒子和家裡的糧食都獻給了中共，幫助中共把蔣介石趕到了台灣島。

   中共奪取政權後，馬上通過“互助組”和“人民公社”把土地收了回來，並通過“三大改造”運動，實現了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了“共產”目標。改革開放後，中共又通過“土地財政”、“與國際接軌”、“國進民退”等政策徹底完成了對平民的“共產”，使中國社會成為一個沒有中產階層的社會。

   在改革開放中，伴隨着財產公有化的還有性資源公有化。中共壟斷了包括一代食鹽在內的一切民生資源後，對性資源也不放過。各級官員堅持兩手抓，一手抓“共產”，一手抓“共妻”，導致踐踏性道德的行為比比皆是，兩性關係的基本規範蕩然無存，造成社會性關係的極度混亂。

   二、“GDP主義”使中國成為妓女大國

   江澤民上台時，中共已經耗盡了所有證明執政合法性的政治資源，只能用拼經濟來證明合法性。年年中央確立一個量化了的發展目標，年年“保八”，再把這個目標分解，落實到各級官員。雖然中央將2012年的GDP增加定位7.5%，但半年過去後溫家寶又重提“保八”。很自然，GDP的增長成了官員升遷的最主要的指標，導致了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的嚴重失衡，一切向錢看，錢變成了衡量人的價值的唯一標準。

   從經濟學意義上，資本的最大功能就是要把一切社會關係轉變成為商品和貨幣。政府或者其它社會組織（例如宗教、民間協會等非營利機構）就要扮演一個重要角色，或阻止貨幣化，或者減少貨幣化對社會道德的衝擊。但中國的各級政府在這方面成為資本的有效助手，既當裁判員又當運動員，而在保護社會公平方面毫無建樹。

   在任何市場經濟社會，必須商品化或者貨幣化的就是每個人的勞動力，這是每個人與整體社會經濟的結合點。這也就表明，人們出賣的勞動力必須在最低限度上足以維持他們的生計、生存並在此基礎上得到有所發展。但在資本和權力的操控下，中國的現實是勞動力變成了最不值錢的東西。例如，在發達國家的企業，工資在營運成本中一般占50%左右，但中國的企業則不到10%。在發達國家，勞動者的勞動報酬在國民收入中占的比重一般在55%，但在中國這個比例不足42%。

   這種情況一方面促成了收入的高度分化，使得財富集中在很少一部分人手中。財富過分集中本來就是社會道德衰落的一個重要根源。更為重要的是因為出賣勞動力不足以維持生計和生存，人們便不得不出賣其它一切可以出賣的東西，包括自己的身體。於是，就有了“失足婦女”，就有了“到處都是快餐店，何必自帶方便麵”，就有了滿大街的“求包養”廣告和性用品商店，就有了丈夫為妻子賣淫“保駕護航”，就有了母親與女兒“同床賣肉”……

   2001年8月11日晚，湘潭市雨湖公安分局中山路派出所民警對韶山西路沿線娛樂場所進行突查，在一家沒有懸掛招牌的髮廊里抓獲一對正在賣淫嫖娼的男女。當女子穿衣服時，民警驚訝地發現她的肚子鼓得很高，她告訴民警：“我懷孕快九個月了”。民警將這對男女帶回派出所進行調查，楊某突然有了生產徵兆，被民警送往市二醫院。經醫生診斷，楊某是因從事賣淫活動導致早產。2011年8月，珠江嘉興警方破獲了一起15歲少女賣淫案，經過調查發現，按摩店老闆是少女的親生父親，在按摩店門前放哨的人是少女的親生母親。

   像這樣的事在中國已經不是新聞，但在中國的媒體上絕對不能出現“妓女”兩個字，中宣部規定統一稱“小姐”，後來又規定統一稱“失足婦女”。在中國，由“失足婦女”支撐的賣淫產業成為“不冒煙，不污染，拉動GDP增長點”的綠色產業，“無娼不興，無娼不富”成為各級政府的執政理念，不准到三星級以上酒店“掃黃”成為各地公安局的潛規則。所有涉黃的娛樂場所都有公安局“保護傘”的背景，沒有這個背景一天也經營不下去。

   2010年6月，山東省公安廳將橫行青島市十多年的聶磊黑社會性質犯罪組織摧毀，經檢察機關查明，在這個以組織賣淫起家的“黑社會”背後，有30多名黨政幹部為其充當“保護傘”，其中包括原市北公安分局局長於國銘、原李滄公安分局局長馮越欣等14名警官。

   中國到底有多少“失足婦女”？這是一個“國家機密”，有人低估算300萬以上，這裡不包括已經退役和死於艾滋病的。儘管沒有國家統計局的“權威數字”，但中國是世界最大妓女輸出國已成為不爭的事實。從中國大陸到中國港澳，從俄羅斯到南亞，從非洲到拉丁美洲，從歐洲到中東，從美國到阿富汗，中國“失足婦女”是全球的一道亮麗風景線，據馬來西亞《中國報》2009年12月30日報道，大馬警方12月29日公布數據，2009年1月1日至11月30日，共有5453名中國女子涉嫌在大馬賣淫被逮捕。

   二、冰凍政治改革使權力成為春藥

   江澤民進入權力頂峰後，中國由80年代的政治放鬆期轉化成政治冰凍期。這期間中國的政治改革和法制建設發生巨大退步，導致社會跛足發展，使政治體制與市場經濟嚴重脫節。

   首先是冰凍新聞改革。江澤民提出“政治家辦報”，要求“新聞宣傳在政治上必須同黨中央保持一致”，要求新聞記者“悶聲發大財”。1989年11月28日，他在中共中央宣傳部舉辦的新聞工作研討班上講話時說：“要求任何事情都透明，以為這樣才是民主、自由，不是幼稚無知，就是別有用心。什麼可以透明，什麼不能透明，什麼可以增加一點透明，都要以黨的利益、國家利益、民族利益、人民利益為標準，要看是否有利於社會的穩定、政局的穩定、經濟的穩定、人心的穩定。”他在這次會議上還要求："各級黨委要經常研究討論新聞工作。比如每一段時期的宣傳方針、指導思想、報道重點、宣傳效果等等，都應該在黨委會上討論。黨委主要負責同志要親自過問新聞宣傳。要及時向新聞單位通報情況，下達任務，提出要求，並親自審閱重要的社論、評論、新聞稿。"

   其次是冰凍司法改革。在江澤民時代，為強化黨對司法機關的絕對領導，在各級黨委成立了非法組織——政法委。各級政法委要求公檢法無條件地“為經濟建設保駕護航”，“一切工作服從、服務於經濟發展”，“為地方經濟創造寬鬆的發展環境”，造成司法機關不得不“靈活執法”和“選擇性執法”，抓典型式的反腐敗成為各級一把手排除異己的工具，並被用於“體現中央反腐敗的決心”以換取民心。

   因為沒有任何有效的監督，所以形成了中共建政以來貪官治國的局面。在這樣的背景下，貪官貪得無厭、荒淫無度，把權力變成“共妻”的春藥，怎能不創造人間奇蹟：

   ——數量奇蹟。江蘇省建設廳廳長徐其耀，共有情婦146位。情婦之間包括姐妹、母女,其數量與原縣級淮安市委書記陳子龍堪稱“雙雄”。

   ——素質奇蹟。重慶市委宣傳部長張宗海常年在五星級酒店包養漂亮女大學生17人。

   ——珍藏奇蹟。海南省紡織局局長李慶善寫性愛日記95本，收藏女人陰毛標本236份。

   ——年齡奇蹟。四川樂山市長李玉書的20個情人年齡都是16－18歲。

   ——管理奇蹟。安徽省宣城市委書記楊楓用MBA知識管理情人，實行“首席情人”制度，分類管理，科學有效使用77名情人。

   ——團結奇蹟。福建省周寧縣委書記林龍飛為其22名情人共辦“群芳宴”，並設30萬元的“佳麗獎”。

   ——保密奇蹟。海南省臨高市城管大隊長鄧善紅有6個情人，而且都為他生了小孩。其中4個情婦各住的兩層兩間樓房，是由鄧出資建造。當鄧已被檢察機關以涉嫌收受賄賂批捕後，他妻子還“根本不相信他在外面有女人”，他女兒也說：“相信父親在這方面是清白的。”

   ——文學奇蹟。湖北天門市的“五毒”書記張二江，同107名女性發生過性關係，有情婦，有小蜜，有三陪女，連同夫人，共108人，組成水泊梁山，續寫了《水滸傳》……

   在這些奇蹟的背後，是權力變成了脫韁的野馬，變成了欺男霸女。近幾年，人民教師陪政府官員喝酒後被強姦的案件層出不窮，政府官員官員之所以膽大妄為，因為他們堅信權力可以交換一切，有權可換鬼推磨。

   按中國的傳統性道德，“兔子不吃窩邊草”，但各級領導堅持窩裡搞，堅持“日後提拔”，把女幹部作為自己的性奴。被判處死刑緩期的杭州市原副市長許邁永，被稱為“許三多”：錢多（錢財兩個多億）、房多（房產多處）、情婦多（兩位數）、女人多，而且大多是身邊的女幹部。許落馬後，不少女幹部被紀委找去談話，以致一段時期內，凡是有些姿色的女幹部都人人自危。正如一位與許邁永共事過的官員說：許邁永可謂害了一大批女幹部，害了一大批家庭。

   每有一個腐敗大要案發案，都要牽扯出一批“受害”的女幹部，可見，官場上的女性就是一道“家常菜”，只要上司想“吃”、樂意“吃”，基本上都能如願以償。貴州省三穗縣的一位女教師在醫院檢查中發現艾滋病，隨後向警方報案稱遭到了副縣長楊昌明的強姦，楊隨即納入政法部門的視野。2011年3月8日，楊昌明落馬，其供述與下屬女幹部、女教師及髮廊女30多人發生過性關係。楊昌明在看守所被檢查出艾滋病後，在全縣引起恐慌。據該縣疾控中心一位工作人員向記者介紹，自楊昌明“落馬”後，的確有多名女教師和女性公務員前來檢查是否患有艾滋病。

   夫妻同為官場之人，戴綠帽子的可能性就更大。杭州市濱江區區委書記尚國勝對買官者說，“男人就得‘提前（提錢）進步’，女人就得‘日後（性交後）提拔’。除了這，在眼下誰要能當上官，就不屬人類，誰不服氣的話，不花錢當個小科長叫我看看，真有那本事，我喊他大爺！”話雖直白雷人，卻說得實在。夫妻都在官場混，都想往上爬，都在用盡潛規則，戴頂綠帽子自然成為正常。徐州市委常委、組織部長陸正方任上以善於培養女幹部著稱。據說，陸正方在徐州提拔女幹部的快慢以及級別高低，完全根據女性床上表現。而且這些女官員還要自己掏腰包訂賓館，要請這位組織部長臨幸，甚至讓他把自己奶頭咬破了還要陪着笑臉。陸正方培養提拔了百餘名女幹部，這其中肯定包括夫妻都在官場內的情況。

   男人的本性是對女人的獨占，最容不得自己的女人被別人性侵犯。但在中國，一些官員把自己的情人作為公關禮物孝敬給上級領導或更有權力的人，於是，在中國產生了大量“公共情人”。中國最優秀的“公共情人”當屬李薇，有媒體說她與原山東省委副書記杜世成、雲南省原省長李嘉廷、中國石化原董事長陳同海等七名省部級高官有染。

   三、權貴世襲制使平民女孩成為“公妻”

   江澤民給中國帶來了權貴資本主義的制度，把中共轉化為權貴黨。在鄧小平時代，權貴資本主義開始萌芽，到了江澤民時代，是權貴資本主義最瘋狂發展的時代，給中國帶來的整體代價和傷害是“淪陷”性質的。權貴資本主義實際上比集權主義控制更加徹底，更加隱秘，其不僅表現為對平民財產的巧取豪奪，還表現在權貴世襲制度的形成，告別血統論之後的新式階層世襲正在形成制度化，貧民向上流動的通道幾乎被卡死，公平競爭的機會十分稀缺，這無疑等於向社會公開宣布：平民家的孩子該幹啥去就幹啥去吧！

   平民家的女孩該干點啥呢？“條條大路通羅馬”，“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元”，這些話已經不符合中國的國情。她們想當農民，但她們家的土地被政府賣給了房地產開發商；她們想當工人，但富士康的“十三連跳”讓她們望而卻步；她們想考大學，但怕拿不起學費，更怕像羅彩霞那樣被人冒名頂替；她們想考上大學再考公務員，但怕遇到“蘿蔔招聘”白花錢，更怕像史進利那樣因與公安局長的兒子形成競爭而被陷害遭到追捕；她們想當城裡的“走鬼”，但怕城管踢翻她們的菜籃子；她們想去娛樂場所只“坐檯”不“走台”，但怕像鄧玉嬌那樣遇到拿人民幣砸人腦袋的“鄧阿大”；她們想去電視台“走紅”，像《貧民窟里的百萬富翁》故事主人公那樣參加印度式的“幸運52”，可惜這個節目已經取消了……

   逼良為娼，平民家裡的孩子只能“走台”了，當“失足婦女”可能成為她們唯一的機會和選擇。於是她們成為官員們的公共“性資源”，成為他們的“公妻”。

   在國外，妓女都在紅燈區，誰都可以進去玩，唯有公務員不能進去，進去了就結束了政治生命。而在中國，遍地都是妓院，貪官污吏們想怎麼玩就怎麼玩，“吃喝嫖賭全報銷”。

   科級以下幹部因權力和金錢有限，包不起二奶，又吸引不來情人，只能到當地的娛樂場所、洗浴中心和賓館去“共妻”。這裡消費比較低，但有時會遇到像鄧玉嬌那樣“不懂事”的女孩，於是少女跳樓的悲劇不斷重演。2010年9月4日，被害人邱某某和侯某兩名女孩應邀到湖南鳳凰縣遊玩，在縣城“萬紫千紅”KTV包廂唱歌時，鳳凰縣公安交警大隊民警龔丞等5人趁其不備在啤酒中投放K粉，隨後，兩名女孩被他們背到“天下鳳凰大酒店”開房，龔丞等5人慾與兩名女孩發生性關係，其中邱某某遭遇猥褻後反抗，從酒店走廊的窗戶跳下身亡。

   處級以上幹部玩膩了身邊女人，也要去換換口味。因注意影響，他們不會去當地的娛樂場所、洗浴中心，而是坐飛機去“天上人間”，或去年費百萬元的富豪會所，那裡的“失足婦女”都是北京高校的藝術類大學生，很有品位。2011年1月6日，中紀委決定對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原副局長張敬禮開除黨籍、開除公職，收繳其違法所得，並移送司法機關處理。藥監局內部通報中紀委的決定時，當場播放了張敬禮在“天上人間”被拍到的畫面，內容不堪入目。

   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的“三陪”文化始終處在大發展、大繁榮階段。在鄧小平時代，流行“找個小姐陪陪你”；在江澤民時代，流行“找個良家婦女陪陪你”；在胡錦濤時代，流行“找個大學生陪陪你”；在習近平時代即將開始時已經流行“找個小學生陪陪你”。近年來，一些無良官員及官商迷信姦淫幼女可以延壽、經商辦企業能順風順水，熱衷於“買處”，紛紛做下了令人髮指的禽獸勾當。媒體公開報道的有：鎮平縣政協原副主席吳天喜兩年間先後強姦20多名女初中學生，他尋找處女的目標是100個；在習水縣10多名中小學女生(多名未滿14周歲)被脅迫賣淫案中，“嫖客”有5名系政府官員、司法幹部、教師等公職人員；在浙江永康大規模性侵幼女案中，有多名人大代表和企業家涉案；在陝西略陽縣某初中學生趙某被脅迫賣淫案中，“嫖客”有3人系政府官員；在雲南富源縣少女被脅迫賣淫案中，“嫖客”有縣人民法院法官楊德會；在安溪縣8名女小學生(其中5名未滿14歲)被脅迫賣淫案中，“嫖客”有華僑職業中專學校校長許新建、安溪縣人大常委會某工作委員會主任鄭文山、安溪縣某鎮工商所所長謝志騰等多名黨員幹部。但不知何故，此類禽獸官員大多重罪輕判，那些被脅迫賣淫的少女本來屬於被強姦，強姦少女案卻都變成“嫖宿幼女案”，有“嫖”就有“娼”，那就是說，被傷害的少女都是娼妓了，這是對受害少女的重複侮辱。

   在目前的中國，每個中國年輕男人的妻子都不是安全可靠的，也許他的妻子就是來自“天上人間”的大學生，也許他的妻子早已經被寫進了廣西來賓煙草局長韓峰與女下屬們的性愛日記，也許他的妻子正在與黃石法院院長方鄂生開房呢。全國人大常委會副主席成克傑的情婦李平，她的公爹是原廣西自治區區委書記，公爹離休後怎麼也想不到，自己的兒媳被自己的部下搶去了。

   歷史跟中國人開了一個很大的玩笑，當年布爾什維克和中國紅軍的個別現象變成了今日中國的普遍現象，當年的“反共謠言”變成了今日現實版的“共產共妻”。今日中國之景象，如同《聖經》對“四大文明古國”之一巴比倫滅亡之前的描寫：儼如淫窟，道德敗亡。巴比倫的“共妻”制度，使男性體質漸趨退化，其後代質量嚴重下降，全國性病流行。巴比倫法典這樣記載：“一種醜惡的病症，結着無法診治的瘡疤，醫生束手無策，也無法使病勢和緩……像被死亡咬定了，無以脫身……”所以，侵略者波斯人不曾遇到任何堅強的抵抗。

(昌盛：中共開創了共產共妻新時代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