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導者》總第26期（2009年2月）

　　王海光，中共中央黨校黨史部教授 

　　1954年發生的“高饒事件”，是中共成為執政黨後第一次嚴重的黨內鬥爭。剛調任中央人民政府計劃委員會主席不久的中共中央東北局書記高崗，與剛調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長不久的中共中央華東局第一書記饒漱石，忽然間成為了“反黨聯盟”，並牽連了一批高級幹部。1955年3月，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通過了《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決議》，開除了高、饒的黨籍，定性為“企圖篡奪黨和國家的領導權力的毫無原則的陰謀集團”[1]。在“文革”後的撥亂反正中，建國以來各類重大案件悉數得到平反和糾正，“高饒事件”是僅有的兩個維持“原判”的事件之一。鄧小平雖然給“高饒事件”摘去了“路線鬥爭”的標籤，所有涉案的健在人員也重新給安排了工作，但仍然堅持當年的處理是“正確的”[2]。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仍然稱高、饒是“野心家”，“陰謀分裂黨、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3]。

　　事實上，半個多世紀以來，這場對執政黨影響深遠的重大歷史事件的由來和發生過程鮮為人知，是中共黨史上少數未曾解密的重大歷史謎團。

　　這種情況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一是事件本身的複雜性。由於“高饒事件”事發突然，定性嚴重，關鍵問題又牽涉最高層，諱莫如深，使整個案情疑竇叢叢。不僅局外人不明究里，局內真正的知情者也寥寥無幾，許多當事人糊裡糊塗誤入彀中，抱屈終生。二是政治塵埃的積層疊加。“高饒事件”發生後，黨內鬥爭越演越烈，且往往拿“高饒事件”說事，上掛下聯，以加重其政治份量，這使“高饒事件”又覆蓋上了層層的政治塵埃，本來面貌更加模糊不清。三是在“文化大革命”結束後的平反冤假錯案過程中，主政者鄧小平、陳雲都是處理“高饒事件”的歷史關鍵人物，仍堅持對此案件的歷史結論，肯定當時的處理是正確的。可以說，“文革”後對“高饒事件”的善後處理，是鄧小平對待歷史問題“宜粗不宜細”的一個典型案例。

　　1991年，薄一波發表了《若乾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在這個由龐大的寫作班子搞的個人自傳中，對“高饒事件”有專章敘述，反映了事件發生的大致梗概，以後官方史書多以該書為底本。但書中對一些關節處言語不詳，且有傳主的文過飾非之處，留下許多歷史疑團尚未析清。

　　因為“高饒事件”的歷史一直沒有得到徹底清理，即使黨史學界的資深人士，也是只知其事，難言其詳。坊間那些關於“高饒事件”的紀實作品，因襲過去的陳見舊說，敢於發揮“合理想象”，捕風捉影，望文生義，更是徒增混亂。

　　近幾年來，隨着中國社會開放度的提高和當代史研究的史源擴展，有關“高饒事件”的許多新史料陸續浮出水面。特別是一些歷史當事人的回憶錄，披露了大量鮮為人知的第一手史料，掀開了被厚重的政治帷幕遮蔽的歷史一角，使世人看到了事件原委的複雜性。如原東北局第二副書記張秀山的《我的八十五年——從西北到東北》，原東北局第三副書記張明遠的《我的回憶》等個人著述，都具有極高的存史價值，許多史料首次公布於眾，在學界和社會上都引起了強烈反響。

　　最近由香港大風出版社出版的原高崗秘書和管教組長趙家梁和張明遠女兒張曉霽合著的《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崗在北京》一書，是當前最完整地反映“高饒事件”的一部著作。作者依據高崗殘存的檢查草稿和筆記材料，鈎沉史料，爬梳剔抉，將散落的歷史斷片一一拼接起來，基本上再現了這段歷史的本來面貌。雖然該書中心證過多，猜度過重，甚至不惜以文傷史，但提供了彌足珍貴的原始史料，披露了許多不為人知的關鍵細節，對“高饒事件”基本上梳理清楚了。

　　“高饒事件”內含中共執政後的第一次高層權力角逐，影響巨大而深遠。這一重大事件來龍去脈的基本線索得以釐清，不僅可能顛覆過去對“高饒事件”所做的政治結論，豐富和匡正了人們的歷史認識，而且還拓展了中共執政史的研究視野，給建國後的歷次黨內重大政治事件提供了新的解讀路徑。而一旦高、饒“企圖篡奪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的罪名不再成立，“陰謀集團”的聯盟問題查無實據，“裡通外國”的嫌疑也得到澄清，如何重新認識“高饒事件”的問題也就隨之提出來了。林蘊暉教授根據這些新史料寫的關於“高饒事件”的諸篇研究論文，重新梳理了這一事件的歷史脈絡，拂去了覆蓋其上的政治塵埃，是為學界及時跟進研究，推陳出新的代表作。[4]

　　“高饒事件”發生的時段，是在中共從革命戰爭到經濟建設轉軌的關鍵時期。在國家戰略上，中國經過三年國民經濟恢復，開始轉到大規模經濟建設。在政治路線上，中國開始了從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過渡，全面引進蘇聯計劃經濟體制；在國家體制上，從中央和大區兩級分權的過渡性體制轉到中央高度集權的一元化領導體制，執政黨開始了新一輪的權力再分配。在這個歷史轉軌過程中，各種矛盾集中於執政黨，此時出現的“高饒事件”，兼有治國理念衝突和利益衝突、政見之爭和權力之爭的雙重性質。這個政爭和權爭，相互膠着，互為表里，陰陽交錯，是我們解讀“高饒事件”的關鍵所在。

　　一、建國路線的政見之爭

　　從治國理念上看，“高饒事件”這場黨內鬥爭可以看作是中共關於“什麼是社會主義和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問題的濫觴所出。

　　中共奪取政權的直接目標，是建立新民主主義的國家。中共成為執政黨後，對新民主主義的國家政權性質、建設新民主主義社會的方針是明確的；對中國要以蘇聯模式為榜樣，實現社會主義的前途，也是很明確的。所以，黨內對“什麼是”和“怎樣搞”社會主義的認識分歧，最初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搞”的起始時間發端的。分歧的焦點是：是先搞一段時期的中國特色的新民主主義，還是現在就去實現斯大林模式的社會主義？

　　新民主主義社會在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中是一個不經不典的非常話語，是中共革命獨創的理論概念。其根據是中國社會還處在前現代化階段，生產力很不發達。1945年召開的中共七大，就已確定了“需要資本主義的廣大發展”的治國方針，並認為這樣“就將我們同民粹主義區別開來”。[5]毛澤東在公開發表的《論聯合政府》中說：“我們共產黨人根據自己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明確地知道，在中國的條件下，在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制度下，除了國家自己的經濟、勞動人民的個體經濟和合作社經濟之外，一定要讓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在不能操縱國民生計的範圍內獲得發展的便利，才能有益於社會的向前發展。”[6]

　　但在中共執政以後，圍繞是否堅持新民主主義治國路線的問題，黨內政見分歧迭出，在實際工作中發生了一些衝突。這個政見分歧雖然是以毛澤東和劉少奇為代表，同時也發生在黨內高中級幹部之間。其中，既有認識上的差異，也有政策上的牴牾，還涉及到歷史上的黨內派系矛盾。1954年發生的“高饒事件”，就是這個背景下發生的一場重大的黨內鬥爭。

　　堅持和不堅持新民主主義建國方略，既是一個執政黨的政治路線問題，也是一個生產力標準的問題。在中共執政初期，黨內曾就此發生過多次爭論，並引發派系分歧。主要有：

　　1949年4月，關於劉少奇的“天津講話”的意見。劉少奇為安撫資本家惶惶不安的情緒，說了“剝削有功”之類的話，引起黨內一部分人的不滿。高崗是其中反對最激烈的人之一。

　　1949年5月，劉少奇起草簽發的《中央關於民族資本家政策問題致東北局電》，對東北城市工作的“左”傾政策有所批評。高崗則不予理會，對東北局領導議論說：劉少奇對資產階級的政策是“右”的。[7]

　　1950年初，關於東北富農黨員問題的爭論。高崗的意見是，黨員不允許僱工、放貸等剝削行為。中央組織部的意見是，可以允許黨員僱工單幹，以調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劉少奇支持中組部的意見，認為出現富農黨員不可怕。而高崗的意見得到了毛澤東的支持。

　　1951年，關於農業互助合作組織的爭論。劉少奇支持華北局的意見，批評山西省委急於否定農民個體經濟的觀點是“一種錯誤的、危險的、空想的農業社會主義思想”。[8]8月初，毛澤東明確批評了劉少奇、薄一波和華北局的意見，支持山西省委，進而着手推進農業互助合作的事情。不久，高崗向毛澤東報送了東北農村生產互助合作運動的報告，毛澤東對報告給予很高評價，並親自加上批語轉發給各地。

　　1951年，關於工會工作方針問題的爭論。鄧子恢、李立三、劉少奇等主張工會應能“代表工人階級的利益”，有相對獨立性。高崗則表示反對，強調工人利益與國家利益的一致性。最後，毛澤東對李立三主持的全國總工會的工作進行了嚴厲批評，免去了李立三在總工會的職務。

　　在這些爭論中，毛澤東與高崗的立場和觀點完全一致，對高崗和東北的工作褒揚有加。東北轉入建設較早，工作走在全國的前頭。毛澤東多次把東北經驗批發全國。在高崗頻頻得分的同時，劉少奇卻頻頻失分，不斷受到毛澤東的批評。毛澤東對劉少奇在政治上總是跟不上非常不滿。再聯繫到過去的一些事情，如“和平民主新階段”的問題，東北地區工作方針的問題，1947年土改的“左”傾問題等等，他認為劉少奇“政治上不穩”，思想仍停留在新民主主義階段，沒有搞社會主義的思想準備，甚至有讓劉少奇“挪挪位子”的想法。[9]

　　1951年8月毛澤東在農村互助合作問題上批評劉少奇的事情，在黨內很快流傳開來，劉少奇的地位大大降低，不敢再隨意發表自己的意見了。[10]在“三反”、“五反”運動中，劉少奇的表現就顯得非常謹慎。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的政策方針，很難再堅持下去了。

　　朝鮮戰爭進入停戰談判之後，1952年下半年，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着手準備大規模的國家經濟建設，並醞釀如何過渡到社會主義的問題。1953年10月，劉少奇赴蘇參加蘇共十九大期間，向斯大林報告了中共中央的過渡設想，得到斯大林的首肯。1953年，毛澤東正式向全黨和全國人民提出了過渡時期總路線。

　　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提出，意味着中共放棄了過去的建國綱領和路線。這是一個“綱舉目張”的根本性變化，從執政理念、政策方針到制度體制都要進行重大調整。從新民主主義的軌道變更到社會主義的軌道上來，勢必牽涉到對建國初期許多政策的評價和認識問題。作為這些政策的具體制定和操作者的劉少奇、周恩來等人，隨着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提出，在政治上立時陷入了尷尬的被動境地。高崗卻占儘先機，政治上始終保持了與毛澤東的一致，成為政壇紅人。

　　更重要的是，這一建國方略的變更不僅引發了高層的政見分歧，更給執政黨帶來多方面的衝突。

　　法理層面的衝突

　　中共的建政過程中實際存在着兩個法統。一是黨內的法統，即是中共七屆二中全會制定的政策方針；二是國家的法統，即是中共與其他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共同召開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制定的《共同綱領》。

　　在國家法理層面上，《共同綱領》是代行憲法的臨時約法，權威性最強。《共同綱領》開宗明義的第一條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為新民主主義即人民民主主義的國家。”[11]但從執政黨的方面看，中共七屆二中全會的決議則更有權威性。而七屆二中全會決議具有兩重性。決議基本精神是在新民主主義社會制度下建立國家工業化的初步基礎，然後再向社會主義轉變；同時，決議又提出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是國內的基本矛盾，也表達了要與資產階級作鬥爭的方面。正如于光遠所說：七屆二中全會決議“可以這樣執行，也可以那樣執行”[12]。劉少奇、周恩來等堅持《共同綱領》的原則，不採取超越階段的政策。毛澤東則以中共七屆二中全會決議為根據，批評劉少奇、薄一波等人“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的右傾。[13]從法理上講，這是以黨內法統改變《共同綱領》的國家法統。

　　戰略和策略的衝突

　　關於對建國後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是國內基本矛盾的看法，毛澤東和劉少奇並無二致。劉少奇講得可能更早。在1948年9月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劉少奇就已經提出了這個問題。在七屆二中全會上，劉少奇對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是國內基本矛盾問題講得也很多，份量也很重。他堅持從生產力標準出發，把社會主義看作是遙遠未來的事情。劉少奇認為至少要搞十年二十年的新民主主義社會建設，力求調動各種經濟成份共同發展生產的積極性，不贊成採取消滅資本主義經濟和個體經濟的激進政策。劉少奇、周恩來等人的觀點，簡而言之，就是“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這實際上是建國初期黨內外一致的政治共識。1950年6月中共七屆三中全會制定的“不要四面出擊”的方針，1951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關於“三年準備、十年計劃經濟建設”的決議，都是從“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出發的部署。從新中國初建時的情況看，在長期戰亂後，國家各項事業百廢待興，城鄉社會需要休養生息，“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無疑是適應這一要求的。

　　理論和現實的衝突

　　毛澤東是新民主主義理論的創建人，對建國後搞一段時期的新民主主義社會建設開始是贊同的。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後，毛澤東提出了“四面八方”的經濟政策，要求處理好公私、勞資、城鄉、內外的關係，實行“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的方針。[14]但在毛澤東的政治意識中，更多的是想利用國家政權的力量，削弱私人經濟的社會基礎，增強國有經濟的實力。一旦條件成熟，就不失時機地實現向社會主義的過渡。

　　在毛澤東急於過渡到社會主義的心態中，無疑是涌動着一種求“純”的衝動。這種求“純”求“快”的衝動，與其說是來自理想主義，不如說是來自現實主義。因為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意識形態中，只有進入了社會主義社會的國家，才能有足斤足兩的話語權。所以，當政權能夠穩固下來，毛澤東就急於要摘掉新民主主義的帽子，實施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戰略了。而且，計劃經濟的本質是戰時的統制經濟。對剛剛從戰爭中走出來的中共廣大農民幹部而言，在經驗層面上是更習慣、更易接受這種大一統的體制。

　　在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問題上，毛澤東的“只爭朝夕”，與劉少奇的“鞏固秩序”，不僅僅是戰略與策略、長線與短線的區別，還有着理路變化上的根本區別。即：是以生產力作為進入社會主義的標準？還是以生產關係作為進入社會主義的標準？兩者都能在馬恩列斯的經典中找到各自的依據。此可見諸於毛劉對於農民合作化方略的不同認識。毛是要先集體化，走把個體農民強制“組織起來”的道路；劉是先機械化，發揮個體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讓農民自覺自愿地走上合作化的道路。這是一個生產力的發展水平決定社會性質的理路。所以，毛澤東在過渡理論上的勝出，也使得不斷變革生產關係的“不斷革命”成為了其理論發展的必然邏輯。

　　程序理性和非程序理性的衝突

　　在關於新民主主義社會建設的問題上，劉少奇、周恩來等是具有程序理性意識的領導人，堅持了從中共七大、中共七屆二中全會、《共同綱領》和中共七屆三中全會一脈延續下來的新民主主義建國思想和工作方針，堅持了與各民主黨派、社會民主人士合作的執政方式，沒有輕言向社會主義的過渡。毛澤東則缺乏程序理性意識，沒有經過黨內外的充分醞釀和討論，更沒有現代政治議程的公決程序，就輕易地改變了這一國家的大政方針。

　　但是，要從新民主主義的建設路線轉到過渡時期總路線上來，並非是一蹴而成的易事。不僅全黨全國人民有一個統一思想的轉彎過程，國家各項政策也有一個銜接和調整的問題。正如毛澤東經常強調的：“政治路線確定之後，幹部就是決定的因素”。[15]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貫徹和落實中，來自各方面的阻力很大，關鍵是幹部思想的統一。而在統一思想過程中，掌握政策方針的中央政府部門又是首當其衝的。這勢必又要牽涉到建國初期的幹部任用配置情況、黨內派系的恩怨糾葛和利益格局的調整問題。

　　由此，中共高層出現了執政後的第一場嚴重的權力鬥爭。

　　二、蘇區黨人和白區黨人

　　在“高饒事件”中，高崗的罪名之一就是散布黨分成“根據地和軍隊的黨”和“白區的黨”的言論。問題雖然是說在高崗身上，但此言一出呼應者甚眾的這一事實本身，就說明了在建政後的利益分配格局中，黨內農民出身幹部確實普遍存在着相當大的不滿情緒。

　　中共的革命，是由許多相對獨立的各個“山頭”發展起來的。從1949年中共奪取全國政權時的四大野戰軍和六個大區，可以上溯到抗日戰爭時期的十九塊根據地，土地革命時期的三大主力紅軍。中共歷史上最大的兩個“山頭”，一是蘇區，即根據地和軍隊黨的組織系統；一是白區，即在敵區工作的黨的組織系統。蘇區和白區又各有隸屬。蘇區有中央蘇區、鄂豫皖蘇區、湘鄂西蘇區、陝甘蘇區等“山頭”，白區有南方局、北方局等“山頭”。經過延安整風，中共確立起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領導集團。在1945年中共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第一個歷史決議中，毛澤東是黨的正確路線在根據地的代表，劉少奇是黨的正確路線在白區的代表，毛澤東的第一助手和接班人。[16]中共七大，毛澤東為達到黨內的團結一致，在安排中央委員時，採取了承認山頭、照顧山頭的妥協辦法。

　　而當中共成為執政黨後，從思想上到組織上都有一個從革命到建設的轉型問題。

　　排座次的問題

　　中共幹部隊伍的主體是在長期農村革命戰爭環境中打出來的農民。在奪取政權之後，打天下的隊伍，成為坐天下的隊伍；對城市現代生活向無知識的農民幹部，轉身成為城市和現代經濟的管理者。這個歷史跨度非常大。掌握現代國家機器是一項複雜精確的工作，絕非衝鋒陷陣的事情可比，需要建立專業化、知識化的“新型技術官僚體制”。中共執政以後，最迫切和最大的問題就是缺乏適用的幹部。首先走到國家管理的前台上的，自然是黨內一些文化程度較高、現代經濟知識較多的幹部。這些幹部大都出自白區系統。黨內在白區工作過的幹部，有現代城市生活經驗，文化層次較高，眼界開闊，比根據地和軍隊幹部更具備管理國家的知識優勢。這就帶來了一個國家權力配置上的成分變化。打天下靠的是根據地和軍隊，坐天下則是白區來的另一撥人，這不免讓根據地和軍隊幹部很有些失落感。

　　在中央人民政府中，代表中共進入政府的劉少奇、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都有豐富的白區工作經歷。政務院部委一級的負責幹部中，白區幹部占了相當大的比重。尤其是劉少奇提拔重用了一批經他營救出獄且有長期工作關係的中共北方局的幹部，如彭真、薄一波、安子文、劉瀾濤、廖魯言、胡錫奎等人，都擔任了要職。彭真、安子文掌管了組織人事大權，薄一波掌管了財經大權。[17]

　　這種格局的形成，不僅因為有過白區工作經驗的幹部熟悉城市的文化和經濟生活，更能勝任國家管理工作，還有其他一些原因。首先，建國初期的中央政府具有聯合政府的性質，許多民主人士進入了政府。中共派出的負責幹部必然相應選用文化層次較高、對城市工作比較熟悉、能夠與黨外人士溝通的人選。其次，中央人民政府是以華北人民政府為基礎組建起來的，在中央部門工作的華北局幹部自然多於它地。另外，與劉少奇用人的圈子比較窄也有一定關係。

　　在長期革命戰爭條件下，軍隊和根據地幹部與白區幹部一向比較隔膜，對白區工作的艱辛和革命貢獻不甚了解。在接管新區時，俱是外來的北方根據地幹部和軍隊幹部為主，本地的白區幹部一般是僅陪次座。但在中央政府部門工作的，卻大多為華北局出身的白區幹部。這些白區幹部大批進入中央政府部門，勢必引起相當一批根據地和軍隊幹部的心理不平衡。特別是那些抱有 “打天下坐天下”的傳統封建意識濃厚的農民出身的幹部，對知識分子幹部進據國家部門要津很有不滿情緒。

　　思想觀念的差異

　　中共是以馬列主義的現代政治理念組織起來的現代革命政黨。在“根據地和軍隊的黨”和“白區的黨”的爭執背後，深刻地反映了兩類幹部的文化素質和思想觀念的差異。在中國革命中，知識分子出身的幹部，革命理想主義的色彩較為濃厚；農民出身的幹部，則更多的是“造反有理”的反抗意識，“均貧富”的思想印跡很深。

　　“均貧富”的旗號曾對農民群眾的革命動員起了很大作用。但當中國革命勝利在即時，這種小農絕對平均主義思想的“破壞性”負面作用暴露出來了，出現了一股要求平分工商業、平分土地、一切平分的極端傾向。1948年4月1日，毛澤東在晉綏幹部會議上講話，把這種思想傾向稱為“農業社會主義”，認為其性質是“反動的，落後的，倒退的”[18]。此時，毛澤東對“農業社會主義”的批判，與他在中共七大上講的中國需要資本主義“廣大發展”的思路是完全一致的。

　　1948年7月27日，中共中央以新華社信箱的問答方式，詳細闡釋了毛澤東關於農業社會主義的觀點。文章指出：農業社會主義是在小農經濟基礎上產生出來的一種平均主義思想，企圖用小農經濟的標準來認識和改造全世界，“以為把整個社會經濟改造為劃一的‘平均的’小農經濟，就是實行社會主義，而可以避免資本主義的發展。”農業社會主義不僅要破壞封建的土地財產關係，還要破壞自由資本主義的財產關係；不僅要平分封建的半封建的土地財產，“還要平分社會上其他一切階級、農民一切階層（例如中農和新式富農）和其他一切人等的土地財產，還要平分工商業，並把這種一切平分稱為 ‘共產’，或稱為‘社會主義’”。這樣，“不獨不能提高社會生產力，而且必然要使社會生產力大大降低和倒退。”文章特別說明：中共領導的土地改革不是廢除資本主義私有財產，“並在客觀上還為資本主義的廣大發展掃清道路”。在土地改革後，農村中的經濟競爭，新富農的出現和新的階級分化，在新民主主義社會裡，“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也是被允許的，不是可怕的”。[19]這篇文獻以發展社會生產力的立論，闡述了“社會主義不是依靠小生產可以建設起來”的道理。它指出：必須經過新民主主義經濟的發展，大量地發展公私近代化工業，在機械化基礎上實現農民個體經濟的集體化，達到社會主義才有可能。

　　在1949年中共執政後，毛澤東卻不再提及“農業社會主義”的問題。劉少奇則繼續堅持批判“農業社會主義”的思路，十分警惕黨內絕對平均主義抬頭的危險，有些話還講得非常重。如他在1951年7月3日給山西省委的批語中，就嚴厲批評黨內一些人企圖用互助合作組織的辦法，阻止和避免土改後農村自發勢力和階級分化，認為“這是一種錯誤的、危險的、空想的農業社會主義思想”[20]。

　　從上述對“農業社會主義”的不同認識可以看出：堅持新民主主義建國路線，承認現階段存在剝削的合理性，體現了保護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的要求。它表達了中共黨內對尊重社會經濟發展規律的理性認識。但是，農民出身的幹部卻一時很難達到這種理性認識。

　　中共黨內農民出身的幹部，其生長環境與現代工商文明的距離很遠，而“打土豪、分田地”的思想印記很深，很容易把絕對平均主義的東西和軍事共產主義的經驗當作是社會主義。進城後，他們對現代工業大生產的了解，又多半來自於對蘇聯計劃經濟的有限知識。於是，農村封閉落後環境的生活經驗、根據地的革命經歷和知識眼界的狹小，使他們對社會主義的嚮往是一種“道德理想國”的憧憬，希望實行“組織起來”的一統化社會管理，並對之抱有十分急切的熱情。所以，高崗為代表的一批從農村根據地靠槍桿子打出來的高級幹部，不僅有在槍林彈雨中跟從毛澤東走向勝利的鐵血忠誠，從思想認識上也更容易接受毛澤東提出的治國路線。而對劉少奇等一批堅持新民主主義建國路線的領導人，他們無論在思想觀念上，還是在派系“圈圈”上，都有些程度不同的隔閡和不同意見。

　　“蘇區黨人”與“白區黨人”的提出

　　1953年，中共進入新的歷史拐點。毛澤東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批判“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新稅制”違背了七屆二中全會決議，是右傾機會主義性質的錯誤，要開展對黨內資產階級思想的批判。劉少奇、周恩來等一批堅持新民主主義治國路線的高層領導人受到批評。這對黨內一些本來就對權力分配不滿的幹部無疑是一個鼓勵。他們認為劉少奇政治上不成熟，用人有宗派，重用“白區黨人”，忽視軍隊和根據地的幹部。於是，黨內高層關於“白區黨”、“蘇區黨”的議論頓起，對“白區黨人”掌權不滿的各種傳言不脛而走，一時形成了一股“倒劉”風潮。

　　當時批判高崗的主要罪狀之一，就是說他製造“軍黨論”，把黨分成“根據地和軍隊的黨”和“白區的黨”，並自認為是“根據地和軍隊的黨”的代表人。[21]對此，高崗至死也沒有認賬，咬定這不是他的發明創造，只承認散布過“白區黨”、“蘇區黨”之類的話而已。[22]當然，高崗承認在1953年財經會議上批評薄一波時說過“槍桿子造政權、槍桿子造黨”之類的話，說是引自毛澤東的《戰爭和戰略問題》。毛澤東在1938年11月的這篇重要的黨內講話中，提出了“槍桿子裡面出政權”、“槍桿子裡面出一切東西”的著名論斷。[23]高崗以此為論據批評薄一波，不僅是強調根據地和軍隊在中國革命的主導地位，更是要申明根據地和軍隊黨的重要性遠在白區黨之上，在政治上更成熟，也更具有國家權力的合法性資源。

　　高崗把毛澤東當年搞武裝鬥爭的話搬到這裡來說事，其現實緣由是來自毛澤東對劉少奇主持中央工作的一些事情不滿。作為毛澤東的心腹愛將，他要在道統上證明毛澤東在黨內獨一無二的權威地位，強調毛澤東政治上的一貫正確，表明毛澤東作為根據地正確路線的領導者，其政治份量是代表白區正確路線的劉少奇不能望其項背的。所以，“白區的黨”和“蘇區的黨”問題的提出，實際上暗喻了對劉少奇第二把手地位的質疑和挑戰。據薄一波的回憶錄中講，高崗曾借“某個領導同志”的話說：“中國革命的大正統是井岡山，小正統是陝北，現在劉少奇有個圈圈，周恩來有個圈圈，咱們搞個井岡山的大圈圈”。[24]這裡說的“某個領導同志”，無論是不是毛澤東本人，實際上是修正了中共七大關於毛劉體制的根據。

　　至於“蘇區黨”、“白區黨”的發明權究竟歸誰，無從考證，亦不緊要。問題的關鍵在於此論一出，黨內應和者眾多。這說明，在根據地和軍隊的幹部群體中，對劉少奇和白區幹部群體的不滿已經形成了一種集體共識。當毛澤東流露出對劉少奇等人的不滿情緒時，作為這些跟隨毛澤東靠槍桿子打天下的從龍之士，很自然地產生了對毛澤東中央大權旁落的擔憂，希望能有根據地和軍隊的代表人物來輔助毛澤東。

　　高崗對白區幹部有很深的歷史情結。差一點把劉志丹和高崗殺掉的陝北肅反，主持者是北方局派的代表朱理治。在東北工作方針的爭論中，林彪、陳雲、高崗是正確的一方，另一方是彭真、林楓，都是來自北方局的白區幹部。事後，高崗曾向劉少奇告過彭真的狀，對劉少奇和稀泥的態度也有看法，認為劉偏袒北方局幹部。[25]高崗在這個期間散布的一些言論，如“白區幹部愛犯錯誤，有幫派。劉少奇對幹部有私心，對華北幹部的使用，在情緒上有偏向。彭真、薄一波、安子文、劉瀾濤等有圈子，對幹部有偏有私。”[26]在有袍澤之誼的根據地和軍隊幹部中很是有些市場。

　　在根據地和軍隊系統的高級幹部中，論資歷、論能力、論功績，以及論在軍隊中的人脈關係，高崗都非常突出，人氣很旺。在許多高級幹部心目中，高崗是能夠替代劉少奇的最佳人選。所以，多數大區都表現了對高崗的支持態度。

　　西北局第一書記彭德懷，在抗美援朝中得到高崗的鼎力支持，對高崗信任有加。高崗議論劉少奇等人的意見看法，他是“能夠聽得進而又信以為真”的。在1953年7月彭德懷回國治病期間，曾向毛澤東極力推薦高崗當軍委的總參謀長。此後，也想要把中央軍委的日常工作交給高崗。[27]

　　中南局第一書記林彪也力推高崗。在財經會議期間，林彪對看望他的老袍澤們談論說：“現在白區黨控制着中央權力，很危險。中央的領袖，毛主席年紀大了，少奇是不行了，只有高主席是久經考驗的……。”[28]

　　中央財政委員會主任陳雲，在西北和東北與高崗都有很好的合作，經常與高崗私下議論中央高層內部動向，是高崗最信任的人。

　　政務院建設工程部部長陳正人，是從東北調來的老蘇區幹部，對華北山頭很不滿，積極靠攏高崗，經常向高崗通報情況。

　　高崗與一野、四野都有很深的歷史關係，得到西北和中南的支持是在情理之中。屬於三野的華東，本是與劉少奇很有些淵源的，也出人意料地站到了高崗一邊。華東局的第三書記，向有“譚大炮”之稱的譚震林，面陳毛澤東說：中央有兩個司令部，白區黨的人掌握着黨權（組織、人事部門）、政權（政法部門）和財權（財經部門）；另一個是以毛澤東為首的司令部。他率直地向毛表示了“大權旁落”的擔憂，說白區黨有篡黨的危險，應該把權奪回來。[29]很明顯，這話是衝着華北山頭的安子文、彭真、薄一波來的。譚所說的“白區黨”的司令部和“蘇區黨”的司令部，應是中央有“兩個司令部”的最早版本。

　　毛澤東當然不會認可“譚大炮”的這通亂炮。他在財經會議後，接見東北局負責人高崗、張明遠時，專門講到了譚震林說“三權”的這段話。他說：“這種說法是錯誤的，我已經批評了譚震林，不能說什麼‘白區黨’、‘蘇區黨’。我們只有一個黨，就是中國共產黨；只有一個司令部，那就是以我為司令的司令部。”[30]毛澤東雖然批的是“蘇區黨人”，同時也是在敲打“白區黨人”——只有他毛澤東能夠擺平這兩邊人馬。

　　高崗是堅決反對把“白區黨”和“蘇區黨”並列而論的，認為是貶低了毛澤東在全黨的正統領導地位。高崗在1953年10月休假到廣州時，曾對陶鑄說：有人認為蘇區是毛主席領導的，白區是劉少奇領導的，這種二元論的看法，他要堅決反對。高崗還講：在黨的歷史上，白區只是很小很小的部分，把白區和根據地對等起來提是不對的。中共的歷史，主要是根據地的歷史。[31]高崗強調根據地的主體和正統地位，也有自己的利益訴求，因為只有在維護毛澤東黨內法定最高權威的名義下，才可以在新一輪的權力再分配中爭取到更多的份額。 從上述可知，“白區黨”和“蘇區黨”問題的提出，針對的只是劉少奇的所謂華北“宗派”圈圈。緣由固然是從毛澤東對劉少奇等主持中央工作不滿而起，同時也反映了黨內其它山頭對劉少奇和華北山頭占居中央權力中樞的情緒。高崗並不是一般地歧視白區幹部，他反對的只是劉少奇和北方局山頭的幹部。正如高崗後來在檢討中說：“在組織問題上，少奇有宗派、有攤攤，支持華北的幹部；……中央組織部儘是華北的人，有的人能力很弱，軍隊幹部對這些人不滿意。”[32]

　　當時，對劉少奇一派不滿的，站在高崗一邊的，不僅有“蘇區黨人”，也有“白區黨人”，不僅有“東北山頭”的人，還有其他山頭的人。如陳雲、王鶴壽、陶鑄等人，歷史上都應列入白區幹部。他們是東北山頭出來的幹部，高崗和他們關係十分密切。如高崗對陳雲關係極好，視為“聖人”，過往甚密，互通情況，許多大主意都與陳雲商量。[33]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作為“高饒事件”的主角之一饒漱石，本人就是白區幹部，是劉少奇一手提拔起來的。但他1953年初到中央後，就馬上站到了反對華北山頭的立場上。如文獻版的《劉少奇傳》中說：“饒漱石一到中央組織部，就排斥和打擊組織部原有的幹部，開展對原來主持工作的副部長安子文的無理鬥爭。”[34]可見，這裡所反映的黨爭，就黨內派系而言，只是在大區山頭層面上進行的利益博弈，是新進中央工作的外來戶和原在中央工作的本地戶的衝突，與歷史上“蘇區”和“白區”的山頭派系並沒有直接的聯繫。

　　綜上所述，“高饒事件”中所謂“白區的黨”和“蘇區的黨”的問題提出，表面是要突出強調毛澤東領導中國革命的正統地位，實際上是要貶低劉少奇系統的人馬；表面上看是貫徹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政見之爭，更深層次的問題是在新的權力分配中爭取更多份額的利益博弈。說到底，“白區的黨”和“蘇區的黨”的問題，不過是一個“倒劉”和打擊華北山頭的說辭而已。

　　三、強幹弱枝的大一統體制：地方削權和中央分權

　　如果說“蘇區黨人”與“白區黨人”的問題，實際上是中共從造反到掌權的角色轉變過程中的矛盾和衝突的集中反映，那麼，建國後過渡性政權體制到黨和國家政治體制的正式確立，是一個調整權力架構過程中的真刀真槍的利益再分配，更是兩者衝突的焦點 。

　　中共建政伊始，實行中央和大區兩級中央政府的行政分權體制。大區體制是在統一全國的軍事行動中形成的中央和地方分權的格局，大區政府既是中央政府的代表機關，又是地方最高權力機關，有很大獨立性。大區體制對消滅大陸的國民黨殘餘力量和盤根錯節的地方割據勢力發揮了巨大作用，使中共新政權在廣大地域牢牢地紮下了根基。但如果大區相互串聯起來，也足可以形成與中央分庭抗禮的地方勢力。這就使中共的新政權面臨着歷史上十分相似的一個老問題，國家初建時的削藩問題。即如何儘快結束各地“諸侯”分治的“五雄七霸”局面，建立“如身使臂，如臂使指”的中央大一統集權體制。這也是自晚清以來，歷屆中國政府都沒有實現的政治目標。

　　深諳中國歷史的毛澤東自然十分熟悉宋太祖“杯酒釋兵權”等前朝開國故事，對唐人柳宗元的《封建論》尤其有心得，十分警惕國家出現“末大必折，尾大不掉”的局面。在開國之初，毛澤東曾當面警告過各大野戰軍的軍頭，如果不聽話，就拿你們開刀。在建國不到一年的時間，彭德懷赴朝參戰、劉伯承去南京辦學、林彪去蘇聯養病、聶榮臻調任總參謀長。各大區主要軍事將領相繼離開了自己的部隊和地盤，軍事與政事分離，從根本上消弭了地方割據的可能。

　　1952年，經過剿匪、鎮反和土地改革等運動，大陸上的敵對勢力已經消滅殆盡，國民經濟得到初步恢復，朝鮮戰爭也進入停戰期。中共中央開始準備大規模國家工業化建設，不失時機地把強幹弱枝即加強中央集權的問題提上了日程。中共的中央集權過程，是在實現過渡時期總路線、全面引進蘇聯計劃體制中完成的。其要旨有二：一是固本抑末，上收大區權力，結束“諸侯”分治局面，建立大一統中央集權體制；二是調整中央政制，建立以毛澤東為軸心的中央分權制衡體制。

　　於是，“削藩”之後，如何平衡各山頭的利益成為突顯問題，併集中表現為中央高層權力分配的衝突。這便是“高饒事件”發生的體制背景。

　　1952年8月，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決定，將各中央局大區書記和一批幹部調到中央工作，以加強中央的領導力量。[35]從1952年8月到1953年初，各中央局主要領導人先後奉調進京。其中，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書記鄧小平為政務院副總理兼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1952年8月就職）；中共中央華東局第一書記饒漱石為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1953年4月就職）；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書記習仲勛為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1952年9月就職）；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二書記鄧子恢為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1952年11月就職）；中共中央東北局第一書記高崗為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1952年11月就職）。

　　高崗以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國家軍委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和東北局主要領導人的身份，就任與政務院平級的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位高權重，遠在其他人之上。故有“五馬進京，一馬當先”之說。

　　在把各大區主要領導人調至中央的同時， 1952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決定撤銷大行政區軍政委員會或人民政府，成立大區行政委員會。大區行政委員會僅作為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機關，不再是地方最高政權機關。大區行政委員會的主席、副主席、委員和主要行政人員，由政務院提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任命。1952年12月至1953年2月，華東行政委員會、中南行政委員會、東北行政委員會、西北行政委員會、華北行政委員會、西南行政委員會先後成立。這樣，大區性質發生了根本變化，從實權的層級變為虛權的層級，中央政府直接管轄各省市、自治區。1954年11月，各大區被完全取消，徹底消除了地方尾大不掉的可能。

　　在地方“削藩”之後，毛澤東立刻着手調整中央的權力構架，改變建國時期的中央體制，作出新的制度安排。

　　在中國傳統王朝體制下，君權與相權經常衝突不斷。史家錢穆說：“明代以前，宰相為行政領袖，與王室儼成敵體”。[36]歷代王朝政治的發展趨勢是不斷地分割相權，加強君權。明代廢丞相，設內廷。清王朝更是以皇帝秘書班子的軍機處作為中央最高權力中樞。這是中國皇權專制“聖人持要，四方來效” （韓非子）的歷史必然邏輯。對於這些中國傳統政治的利弊得失，歷代帝王分權制衡的馭臣之術，毛澤東都是非常熟悉的。

　　1949年建立的中央人民政府是中共領導下的聯合政府性質的體制，政府的實際權力在政務院，類似於責任內閣制。中共入主中央政府後，繼續了延安時期形成的毛劉體制。毛澤東之下，劉少奇負責黨務，周恩來負責政務。劉少奇是黨內第二號人物，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劉、周本着各司其職的工作原則，對一些在自己職責份內的工作就便處理了。如劉少奇發表的許多講話、文章，沒有事先徵求毛澤東意見。甚至一些中央文件，沒有經毛澤東同意，就批發出去了。這使毛澤東極為惱火。周恩來主持政務院工作，國事繁冗，車水馬龍，也讓毛澤東很有些不快感覺。甚至說出了“什麼都是西花廳（周恩來處），哪有頤年堂（毛澤東處）”的悻悻之語。這十分類似歷史上君權與相權衝突的老問題。

　　當時毛澤東一批再批的所謂“分散主義”的問題，以現代民主政治的觀點，本是比較簡單的責任權限劃分和工作程序的問題。說到底，也無非是政權初創，各項事權不明確的問題。但以 “聖人持要，四方來效”的觀點來看，這就是“聖上”的“大權旁落”，問題的性質就很嚴重了。

　　毛澤東認為劉少奇的思想仍停留在新民主主義階段，行為“擅權”蔽上，早就有在必要時要讓他“挪挪位子”的想法。[37]各大區書記奉調北京後，毛澤東在中央的力量大增，開始把他的想法付諸行動，着手調整黨和國家的權力構架。

　　1953年2月底，毛澤東提出要在京的政治局委員議一議調整中央書記處所屬的辦事機構的建議。劉少奇很快拿出了一個初步方案：黨中央設總書記，或增設幾個副主席；實行部長集體辦公制；國家實行部長會議或議會制。他還提出了書記處負責人分工和中央各部門領導人分工的名單，在少數領導人中徵求意見。接着，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安子文草擬了一個中共“八大”政治局委員名單。[38]

　　劉少奇提出的名單方案，是研究“高饒事件”的一個關鍵性的史料，歷來鮮為人知。據《高崗在北京》一書披露，劉少奇最初提出的書記處名單是：彭真當政府黨組書記，習仲勛管文委，鄧子恢管農業，安子文管組織，劉瀾濤管財經，饒漱石管工青。[39]其中，彭、安、劉都是原來在中央工作的華北局幹部，俱是占居要職。新進中央的各大區書記，都沒有安排在核心崗位上。這勢必讓其他山頭的人馬感到不快。所以，高崗認為沒有解決實際問題，只是安排人員，甚至認為劉少奇的徵求意見是在搞試探。

　　毛澤東對劉少奇這些年來在政治上跟不上去早有不滿，在人事安排上劉少奇似乎是過多地考慮了他熟悉的幹部，這無疑使毛澤東對他的看法更加嚴重了。特別是安子文起草的“八大”政治局委員名單，有薄一波、饒漱石、劉瀾濤，這都是劉少奇“圈圈”里的人，而戰功最為卓著的林彪居然沒有列入。雖然起草人或許是出於林彪身體不好難以承擔繁重國事的考慮，但畢竟林彪是四野的旗幟，奪取天下四野位居首功，帳下走出的戰將如雲。這個名單顯然沒有到照顧山頭間的平衡，還很有些包攬中央組織人事大權的嫌疑。

　　關於安子文起草的這個名單，歷來是一個眾說紛紜的事情，有安子文擅自起草說，有高崗授意說，有劉少奇授意說。以理推之，高崗不分管組織，又剛到中央工作，高崗授意說的理由最不成立。安子文以中組部副部長身份，能膽大妄為到擅自起草政治局人選名單的程度，也很難讓人信服。最順理成章的是劉少奇授意說。劉少奇主持黨務工作，即使讓安搞個名單提供最高層參考，本也是份內之事。在一次黨內小會上，毛澤東嚴厲批評安子文未經授權私擬“名單”，暗指劉少奇越權違規。

　　毛澤東將這份絕密名單送給高崗閱看。[40]這是很能說明問題的舉動，表示他很不贊同劉少奇的人事安排。高崗對華北山頭的成見很深，看到這個“有薄（一波）無林（彪）”的名單，自然是非常惱火的。高崗把毛澤東的意見和他的意見摻雜在一起，在高級幹部中私下傳播，散布劉少奇有“圈圈”，周恩來有“圈圈”，煽動對劉少奇和華北山頭“宗派主義”的不滿。軍隊高級幹部尤其火大。

　　毛澤東顯然是想借重這些大區來的力量，改變劉、周主持中央工作的格局。高崗是大區幹部的領頭羊，在這個變動中是舉足輕重的角色。高崗任主席的國家計劃委員會，成員有4名政治局委員、11名中央委員、2名候補中委，陣容強大。毛澤東對高崗信賴有加，幾乎無話不談，經常一起說些私房話，議論劉少奇、周恩來，表示對他們的不滿。

　　這時發生的一件最為嚴重的事情，是毛澤東密查劉少奇歷史上被捕叛變的問題。1953年春夏之交，毛澤東交給高崗一項絕密任務，要他秘密調查劉少奇1929年在奉天（瀋陽）被捕的事情。高崗不負重託，指派東北局第二書記張明遠調查並密報了相關的情況。[41]

　　高崗曾在黨內高級幹部中私下散布說：“自從把各大區的書記調到中央工作以後，中央內部的情況發生了改變，劉少奇、彭真、薄一波他們再不能像過去那樣蒙蔽毛主席了。現在除了周總理是中立態度，林老（林伯渠）和董老（董必武）因年老體衰不大管事外，中央其它許多同志都對他們不滿意。”[42]他還說：“少奇進城以後沒做什麼工作，對毛主席幫助不大，毛主席對少奇不滿意”等等[43]。高崗的這些話，當然不是毫無根據的空穴來風。

　　正當毛澤東對劉少奇、周恩來日益不滿，中央高層出現信任危機的時候，斯大林突然去世了。斯大林不僅是蘇聯共產黨的領袖，也是世界社會主義陣營的領袖。斯大林的死，給毛澤東提供了更方便地調整中共高層權力構架的歷史機緣。

　　1953年初，毛澤東借新稅制推行中出現的問題大做文章。他尖銳地批評新稅制，一沒有經過中央討論，二沒有通知地方，替資本家說話，是“資產階級思想在黨內的反映”，指責政務院犯了“分散主義錯誤”。隨後，毛澤東在組織上採取了一系列消弱和分割劉少奇、周恩來權力的措施。在遏抑劉、周的同時，讓高崗取得了很大權力。

　　措施一，撤銷政府黨組幹事會，分割周恩來的經濟權力。

　　195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作出決定，撤銷以周恩來為書記的中央人民政府黨組幹事會，規定：“今後一切主要和重要的方針政策計劃和重大事項，均必須事先請示中央，並經過中央討論和決定或批准以後，始得執行。”[44]該決定還對中央政府的領導工作重新作了分工，劃分為國家計劃、政法、財經、文教、外交等六口。周恩來除名義上負總責外，具體工作只分管外交，職權範圍大大削減。

　　5月15日，政務院將所屬20個部中的8個工業部移交給高崗領導的國家計委。[45]國家計委權力很大，當時有“經濟內閣”之稱。

　　毛澤東甚至還有撤換總理的想法。在1953年春，毛澤東和高崗議論中央領導人，提出“如果恩來不當總理，你來組閣怎麼樣？”。高崗故作推辭，推薦了體弱多病的林彪。[46]

　　措施二，指責劉少奇擅自簽發中央文件，分割組織人事權力。

　　1953年3月，毛澤東兩次對劉少奇“擅自”發文件的事情大發雷霆。1953年5月19日，毛澤東在給劉少奇和中辦主任楊尚昆的指示中說：“嗣後，凡用中央名義發出的文件、電報，均須經我看過方能發出，否則無效。”還要楊尚昆檢查1952年8月1日到1953年5月5日的中央和軍委電報和文件，查明有多少是沒有經他看過的。他嚴厲指責說：“過去數次中央會議決議不經我看，擅自發出，是錯誤的，是破壞紀律的。”[47]可見，毛澤東的惱怒非同一般。

　　1953年4月，華東局第一書記饒漱石正式出任中央組織部部長，各中央局的組織部長任副部長。這意味着原來由彭真和安子文掌管的黨中央組織大權，轉移到了大區來的幹部手中。

　　6月5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同時，批判“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是所謂黨內的右傾機會主義思想，從政治路線上再次敲打了劉、周。

　　這樣，毛澤東把黨政的兩項最重要的權力，黨務的組織權和政府的經濟權，都從劉、周手裡析離出來了。毛澤東的心腹愛將高崗“一馬當先”，不僅把周恩來的經濟權力收歸旗下，而且還要涉足劉少奇負責的黨務領域。[48]

　　到1953年6月，中央實際形成了劉少奇管黨務，周恩來管外交，高崗管經濟的格局。這個三足鼎立的中央權力格局的形成，改變了過去內閣制的體制，應該是初步實現了毛澤東“分權持要”的意圖。進而，毛澤東提出了中央領導人分為一線和二線的設想。

　　四、毛澤東一、二線體制設想的提出與“高饒事件”的發生

　　1953年6月，中央政治局正式通過了毛澤東提出的過渡時期總路線，使毛澤東對劉少奇、周恩來工作的不滿和批評，不僅有了政治路線上的合法性依據，而且確立了他變更和調整中央權力格局的政治正當性。在組織上，毛澤東重用高崗，期望他能成為貫徹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得力助手。

　　毛高的親密關係，讓其他領導人都感到了某種威脅。（機敏精細的周恩來曾一度改變發文的順序，把高崗放到他的前面，以試探毛、高的意圖，摸摸底。）這樣一來，黨內協商機制就發生了畸輕畸重的非常變化：過去較為均衡的毛、劉、周的格局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以毛澤東為軸心的，劉、周、高三足鼎立的不均衡格局。毛澤東因勢利導，提出了中央領導人分一線二線的體制設想。“高饒事件”的發生，是在毛澤東提出中央分一線二線的體制以後的事情。

　　1955年3月31日，毛澤東在中共全國代表會議上說：對高饒的問題，“我們是到1953年秋冬才發現的。”[49]1954年，高崗在事發後的檢討中說：在財經會議之後，他才有反對劉少奇的活動。[50]周恩來在關於高崗問題的座談會上說，“從中央提出是否採取部長會議的國家制度和黨中央是否增設副主席或總書記的問題後”，高崗打着毛澤東的旗號，反對兩位中央領導（劉、周），“進行奪取黨和國家權位的陰謀活動”。[51]時隔20多年後，在1980年2月26日召開的一次安排中央人事的小範圍會議上，鄧小平以高饒事件的歷史教訓告誡大家，說：高崗是在分一線二線這件事上出了問題，“他要搶這個一線。”[52]這就點出了高饒事件的實質是權爭，而且是在毛澤東提出中央分一線二線後發生的權爭。

　　誠然，“高饒事件”背後是毛劉之爭。但毛澤東是一位精通權術的政治家，有其平衡高層權力鬥爭的底線。高崗本是毛澤東為他的新格局嵌入的平衡劉、周的棋子，但這個棋子的魯莽行動卻幾乎導致翻盤，以至於毛澤東不得不忍痛割愛，把他清除出局。那麼，毛澤東是如何考慮調整黨和國家領導體制的，如何考慮接班人問題的？對此，缺乏中央工作經驗的“二杆子”高崗至死也沒有搞明白，糊裡糊塗上馬，糊裡糊塗落馬。這就需要進一步考察下列幾個問題：

　　首先，毛澤東對劉少奇的不滿和對高崗的重用，是否意味要用高崗取代劉少奇的地位。1953年上半年，毛澤東開始調整中央權力配置。他極其嚴厲地批評了劉少奇、周恩來政治上停留在新民主主義階段的“右傾”，組織上自行其事的“分散主義”，對高崗十分器重，委以重任。這是出於更換“接班人”的考慮，還是出於調整中央權力構架的考慮？他不滿劉少奇，甚至考慮讓劉少奇去擔任虛權的國家主席，這是“貶劉”？“抑劉”？還是“倒劉”？同理，他重用高崗，是想換馬，還是在備馬？

　　以毛澤東的政治智慧，他雖然很器重高崗，但絕不會重蹈覆轍，再把高崗擺到劉少奇的位置上。就制度而言，無論從斯大林集權體制來講，還是從中國傳統政治體制來講，毛澤東都是要實現最高權威掌控下的一元格局，不會允許再出現君臣爭權的二元格局。就領袖素質而言，高崗雖然精力過人，勇於任事，但心機不細，城府不深，拙於思考，長於行動。這是毛澤東能夠放心委以重任的條件，但作為交班的條件就未必合適了。毛澤東重用高崗的直接目的，還是為了變更從延安時期形成的毛劉體制，平衡劉少奇、周恩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局面，以實現以他為軸心的“大權獨攬，小權分散”的中央權力架構。此外如果他對高崗還有更大的期許，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的事情了。

　　其次，毛澤東對接班人問題是未雨綢繆的體制考慮，還是儲君位置上的人事更迭。共產黨國家的接班人體制，歷來是一個比較尷尬的制度安排。接班人既沒有“家天下”儲君的血緣繼承資格，也沒有民主選舉產生的法定權威，只是出於最高領導人壽限原因的被迫“交班”安排。斯大林突然死亡，事先沒有對身後事的任何安排，留下了巨大的權力真空。在蘇共領導人中開展了一場問鼎最高權力的激烈鬥爭，貝利亞成為這場權力鬥爭的第一個犧牲品。斯大林之死引發的混亂讓中共領導人深受震動。毛澤東開始考慮如何實現權力交接的平穩過渡，對高崗和其他人多次提出過“萬一我不在了，怎麼辦？”的問題。[53]

　　1953年，毛澤東60歲。劉少奇和周恩來55歲，高崗48歲。對於政治家，60歲是正當盛年的歲數。毛澤東對接班人問題的考慮，應是比較從容的長遠計議，而不會有虛位以待的緊迫感。所以，毛澤東提出了在中共領導層中實行一線二線梯次安排的設想，把年富力強的人放到處理黨政日常事務性工作的前台，他則居於主持大政方針的後台。這樣，毛澤東既能擺脫日常事務的繁冗，又能防止大權旁落出現“分散主義”的危險，有時間和精力考慮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重大問題，填補斯大林死後的權威空白。這是個體制性的制度安排，並非是更換接班人的走馬換將。鄧小平後來講：“毛主席是從這個戰略思想來考慮中央和國務院領導成員的配備的。毛主席的說法是，這樣比較能夠經得住風險，也就是說，哪一個環節出了問題，都不會影響到整個集體。”[54]也就是說，毛澤東所設想的中央分一線二線的體制，應是一個在他掌控之下的“集體領導”分權制衡的格局，而不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接班人格局。在這個格局中，劉、高各有其位，相互替代不了。

　　第三，毛澤東對劉少奇的不滿和批評，糾正他堅持新民主主義綱領的“右傾”錯誤，是否就要立馬打倒劉少奇。建國以來，毛澤東和劉少奇在政治上雖有多次衝突，但集中爆發還是在1953年6月至8月召開的全國財經會議上。全國財經會議本是具體的工作會議。但在會議期間，毛澤東提出了過渡時期總路線，實際上開成了一個貫徹過渡時期總路線的重要會議。

　　按照毛澤東的指示，會議以檢討“新稅制”為中心，批判薄一波的“右傾”錯誤，並聯繫到黨內在對待城鄉資本主義經濟問題上的分歧，上綱到“資產階級思想在黨內的反映”。對薄一波的批判，還聯繫到劉少奇在天津對資本家的講話及關於東北富農問題的講話。按照毛澤東的意圖，會議形成了“批薄射劉”的局面。會上，不但高崗“跳得”很高，其他人的發言也相當尖銳。如黃克誠批評薄一波有圈子；李先念說薄一波是“季諾維也夫”；譚震林拍着桌子罵薄是“布哈林式的人物”；饒漱石的發言也很激烈。薄一波接連兩次檢討都沒有過關。會後，薄一波財政部長的職務被撤銷，交由副總理鄧小平兼任。

　　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自建國以來第一次在黨內公開了他與劉少奇的政治分歧。在8月11日的總結會議上，劉少奇作了自我批評，除檢討“鞏固新民主主義制度”等錯誤觀點外，還檢討了關於土改、和平民主新階段、天津講話等問題上的錯誤。劉少奇受到批評，在黨內威望大跌。也正是由於黨內高級幹部們都清楚劉少奇在政治上“犯了錯誤”，才會形成10月份組織工作會議上的“討安伐劉”的局面。

　　全國財經會議後，毛澤東提出了將中央領導班子分為一線、二線的設想。以毛澤東這幾年對劉少奇和周恩來的工作積累下的諸多不滿而言，如果不是在政治上確立了“過渡時期總路線”，組織上削弱了劉、周的權力，實現了劉管黨務、周管外交、高管經濟“三分天下”的格局，很難想象毛澤東會放手把黨和國家的日常工作交給一線，自己安心退居二線考慮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大事情。也可以認為，毛澤東對劉少奇立即承認錯誤的示弱態度還是能夠認可的。[55]

　　第四，毛澤東關於中央領導分一線二線的設想，是否要實現中央高層的“集體領導”。當時中共中央提出的是否採取部長會議制或議會制的國家制度、黨中央是否增設副主席或總書記的問題，徵求黨內高層的意見。[56]這實際上是要在中央實行分權體制，還是實行集權體制的問題。從制度上看，總書記制更類似於歷史上的君相格局，副主席制更類似內閣格局。如果實行總書記制，劉少奇一直負責黨務工作，自然是總書記非他莫屬。這樣，中央的權力構架還會是自延安時期形成的毛劉體制的延續。而毛澤東這幾年對劉少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已有諸多不滿，實際是想要變動這個權力構架的。

　　高崗深知毛澤東的心思。他堅決反對設總書記，主張多設幾個副主席。過去說高崗要多設幾個副主席是“封官許願”，拉攏人，搞權權交易。新出版的《高崗在北京》一書則另有說法。書中說：高崗把自己的看法告訴陳雲。陳雲說：“設總書記的確不好。要設就多設幾個副主席，你一個，我一個，都可以參加。”高崗拍一下大腿：“對，這個辦法好。這樣一來，他們就不能架空毛主席了。”周恩來在揭批高崗座談會的總結髮言中說，高崗是“血口噴人”，“臨死還要拉上一個墊背的”。[57]以高崗的資歷和在黨和國家擔任的職務而言，他贊成多設幾個副主席，自己就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一職，並不能說是有僭越的野心。他的目的很明確，多設副主席的意思就是反對劉少奇主持一線工作。

　　毛澤東關於一線的制度安排無疑是實現分權制衡的“集體領導”，但具體的人事安排是不清楚的。不過從事後人們揭發批判高崗的材料中，也可以看到一些端倪。1953年10月，高崗到南方休假期間，曾在高級幹部中散布說：毛澤東打算讓劉少奇搞‘議會’（人大常委會），周恩來當部長會議主席，由他（高崗）搞政治局。他還提出要讓林彪當部長會議主席。[58]高崗的話或有添枝加葉的私貨，後來對高崗的批判也肯定有落井下石的成分，但基本內容肯定是編造不出來的。

　　高崗私下散布的這個中央高層人事安排的方案，是對中央已經形成的劉黨務、周外交、高經濟的工作格局的又一重大調整。高崗如接替劉少奇管黨務，掌握的實際權力又將擴大；劉少奇如改為負責國家政務，其權力將更加虛化；政府體制由政務院改為部長會議制，周恩來的權力也將被進一步分解。如果再由林彪或其他人接替部長會議主席，周恩來專管外交事務。這樣，中央一線可能就是一個由毛澤東駕馭的三駕馬車或是四駕馬車的分權把口的格局。

　　以毛澤東“比較能夠經得住風險”的制度要求來看，在國家政府工作的中共領導人是為中央一線，由劉、周、高等分工負責，實現相互制衡的權力構架。所謂“集體領導”，實際上是要變更歷史上形成的劉少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格局。這個體制性的分權，要比人事上的換馬更具制度上的穩定性。歷史上，儲君久居生事，造成骨肉相殘的悲劇比比皆是。毛澤東當然深知個中利害。另外，且不說劉少奇在黨內的根基並不是輕易可以動搖的，變更太大勢必引起黨內衝突。就高崗在黨內的資歷而言，比劉、周都淺得多。當時黨內老人都建在，高崗要取代劉少奇，能不能壓住陣也是個問題。高崗私下散布的這個方案，是出於他的個人野心膨脹的謀權動機，還是他猜度到毛澤東心理的護主動機，都可暫且不論，但源頭無疑是來自毛澤東與他“個別醞釀”的私下談話。

　　從這個“胎死腹中”的方案來看，在毛澤東布置的這個新棋局中，高崗無疑是一個舉足輕重的棋子。但從“法、術、勢”的政治邏輯觀之，毛澤東也肯定不會在制度上再給自己設置一個對立面。以高崗的黨內根基和能力水平，是可以制衡劉、周，但要取代劉、周則是另一回事兒了。毛澤東在政治上貶抑劉、周，在人事上重用高崗，是要實現組織上的大權獨攬。這個目標的實現，需要的是制衡劉、周，並非要打倒劉、周。高崗私下散布的這個方案，應該說是體現了毛澤東這時的真實意圖。儘管這時的毛劉關係，已是嫌隙畢顯，矛盾橫生，但不能因此而將“文革”打倒劉少奇的史事倒推因果。如果說這個時候毛澤東就要從政治上打倒劉少奇，現有的證據還不能提供足夠的支持。

　　但是，由於政治道行尚淺的高崗把毛澤東考慮的接班人問題僅僅看成是人事更替的問題，“倒劉”心切，四處串聯，一意孤行，犯了黨內生活的大忌，被揪住了“非組織活動”的尾巴，黯然落馬，身敗名裂。非但毛澤東關於中央一線二線的設想沒有實現，已形成的劉、周、高三權鼎立的格局也不復存在了。高饒事件造成了巨大的黨內裂痕，影響至深至遠。從以後的歷史看，這個事件劃出了一道難以彌補的政治鴻溝，在整個毛澤東時代，每次黨內鬥爭，都會有來自這一事件的沉重的歷史回音。在這條黨內裂痕的盡頭，就是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徹底打倒了劉少奇和他領導下的“白區黨人”。當然，這是另一個題目的內容了。

　　注釋：

　　[1] 《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決議》（1955年3月31日通過）。

　　[2] 鄧小平：對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意見（1980年3月——1981年6月），《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第446頁。

　　[3]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

　　[4] 林蘊暉：《國史札記·事件篇》，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08年出版。

　　[5] 毛澤東：《對〈論聯合政府〉的說明》，《在七大上的口頭政治報告》。

　　[6] 毛澤東：《論聯合政府》，《毛澤東選集》

　　[7] 張明遠：《我的回憶》，中共黨史出版社，2004年，第334頁。

　　[8] 劉少奇：《關於華北互助組問題的批語》，1951年7月3日，《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第三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

　　[9] 趙家梁、張曉霽：《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崗在北京》，大風出版社，2008年，第112頁。

　　[10] 于光遠、韓鋼：《“新民主主義社會論”的歷史命運》，長江文藝出版社，2005年，第135～136頁。

　　[11]《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1949年9月29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

　　[12] 于光遠、韓鋼：《“新民主主義社會論”的歷史命運》，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2005年，第102頁。

　　[13] 1953年6月15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闡述過渡時期總路線時，批評了“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的提法。

　　[14] 《毛澤東傳》（1949—1976），第64頁。

　　[15] 毛澤東：《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1938年10月14日）。

　　[16] 參見《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毛澤東選集》（合訂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980頁。

　　[17] 彭真時任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中央組織部部長，中央人民政府政治法律委員會副主任等要職。安子文時任中央組織部副部長，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副書記，政務院人事部部長等要職。薄一波時任中共華北局第一書記，政務院政務委員、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財政部部長、全國供銷合作總社主任等要職。

　　[18] 毛澤東：《在晉綏幹部座談會上的講話》（1948年4月1日）。

　　[19] 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編：《政策匯編》（1948年以來），中共中央華北局1949年6月翻印，第39～45頁。

　　[20] 《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第三冊，第528頁。

　　[21] 《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決議》（1955年3月31日通過）。

　　[22] 《高崗在北京》，第23頁。

　　[23] 毛澤東的《戰爭和戰略問題》（1938年11月6日），是毛澤東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結論的一部分。文中關於槍桿子的話是：“每個共產黨員都應懂得這個真理：‘槍桿子裡面出政權’。我們的原則是黨指揮槍，而決不容許槍指揮黨。但是有了槍確實又可以造黨，八路軍在華北就造了一個大黨。還可以造幹部，造學校，造文化，造民眾運動。延安的一切就是槍桿子造出來的。槍桿子裡面出一切東西。”

　　[24] 薄一波：《若乾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冊，第312頁。以該文的口氣來看，這裡的“某個領導同志”指的就是毛澤東。

　　[25] 《高崗在北京》，43頁。

　　[26] 林蘊暉：《高崗被定為“反黨”的原因》，《國史札記》，第118頁。

　　[27] 《彭德懷傳》，第494頁。《彭德懷年譜》，第529、592頁。

　　[28] 張明遠：《我的回憶》，第381頁。林蘊暉：《高崗被定為“反黨”的原因》，《國史札記》，121頁，注①。

　　[29] 張明遠回憶，未刊稿。轉自林蘊暉：《高崗被定為“反黨”的原因》，《國史札記》，122頁。

　　[30] 張明遠回憶，未刊稿。轉自林蘊暉：《高崗被定為“反黨”的原因》，《國史札記》，122頁；《高崗在北京》，第141頁。

　　[31] 林蘊暉：《高崗被定為“反黨”的原因》，《國史札記》，第123、124頁。

　　[32] 《高崗在北京》，第47頁。

　　[33] 《高崗在北京》，第114頁。

　　[34] 《劉少奇傳》，第745頁。

　　[35] 毛澤東：《對劉少奇關於加強黨中央辦事機構報告的批語》（一九五二年八月四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三冊。

　　[36] 錢穆：《中國歷史研究法》，北京，三聯書店，2001版，第163頁。

　　[37] 《高崗在北京》，第112頁。

　　[38] 《高崗在北京》，第50、117、119頁；薄一波的回憶，只談到試行中央各部部長集體辦公制度。參見薄一波：《若乾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312、313頁。

　　[39] 《高崗在北京》，第50、120頁。

　　[40] 《高崗在北京》，第117頁。

　　[41] 張秀山回憶是1953年初。張秀山：《我的八十五年——從西北到東北》，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年，第321頁。《高崗在北京》一書說是在春夏之交。

　　[42] 林蘊暉：《高崗被定為“反黨”的原因》，《國史札記》，第118頁。

　　[43] 《高崗在北京》，第47頁。

　　[44] 《中共中央關於加強中央人民政府系統各部門向中央請示報告及加強中央對於政府工作領導的決定（草案）》（1953年3月10日）。

　　[45] 《劉少奇傳》，第739、740頁。

　　[46] 《高崗在北京》，第51頁。

　　[47]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四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年，第229、230頁。

　　[48] 薄一波：《若乾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第314頁。

　　[49]毛澤東在中共黨代表會議的結論中說：“對這個陰謀、陰謀家、陰謀集團，我們是到1953年秋冬才發現的。對於高崗、饒漱石，長期沒有看出他們是壞人。”《毛澤東文集》第六卷，第401頁。

　　[50] 《高崗在北京》，第43頁。

　　[51] 周恩來：《在關於高崗問題的座談會上的發言提綱》（1954年2月25日），轉引自《周恩來傳》146、147頁。

　　[52]鄧小平在1980年2月26日曾在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各組召集人匯報會上說：“毛主席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里就在考慮一線二線問題。高崗就是在這件事上出了問題，他要搶這個一線。”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第604頁。

　　[53] 《高崗在北京》，第114頁。

　　[54]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第604頁。

　　[55] 毛澤東在8月12日的講話中說：“在這次會議上，劉少奇說有那麼一點錯誤”。《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96頁。

　　[56] 《毛澤東傳》，第278頁。

　　[57] 《高崗在北京》第114～116頁。

　　[58] 薄一波：《若乾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314頁。

來源: 共識網－《領導者》總第26期（2009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