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 章詒和：一陣風，留下了千古絕唱──馬連良往事

作者：章詒和

 　　憐君身似江南燕，又逐秋風望北飛。

　　在毛澤東提出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春風吹拂之中，人們進入了1957年。像田漢、翦伯贊這樣的大人物都在為戲曲打抱不平了，像《戲劇報》這樣的刊物都在為自己說話了，業內人士怎地不興奮？那些肚子裡有玩意兒的名演員，就不只是興奮，他們從心底生發出一股衝動——訴說的衝動，表達的衝動，登台的衝動。農曆春節前，這些角兒們為籌備福利基金會，救濟貧苦同業，舉行聯合演出。一共演了三場，其中有馬連良、張君秋、蕭長華、李多奎合演的全本《一捧雪》，小翠花、馬富祿合演的《一匹布》，李萬春等合演的《八蜡廟》。為了保存住戲曲寶貴遺產，馬連良、郝壽臣、劉硯芳、程玉菁、小翠花、李萬春、趙桐珊、王連平、毛世來等京劇藝人還把所藏之秘本毫無保留地奉獻出來。從2月份開始，北京戲曲編導委員會根據這些藏本，着手編輯《京劇匯編》，由北京出版社分集出版。直至1962年4月，共出版了九十四集。3月，馬連良率領北京京劇團到武漢演出。經父親給湖北民盟省委負責人馬哲民打招呼，3月19日，中國民主同盟武漢市邀集了高百歲、陳鶴峰等一百餘人，舉行座談會，歡迎來自北京的馬連良、馬富祿。民盟舉辦的座談會，場面大，規格高，發言的水平也高。不僅有同行出席，還有知識界和政界人士，這給馬連良掙足了面子。回到北京，馬連良一打聽才得知，是民盟中央的第一副主席章伯鈞的關照，他特地登門道謝。

　　3月25日至4月1日中共北京市委召開了宣傳工作會議，討論毛澤東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講話。與會者既有黨內幹部，也有黨外人士。會議用了三天半的時間進行大會發言。共有六十一個人登台講話。其中，曲藝界的曹寶祿和京劇演員李萬春對文化工作提出了意見。李萬春反映在戲曲劇團工作上，存在“重公輕私、重大輕小”的現象。他說：“國家劇團收羅大批人才，編演新戲是他們的專利品，但優秀演員一年到頭不演戲。對國營劇團補助多、宣傳多。龐大的開支是靠國家養着。”李萬春還覺得政府對民間職業劇團重視不夠，輿論界也不怎麼介紹。“小劇團不知費了多少心思和勞動，才湊出一筆廣告費。結果，廣告往往被放在‘尋人’或‘啟事’欄內。演出上一有毛病，指責也受得多。所以，演員每演一齣戲，都要捏着一把汗。”發言的最後，他特別強調：“我的意思決不是把大劇團（國家劇團）和小劇團（民間職業劇團）對立起來。我主張在組織上可以分大小，在藝術活動上不要分大小，大小劇團可以互相往來，互相支持。”

　　——李萬春的發言贏得掌聲一片。會議的主辦者和與會者，一致認為李萬春的發言很好。《北京日報》在4月18日，全文刊登了他的講話。題目就叫《重大輕小、重公輕私》。會議的最後，彭真到會講話，他說：“怕放、怕鳴的人都是怯懦的人，是沒本事的人。我們要歡迎齊放、歡迎爭鳴。”“當前的主要問題是對於‘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放得不夠，鳴得不夠，要放手放、放手鳴。”台下聽眾兩千八百名，個個熱血沸騰。4月10日至24日，北京舉行第二次全國戲曲劇目工作會議。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周揚在閉幕式上講話，他指出：“對人民只能講民主，不能講專政。而且不同思想是客觀存在的反映，只准有美，不准有丑是不合辯證法規律的，沒有丑，哪裡有美？”他着重分析了教條主義、宗派主義與官僚主義的禍害，並反對禁戲。5月11日，中國京劇院的主要演員葉盛蘭、葉盛章、杜近芳等，在《人民日報》舉行的京劇界座談會上，揭露中國京劇院存在有嚴重的宗派主義和官僚主義，行政命令干預藝術創造，機構龐大，演員“窩工”等現象。

　　5月17日，文化部開放全部禁演劇目，屬於京劇的，有十七出【5】。隨即小翠花公演了他的拿手戲《馬思遠》，吳素秋演出了《紡棉花》。同日，《戲劇報》邀集了中國京劇院一部分演員舉行座談會。谷春章、江世玉、李洪春吐露了沒有戲演的苦悶。武旦演員李金鴻說：“其實，我對完全廢除踩蹺是有意見的，就是不敢講。”黃玉華說：“京劇院三個團有一百七十個演員，可是行政幹部卻有幾百個，多出演員兩倍，這樣就是把演員累死了，也企業化不了。”也就在這個5月，父親、黃琪翔和李伯球三個人商量好，決定在北京市的醫藥衛生、工程技術、文教、農業、文藝方面，後來又加了京劇界，共六個方面召開農工民主黨內外高級知識分子座談會。京劇界座談會是以三葉、三李（即葉恭綽、葉盛蘭、葉盛長、李伯球、李健生、李萬春）的名義邀請的。先後於6月5日、13日在政協文化俱樂部和北京飯店召開。會上，積極的母親一再動員大家要敢於提意見。說：“不要怕打擊報復，民主黨派可以給你們撐腰。”熱情的父親則主動叫司機用自己的小轎車去接送名演員。座談會開完，又掏腰包在北京飯店請客。那日父親牙痛，便先去北京醫院看牙，緊接着趕到飯店。他不敢喝酒，只喝了些湯，可那也高興。原本父親對中央統戰部規定農工民主黨只能在醫藥衛生界發展成員的限制，就有所不滿。這次趁着大鳴大放大發展的機會，能有一點突破，他頗為得意。

馬連良在《群英會》中

　　是他們要我批判你

　　“好花不常開，好景不常在。”鳴放很快變成了反右。在戲劇界第一個受批判的是張伯駒，接着，是吳祖光。繼他們二人之後，便是由母親和李伯球介紹參加中國農工民主黨、並在母親召開的座談會上發言的李萬春了。

　　北京京劇團在上級的布置下，召開了批判李萬春的大會。馬連良不僅必須出席，而且必須講話。因為李萬春是他收的第一個弟子。在共產黨的鬥爭戰略里，關係親密者向來是他們的着力點。會前，上邊已經跟馬連良打了招呼，一定要"立場鮮明"。會上，他聽這個批判，等那個講完，一等再等，一拖再拖，眼看着大會要收場了。實在沒法子，他把牙關咬緊，鼓足勇氣，上了台。雖是一副“義憤填膺”的樣子，可講了兩句，就沒詞兒了。滿肚子的戲詞兒，也都派不上用場。一向從容自如的馬連良，感到從未有過的尷尬和慌張。他急忙忙下了場，下場時還按老規矩，給大家深鞠一躬。

　　散會了，大家走出了前門外糧食店中和劇院。走在了最後的李萬春，覺得袖子被誰拽了一下，抬眼看來，卻是馬連良。從遞過來眼神里，他判斷：三叔（即馬連良）有話要說。於是，跟在了後面。出了糧食店，過了馬路，爺兒倆一同鑽進了馬連良的小汽車。司機按照吩咐，一直把車開到了坐落在李鐵拐斜街的鴻賓樓飯莊。馬連良走在前，李萬春跟在後，進了個單間。

　　上了菜，馬連良不好意思地開了口：“萬春呀，希望你不要記恨我。不是我要批判你，是他們要我批判你。我是沒轍。我還聽說，這回內定的右派本來不是你，是我。後來聽說上邊沒批，才改了你。可是，不管是你還是我，誰也不敢反黨不是？就是給咱們爺兒倆一人一桿槍，咱們也不會去反社會主義不是？你先受點委屈，總有一天能說清楚的。今兒個三叔請你吃飯，是給你賠個不是。”【6】

　　李萬春趕緊說：“三叔，您這話說遠了，我還不知道是他們逼您說的！您說什麼我根本沒往耳朵里聽。我才不往心裡去呢，您也不用往心裡去。快吃，快吃，菜一涼就沒勁了，不好吃了……”。【7】

　　馬連良自以為這頓飯吃得誰也不知道。其實，上邊早派了人盯梢。很快，領導找馬連良談話，受到嚴厲申斥。

　　鑑於李萬春“態度惡劣、罪行嚴重”，北京市文化局決定在7月22日和23日，連續兩天進行批判，所有的京劇名演員都到場，包括馬連良在內共一百多人出席。一些人的發言帶有很大的挑撥性。李萬春或許是舞台正中站慣了，竟鎮定自若，神色如常。有人揭發他在批判會的前夜，居然還跑到劇場後台，對別人說：“沒事兒，我在家抱孩子哪！明天是我的‘正戲’，你們整風小集團組織好了嗎？”霎時間，會場似狂風，群情如沸水。

　　1958年，到了反右鬥爭的收尾。李萬春、葉盛蘭、葉盛長三人，劃為資產階級右派分子。李萬春調往內蒙，葉盛蘭留在中國京劇院，葉盛長則成了勞教人員。馬連良沒有劃右。但有人傳出話來，說：馬連良在反右運動中，多虧彭真的保護和關照，才涉險過關。

　　整風反右運動使八個民主黨派徹底垮台，其中最慘的要數中國民主同盟和中國農工民主黨。由於馬連良是在1956年底加入民盟的，故被戲劇界領導和劇團的左派，稱之為“火線入盟”，算是政治上的又一個嚴重問題。馬連良的“赴朝收費”與“火線入盟”的行為，說明他這樣的藝人只生活在藝術里。其聰明、才智與能力也只存活於藝術。一接觸現實，便分不出好歹與利害，辯不明對錯和黑白。在革命和政治面前，更是一個糊塗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