赞成刘智峰先生文章的“政治腐败是道德滑坡的根本原因”总体论断。但依愚见，窃以为文中有些观点值得商榷。

 

一、文中将“三四十年代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创造的延安精神和毛泽东思想”说成是道德“世俗化的典范”。相反，我认为三四十年代延安整风即“毛泽东思想”这一称谓的制造过程，是毛泽东在党内绝对权威形成的过程，是造神运动的发端，是道德滑坡的始作俑者。当时，确是“无数国统区知识分子、青年人”视中共统治下的延安解放区是“生机勃勃、清正纯洁的精神氛围”，因而“心向往之”。而现实是，与这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年轻人想象大相径庭。当时延安解放区封建的、落后的、甚至腐朽的观念，在党内，尤其是在党内高层，不算是大行其道，也可算作暗流涌动。个人崇拜升温，森严的等级制度形成，领导干部特殊化已心安理得。“……「革命圣地」绝非是纤尘不染的共产主义殿堂，在延安的阳光下，不仅存在着浓重的阴影，还有人「间接助长黑暗」，「甚至直接制造黑暗」。证据之一，即是有人以「发扬民族美德」为等级差序制度辩护——而这类「民族化」言辞的始作俑者不是别人，正是毛泽东.”(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举例来说，“抗日前线的将士在浴血奋战，「每一分钟都有我们亲爱的同志在血泊中倒下」;延安中央大礼堂的舞会在通宵达旦地举行，「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曲汤，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两餐稀粥」;「颇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食分五等，衣着三色」”(同上)。“毛泽东思想”的称谓是“延安整风”的直接产物。而“延安整风”是多么残酷的整人运动。对党内异己，动辄无限上纲，打成反革命，以“革命个名义”竭尽迫害之能事，甚至消灭肉体，毫不手软。抓AB团、抓托派、抓国特，大搞人人过关、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栽赃陷害、刑讯逼供，以莫须有罪名迫害无辜，直至残杀。中正之士横遭打击，宵小之徒如康生者流弹冠相庆。在人人自危的情势下，逼得人们不得不言不由衷，假话盛行，以求自保。中共从当年中央苏区的肃反、抓AB团，到延安整风，中共党内斗争的方法渐成定式。1949年以后的三反、五反、反右，直至文革，不过是延安整风的重复和升级而已，打击面更宽，手段更残忍，几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延安整风中的最为卖力的整人者，难逃被整的命运，刘少奇被迫害致死，彭真身陷囹圄，颇似“请君入瓮”的历史再现，乃历史莫大的讽刺，此乃后话。

 

刘先生文章中也写道“1957年反右派以来的阶级斗争扩大化，提倡人对人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鼓励相互举报、揭发、告密等种种毁弃人伦的行为。”是人们“不敢讲真话的源头之一”，殊不知，这“源头”的“源头”正是延安整风! 三四十年代的延安整风，毫无正面可言，遗害无穷，怎么能说“三四十年代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创造的延安精神和毛泽东思想”，是道德“世俗化的典范”，“构造出令无数国统区知识分子、青年人心向往之的生机勃勃、清正纯洁的精神氛围”?王实味在天之灵若有知，他能认同刘先生的上述说法吗?

 

二、刘先生文章中写道“‘反右’、‘文革’的本意是改造人性，创造社会主义新人，想不到其结果却使人性沦落到如此地步，已经连禽兽都不如了。”刘先生的此番话无疑是对发动“反右”、“文革”的初衷的一种肯定，其结果事与愿违，系南辕北辙，种下的是棉花，收获是荆棘。好比是人做错了事，但其出发点是好的，即所谓好心办坏事。无非是毛泽东马列理想主义人生悲剧说的又一次重复而已。事实是这样的吗?!

 

我不知道刘先生是依凭什么根据得出上述论断的。刘先生的文中对“反右”运动有精彩的描述：“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执政党一再鼓动号召党内外人士提意见帮助党整风、清除污点，而一旦“引蛇出洞”，提出的意见又被说成反党反社会主义，扣上右派的帽子。这是一个黑色幽默式的怪圈：你不提意见就是不响应党的号召，对党不真诚。而响应党的号召提了意见，讲了真话就是反对党的领导。吃一崭长一智，谁还敢于讲真话?”“1957年反右派以来的阶级斗争扩大化，提倡人对人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鼓励相互举报、揭发、告密等种种毁弃人伦的行为。不愿违背良心自毁人格者有傅雷、老舍、翦伯赞等人，但更多的人为了生存都不惜昧于良知颠倒黑白，指鹿为马，罗织罪名，陷害同类”。我认同刘先生的描述是真实的历史。另有无数文章披露，对被打成“右派”的无辜者的人身摧残，令人发指。有多少人被投入监牢，甚至被杀害，如青年学生林昭;又有多少人被发配边疆劳改营，备受煎熬，甚至没能熬到平反的那一天。毛泽东们在抓“右派”时出尔反尔、言而无信和被背信弃义，以及完全非理性非人性非人道的迫害“右派”行为的道德表现，无论如何绝不能被认为是其“本意是改造人性，创造社会主义新人”。若说该“改造人性”的“本意”，是要消磨人的向往自由的天性、独立思考的理性、特立独行的个性，甚至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的人性，而“创造”具有懒于思考的惰性、只知崇拜权威(即毛泽东自己)的奴性，甚至是毫无礼义廉耻的兽性的“新人”，到也符合刘智峰先生说的“改造人性”、“创造新人”之说。但这“新人”是属于什么“主义”的，那得另说了。这样的“改造”、“创造”除了能起到社会道德滑坡的作用外，还能有什么作用呢? 但凡具有起码的理性和人性的人都不难得出正确的结论。

 

依中共的政治宣传，对“社会主义”是极其美好的这一认识是不容质疑的。诚实、善良当是“社会主义新人”起码的道德品质。所以，依凭刘先生对“1957年反右派运动”的描述：“讲了真话就是反对党的领导。吃一崭长一智，谁还敢于讲真话?”“鼓励相互举报、揭发、告密等种种毁弃人伦的行为”，得出“本意是改造人性，创造社会主义新人”的结论，在逻辑上完全是个天大的悖论。

 

三、除了上述刘先生所描述的“反右”、“文革”中的这些事实以外，导致道德滑坡的另一个原因是“延安整风”、“反右”、“文革”中一些恶人如沐春风、小人得志、奸佞当道，按组织人事部门的专业用语来说，是“用人导向”出了问题。在“延安整风”中整人专家康生岂止是浮出水面，简直就是平步青云，炙手可热。其他尽管未到整人专家水平但整人卖力的，亦有丰厚的回报。“文革”中多少宵小之徒如日中天。林彪手举语录心藏杀机，其口蜜腹剑绝非古人李林甫所能及。掌控“文革”的枢密机关中人，声称“不说假话办不了大事”、“搞政治斗争没有诚实可言”，言行不是一般而是相当的一致。对于这样的人提拔重用，对于社会思潮的引导作用，不用说是对提倡当今“八荣八耻”这一堪称现代普世道德观的反动，甚至是对坚持中国儒家传统道德观中的优秀成分，如孟子的“四心”说的巨大破坏。如是，不导致社会道德滑坡，还能使社会道德提升?

 

四、实际上毛泽东“反右”的目的是要全体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噤声，而形成他自己一个人的一言堂。毛泽东入主北京后，很快就背弃了中国共产党人曾借以笼络知识分子的实行民主政治的承诺，当起了“马克思加秦始皇”。毛泽东对异见之不容，倒是胡适看的清楚，他似曾说过“如果鲁迅不死，也会砍头的”。以鲁迅之耿直，哪是梁漱溟所能比，梁漱溟的遭遇，使我相信胡适这话。至于“文革”，不过是毛泽东又一次“以革命的名义”，行打压异见、巩固其至高无上的地位之实的又一次运动群众而已，早已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将“文革”定性为“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毛泽东在这一运动中的道德表现之不堪，又较以前创出新高。尤以对曾充当其延安整风的打手，打压其他竞争对手，将其捧上神坛，并甘愿鞍前马后为其效力几十年的助手刘少奇，痛下杀手，连刘少奇要求引退回家种地都不允，必置之死地而后快为甚。如此道德表现，将其解释为完全是马列理想主义的人生悲剧，恐怕不通。其影响不使“人性沦落”，也难。

 

五、“反右”、“文革”是耶、非耶? 在中国甚至在世界早已形成否定的共识，不单是广大民众，中共中央在理论上、文件上都早已有定论，在实践上也作了拨乱反正。但吊诡的是，竟有人仍不时为“反右”、“文革”涂脂抹粉，近日竟见到有人指责他人给“文革”抹黑。就好像“反右”、“文革”是他们的孩子，长的再丑，他们怎么看也是美的。由于之前的改革是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推进的，维护既得利益集团的根本利益的种种深层次的体制弊端，并未触及。因此，当前的改革，主要是政治体制的改革，无疑是处于攻坚阶段。那些对“反右”、“文革”仍心存眷恋，对其肯定割舍不下的声音的出现，是对否定“反右”、“文革”这一改革的正当性、必要性的基础性认识的公然挑战，几是欲将“改革开放”拉回至原点的图谋。对此，人们应予以充分的重视与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