贊成劉智峰先生文章的“政治腐敗是道德滑坡的根本原因”總體論斷。但依愚見，竊以為文中有些觀點值得商榷。

 

一、文中將“三四十年代中國共產黨在延安創造的延安精神和毛澤東思想”說成是道德“世俗化的典範”。相反，我認為三四十年代延安整風即“毛澤東思想”這一稱謂的製造過程，是毛澤東在黨內絕對權威形成的過程，是造神運動的發端，是道德滑坡的始作俑者。當時，確是“無數國統區知識分子、青年人”視中共統治下的延安解放區是“生機勃勃、清正純潔的精神氛圍”，因而“心嚮往之”。而現實是，與這些進步的知識分子、年輕人想象大相徑庭。當時延安解放區封建的、落後的、甚至腐朽的觀念，在黨內，尤其是在黨內高層，不算是大行其道，也可算作暗流涌動。個人崇拜升溫，森嚴的等級制度形成，領導幹部特殊化已心安理得。“……「革命聖地」絕非是纖塵不染的共產主義殿堂，在延安的陽光下，不僅存在着濃重的陰影，還有人「間接助長黑暗」，「甚至直接製造黑暗」。證據之一，即是有人以「發揚民族美德」為等級差序制度辯護——而這類「民族化」言辭的始作俑者不是別人，正是毛澤東.”(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舉例來說，“抗日前線的將士在浴血奮戰，「每一分鐘都有我們親愛的同志在血泊中倒下」;延安中央大禮堂的舞會在通宵達旦地舉行，「歌囀玉堂春，舞回金蓮步」;「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曲湯，青年學生一天只得到兩餐稀粥」;「頗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食分五等，衣着三色」”(同上)。“毛澤東思想”的稱謂是“延安整風”的直接產物。而“延安整風”是多麼殘酷的整人運動。對黨內異己，動輒無限上綱，打成反革命，以“革命個名義”竭盡迫害之能事，甚至消滅肉體，毫不手軟。抓AB團、抓托派、抓國特，大搞人人過關、殘酷鬥爭，無情打擊，栽贓陷害、刑訊逼供，以莫須有罪名迫害無辜，直至殘殺。中正之士橫遭打擊，宵小之徒如康生者流彈冠相慶。在人人自危的情勢下，逼得人們不得不言不由衷，假話盛行，以求自保。中共從當年中央蘇區的肅反、抓AB團，到延安整風，中共黨內鬥爭的方法漸成定式。1949年以後的三反、五反、反右，直至文革，不過是延安整風的重複和升級而已，打擊面更寬，手段更殘忍，幾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翻手為雲，覆手為雨。延安整風中的最為賣力的整人者，難逃被整的命運，劉少奇被迫害致死，彭真身陷囹圄，頗似“請君入甕”的歷史再現，乃歷史莫大的諷刺，此乃後話。

 

劉先生文章中也寫道“1957年反右派以來的階級鬥爭擴大化，提倡人對人的“殘酷鬥爭，無情打擊”，鼓勵相互舉報、揭發、告密等種種毀棄人倫的行為。”是人們“不敢講真話的源頭之一”，殊不知，這“源頭”的“源頭”正是延安整風! 三四十年代的延安整風，毫無正面可言，遺害無窮，怎麼能說“三四十年代中國共產黨在延安創造的延安精神和毛澤東思想”，是道德“世俗化的典範”，“構造出令無數國統區知識分子、青年人心嚮往之的生機勃勃、清正純潔的精神氛圍”?王實味在天之靈若有知，他能認同劉先生的上述說法嗎?

 

二、劉先生文章中寫道“‘反右’、‘文革’的本意是改造人性，創造社會主義新人，想不到其結果卻使人性淪落到如此地步，已經連禽獸都不如了。”劉先生的此番話無疑是對發動“反右”、“文革”的初衷的一種肯定，其結果事與願違，系南轅北轍，種下的是棉花，收穫是荊棘。好比是人做錯了事，但其出發點是好的，即所謂好心辦壞事。無非是毛澤東馬列理想主義人生悲劇說的又一次重複而已。事實是這樣的嗎?!

 

我不知道劉先生是依憑什麼根據得出上述論斷的。劉先生的文中對“反右”運動有精彩的描述：“1957年的反右派運動。執政黨一再鼓動號召黨內外人士提意見幫助黨整風、清除污點，而一旦“引蛇出洞”，提出的意見又被說成反黨反社會主義，扣上右派的帽子。這是一個黑色幽默式的怪圈：你不提意見就是不響應黨的號召，對黨不真誠。而響應黨的號召提了意見，講了真話就是反對黨的領導。吃一嶄長一智，誰還敢於講真話?”“1957年反右派以來的階級鬥爭擴大化，提倡人對人的“殘酷鬥爭，無情打擊”，“鼓勵相互舉報、揭發、告密等種種毀棄人倫的行為。不願違背良心自毀人格者有傅雷、老舍、翦伯贊等人，但更多的人為了生存都不惜昧於良知顛倒黑白，指鹿為馬，羅織罪名，陷害同類”。我認同劉先生的描述是真實的歷史。另有無數文章披露，對被打成“右派”的無辜者的人身摧殘，令人髮指。有多少人被投入監牢，甚至被殺害，如青年學生林昭;又有多少人被發配邊疆勞改營，備受煎熬，甚至沒能熬到平反的那一天。毛澤東們在抓“右派”時出爾反爾、言而無信和被背信棄義，以及完全非理性非人性非人道的迫害“右派”行為的道德表現，無論如何絕不能被認為是其“本意是改造人性，創造社會主義新人”。若說該“改造人性”的“本意”，是要消磨人的嚮往自由的天性、獨立思考的理性、特立獨行的個性，甚至是人之所以異於禽獸的人性，而“創造”具有懶於思考的惰性、只知崇拜權威(即毛澤東自己)的奴性，甚至是毫無禮義廉恥的獸性的“新人”，到也符合劉智峰先生說的“改造人性”、“創造新人”之說。但這“新人”是屬於什麼“主義”的，那得另說了。這樣的“改造”、“創造”除了能起到社會道德滑坡的作用外，還能有什麼作用呢? 但凡具有起碼的理性和人性的人都不難得出正確的結論。

 

依中共的政治宣傳，對“社會主義”是極其美好的這一認識是不容質疑的。誠實、善良當是“社會主義新人”起碼的道德品質。所以，依憑劉先生對“1957年反右派運動”的描述：“講了真話就是反對黨的領導。吃一嶄長一智，誰還敢於講真話?”“鼓勵相互舉報、揭發、告密等種種毀棄人倫的行為”，得出“本意是改造人性，創造社會主義新人”的結論，在邏輯上完全是個天大的悖論。

 

三、除了上述劉先生所描述的“反右”、“文革”中的這些事實以外，導致道德滑坡的另一個原因是“延安整風”、“反右”、“文革”中一些惡人如沐春風、小人得志、奸佞當道，按組織人事部門的專業用語來說，是“用人導向”出了問題。在“延安整風”中整人專家康生豈止是浮出水面，簡直就是平步青雲，炙手可熱。其他儘管未到整人專家水平但整人賣力的，亦有豐厚的回報。“文革”中多少宵小之徒如日中天。林彪手舉語錄心藏殺機，其口蜜腹劍絕非古人李林甫所能及。掌控“文革”的樞密機關中人，聲稱“不說假話辦不了大事”、“搞政治鬥爭沒有誠實可言”，言行不是一般而是相當的一致。對於這樣的人提拔重用，對於社會思潮的引導作用，不用說是對提倡當今“八榮八恥”這一堪稱現代普世道德觀的反動，甚至是對堅持中國儒家傳統道德觀中的優秀成分，如孟子的“四心”說的巨大破壞。如是，不導致社會道德滑坡，還能使社會道德提升?

 

四、實際上毛澤東“反右”的目的是要全體中國人尤其是知識分子噤聲，而形成他自己一個人的一言堂。毛澤東入主北京後，很快就背棄了中國共產黨人曾藉以籠絡知識分子的實行民主政治的承諾，當起了“馬克思加秦始皇”。毛澤東對異見之不容，倒是胡適看的清楚，他似曾說過“如果魯迅不死，也會砍頭的”。以魯迅之耿直，哪是梁漱溟所能比，梁漱溟的遭遇，使我相信胡適這話。至於“文革”，不過是毛澤東又一次“以革命的名義”，行打壓異見、鞏固其至高無上的地位之實的又一次運動群眾而已，早已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中共中央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已將“文革”定性為“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毛澤東在這一運動中的道德表現之不堪，又較以前創出新高。尤以對曾充當其延安整風的打手，打壓其他競爭對手，將其捧上神壇，並甘願鞍前馬後為其效力幾十年的助手劉少奇，痛下殺手，連劉少奇要求引退回家種地都不允，必置之死地而後快為甚。如此道德表現，將其解釋為完全是馬列理想主義的人生悲劇，恐怕不通。其影響不使“人性淪落”，也難。

 

五、“反右”、“文革”是耶、非耶? 在中國甚至在世界早已形成否定的共識，不單是廣大民眾，中共中央在理論上、文件上都早已有定論，在實踐上也作了撥亂反正。但弔詭的是，竟有人仍不時為“反右”、“文革”塗脂抹粉，近日竟見到有人指責他人給“文革”抹黑。就好像“反右”、“文革”是他們的孩子，長的再丑，他們怎麼看也是美的。由於之前的改革是本着先易後難的原則推進的，維護既得利益集團的根本利益的種種深層次的體制弊端，並未觸及。因此，當前的改革，主要是政治體制的改革，無疑是處於攻堅階段。那些對“反右”、“文革”仍心存眷戀，對其肯定割捨不下的聲音的出現，是對否定“反右”、“文革”這一改革的正當性、必要性的基礎性認識的公然挑戰，幾是欲將“改革開放”拉回至原點的圖謀。對此，人們應予以充分的重視與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