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就把那信封给我，我一看，写的是呈毛主席、林副主席批示，1971年10月几日，我看到以后没有感到奇怪，认为总理是笔误，因为九一三事件以后总理给主席写的报告很多，至少工作了十七八个小时以上了，是在极度疲劳、非常困倦的情况下，出现的这种笔误，他也跟我说，你看我内容写好了，结果信封写错了，你就把信封撕了，以后注意，把好关。

　　本文摘自《纵横》2008年第2期，作者：纪东，原题：周恩来的晚年岁月

　　作为周恩来身边最年轻的秘书，纪东亲历了“文革”中后期几乎所有重大的政治事件，九一三事件、批林整风、批林批孔、反经验主义，也见证了共和国总理周恩来在动荡的岁月里，殚精竭虑、苦撑危局的艰难。

　　一

　　1968年8月12日，对于年仅24岁的纪东来说，是不寻常的一天，他接到了所在部队中央警卫团政委杨德中的通知，让他到自己家里来一趟，组织上有重要任务布置给他。

　　纪东：我接到这个通知以后，下午2点钟就到了杨德中同志家里，他就给我说起这件事，周恩来需要一个年轻的干部去当秘书，问我愿不愿意去。

　　我当时心里非常高兴，也没有多想，就马上回答我愿意去，他问我有什么想法。那时候能有什么想法，只觉得高兴，只觉得一种光荣感，油然而生的那种幸福感。我没有顾得提出什么想法，就是说愿意，而且很郑重地回答愿意，保证完成任务。现在回想起来，那种回答只是一种感情的冲动，一种光荣感的支配，至于自己能不能完成任务，自己具备不具备这种条件，当秘书是干什么的，这些都没去考虑的。

　　纪东回忆说，1962年，当他还是个刚入伍不久的小战士时，在一次北戴河的值勤任务间隙，曾很偶然地见到过周恩来。他记得，当时总理正在和人谈话，谈着谈着，突然很开心地笑起来。这个灿烂的笑容，纪东一直记忆犹新。

　　纪东：8月12日杨政委找我谈话，确定8月15日正式到西花厅上班。16日早上8点多钟，总理从大会堂开会回来，直接走到了秘书办公室。

　　因为离得近了，只见总理的络腮胡子很重，头发已经花白了，和我6年前见他那一次相比的确苍老了很多。走起路来也不像印象中那样容光焕发，他累了一宿了，背有点微微前倾。总理那时候已经非常疲惫了。

　　几个月过去了，周恩来还没有同纪东谈话，直到1969年4月份的一个晚上。

　　纪东：那天晚上，总理没有外出，和邓大姐一起吃饭，他俩吃饭是难得碰在一起的。吃饭的时候，总理把我叫过去。总理说，本来我要跟你谈话，谈一谈如何在实践中去学习做秘书工作，但是呢一直没有谈成，那么今天我就算正式跟你谈话了，你已经在工作中参与了一部分工作，做得也不错，以后继续在实践中、在工作中去学习去提高，我不给你提别的要求了，只提一条，你要注意保密，这是纪律。

　　在这次谈话后，纪东正式成为周恩来的秘书。纪东回忆说，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周恩来，用日理万机来形容，是毫不夸张的。作为总理的秘书，一方面，他感受到了在总理身边工作特有的融洽与温暖;另一方面，也目睹了周恩来在那段特殊历史时期里，工作和政治生活中的苦和难。纪东说，他的这种苦和难可以总结为四个方面，一是累，二是气，三是忧，四是愤。

　　1970年夏天，庐山会议前的一天下午，总理正在休息，纪东到他的办公室整理文件，无意中看到办公桌上有一张32开的白纸，总理用铅笔写了几句戏文：不公与不干。做天难做二月天，蚕要暖和参要寒，种菜哥哥要下雨，采桑娘子要晴干。

　　纪东：所以我说总理是在无奈之下写的，我们都比较清楚，二八月是最难做的，因为二月八月乱穿衣啊，冷不定，热不定，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天气变化无常，因为正是春夏交接，或者是秋冬交接的时候。总理写出这几句诗来，可能就是一种发泄，发泄内心的痛苦和无奈。但是写完也就完了，他还得照样地去工作，去忘我，去为大局着想。

　　总理当时主持政治局的日常工作，作为一个总理来讲，的确需要把各个方面的关系处理好，这是很难的。在这种情况下，总理的内心，有时候也很郁闷，我们也看得出来，总理不高兴，总理神态上好像不那么舒展。

　　二

　　1971年的9月13日，在共和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都是个不寻常的日子。时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并被党章确认为毛泽东接班人的林彪，拖妻带子，乘坐256号三叉戟飞机，从山海关机场强行起飞，疯狂北逃，后在蒙古境内坠机身亡。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九一三事件。纪东回忆说，周恩来从得知这一消息开始，便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紧急会议，查问情况，布置工作，不眠不休，三天三夜。纪东作为总理的秘书，跟着他度过了紧张的几十个小时。

　　纪东：我真正知道这件事情，还是9月13日的早上接到广州军区丁盛的电话以后。总理说让小纪赶快到大会堂来，拿着电话记录。我带着电话记录到大会堂，总理说你从现在开始不要回家了，跟着我处理事情。

　　纪东回忆说，9月12日晚上，他正在西花厅值班时接到了时任海军政委的李作鹏的电话，报告总理他查问的256号三叉戟飞机正停在山海关机场。 13日凌晨4点多，总理的另一个秘书钱嘉东把纪东从熟睡中叫起来，说接到北京卫戍区的报告，有一架直升机在怀柔沙峪迫降，被民兵包围，并说已经报告总理。纪东回忆说，当时他们感到事情有些异常，但是想不出什么原因。到了天亮的时候，7点半，他们接到一个电话，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打来的，让他们报告总理。

　　纪东：丁盛的电话里，有谁反对毛主席谁反对党中央我们就和谁斗争到底这样的说法，这是以往没有的，那都是说谁反对毛主席谁反对林副主席谁反党中央我们就和他斗争到底，没有林了，这就会让我们产生这么一种感觉，怎么回事，别的不敢多讲，也没去多想，但是究竟怎么回事，因为总理一天一宿没回来了，一宿没回来总理是很少的，都是不管再晚也回到家睡觉。邓大姐那里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们俩还分析，国内最近看到什么材料，有什么不安没有，有什么异常的，两个人琢磨来琢磨去没有琢磨出名堂，但是总觉得发生了大事情，总觉得丁盛这个电话有些蹊跷，但是不敢过多地去想。

　　9月13日上午8点，纪东来到人民大会堂，他记得当时周恩来的表情很自然，但是看得出他很累。纪东事后才知道，这个时候林彪乘坐的飞机从中蒙边界上空消失已经6个多小时了。接下来，从9月13日清晨到当天下午，周恩来亲自打电话给11个大军区和29个省市自治区的主要负责人。

　　纪东：总理给各大军区和各省市自治区的领导打电话，通知他们有这么一件事，在庐山会议上第一个作报告的那个人，带着老婆和儿子，逃跑了，是用这么一句话，这句话一般的参加九届二中全会的人就会知道是谁，但是在电话中并没有说林彪，有时候电话信号也不好，对方说听不清楚，请总理重复一遍，总理又得重复一遍，我见到总理的时候，他的嗓子都是沙哑的。

　　此时的纪东和很多人一样，焦急地等待着，直到外交部打来了一个电话。

　　纪东：一直到14日的下午2点多钟，外交部的同志打来电话，说是我们驻蒙古使馆有一个紧急报告要送给总理。总理当时已经56个小时没睡觉了，刚刚在我们的反复劝说下，吃完安眠药睡觉。我回电话说，你请示一下姬鹏飞同志，要不要把总理叫起来。没过5分钟，来电话跟我说需要叫起来。我说那好，你往大会堂背面来，我们现在就叫总理起床。就这样那面叫着总理起床，我到北门接这个东西。拿到以后我到了总理睡觉的地方，总理也起来了，在洗手，我就当着他的面，把信拆开，抽出来给他。我不能看，没看。总理看着看着，脸上神情逐渐地由紧张到放松：你看你看，好好，摔死了摔死了。叫我看，我才知道了，这架飞机机毁人亡，摔在了温都尔汗科特省温都尔汉矿区，周围都是草原，飞机强行着陆的时候，翻了以后爆炸了。

　　纪东回忆说，当时在整个大会堂里，只有总理和他两个人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周恩来到118房间向毛泽东作了汇报。针对九一三事件和林彪集团的一系列调查随后展开，周恩来被任命为林彪专案组组长。纪东回忆说，大约在九一三事件后一个来月的一天早上，已经工作了整整一夜的周恩来按响电铃，把他叫进了办公室。

　　纪东：我说，总理叫我，他说嗯，我跟你谈件事情。这样的口气，总理很长时间没有过，我心里也咯噔了一下，什么事这么郑重啊。他说你看，他就把那信封给我，我一看，写的是呈毛主席、林副主席批示，1971年10月几日，我看到以后没有感到奇怪，认为总理是笔误，因为九一三事件以后总理给主席写的报告很多，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那肯定因为，从他起床到第二天我都接班了还没睡觉，至少工作了十七八个小时以上了，肯定是在极度疲劳、非常困倦的情况下，出现的这种笔误，他也跟我说，你看我内容写好了，结果信封写错了，你现在就把信封撕了，以后注意，把好关。我就把信封撕了。这件事，我当时就想，你这个信封撕了也行啊，对吧?就把大姐叫来，跟大姐说，老两口撕了也就撕了，为什么再非要叫我进去啊?但是总理没有这样做，总理说这件事情就是告诉你们替我把关，注意以后不要出现类似情况。

　　三

　　纪东记得，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曾经两次问他说：小纪，总理在林彪叛逃后曾经对国务院的几位领导说，中央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我难啊，难的不仅是出事后的林彪。总理说这个话的时候眼睛里闪着泪光。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理解?纪东没有回答，只是笑了笑。纪登奎叹了口气说，总理也不容易啊。1972年3月5日，江青命令秘书通知周恩来、叶剑英、纪登奎、汪东兴及张春桥、姚文元马上到钓鱼台17号楼“议事”，指责她身边的护士赵柳恩要“毒害”她，由此惹出一场轩然大波。周恩来为了平息事态，主动提出把自己的护士许奉生调给江青。

　　在纪东的印象里，在总理身边工作，对于保密的要求格外严格。总理的文件只有放在桌面上的秘书们才能整理，重要的文件总理会亲自锁在抽屉里。别人写给总理的信，也是有的秘书就能拆，有的需要当着总理的面拆。纪东记得他就曾经替总理拆过一封江青写来的信。当时他并不知道，这就是后来被人们认为最能反映江青野心的五言绝句：江上有奇峰，锁在云雾中。平时看不见，偶尔露峥嵘。

　　纪东：因为总理有规定，部长以上领导的信，我们不能拆，知名人士的信也不能拆，那么当然收到江青这封信，或者是当着他的面拆或者是他自己拆，这封信就是我当着他的面给拆开的，拆开我没看就递给总理，总理看完以后，啊，这是一首诗，你来看，江上有清风，我心说让我看我就看看吧。

　　我还拿了纸，在那画，五言诗，就平仄平平仄，仄平仄仄平，总理也按照音律来画，画到第二句，他说这不合乎平仄嘛，还做什么诗，给你给你，你拿去改去。就给我了，我心说我还能改了这诗，另外我也改不了，没有水平改，因为在这之前总理说我五音不全，发音不准。

　　我就跟总理说，你知道我发音不准，说这平仄不准，我发音不准更改不了。我想推掉算了，实际上我知道总理说让我改，只不过是对我放心，对这首诗的一种托辞与态度，当然我就拿走，拿到我们值班室先放着，后来总理也没有再提。没有再提一般我们都有个规矩，就是说，只要总理不再问的事，我们都有一个固定的不需要批的、或者待批的文件夹子放在那里，你再问我可以拿出来，随手就拿出来，不问就放着了，后来这封信一直放着。她那首诗，可能过了有一个来月吧，报纸上发表了，《人民画报》上发表了，还配了照片，当然这中间其他的过程我就不清楚了。

　　1972年5月，周恩来被查出患有膀胱癌。他的工作并没有停止，林彪事件后，周恩来纠“左”的努力，在这一时期收到了成效。在政治上，批林整风运动，解放了大批老干部，恢复了邓小平的组织生活和职务。在经济上，采取了正确的措施，使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但是好景不长，时间进入1973年，北京的政治空气日渐凝重。到了1973年11月13日，由于周恩来没有请示毛泽东就与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举行了军事问题的会谈。事后，毛泽东大发雷霆。

　　纪东：这件事情呢，起因并不那么复杂，就是有的人给主席反映，说总理在中美谈判中右了，那么主席就误信了这个反映，认为总理右了，因此组织了对总理的一次批评，甚至于说，让张春桥、王洪文这些人学点外文，不要上别人的当，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当然很多参加会议的人都要按照主席的指示精神对总理进行批评，有些人可能言辞也很激烈。

　　在当时的政治高压下，很多人揣度上面的意思和周恩来划清界限，于是，会场上出现了对周恩来围攻批斗的场面。“卖国”、“屈膝投降”、“目无中央”、“蒙骗主席”，一时间周恩来招架困难。江青更是提出“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并危言耸听地说周恩来“迫不及待地要取代毛主席”。

　　纪东：但是批评到一定的时候，主席就说行了，不用再批评了，够了。当然也就不再批评了。总理的一生中，凡是别人批评他是错的，或者是说他认识到是错的，总理都是检讨的，也都是揽责任的，总是从严要求自己解剖自己的。在这次会上总理也是采取了同样的态度，最后当然也作了检讨。就这件事情呢，对批评他的人，或者说反对他反对错了的人，总理历来不去追究哪一个人的责任，不疏远这些人，对这些人没有任何戒心和埋怨。在我的印象中，我没有听到总理说过谁的一句坏话，真的，没有听说过。

　　1974年1月18日，毛泽东批准王洪文、江青的要求，由党中央转发江青主持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批林批孔”运动遂在全国开展起来。周恩来的政治处境愈发艰难。与此同时，他的身体也是每况愈下。1974年春天，由于大量便血，周恩来每半月或一月就要接受一次输血。

　　纪东：这中间有一次本来都是商量好的，政治局这些人都是清楚的，总理下午要输血，王洪文的秘书给我打电话，说江青同志需要马上定晚上政治局会议时间，她要安排别的活动。我说总理正在输血是不是缓一缓，我马上把这个情况向钱佳铜同志和大姐报告，正式答复了王洪文那里，说总理在输血，半个小时以后就完了，总理输完血之后再定。

　　让纪东没想到的是，没过5分钟，王洪文的秘书就又打来电话，说不行，会议时间需要马上定。

　　纪东：那我也不敢压也不敢再说什么，又给大姐、钱佳铜商量，看来不报告不行了，怎么报告啊，最后商量决定，由我写一个条，就写王洪文同志来电话，说江青同志需要确定晚上的政治局开会的时间，便于她安排别的活动，我就写了这么一个条，从门缝里塞进去，塞到总理房里，因为里头有给总理输血的医生、护士在值班，就请他们相机报告总理。总理的保健大夫看到了，也意识到恐怕这个事情不报告不行了，不然纪东不会写这张条子的，肯定是在外头商量好的，他就把总理叫醒了，说是江青那里要定晚上的活动。总理一听就火了，不输了，拔下针头不干了。

　　四

　　1975年2月，张春桥在一次讲话上说：现在要警惕经验主义的危险，要把反经验主义“当作纲”，并且指责周恩来1972年对极左思潮的批判是 “跟着刘少奇那条路线走”，影射不久前由周恩来主持召开的四届人大提出的实现四个现代化目标也有可能“会重复斯大林的错误”，“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同年的3、4月间，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利用他们操纵的舆论工具，接连发表宣扬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的报道和文章，掀起一股反“经验主义”的浪潮。纪东回忆说，当时总理的对此事的态度是：针锋相对。

　　纪东：批经验主义，总理本来就不同意他们这种做法，主席后来也不同意。总理认为有经验和经验主义是两码事，所以总理在医院已经病得很重的情况下，让我们把张春桥在总政的讲话《宣传批经验主义的问题》找来，把各种小报凑齐，把电报给他找去。

　　1975年4月23日，毛泽东批示：“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他的批示站到了周恩来一边。

　　纪东：所以在批经验主义这个问题上，总理是非常坚决的，甚至给张春桥写信，中间提到了，如果你对我的信的内容不同意的话，希望你能以同志式的态度提出来，这说明斗争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应该说在这个问题上，总理又挽救了一大批的老干部。总理打电话跟我说，那怎么能那样，老同志有打仗的经验，有工作的经验，这能当经验主义来批吗，你把小报给我找出来。他当时跟我说的很具体，所以这股浪潮后来没有搞下去，停止了。

　　1975年10月下旬，病势沉重的周恩来再也无法离开病床站起来。根据有关方面的记录，周恩来总理从1974年6月1日开始算起，动手术14次，同人谈话233次，会见外宾63次，召开及参加会议40余次。其中，在医院召开会议20余次，离开医院开会20次。

　　纪东：医生、警卫，包括我们秘书，我想也包括大姐在内，我们都在关心着总理的身体，关心着他的健康，我们也曾经多次劝过他应该休息一段，然后再养几天病，哪怕休息几天缓冲一下，再工作也可以，医生更是从病情方面，经常提醒他。但是总理跟我们说，总理总理，我是国家的总理，这个时候我不管谁管，这个工作我不做谁做。

　　纪东回忆说，在总理身边工作多年，他知道总理爱听京剧，爱打乒乓球，爱和小孩子们在一起，可在他生命的最后这几年里，因为没有时间，所有这些都已成为很难得的享受，对于周恩来来说，睡觉甚至都是一种昂贵的奢侈。

　　纪东：总理往往不是睡醒的，是秘书把他叫醒的，睡觉前定好了，我睡到几点几分把我叫醒，因为要见外宾要安排会了。所以我们叫他的时候都掐着秒叫，一秒都不想让他提前，看到他老人家睡那么香甜的时候，我们是忍着心痛叫他起床的，所以说他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总理说我也想休息，我什么时候能休息啊。他也累啊，他也是血肉之躯啊。

　　纪东记得在总理住院期间，除了经常打电话给秘书们交代事情以外，有时候也把他们叫去当面交代事情、清理文件。这其中，给纪东留下深刻印象的就是在最后一次清理文件的时候，周恩来从众多文件中挑出了一份。

　　纪东：我说这一份文件，是反映铁道部和铁道兵的，因为这些部门领导同志参与林彪政变的事情，就调了一个营的兵力参与这个事变。当时他就跟我说，不对，调这一个营的兵力，我知道，不是这么回事，这件事，你记着，等着我出院以后，我要亲自来处理。我当然就记下了，但是，这件事情总理没有处理，因为他再没有出了医院，没再办公了。

　　在纪东的回忆里，这份文件也是总理最后表示要处理的公文。1975年10月，周恩来再次入院接受治疗，纪东被安排留在西花厅处理日常工作，两个月里没有再见到周恩来。在经过多次申请后，1975年12月31日，他终于被批准去看望病势沉重的周恩来。

　　纪东：最后我们见总理那一面就是1975年的12月31日，中午12点了，总理在这一段时间，据医生和他的卫士给我们讲，都是处在一种昏迷清醒不定的情况下，这一天总理要见我，他的警卫就打电话让我赶快过去。我们看到躺在病床上的总理已经是非常消瘦了。

　　总理只抬了抬他的右手，用微弱的声音跟我们说，你们来了，问家里同志好，我累了，就这三句话，这是离他1月8日逝世不到一个礼拜的时间，那时候才说我累了。

　　我们看了他以后，他又陷入昏迷。他的卫士告诉我说你们很幸运，老人家跟你们说话的时候很清醒。总理他自己也说，文化大革命让我少活多少年。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周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