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就把那信封給我，我一看，寫的是呈毛主席、林副主席批示，1971年10月幾日，我看到以後沒有感到奇怪，認為總理是筆誤，因為九一三事件以後總理給主席寫的報告很多，至少工作了十七八個小時以上了，是在極度疲勞、非常睏倦的情況下，出現的這種筆誤，他也跟我說，你看我內容寫好了，結果信封寫錯了，你就把信封撕了，以後注意，把好關。

　　本文摘自《縱橫》2008年第2期，作者：紀東，原題：周恩來的晚年歲月

　　作為周恩來身邊最年輕的秘書，紀東親歷了“文革”中後期幾乎所有重大的政治事件，九一三事件、批林整風、批林批孔、反經驗主義，也見證了共和國總理周恩來在動盪的歲月里，殫精竭慮、苦撐危局的艱難。

　　一

　　1968年8月12日，對於年僅24歲的紀東來說，是不尋常的一天，他接到了所在部隊中央警衛團政委楊德中的通知，讓他到自己家裡來一趟，組織上有重要任務布置給他。

　　紀東：我接到這個通知以後，下午2點鐘就到了楊德中同志家裡，他就給我說起這件事，周恩來需要一個年輕的幹部去當秘書，問我願不願意去。

　　我當時心裡非常高興，也沒有多想，就馬上回答我願意去，他問我有什麼想法。那時候能有什麼想法，只覺得高興，只覺得一種光榮感，油然而生的那種幸福感。我沒有顧得提出什麼想法，就是說願意，而且很鄭重地回答願意，保證完成任務。現在回想起來，那種回答只是一種感情的衝動，一種光榮感的支配，至於自己能不能完成任務，自己具備不具備這種條件，當秘書是幹什麼的，這些都沒去考慮的。

　　紀東回憶說，1962年，當他還是個剛入伍不久的小戰士時，在一次北戴河的值勤任務間隙，曾很偶然地見到過周恩來。他記得，當時總理正在和人談話，談着談着，突然很開心地笑起來。這個燦爛的笑容，紀東一直記憶猶新。

　　紀東：8月12日楊政委找我談話，確定8月15日正式到西花廳上班。16日早上8點多鐘，總理從大會堂開會回來，直接走到了秘書辦公室。

　　因為離得近了，只見總理的絡腮鬍子很重，頭髮已經花白了，和我6年前見他那一次相比的確蒼老了很多。走起路來也不像印象中那樣容光煥發，他累了一宿了，背有點微微前傾。總理那時候已經非常疲憊了。

　　幾個月過去了，周恩來還沒有同紀東談話，直到1969年4月份的一個晚上。

　　紀東：那天晚上，總理沒有外出，和鄧大姐一起吃飯，他倆吃飯是難得碰在一起的。吃飯的時候，總理把我叫過去。總理說，本來我要跟你談話，談一談如何在實踐中去學習做秘書工作，但是呢一直沒有談成，那麼今天我就算正式跟你談話了，你已經在工作中參與了一部分工作，做得也不錯，以後繼續在實踐中、在工作中去學習去提高，我不給你提別的要求了，只提一條，你要注意保密，這是紀律。

　　在這次談話後，紀東正式成為周恩來的秘書。紀東回憶說，文化大革命期間的周恩來，用日理萬機來形容，是毫不誇張的。作為總理的秘書，一方面，他感受到了在總理身邊工作特有的融洽與溫暖;另一方面，也目睹了周恩來在那段特殊歷史時期里，工作和政治生活中的苦和難。紀東說，他的這種苦和難可以總結為四個方面，一是累，二是氣，三是憂，四是憤。

　　1970年夏天，廬山會議前的一天下午，總理正在休息，紀東到他的辦公室整理文件，無意中看到辦公桌上有一張32開的白紙，總理用鉛筆寫了幾句戲文：不公與不干。做天難做二月天，蠶要暖和參要寒，種菜哥哥要下雨，採桑娘子要晴干。

　　紀東：所以我說總理是在無奈之下寫的，我們都比較清楚，二八月是最難做的，因為二月八月亂穿衣啊，冷不定，熱不定，一會兒這樣一會兒那樣，天氣變化無常，因為正是春夏交接，或者是秋冬交接的時候。總理寫出這幾句詩來，可能就是一種發泄，發泄內心的痛苦和無奈。但是寫完也就完了，他還得照樣地去工作，去忘我，去為大局着想。

　　總理當時主持政治局的日常工作，作為一個總理來講，的確需要把各個方面的關係處理好，這是很難的。在這種情況下，總理的內心，有時候也很鬱悶，我們也看得出來，總理不高興，總理神態上好像不那麼舒展。

　　二

　　1971年的9月13日，在共和國和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都是個不尋常的日子。時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並被黨章確認為毛澤東接班人的林彪，拖妻帶子，乘坐256號三叉戟飛機，從山海關機場強行起飛，瘋狂北逃，後在蒙古境內墜機身亡。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九一三事件。紀東回憶說，周恩來從得知這一消息開始，便在人民大會堂召開緊急會議，查問情況，布置工作，不眠不休，三天三夜。紀東作為總理的秘書，跟着他度過了緊張的幾十個小時。

　　紀東：我真正知道這件事情，還是9月13日的早上接到廣州軍區丁盛的電話以後。總理說讓小紀趕快到大會堂來，拿着電話記錄。我帶着電話記錄到大會堂，總理說你從現在開始不要回家了，跟着我處理事情。

　　紀東回憶說，9月12日晚上，他正在西花廳值班時接到了時任海軍政委的李作鵬的電話，報告總理他查問的256號三叉戟飛機正停在山海關機場。 13日凌晨4點多，總理的另一個秘書錢嘉東把紀東從熟睡中叫起來，說接到北京衛戍區的報告，有一架直升機在懷柔沙峪迫降，被民兵包圍，並說已經報告總理。紀東回憶說，當時他們感到事情有些異常，但是想不出什麼原因。到了天亮的時候，7點半，他們接到一個電話，廣州軍區司令員丁盛打來的，讓他們報告總理。

　　紀東：丁盛的電話里，有誰反對毛主席誰反對黨中央我們就和誰鬥爭到底這樣的說法，這是以往沒有的，那都是說誰反對毛主席誰反對林副主席誰反黨中央我們就和他鬥爭到底，沒有林了，這就會讓我們產生這麼一種感覺，怎麼回事，別的不敢多講，也沒去多想，但是究竟怎麼回事，因為總理一天一宿沒回來了，一宿沒回來總理是很少的，都是不管再晚也回到家睡覺。鄧大姐那裡也不知道怎麼回事。我們倆還分析，國內最近看到什麼材料，有什麼不安沒有，有什麼異常的，兩個人琢磨來琢磨去沒有琢磨出名堂，但是總覺得發生了大事情，總覺得丁盛這個電話有些蹊蹺，但是不敢過多地去想。

　　9月13日上午8點，紀東來到人民大會堂，他記得當時周恩來的表情很自然，但是看得出他很累。紀東事後才知道，這個時候林彪乘坐的飛機從中蒙邊界上空消失已經6個多小時了。接下來，從9月13日清晨到當天下午，周恩來親自打電話給11個大軍區和29個省市自治區的主要負責人。

　　紀東：總理給各大軍區和各省市自治區的領導打電話，通知他們有這麼一件事，在廬山會議上第一個作報告的那個人，帶着老婆和兒子，逃跑了，是用這麼一句話，這句話一般的參加九屆二中全會的人就會知道是誰，但是在電話中並沒有說林彪，有時候電話信號也不好，對方說聽不清楚，請總理重複一遍，總理又得重複一遍，我見到總理的時候，他的嗓子都是沙啞的。

　　此時的紀東和很多人一樣，焦急地等待着，直到外交部打來了一個電話。

　　紀東：一直到14日的下午2點多鐘，外交部的同志打來電話，說是我們駐蒙古使館有一個緊急報告要送給總理。總理當時已經56個小時沒睡覺了，剛剛在我們的反覆勸說下，吃完安眠藥睡覺。我回電話說，你請示一下姬鵬飛同志，要不要把總理叫起來。沒過5分鐘，來電話跟我說需要叫起來。我說那好，你往大會堂背面來，我們現在就叫總理起床。就這樣那面叫着總理起床，我到北門接這個東西。拿到以後我到了總理睡覺的地方，總理也起來了，在洗手，我就當着他的面，把信拆開，抽出來給他。我不能看，沒看。總理看着看着，臉上神情逐漸地由緊張到放鬆：你看你看，好好，摔死了摔死了。叫我看，我才知道了，這架飛機機毀人亡，摔在了溫都爾汗科特省溫都爾漢礦區，周圍都是草原，飛機強行着陸的時候，翻了以後爆炸了。

　　紀東回憶說，當時在整個大會堂里，只有總理和他兩個人知道這個消息，之後周恩來到118房間向毛澤東作了匯報。針對九一三事件和林彪集團的一系列調查隨後展開，周恩來被任命為林彪專案組組長。紀東回憶說，大約在九一三事件後一個來月的一天早上，已經工作了整整一夜的周恩來按響電鈴，把他叫進了辦公室。

　　紀東：我說，總理叫我，他說嗯，我跟你談件事情。這樣的口氣，總理很長時間沒有過，我心裡也咯噔了一下，什麼事這麼鄭重啊。他說你看，他就把那信封給我，我一看，寫的是呈毛主席、林副主席批示，1971年10月幾日，我看到以後沒有感到奇怪，認為總理是筆誤，因為九一三事件以後總理給主席寫的報告很多，從來沒有出現過這種情況，那肯定因為，從他起床到第二天我都接班了還沒睡覺，至少工作了十七八個小時以上了，肯定是在極度疲勞、非常睏倦的情況下，出現的這種筆誤，他也跟我說，你看我內容寫好了，結果信封寫錯了，你現在就把信封撕了，以後注意，把好關。我就把信封撕了。這件事，我當時就想，你這個信封撕了也行啊，對吧?就把大姐叫來，跟大姐說，老兩口撕了也就撕了，為什麼再非要叫我進去啊?但是總理沒有這樣做，總理說這件事情就是告訴你們替我把關，注意以後不要出現類似情況。

　　三

　　紀東記得，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後，國務院副總理紀登奎曾經兩次問他說：小紀，總理在林彪叛逃後曾經對國務院的幾位領導說，中央的問題還沒有解決，我難啊，難的不僅是出事後的林彪。總理說這個話的時候眼睛裡閃着淚光。你對這個問題怎麼理解?紀東沒有回答，只是笑了笑。紀登奎嘆了口氣說，總理也不容易啊。1972年3月5日，江青命令秘書通知周恩來、葉劍英、紀登奎、汪東興及張春橋、姚文元馬上到釣魚臺17號樓“議事”，指責她身邊的護士趙柳恩要“毒害”她，由此惹出一場軒然大波。周恩來為了平息事態，主動提出把自己的護士許奉生調給江青。

　　在紀東的印象里，在總理身邊工作，對於保密的要求格外嚴格。總理的文件只有放在桌面上的秘書們才能整理，重要的文件總理會親自鎖在抽屜里。別人寫給總理的信，也是有的秘書就能拆，有的需要當着總理的面拆。紀東記得他就曾經替總理拆過一封江青寫來的信。當時他並不知道，這就是後來被人們認為最能反映江青野心的五言絕句：江上有奇峰，鎖在雲霧中。平時看不見，偶爾露崢嶸。

　　紀東：因為總理有規定，部長以上領導的信，我們不能拆，知名人士的信也不能拆，那麼當然收到江青這封信，或者是當着他的面拆或者是他自己拆，這封信就是我當着他的面給拆開的，拆開我沒看就遞給總理，總理看完以後，啊，這是一首詩，你來看，江上有清風，我心說讓我看我就看看吧。

　　我還拿了紙，在那畫，五言詩，就平仄平平仄，仄平仄仄平，總理也按照音律來畫，畫到第二句，他說這不合乎平仄嘛，還做什麼詩，給你給你，你拿去改去。就給我了，我心說我還能改了這詩，另外我也改不了，沒有水平改，因為在這之前總理說我五音不全，發音不準。

　　我就跟總理說，你知道我發音不準，說這平仄不准，我發音不準更改不了。我想推掉算了，實際上我知道總理說讓我改，只不過是對我放心，對這首詩的一種託辭與態度，當然我就拿走，拿到我們值班室先放着，後來總理也沒有再提。沒有再提一般我們都有個規矩，就是說，只要總理不再問的事，我們都有一個固定的不需要批的、或者待批的文件夾子放在那裡，你再問我可以拿出來，隨手就拿出來，不問就放着了，後來這封信一直放着。她那首詩，可能過了有一個來月吧，報紙上發表了，《人民畫報》上發表了，還配了照片，當然這中間其他的過程我就不清楚了。

　　1972年5月，周恩來被查出患有膀胱癌。他的工作並沒有停止，林彪事件後，周恩來糾“左”的努力，在這一時期收到了成效。在政治上，批林整風運動，解放了大批老幹部，恢復了鄧小平的組織生活和職務。在經濟上，採取了正確的措施，使國民經濟得到恢復和發展。但是好景不長，時間進入1973年，北京的政治空氣日漸凝重。到了1973年11月13日，由於周恩來沒有請示毛澤東就與美國國務卿基辛格舉行了軍事問題的會談。事後，毛澤東大發雷霆。

　　紀東：這件事情呢，起因並不那麼複雜，就是有的人給主席反映，說總理在中美談判中右了，那麼主席就誤信了這個反映，認為總理右了，因此組織了對總理的一次批評，甚至於說，讓張春橋、王洪文這些人學點外文，不要上別人的當，等等。在這種情況下，當然很多參加會議的人都要按照主席的指示精神對總理進行批評，有些人可能言辭也很激烈。

　　在當時的政治高壓下，很多人揣度上面的意思和周恩來劃清界限，於是，會場上出現了對周恩來圍攻批鬥的場面。“賣國”、“屈膝投降”、“目無中央”、“矇騙主席”，一時間周恩來招架困難。江青更是提出“這是第十一次路線鬥爭”，並危言聳聽地說周恩來“迫不及待地要取代毛主席”。

　　紀東：但是批評到一定的時候，主席就說行了，不用再批評了，夠了。當然也就不再批評了。總理的一生中，凡是別人批評他是錯的，或者是說他認識到是錯的，總理都是檢討的，也都是攬責任的，總是從嚴要求自己解剖自己的。在這次會上總理也是採取了同樣的態度，最後當然也作了檢討。就這件事情呢，對批評他的人，或者說反對他反對錯了的人，總理歷來不去追究哪一個人的責任，不疏遠這些人，對這些人沒有任何戒心和埋怨。在我的印象中，我沒有聽到總理說過誰的一句壞話，真的，沒有聽說過。

　　1974年1月18日，毛澤東批准王洪文、江青的要求，由黨中央轉發江青主持選編的《林彪與孔孟之道》，“批林批孔”運動遂在全國開展起來。周恩來的政治處境愈發艱難。與此同時，他的身體也是每況愈下。1974年春天，由於大量便血，周恩來每半月或一月就要接受一次輸血。

　　紀東：這中間有一次本來都是商量好的，政治局這些人都是清楚的，總理下午要輸血，王洪文的秘書給我打電話，說江青同志需要馬上定晚上政治局會議時間，她要安排別的活動。我說總理正在輸血是不是緩一緩，我馬上把這個情況向錢佳銅同志和大姐報告，正式答覆了王洪文那裡，說總理在輸血，半個小時以後就完了，總理輸完血之後再定。

　　讓紀東沒想到的是，沒過5分鐘，王洪文的秘書就又打來電話，說不行，會議時間需要馬上定。

　　紀東：那我也不敢壓也不敢再說什麼，又給大姐、錢佳銅商量，看來不報告不行了，怎麼報告啊，最後商量決定，由我寫一個條，就寫王洪文同志來電話，說江青同志需要確定晚上的政治局開會的時間，便於她安排別的活動，我就寫了這麼一個條，從門縫裡塞進去，塞到總理房裡，因為裡頭有給總理輸血的醫生、護士在值班，就請他們相機報告總理。總理的保健大夫看到了，也意識到恐怕這個事情不報告不行了，不然紀東不會寫這張條子的，肯定是在外頭商量好的，他就把總理叫醒了，說是江青那裡要定晚上的活動。總理一聽就火了，不輸了，拔下針頭不幹了。

　　四

　　1975年2月，張春橋在一次講話上說：現在要警惕經驗主義的危險，要把反經驗主義“當作綱”，並且指責周恩來1972年對極左思潮的批判是 “跟着劉少奇那條路線走”，影射不久前由周恩來主持召開的四屆人大提出的實現四個現代化目標也有可能“會重複斯大林的錯誤”，“衛星上天，紅旗落地”。同年的3、4月間，張春橋、姚文元等人利用他們操縱的輿論工具，接連發表宣揚經驗主義是當前主要危險的報道和文章，掀起一股反“經驗主義”的浪潮。紀東回憶說，當時總理的對此事的態度是：針鋒相對。

　　紀東：批經驗主義，總理本來就不同意他們這種做法，主席後來也不同意。總理認為有經驗和經驗主義是兩碼事，所以總理在醫院已經病得很重的情況下，讓我們把張春橋在總政的講話《宣傳批經驗主義的問題》找來，把各種小報湊齊，把電報給他找去。

　　1975年4月23日，毛澤東批示：“提法似應提反對修正主義，包括反對經驗主義和教條主義，二者都是修正馬列主義的，不要只提一項，放過另一項。”他的批示站到了周恩來一邊。

　　紀東：所以在批經驗主義這個問題上，總理是非常堅決的，甚至給張春橋寫信，中間提到了，如果你對我的信的內容不同意的話，希望你能以同志式的態度提出來，這說明鬥爭已經到了白熱化的程度，應該說在這個問題上，總理又挽救了一大批的老幹部。總理打電話跟我說，那怎麼能那樣，老同志有打仗的經驗，有工作的經驗，這能當經驗主義來批嗎，你把小報給我找出來。他當時跟我說的很具體，所以這股浪潮後來沒有搞下去，停止了。

　　1975年10月下旬，病勢沉重的周恩來再也無法離開病床站起來。根據有關方面的記錄，周恩來總理從1974年6月1日開始算起，動手術14次，同人談話233次，會見外賓63次，召開及參加會議40餘次。其中，在醫院召開會議20餘次，離開醫院開會20次。

　　紀東：醫生、警衛，包括我們秘書，我想也包括大姐在內，我們都在關心着總理的身體，關心着他的健康，我們也曾經多次勸過他應該休息一段，然後再養幾天病，哪怕休息幾天緩衝一下，再工作也可以，醫生更是從病情方面，經常提醒他。但是總理跟我們說，總理總理，我是國家的總理，這個時候我不管誰管，這個工作我不做誰做。

　　紀東回憶說，在總理身邊工作多年，他知道總理愛聽京劇，愛打乒乓球，愛和小孩子們在一起，可在他生命的最後這幾年裡，因為沒有時間，所有這些都已成為很難得的享受，對於周恩來來說，睡覺甚至都是一種昂貴的奢侈。

　　紀東：總理往往不是睡醒的，是秘書把他叫醒的，睡覺前定好了，我睡到幾點幾分把我叫醒，因為要見外賓要安排會了。所以我們叫他的時候都掐着秒叫，一秒都不想讓他提前，看到他老人家睡那麼香甜的時候，我們是忍着心痛叫他起床的，所以說他也是不得已而為之。總理說我也想休息，我什麼時候能休息啊。他也累啊，他也是血肉之軀啊。

　　紀東記得在總理住院期間，除了經常打電話給秘書們交代事情以外，有時候也把他們叫去當面交代事情、清理文件。這其中，給紀東留下深刻印象的就是在最後一次清理文件的時候，周恩來從眾多文件中挑出了一份。

　　紀東：我說這一份文件，是反映鐵道部和鐵道兵的，因為這些部門領導同志參與林彪政變的事情，就調了一個營的兵力參與這個事變。當時他就跟我說，不對，調這一個營的兵力，我知道，不是這麼回事，這件事，你記着，等着我出院以後，我要親自來處理。我當然就記下了，但是，這件事情總理沒有處理，因為他再沒有出了醫院，沒再辦公了。

　　在紀東的回憶里，這份文件也是總理最後表示要處理的公文。1975年10月，周恩來再次入院接受治療，紀東被安排留在西花廳處理日常工作，兩個月裡沒有再見到周恩來。在經過多次申請後，1975年12月31日，他終於被批准去看望病勢沉重的周恩來。

　　紀東：最後我們見總理那一面就是1975年的12月31日，中午12點了，總理在這一段時間，據醫生和他的衛士給我們講，都是處在一種昏迷清醒不定的情況下，這一天總理要見我，他的警衛就打電話讓我趕快過去。我們看到躺在病床上的總理已經是非常消瘦了。

　　總理只抬了抬他的右手，用微弱的聲音跟我們說，你們來了，問家裡同志好，我累了，就這三句話，這是離他1月8日逝世不到一個禮拜的時間，那時候才說我累了。

　　我們看了他以後，他又陷入昏迷。他的衛士告訴我說你們很幸運，老人家跟你們說話的時候很清醒。總理他自己也說，文化大革命讓我少活多少年。這是我最後一次見到周總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