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抗戰期間死於非命的國民黨將領不少，如段朗如、張德能、陳牧農等因作戰畏縮不前被槍決，酆悌、文重孚湖南益陽人，長沙市警察局局長因長沙大火被槍決，胡啟儒（黃埔軍校二期，教導總隊２旅旅長），１９４２年夏因販毒被處決。梅春華（少將，黃埔軍校四期，１８軍參謀長），１９４３年因私販軍隊裝備被處決。程澤潤等死於瀆職貪賄……


歷史學家黃仁宇先生說“當時苦鬥八年，空城計有之，苦肉計有之。至不得已時蔣槍斃自身親信人員卸責”，又說蔣“是一個非常容易情緒激動的人。”（《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正是這種個人性格的偏執，造成一部分將領死於非命，他常常在公開場合叮囑部下的“你們趕快地去死”，即是缺乏人性，至少是不負責的情緒話。
本文摘自：《讀書文摘》2008年03期，作者：伍立楊，原題：《抗戰中死於非命的國民黨將領》

抗戰時期，重慶新民報副刊司馬紆（程大千）的短篇小說《鐵肺新郎》的開頭是這樣的：“ＸＸ部司令Ｋ，因懼敵誤國罪被處死刑以後，有人在他的抽屜里發現了一封沒有付郵的信……”（見《重慶客》１９８３年重慶出版社）小說涉及一個具有舊文人筆下的“韻”，新文人所謂“愛嬌”的女角，是一個哀惋而恐懼的故事。作者將高級軍官被槍斃事件寫得很真切，在那時更見其典型意義。

抗戰期間死於非命的國民黨將領不少，如段朗如、張德能、陳牧農等因作戰畏縮不前被槍決，酆悌、文重孚�J湖南益陽人，長沙市警察局局長�K因長沙大火被槍決，胡啟儒（黃埔軍校二期，教導總隊２旅旅長），１９４２年夏因販毒被處決。梅春華（少將，黃埔軍校四期，１８軍參謀長），１９４３年因私販軍隊裝備被處決。程澤潤等死於瀆職貪賄……

歷史學家黃仁宇先生說“當時苦鬥八年，空城計有之，苦肉計有之。至不得已時蔣槍斃自身親信人員卸責”，又說蔣“是一個非常容易情緒激動的人。”（《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正是這種個人性格的偏執，造成一部分將領死於非命，他常常在公開場合叮囑部下的“你們趕快地去死”，即是缺乏人性，至少是不負責的情緒話。

（一）

段朗如之死，上官雲相有不可推卸之責。上官雲相原本是孫傳芳五省聯軍第４師師長，北伐時效忠革命，後參加淞滬會戰。抗戰軍興，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上將俾依長才，調他出任第３２集團軍總司令，負責第三戰區浙贛線方面防務。其當旅長、師長之時，已養成功則歸己、過則歸他的惡劣品性。戰況有利，則拼死追打，戰況不利，拔腿就跑。段朗如也並不是貪生怕死之徒，這次南昌反攻戰，剛到達預定位置時，段曾建議立即發起突擊，因此時日軍立足未穩，兵力只有一個聯隊，尚未部署完畢。可是上官不同意，說是有你打的仗，等着。較早前的萬家嶺戰役時任７４軍軍長的俞濟時，是蔣介石的奉化同鄉，俞親臨前線時，段朗如師長表態一定堅守，俞誇讚道：“像這樣勇敢應戰，忘我犧牲的將領，實在可貴。”岷山一戰，傷亡最慘重的是該軍第７９師。

等到陣地前的日軍已經增加到一個旅團，上官卻下令強攻。段說“進攻是要進攻，但仗不是這樣打法”。上官聞此大怒：“段師長，你說什麼！你要負責的！”段不得已，組織突擊隊，但他手下的一個黃埔四期生臨陣脫逃，不知去向，整個計劃被打亂，突擊隊完全暴露在日軍夾擊之下而無還手之力。（參見《閩浙贛抗戰》，中國文史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

南昌反攻部隊很多，查閱當時的戰鬥序列，起碼有近三十個師。其中，上官雲相以集團軍司令官名義指揮第２９軍，軍長陳安寶。陣容很大，竟有六個師的番號和實力。段朗如的７９師即屬於該軍主力。段組織突擊隊失手後即遭逮捕。陳安寶軍長意圖息事寧人，想以作戰不力為由，將其免職了事。可是上官雲相卻以個人芥蒂決定殺其頭推卸責任，對戰區參謀處等高級幕僚的營救以耍賴應之，說是不殺段，他就不抗日了！於是段朗如死於非命，罪名是畏縮不進，謊報軍情，貽誤戰機……

結果是陳安寶只有親自指揮７９師進攻南昌附近的蓮塘，遭遇強大的機械化裝備的日軍反擊，很快全線潰退。陳軍長衛士死傷散盡，他因為負重傷，又身材胖跑不動，日軍追上後竟割下他的頭顱帶回南昌炫耀。幾天后部隊才在稻田裡找到他的屍體。

陳安寶畢業於保定軍校，資格既老，為人也實在厚道，天性不會耍滑頭。他作戰沉着大氣，對下級也相當寬厚。段朗如死後，陳安寶親自指揮７９師，犧牲得很窩囊。整個抗戰期間，國軍損失二百餘將官，以陳安寶、張自忠、郝夢齡三位軍階最高；時間是１９３９年初夏。

（二）

長衡會戰的衡陽方面。１９４４年夏，長衡會戰（實際即第四次長沙會戰）戰至最後關頭，無奈詐降的１０軍軍長方先覺引致物議紛紛。其實，他在第二次長沙會戰中就差點被蔣介石處決。據當時１０軍預備第１０師政治部科長的回憶，部隊從株洲向湘北移動，和日軍全線接觸後，被敵人以優勢騎兵突擊，很快敗北。會戰後的作戰檢討，蔣介石要處理１０軍軍長李玉堂和１０師師長方先覺，幸虧看到友軍繳獲的日軍作戰地圖上標示日人有近四個師團的兵力，他才轉變語氣說；“現在證明，預１０師陣地前有三個半師團的兵力，就是銅牆鐵壁，也難以阻擋敵人的前進，能抵抗一天，還算不錯。”（《原國民黨將領抗戰親歷記／湖南四大會戰》，第１５６頁）但蔣介石這樣講道理的時候還真不多�煂Σ筷爩㈩I的處理就全然視乎其心情，心情好，則情緒通達，有話好說；情緒受阻，他就草菅人命了。

同樣參加第二次長沙會戰的精銳部隊，第７４軍為王耀武所轄：５１師李天霞，５７師余程萬，５８師廖齡奇；第４軍歐震所轄：５９師張德能……其中，余程萬後來在常德會戰中幾乎被蔣判死刑，張德能在第四次長沙會戰後被蔣下令槍斃，廖齡奇即在本次會戰後被判死刑。

本來７４軍是抗日鐵軍，能征慣戰，機警過人，也大膽沉着，可是老虎也有打盹的時候。在第二次長沙會戰中，正當他們向北移動的時候，日軍傾全力做側翼包抄。當時的九戰區參謀長趙子立說“當然運動中的部隊比占領陣地的部隊容易打”。７４軍還在行軍中，日軍的騎兵眨眼工夫就分幾路衝來了，立足未穩就被日軍打得落花流水。以廖齡奇第５８師垮得最厲害，從戰區長官薛岳到大本營的老蔣均極為震驚，戰役結束後立即召開檢討會議。戰區的意思是要將失敗的責任歸咎於第２６軍蕭之楚（屬２７集團軍楊森指揮），要求嚴懲。但蔣介石沒有處分蕭之楚，卻把５８師師長廖齡奇槍斃了，蔣親自在軍事會議上宣布其死刑，罪名是臨陣脫逃。黃仁宇先生說，“廖死留下遺書三封，一呈其母處理家事，一致表弟請結算師部賬目，一囑其妻改嫁。”並請將遺書送蔣備閱。黃先生說，這和蔣本人與其直系親屬的融融家庭歡樂“形成一個尖刻的對比。”（《從大歷史角度讀蔣介石日記》）

同期槍斃的還有９７師師長傅維藩，胡宗南的部下，罪名也是籠統的“作戰不力，自動後退”。

長衡會戰（實際即第四次長沙會戰）的長沙方面。１９４４年六月中下旬，守長沙的是張德能軍長。先是嶽麓山（一個師）失守。守城的（兩個）師見此，已經草木皆兵。城內部隊失去依託，只好自發突圍。某日一衛士醒來，見外面江邊上，官兵紛紛往衡陽方向逃散，便趕忙推醒張德能，張勃然大怒，衝出去欲加阻止，對於徹底混亂的部隊，其效僅如微風撼大廈。

兵敗後，張德能與戰區參謀長趙子立一起被抓到重慶，雖有軍法總監何成浚為之開脫說項，但無濟於事。趙子立的命保住了，因他說自己受戰區長官薛岳的排擠，實際被剝奪了指揮權——離開戰區總部，無法指揮長沙守軍。趙還向王耀武說，在守衛長沙問題上，他和張德能軍長意見分歧，張軍長固執己見，置主力於城內。他雖身為戰區代參謀長，但並未履行職權，也未能指揮長沙守軍作戰。望王耀武千萬將此情況報告蔣委員長。最後，上邊給的結論是：在長沙作戰中，趙子立被張德能架空，未負實際責任，薛岳也不能這樣使用一個戰區參謀長，因此趙子立無罪釋放。而張德能就沒有這樣幸運了。趙子立、王光倫的《長衡戰役》是這樣解釋的：衡陽失陷後，蔣要將部隊拉向西邊的重慶方向，為他保駕，薛岳要將部隊向東邊長沙方向拉。蔣對薛是一頭火，逼迫軍法總監判處張德能極刑。這樣，張就做了薛岳的替罪羊。

衡陽會戰的守軍，第１０軍方先覺軍長得到的卻又是不同的處理結果。他雖然抵抗了四十多天，最後卻樹起白旗，不久竟被日軍安然釋放，事多蹊蹺，疑竇叢生。與其相比，作戰失誤的卻被殺頭，人們不禁要問，抵抗有期，就有資格投降嗎？其實，這是老蔣指揮系統紊亂的結果。對作戰失誤以殺頭處理，成為一種習慣，無形中，在其潛意識的心理層面，就以此作為一種標準，不殺反而奇怪。

勝敗乃兵家常事，拿破崙尚有滑鐵盧之厄運。方軍長置身難以想象的殘酷戰鬥中，打到幾乎全軍覆沒，確實不應求全責備。但重慶的大本營的雙重標準，事實上造成了部隊將領的隔閡。第７４軍抗戰以來，打過多次苦仗硬仗，雖然在第二次長沙會戰中一觸即潰，但這是有其原因的，失在戰略，不在戰術，可是卻拿了一個很出色的師長（廖齡奇）來祭旗。這樣的處理，在在表明大本營的心理脆弱，頭腦混亂。

（三）

１９４４年夏秋之際的桂柳會戰。日寇陷長沙，破衡陽，直逼廣西，且其為了最後的掙扎，開闢大陸交通線，乃由湖南、廣東兩個方面，向廣西發動大規模進攻。陳牧農的９３軍守全州，為桂林門戶。９月８日，第四戰區司令長官張發奎上將從桂林來到全州，與陳牧農軍長一起，視察了黃沙河防禦陣地：其正面的敵情是日軍第１１軍主力，很快推進到全州。該地區部隊的部署，蔣介石用的是老辦法，直接安排到軍一級，當戰區司令長官詢問時，發現“這是委座所規定”並出示其手令：“死守全州！”結果，日軍一個師團的先頭部隊向其陣地發起攻擊，即輕易突破第９３軍黃沙河防線。陳牧農做一象徵性抵抗後即退出，全州一天后即告失守，城內火光沖天，部隊潰散。張發奎異常震怒，要求蔣介石嚴辦陳牧農。蔣先令扣留以待法辦，但三日後即令就地槍決。桂林防守司令部司令官韋雲凇負責執行蔣介石的命令，由總務處長韋士鴻帶人前往第９３軍把陳牧農抓捕，押解到桂林槍斃。能征善戰的黃埔一期生陳牧農就以“放棄全州”罪，斃命於桂林。（參見《粵桂黔滇抗戰》）

據當時第四戰區參謀處長李漢沖的回憶，蔣介石確有密函致陳，“在桂作戰……以我的命令為依據”。張發奎了解此內情後，反而向蔣要求寬大處理。可是該軍副軍長為扶正，陳情於蔣，蔣恐暴露其私，乃迅速滅口。另外一種說法是長衡會戰時因長沙失守被殺的張德能系張發奎舊屬、遠親，張發奎為了報一箭之仇，藉機槍斃一中央軍軍長。李漢沖對此矢口否認，認為張決無殺陳之意，只是想將他撤職查辦而已。

可是據當時桂林防守司令部副參謀長覃戈鳴說，陳牧農死前（由桂林防守司令部負責槍斃）曾哀嘆：“張長官害了我！沒有什麼話可說。”（《粵桂黔滇抗戰》）所以覃戈鳴認為這是蔣和張發奎共玩的把戲，犧牲一個中央軍軍長，來震懾桂林地方部隊。

老蔣這樣做的目的是誘導地方領袖加入他的抗戰計劃。這一帶有很多白崇禧的桂系和張發奎的粵系部隊，威懾的作用是有一些，可是對整個戰局或民族心理的凝聚，其作用是微乎其微的。

（四）

７４軍歷史上，兩個極為出色的學生師長，一個在蔣介石的批示之下，做了槍下鬼；一個也是在蔣的批示之下，命懸一線，黃泉驚魂，其經歷叫人扼腕。他們就是廖齡奇和余程萬。

７４軍從淞滬戰場撤出後，又匆匆投入南京保衛戰，南京淪陷後，５１師奉命突圍，全師撤至浦口僅存４０００人。經補充先後參加徐州、蘭封等大型會戰，在蘭封會戰中予日軍第２師團重大打擊。１９４１年３月，７４軍參加上高會戰，重創日軍第３３、３４師團。戰史譽為“開戰以來最精彩之作戰”。

１９３９年６月俞濟時升任第１０集團軍副司令兼８６軍軍長，５１師師長王耀武升任軍長，７４軍下轄５１師（李天霞）、５７師（余程萬）和５８師（廖齡奇）。

１９４３年８月，日軍糾集七個師團約十萬人進攻常德，常德城的外圍戰於１１月１８日開始打響。日軍進而縱火燒城，火勢蔓延，又放毒氣。５７師近萬人在一片火海孤軍奮戰堅守常德城半月，以血肉之軀抗擊了日軍陸、空的協同攻擊。日軍將常德街道逐排、逐屋地層層爆破，篦子一樣向城內推進壓縮。５７師在日軍猛烈炮火甚至釋放毒氣的情況下仍死戰不退，日軍不得不圍三闕一，放７４軍一條生路。十幾天后，余程萬偕二百餘殘兵，突圍出城，其餘官兵與突入城內的日軍近身肉搏，全部壯烈殉國。

常德會戰後，蔣介石以常德失守，余程萬最終撤出陣地為由，指責他沒盡到守土保民職責，下令撤職、扣押，送交軍法處審判，並指示要將余判死刑。蔣在其日記中揚言將親自審問余程萬。後經軍委會高層力保解釋，蔣介石才將死刑改成撤職，令其回前線戴罪立功。

６天后余程萬又隨各增援部隊反攻常德，即收復之。大作家張恨水先生以常德之戰寫成第一部正面戰場抗戰長篇小說《虎賁萬歲》。常德百姓為紀念忠魂，自發募捐，於１９４４年３月在市郊東側修建占地達３００００平方米的陣亡將士墓地，作為永遠的紀念。

程澤潤之死，則與上述將領略為不同。負責徵兵的兵役署長程澤潤，原屬湘軍系列，參加過江西剿共。他在抗戰初期，編寫過抗戰訓練教程之五的《兵役概論》，３２開，１３８頁，用重慶草紙印刷，內容涉及徵兵制與募兵制、各國徵兵制之概況、我國兵役制度之沿革、國民兵役等等。孔祥熙給四川袍哥范紹增透露的消息說，蔣介石嫌四川袍哥勢力尾大不掉，擬殺一二龍頭老大壓制之。不久，蔣介石就恰好在重慶郊區目擊新兵被繩索捆綁的悲慘際遇，於是問罪於兵役署署長、四川袍哥程澤潤。蔣介石槍斃了程澤潤，意在敲山震虎，但不料四川甚至湖北、雲南、貴州等省的袍哥都動員起來，幾十萬袍哥試圖鬧事，經范紹增與杜月笙出面斡旋，並以抗日危局相威脅，很費周折才擺平此事。

民國大事記顯示，１９４４年８月，兵役署長程澤潤以不理於眾口，免職，由徐思平繼任。１９４５年夏，程被執行槍決。

（五）

抗戰初期的“長沙大火”後被誅殺的酆悌，其人格具有多面性。他一度躋身十三太保系列，外間視他為老蔣的內層親信。可是他在“四一二”清黨時節，放走共產黨要員；也曾包庇“刺汪案”的策劃者，中共地下黨員華克之。

１９３８年底，國軍軍警奉令在長沙城內外縱火，實行所謂的“焦土抗戰”。大火既起，老百姓慌不擇路，爭相出逃，擁擠踐踏，死傷甚巨。十幾萬間民房商店也在一夜之間化為灰燼。寇鋒未到，而陣腳已大亂，國內輿論譁然，重慶當局極深愕然。在國人的痛罵聲中，蔣介石便拿酆悌作替罪羊。１２月１８日，蔣介石下令槍斃“長沙縱火案”的三個當事人：長沙警備司令酆悌、保安團團長徐昆和長沙市警察局長文重孚，以稍平民憤。蔣介石在酆悌的判決草案上批道：“酆悌身負長沙警備全責，疏忽怠惰，玩忽職守，殃及民眾，着即槍斃。”

通常以為，“長沙縱火案”的幕後指使者即蔣介石本人，解放後張治中披露了這個特急電文。（見《張治中回憶錄》，中國文史出版社）而黃仁宇先生否認，認為蔣當天離開長沙，當晚就發生火災，總策劃乃張治中本人，執行者正是酆悌，所以他死得並不冤枉。酆悌等人若真是對縱火有看法，完全可以抗命或出走，或等民眾遷移出逃後再執行也可。但他們，急躁無知誤信流言。也許這些人理解“焦土抗戰”全然是就字面意思來詮釋。他們的靈魂讓失敗主義瀰漫占據。

當時的社會結構確乎沒有支持現代化軍隊的能力，但在統帥本人，其性格、指揮方式仍有很大轉圜餘地。此種鎮壓更多在顯示主官的行政威權。此類行動如事實昭然，事主實有公憤，行止背叛家國，殺之當有正面效果。反之，必在同行中造成潛在逆反心理，隱然生抗拒或陽奉陰違之心；結果往往是給對方或第三方誘導利用之，為淵驅魚，為叢驅雀，大開方便之門。所謂“攻守之勢異矣”，國家、政權的運勢，就在這當中流變、逆轉。

攻、守之勢，說來應變之法多多。在桂、柳會戰之時，美軍派來觀察的聯絡組就對四戰區的高參說過：“死守在城裡，等敵人來圍攻，我們美國沒有這種戰術。”

陳銘樞曾經是反蔣的先鋒，後來他也到了重慶。他在對美國觀察員訴說心跡時表示，自己依然敬重蔣公，但對蔣不經開庭審判就判處將領死刑，始終無法接受。

有一個笑話：甲、乙二人商議合本做酒，甲對乙說：“你出米，我出水。”乙說：“米都是我的，如何算賬？”甲說：“我決不昧良心，到酒熟時，只還我這些水就算了，其餘的都是你的。”老蔣為人，對別人或有收斂；而對他的這些“學生”，他的這種“甲方出水”心理，就像涌地之泉，想掩飾都難！這些事情疊加起來，也就影響了歷史。

有學者認為共產黨殺了不少自己人，這顯然是編造，不符合歷史。歷史上國民黨比共產黨強大的多，為什麼慘敗丟了整個大陸？這是因為共產黨講究每一個幹部要關心每一個戰士，官兵一致，軍民一致，共產黨得人心。而國民黨總是濫殺自己人，鬧的人心惶惶，軍心不穩，屢戰屢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