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黄亚生2008年出了一本书，叫作《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此书前言一开头，就回忆了考察上海时的一次难忘经历及其强烈刺激：

　　‘一九九八年，我正在上海为撰写我的上一部著作《出售中国》（Selling China)进行实地考察。期间，我问一位政府官员是否能为我介绍一些私营企业家。他满脸困惑，并且问：“你是哈佛的教授吗？”（彼时我正任教于哈佛）他继续问：“身为哈佛的教授，为什么你会对那些在街头卖西瓜、茶叶和烂苹果的人有兴趣？”

　　他的反应多少令我吃了一惊，我心平气和地提醒他，诸如微软和惠普那样的公司也是由私营企业家创立并经营的。然后我大着胆子告诉他，上海的私营企业家只是在卖西瓜和茶叶，原因或许是，只有那些行当才是政府允许他们从事的。

　　‘那位上海官员的看法令我久久不能忘怀，并激发了我写作本书的最初灵感。（本书中有一章的标题就叫“上海出了什么问题？”）’（《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的前言和提要，http://www.21ccom.net/articles/sxwh/shsc/article_2012061862099.html）

　　此书提要中对关于上海的一章介绍如下：

　　‘本书以一整章篇幅来讨论上海，是出于两个原因。其一，上海代表着经典的城市偏好模式——这个城市严格限制小规模、自主创业的那种具有典型农村特征的小生意，同时赋予外商直接投资项目和与政府有密切因缘关系的商业项目以缴税方面的种种好处。此外，八十年代末期，上海是中国城市经济体中最少改革的地方，而其八十年代后半期的领导人在整个九十年代的十年间主掌了中国政局。本书的疑问是：上海出了什么问题？并进一步提供了如下解说：

　　·尽管位于中国最富裕的市场，上海本地的私营部门企业却位居这个国家最小的私营企业之列，其私人企业人均收入大约相当于云南这样的省份，而云南的人均GDP大约相当于上海的百分之十到十五；（要了解以上模式是多么不同寻常，不妨设想一下这样的例子：你发现美国的私人企业人均收入大体相当于土耳其。）

　　·在上海，对本地私营企业政治上的、规章上的、金融上的限制是极其严厉的，本地私营企业固定资本投资在一九八五年达到顶峰的事实就是明证；

　　·在上海，包括财产收入在内的劳动收入占GDP的比重极低；

　　·相较于全国平均水平，上海的GDP增量巨大，但家庭收入水平相较于全国平均数几乎没有增长；

　　·尽管上海的工资收入高，资产收入却位居全国最少的几个省份之列；

　　·自二零零年以来，上海的经济增长速度是两位数，这期间上海人口中最为贫困的一部分人群已完全失去收入；

　　·九十年代，尽管上海渴望成为中国的高技术摇篮，但相较于私营企业更加发达的省份，如浙江和广东，上海每年批准的专利数量实际上是在下降。

　　·上海同样腐败。’（同上）

　　80年代上海为什么会最少改革？

　　台湾淡江大学中共党史客座教授、原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副主任阮铭2009年出了一本书，叫作《邓小平帝国30年》（节选：http://www.bullogger.com/blogs/ziqing/archives/280382.aspx）。书中提到1984年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推动14个沿海港口城市开放，陈云极力阻止，以及胡耀邦建议上海开放，遭到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国栋拒绝：

　　‘三月，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召开进一步开放沿海港口城市会议，提出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等十四个沿海港口城市。中央政治局常委胡耀邦、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都参加了这次会议，唯独陈云拒绝参加，陈云还扬言他「绝不去特区」。邓小平在会上讲话，特别提到「请姚依林向陈云报告这次会议的决策」。

　　那次会上，胡耀邦再度关注开放上海。早在三年前讨论扩大厦门特区规模时，胡耀邦就主张开放上海，因为上海基础好，人才充足，历史上就有开放传统，开放上海可以有力推动全国改革开放。这次胡耀邦找代表上海来开会的阮崇武副市长谈了一上午，请他在会上讲一讲开放上海的构想。阮崇武中午打电话请示上海市委书记陈国栋，陈国栋说了一句话：「上海不为天下先」。阮崇武只好沉默不语。这就使上海的开放又拖后八年，到邓小平「九二南巡」才解决。’

　　这段往事让人想到，80年代上海最少改革，与当时上海的领导人跟着陈云反对改革开放有密切关系。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中央派出苏振华（政治局候补委员、海军第一政委，兼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革委会主任）、倪志福（政治局候补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兼市革委会副主任、兼任上海市委第二书记和市革委会第一副主任）、彭冲（上海市委第三书记兼市革委会第二副主任、南京军区第二政委兼党委第三书记、上海警备区第一政委，原江苏省委第一书记兼省革委会主任）等一批干部接管上海党政军领导机构。彭冲1979年升任市革委会主任（后改为市长），后兼任市委第一书记。1980年2月在十一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书记处书记，赴京上任。

　　彭冲之后的上海主要领导是第一书记陈国栋、第二书记胡立教、书记兼市长汪道涵，都是反对改革开放的陈云50年代至1962年靠边站的老部下。

　　陈国栋1980年4月升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兼上海警备区第一政委。他是陈云的老部下：1952年10月任副财长兼党组副书记及交行董事长。1953年9月起任粮食部副部长兼党组第一副书记、代部长兼党组书记、国务院财贸党委委员。他1975年2月复出，历任供销合作总社主任兼党组书记，国务院财贸小组副组长、组长，国家农委副主任兼党组成员，国务院财经委成员，粮食部长兼党组书记。1979年12月任上海市委第二书记。他1979年底从粮食部长调任上海市委第二书记，准备接任第一书记，此时正是陈云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被恢复中央副主席，兼任中纪委第一书记，成为中共最高层邓小平、叶剑英之后的老三。陈云是上海青浦县人。中共有些大老会决定家乡父母官的人选，例如邓小平1975年调赵紫阳（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兼省革委会主任、广州军区政委）去当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兼省革委会主任、成都军区第一政委。

　　胡立教1981年1月调任上海市委第二书记，4月兼任市人大常委会主任，10月兼任市委政法工作领导小组长。他也是陈云的老部下：1954年10月任副财长。1955年1月兼任部党组成员。1955年4月兼任中央财经干校校长。1958年6月任黑龙江省委常委兼牡丹江地委第一书记。1961年10月任中国人行副行长兼党组副书记。1964年10月任中国人行代行长兼党组代书记。1965年6月兼任国务院财贸党委委员。他1973年9月复出，任河南省委副书记兼省革委会副主任。1977年10月升任省委书记。1978年10月升任省委第二书记。1979年9月兼任任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汪道涵1980年调任上海市委书记兼副市长，后升任代市长、市长。他也是陈云的老部下：1952年后起历一机部副部长、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他1978年复出，任外经部副部长兼国家进出口管委会、外国投资管委会副主任。

　　陈、胡、汪三驾马车于1985年告老退下，接手的是市委书记芮杏文和副书记兼市长江泽民。

　　芮杏文1985年6月调任上海市委书记。他起家是在化工系统。他1978年起历任七机部副部长兼党组成员，国家计委副主任兼党组成员。1984年兼任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长兼党组书记。

　　江泽民1984年调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兼市长。他是汪道涵的老部下：1980年任国家进出口管委会、国家外国投资管委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党组成员。1982年起历任电子部第一副部长兼党组副书记、部长兼党组书记。

　　芮杏文1987年11月在十三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书记处书记，江泽民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并接任上海市委书记。接任市长的是朱镕基。

　　朱镕基1987年调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兼市长。他起家是在计委系统。他1983年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兼党组成员（1085年升任党组副书记）。

江泽民1989年6月升任总书记，朱镕基升任市委书记兼市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