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妮儿回忆：八十二岁回望（下）

昆明——我逐渐适应的第二故乡

二野四兵团正规部队在二月份举行入城式，我们则住在小石坝，每天派人去昆明取云南日报发下去。不久，我们也经拓东路进入昆明。当时天已经黑了，黑乎乎的只见街道两旁都是双层木板房。当晚，我们住在南屏街劝业银行内，之后也住过民族商店和美国兵住过的商务酒店（即现在巡津街市第一人民医院处）,我真想不到在这遥远的边疆，在这大山深处竟还有一座不错的城市。那时省军管会已成立，良和我分在工业接管部，我俩又搬到巡津新村5号院内（据说是国民党市党部书记的住宅），良被安排带一军事联络小组接管原国民党资源委员会下的昆明电工器材厂。不久，我们在人民胜利堂召开大会与云南地下党会师，我看见了郑伯克同志，郑穿一身笔挺的灰色西装，像个大老板，有人跟我说这是为了职业掩护的需要。南下的和地下党的领导都讲了话，无非是庆祝云南的解放和今后如何团结做好工作什么的。那时的胜利堂座位不是固定的，要临时搬凳子坐。3月8日在胜利堂召开纪念“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大会后，良率领的军事接管小组被工厂开来的大卡车接到位于西山区马街的昆明电工器材厂。住在招待所内，当晚召开全厂职工大会，欢迎军事接管小组，良上台讲话。他的口音一下就变了，我听了好奇怪，散会后我问他，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啊？良说是云南话，让职工听了有亲切感。从此他再也没有说过普通话。我那时大腹便便，也做不了什么事，便到处跑跑了解情况，到车间了解生产情况。50年6月5日我在昆华医院生了一个女儿。我那时不会弄小孩,厂里的一些热心女职工教我,并把她们的旧床单、旧被里撕了，给我做孩子的尿布，还教我如何给孩子洗澡，如何换衣服，如何喂奶等等，有一个女护士把她家的保姆也让给了我，就是桂英孃孃。这些事现在想起来都很感动。但是在工作上我仍喜欢音乐或文艺工作，老想搞自己的本行，可那时昆明市只有一个文工团，还是地下党时期成立的（后分为省话剧、花灯、歌舞等三个团）也不太适合我。我曾找到接管云南师范学院的军代表方章同志，要求到师大艺术系学习，方说艺术系水平也不高，你最好还是到中央音乐学院学习深造，那时中央音乐学院在天津，一次良去北京开会，绕道天津，要来招生简章供我准备，可这时我又怀孕了。那个时代提倡向苏联学习，做母亲英雄，生得越多越好，而我又不会避孕，真是苦恼极了。特别是在看东北电影制片厂电影时一出现音乐指挥尹升山的名字（尹也是从哈尔滨到东影的），我的火不打一处来，要波动好几天才能过去，这种情绪持续了一两年才慢慢淡去，被一种必须承认现实而且还得努力学习工作所代替。自1950年进厂以来，特别是抗美援朝期间，冶炼车间出现了董福生热補反射炉的先进事迹，被各大媒体报道，女作家曾克到厂深入生活，写了小册子，昆明电工器材厂成了省市委的重点。好多西南、省、市委领导都到厂蹲过点。在镇反、民主改革、三反五反等运动中及企业管理方面，都要到厂试点取得经验在全市推广，良成了一位大忙人。1952年在三反五反期间，我在厂内由厂医务室医生接生，生了一个男孩，不知什么原因，生下来他的脊椎是断的，结果又把我连孩子送昆华医院，孩子住温室由护士护理，喂奶时他一用力就皱眉头，像是很疼的样子，住了一个多月，也无法治好，妇产科主任孙廼中跟我说，这个孩子的病治不好，治好了也是个残疾，你出院吧，我只好回到厂里。虽然细心照料，但不久他就故去了，我很难过，还做了一口小木棺材把他葬在工厂的后山上。同年，厂里派我到西山纱厂学习劳保登记工作，回来在全厂展开劳保登记工作，经过登记把全厂职工的姓名和生辰年月、进厂时间，工龄长短都搞清楚了，根据这些情况实行劳保待遇。那时在医疗上，职工本人看病全报销，家属看病报一半。我也就被任命为人事室劳保股股长，专门从事职工劳保工作。我们深入车间生产第一线了解情况，解决工人劳动时穿的衣服、鞋等，夏天给冶炼车间送冷饮，没有牛奶喝还自办了养牛场，又办了营养食堂。那时我们把职工当作宝，极大地调动了职工的生产积极性。1952年，我们由供给制改为薪金制。

昆明电工器材厂自接管后先后分成三个厂，1950年，四车间（生产电机的）与裕云机器厂合并，成立了昆明电机厂，1953年3月又分成了昆明冶炼厂和昆明电缆厂。良分到昆明冶炼厂任厂长、书记，我被任命为人事科副科长，管人员调动、任免和劳动工资工作。市委还任命我为第九区的区委委员（后改为西山区）负责工农联盟工作。我参加过区委会，还到积善乡了解情况，进行联欢，我看到了“板凳龙”和在大树上栓绳子打秋千人飞得很高的热闹场面。这年十月，我又生了一个男孩，在孩子一岁时，组织决定良到苏联学习，先集中在长春学习俄语。他走后，我又发现怀孕了，我想不生，企图打掉，被医生知道受到了劝阻，所以1955年3月又生了一个女孩。那时我已调任厂党委任办公室主任。主要是写综合汇报材料报市委。我在任期内还被选为昆明市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代表，出席了会议，记得地点就在东风路与北京路交叉口，今天的金格百货处。那时那里像个大仓库，很简陋。

一天我正在给孩子喂奶，良从长春回来了，他跟我说，这次是犯了错误回来的，我的心咯噔一下，经细问才知，组织决定他出国学锡，他非要学铜，组织不同意，他承受不了组织对他的批评而变得精神恍惚，睡不着觉，无法再学习，只好叫他回来养病，也不分配他的工作。当时正在搞肃反，我负责一个专案组，他也就参加了这个工作。到1956年3月，省冶金局才任命良到个旧云锡公司冶炼厂任副厂长，三个月后，我们全家迁往个旧。那时有良的母亲和三个孩子一个保姆，一路颠簸，先乘米轨小火车，后又乘汽车，到了个旧后，住在一个山坡上新建的工人新村里，晚上常听狼叫，不敢出门。我报到后，被分在新冠採选厂任党委组织部长，这个厂规模很大，工艺很先进。但工作还不到三个月，个旧市委又任命我为个旧市文工团团长，还没上任，又接到调回昆明刚成立的云南铜业公司工作。我们又全家迁回昆明，住在圆通山下，现莲云宾馆附近，保姆在个旧找了对象，结婚了，就没跟我们回来。报到后，良任云南冶炼厂筹建组组长。我任人事处教育科科长，管过昆明冶金工校和杨林工人培训班的工作。这期间，还陪同苏联专家到过易门铜矿进洞考察，我第一次在矿洞内看到了“孔雀石”。1957年，良调任昆明市委工交部任部长，我又跟着调到了昆明市，市委组织部长师宗洛同志找我谈工作时说，有两个工作由你选，一是到市文化局任秘书室主任，一是到云南大戏院任党支部书记，我选择了市文化局。秘书室管的工作较多，文秘、档案、财务、基建、物资等等，我努力学习业务，深入基层，深入农村，做好工作。那时单位都有自建的劳动基地，每年都要收种，逢春秋二季，还要到农村参加劳动，为了工作常到县区蹲点，特别是在大跃进时期，我参加修过金殿水库，松花坝水库，到金刀营村大战秋收秋种，还参加过大战钢铁，经常白天上班晚上开会。当时有的人说，以后的茄子长得比船大，我就不同意，我觉得根本不可能！到1959年反右倾机会主义时，有人抓住我说过的几句话既“秘书是高等奴隶”（是一句话剧台词），再就是不同意“茄子长得比船大”的话，说我反对大跃进。还有那时我曾买过一部苏式女单车，说我上班时间擦车等等。把我作为批判对象在文教干部会上进行批判，我检讨了几次都过不了关，后来不了了之。过了不久，主管文教工作的副市长张浪基召集几个被批判的同志说，你们都不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以后还是要好好工作。可是，后来我的工作还是作了调整，从秘书室调到社会文化科任科长，做群众文化工作，跑农村、工厂的时间更多了。我曾骑自行车到大板桥、官渡镇，曾摔在金汁河里又爬上来，最远处我骑车到过安宁县，上长坡时实在是骑不动了，就推着走。1960年，我出席了在山西太原召开的全国群众文化工作会议，文化部钱部长作了报告，然后分组进行讨论，我们住在阎锡山的一所宾馆内，内有一条水沟长满象韭菜一样的水草，厨师采来给我们做汤喝，说是医胃病的。云南去的代表受到优待，上车我们先上，看节目都是最好的票。好多参会人员问我，你是云南人么？我说不是，是南下的。那时对边疆去参会的同志都特别照顾。在太原，白天开会，晚上看演出。看了几次山西中路梆子，唱腔高亢宏亮，非常感人。这是第一次听山西戏。会议期间还参观了晋中专区几个县的群众文化活动。我们乘车到阳泉从阳泉上了太行山。但一路上山上并没有出现“山高林又密”的景象，而是光秃秃的，后来才知山底下全是煤。在榆次县我听了“拉花”，是一种地方戏，我还记了谱。在昔阳县，我们看了“抬杠”，就是一个大人身上搭个架，把小孩固定在上边，化成各种戏装，一走一晃一晃很好看。在昔阳县，还去了安阳沟，看了窑洞，吃了攸麦面，看了剪纸，沿途每到一个村落都有武术表演。左权县知道后，非要我们去那里参观，后还是派了一部份人，我也去了。左权县是左权将军牺牲的地方。这里有抗日牺牲的烈士纪念碑林，碑上都刻有名字，在左权县，有无数块这样的碑林。说明抗战期间牺牲了多少抗战将士呀。还看了红军养老院，里面有许多老红军，都操着不同口音，有的像江西，有的像四川，但晚年都住在了左权县。到吃饭的时候，只见满桌都是面食，可见山西做面食之精细。晋中专区人民的热情深深地感染了我，毕竟是老区啊！会后，文化部决定都去北京参观八大建筑，到京后，在文化部遇到了杨丽坤（电影《五朵金花》女主角）从开罗领奖回来，文化部让我与她做伴回昆，我说我已向单位请了假回哈尔滨探亲。可是没几天，文化部的人通知我说单位来电报，要我马上回去，我只好把带来的路费寄给了哥哥，就回来了。到了单位一问，原来正在开着一个会，是叫我回来传达全国群众文化工作会议精神的。不久，又把我调回秘书室当主任。

万万想不到的灾难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好多人冲击机关，到处贴满“炮轰省委，火烧市委”的大字报，开始我想不通，你把党领导的机关都轰掉了，谁来领导？后来看到了毛主席写的《我的一张大字报》，才知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发动的，只好不再说什么了。但我没有参加哪一派。接着机关造反派和基层造反派联合夺了我的权，给我戴了很重的高帽子。我一点都不害怕，散会后，还笑了起来，艺术科长秦竹影问我你怎么还笑？我说你不觉得可笑么？然后就是在机关被批判，到基层接受批判，罚跪、打巴头等等都来了。特别是曾从市文艺单位抽人组成几个乌兰牧骑队到县区的事，这批人抓着我不放，他们认为是迫害，我将笔记本拿出来一条一条驳他们，来龙去脉说得清清楚楚，他们拿我没办法，最后，把我的笔记本全搜走了。良在冶金局被批判得更厉害，什么走资派、真国民党、假共产党、特务等等，天天挨批斗，被被打得鼻青脸肿，有次回家戴个大口罩和眼镜，取下后，才发现脸被打伤了，那时气得我说要找黄兆琪论论理去（黄在冶金系统工作），良说哪还有什么理讲。在良挨批斗中，有一些党的领导干部为了向造反派靠拢，也向心良动了手，这些人在文革后遭到了人们唾弃。良那时跟我说，他们给我戴的帽子都是假的，你不要跟我离婚。以后冶金局把良送到元江农场改造。1969年底，市级机关除了被结合的干部外，其余都到冶金工校集中搞斗批改。1970年初，又到小哨“五七”干校接受改造。我和良各在一方，几个孩子都跟着我，大女儿当时是高一学生，要上山下乡，本来想着让她跟我到“五七”干校，可是“五七”干校宣布老当的子女不准带到干校，大女儿正发着烧，跟着昆三中到陇川去了，可第二天他们又宣布老当子女可以跟着去干校，我赶快找到三中，要求把孩子叫回来跟我去干校，那时，她们才到永胜，但三中不放人，还在继续往下带，并说要市知青办正式通知才行，我找到管知青办的肖持久副市长说明情况，他同意向昆三中要人，可那时人已到了保山，昆三中领队说，到了保山就是保山人了要人得市知青办发正式文件给保山才行，肖持久副市长也给发了文件，可三中还是不放人，我与大女儿直接通了电话说明情况，叫她不要再往下走了，可昆三中一直把她带到了陇川并分到丰山区，大女儿找到当地军代表说了情况，这才放人，她终于回到了昆明，编入市“五七”干校五连（公安局连）。干校的这一批知青，后来都到了海埂五七农场。我那时唯一的想法是良在元江，我一定得把几个孩子都拢在身边，不要再出什么事情。

在干校，我带着最小的女儿兰在身边（1962年出生）,每天除了开会批斗，就是参加劳动挑大粪桶浇苹果树。后来由于我普通话说的好，校部就把我调到广播室当广播员。我带着兰离开了连队住到了广播室里。二儿子、三女儿在昆明读书。干校每个月放几天假，我回来给他们把一个月的生活安排好，留够零用钱才回干校。到69年底组织上派人找我谈话，要调我回昆明工作，工作有两个单位，一是省京剧团“沙家浜”样板戏剧组，第二是市革委学校组。由于受到文化大革命冲击，我不愿再回文艺单位工作，就选了学校组，我带着小女儿回来，她上了小学。我分在教改组，主要工作是到学校了解教改情况、听示范课，回来给组长汇报，曾在东庄小学、昆三中、昆八中蹲点，还参加全省中小学教材编写工作会议，还派我到省委党校读过三个月的书，读列宁原著«唯物主义还是经验批判主义»，后来曾给机关、昆一中教师讲过这本书。以后又被调到办事组当组长。那时成立了揭批查运动办，我被市委任命为付主任，抓面上的工作，办公地点在昆八中。到1977年市委指定的人下不去，我自动报名参加揭批查工作队到安宁，在城区任工作队长半年多。

还不算圆满的句号

1978年我回到机关，抽调工作队时，我曾在党组会上表态说，回来不愿再回教育局工作（学校组后改为教育局），所以没有上班。分管文教工作的付市长江枫同志找我谈话，我说明了原因，她问我愿意去哪，我表示愿去园林局工作，我在市文化局工作时尚无园林局，只在文化局内设一个公园科，所以我对公园也是熟悉的。江枫同志说：不要去园林局了，去市科委吧，袁靳同志要你。袁靳同志是一位老同志，原是分管文教的市委付书记，我们接触过，为人很好。我那时有一种自私的思想，一定要找一个好的领导，所以我同意了。1978年8月我到市科委工作，参加党组（注：在昆明前两个单位工作时，也都是党组成员），领导逐步明确叫我筹建昆明市科技情报研究所，任情报所书记。那时情报所与科委也没分的很清楚，就是有几个人从事科技情报资料工作，和全国科技情报单位和一些科技单位交流能为我所用的科技资料，以简报的形式送给相关领导审阅参考，通过这个渠道掌握科技动态，以利改进我们的工作。那时中央曾提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口号，全国大中小城市都纷纷成立科技情报所。1979年昆明市科委争取到了建设一个科技情报所办公楼的项目，投资20万。市委的想法是以情报所的名义列项目，盖好后市科协也搬进去共用，但怎么盖这个楼一点都不懂，所以派我和市科协的一位同志出去考察，到与昆明大小差不多的城市去看看，先后到洛阳、郑州、开封三个市，最后到了成都。回来后的任务就是选址，先后看了唐家营、刘家营以及董家湾，最后觉得董家湾较好一些；在市委召开的常委会上，我去汇报选址情况，我说到董家湾（即现在的红房子酒店）还可以，但比较偏僻，交通不便，不利科技人员查找资料和群众活动…，当时参加会议的高怀付市长（主管建设）发了言，主张盖在南太桥与青年路拐角处，常委们没有异议，就通过了，我说这个地点很好，但20万怕不够了。之后确定与省文化厅合建。地址经市委常委确定后，从情报所、科协、省文化厅抽调专人成立了基建组共同负责建楼工作，由省设计院设计，省四建建设。这块地有一所幼儿园，四十几户人家，一个公共厕所，还有昆明市著明的文物古籍“金牛”。建前的搬迁工作量就很大，好在都归盘龙区教育局管，他们提出的条件是幼儿园不要了，就叫我们在青年路一带给他们盖宿舍楼。那时想在青年路上找块地谈何容易，费了很大力气才在7216工厂后找到一块，经过批准先给他们改好楼，他们搬迁完，我们才能动工，公厕不能动，金牛要盖个亭子保护。这个大楼从立项到建成历经近六年的时间，1979年立项，1984年初建成，共花去600多万元，省文化厅和昆明市各出一半。昆明市从地方财政三项费用收入中拿出300多万元，这在昆明并不多见。那时边建楼边从各个部门抽调懂专业的科技人员，新大楼建成后，昆明市科技情报所就正式搬入。

1983年3月，良害了一场大病，心肌梗死，送延安医院抢救，主要由我和儿子涛护理，涛那时大学毕业后在705所上班，他请了假，不要奖金，在晚上守在爸爸身边，我是白班。轻工厅食堂每天给我二两里脊肉（那时买肉要凭票），我把肉剁成末，加点白菜，煮了粥给心良喝，还经常给他买重庆产的鲜桔汁喝。经医生精心治疗，总算被抢救了过来。可是我由于照顾心良有半年多没有上班，我想我大小总还是个领导，不能不上班又拿着工资，于是就向组织申请提前离休了，这时我也54岁了，也就提前了一年。开始良不同意，市科委领导也不同意，还找我谈话说，明年就要增加工资了，提前退了划不来，我说那几十块钱我不要了。最后终于经组织部批准于1984年1月，我在还不到54岁的时候，办理了离休手续。

我的一生还算是幸运的

在家里，良坚持服药，定期检查，恢复得很好。1984年初，科技大楼举行竣工典礼，通知我一定要参加，我去了，会后发了一个标有科技大楼的口缸和一条毛毯。情报所参加基建工作的干部小鲍说，这些东西你一定得收下，否则大家就都不敢收，我就收下了。1987年5月，良体检时发现前列腺上有个硬结，云南的专家下不了结论，只说有三种可能（其中之一是癌），良就要求去北京确诊治疗，经批准后，我带着小女儿兰（那时她已大学毕业）陪同去了北京。经老战友帮忙住进了协和医院，那时刚有个从美国培训回来的臧美孚教授，他一检查也说可能是癌，然后他用从美国带回来的取样套管从心良前列腺上取出两块样本说看着也像癌，但结论要等三天后化验结果出来后才能确定。五月份北京有点热了，只能穿件衬衣，这三天我像热锅上的蚂蚁，像等待判刑似的。三天后晓兰从化验室那边打来电话说：不是癌症，是炎症病结，这才放下了悬着的心。臧大夫说祝贺王老，你可能是什么时候得过前列腺炎，你不知道它又自己好了，以后不要再看了，也不要检查了，出院吧。我和良好像获得了解放一样。经商量决定兰先回来上班，我和良去旅游，首先回哈尔滨，然后到大连-青岛-曲阜-泰山-镇江-扬州-黄山-上海-桂林，从桂林回昆明。

良身体恢复得很好，经常得到医生的表扬，1999年7月我们过了金婚纪念。2000年3月10日良为我在东南亚酒楼订餐祝贺我70周岁生日。4月10日良又第二次心梗，而且是大面积的心梗，溶栓专家也请来了，检查后说，年纪大了，不能溶栓，我们尽量抢救，你们要作好思想准备。我和大女婿回家清理他能穿的衣物。经36个小时抢救无效去世，从第一次发病到第二次发病故去他又活了17年，安葬在金宝山，孩子们的奶奶也从筇竹寺迁葬金宝山，钱也是孩子们出的。我了却了对良的心愿，我很悲痛，想想以后一个人怎么过。后事料理完毕没多久，在北京的小女儿接我去换换环境，再加上有小外孙女的可爱活泼，我的心情好转了。在昆明的儿子和姐妹们商量为我重新装修了房子，回到昆明后，原来的家焕然一新，变得我都认不出来了。我从心里感谢孩子们，特别是儿子为我做的这一切。从此我一人生活，仍然坚持煅炼，合理饮食。每年夏天我都到北京住上一段时间，小女儿非常关心我，再加上聪明可爱的小外孙女，我在北京女儿家很愉快。儿女夫妇2005年培我去游了香港、澳门。2007年儿女，三女儿又陪我游了欧洲五国（荷兰、德国、瑞士、意大利和法国），满足了我多年的心愿。儿女们的孝心，使得我心情愉快，老有所乐。从欧洲回来后，北京要举办奥运会，我也就没再去北京。2010年我80岁生日后，患上了肾病，住进了医院，出院后没多久又患上了阑尾炎，又住进医院做了切除手术，在我患病后，孩子们对我照顾有加，特别是儿子在许多具体问题上（住院、出院、看病、开药）都是他做，在儿媳支持下常回家陪我，鼓励我坚强的活下去，我从心里感谢我能有这么一个体贴人的好儿子。北京的小女儿在我住院时两次从北京回来照顾我，而且每周都和我通电话，鼓励我好好的活下去，这都给了我与病魔斗争，坚强的活下去的勇气。由于种种原因，我对几个子女的关心爱护不够，不能给他们更多的母爱，但在关键重大问题上，我还是抓的好的，如鼓励他们读大学，我都尽到了责任，问心无愧。到现在每个孩子都在单位工作的很好，事业有成，且都有比较好的收入，虽然各家难免都会碰到这样那样的问题，但都能够在社会上自立自强，使得我能安度晚年，不用过多的操心。而且我认为，孩子们成人后，必须靠他们自己去努力奋斗，去打拼，作为父母是不可能，也不应该为他们包办一切的。

总之，在我80余年的生活经历中，我从一个穷孩子参加革命，入了党，经过党的培养，成长为一个党的干部，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我的今天，我对党始终抱有感恩的思想，这也成了我努力工作和做个好党员的动力。当然我也有缺点错误，这些都是难免的。但我自认主要的方面还是好的，是为党、为人民做了一些工作的。现在党和政府对离休干部这么关心和照顾，使我生活无忧，看病不愁，我今后还要努力坚强的活下去，保持革命晚节。

香妮儿

2012年3月10日于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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