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妮兒回憶：八十二歲回望（下）

昆明——我逐漸適應的第二故鄉

二野四兵團正規部隊在二月份舉行入城式，我們則住在小石壩，每天派人去昆明取雲南日報發下去。不久，我們也經拓東路進入昆明。當時天已經黑了，黑乎乎的只見街道兩旁都是雙層木板房。當晚，我們住在南屏街勸業銀行內，之後也住過民族商店和美國兵住過的商務酒店（即現在巡津街市第一人民醫院處）,我真想不到在這遙遠的邊疆，在這大山深處竟還有一座不錯的城市。那時省軍管會已成立，良和我分在工業接管部，我倆又搬到巡津新村5號院內（據說是國民黨市黨部書記的住宅），良被安排帶一軍事聯絡小組接管原國民黨資源委員會下的昆明電工器材廠。不久，我們在人民勝利堂召開大會與雲南地下黨會師，我看見了鄭伯克同志，鄭穿一身筆挺的灰色西裝，像個大老闆，有人跟我說這是為了職業掩護的需要。南下的和地下黨的領導都講了話，無非是慶祝雲南的解放和今後如何團結做好工作什麼的。那時的勝利堂座位不是固定的，要臨時搬凳子坐。3月8日在勝利堂召開紀念“三八”國際勞動婦女節大會後，良率領的軍事接管小組被工廠開來的大卡車接到位於西山區馬街的昆明電工器材廠。住在招待所內，當晚召開全廠職工大會，歡迎軍事接管小組，良上台講話。他的口音一下就變了，我聽了好奇怪，散會後我問他，你這是說的什麼話啊？良說是雲南話，讓職工聽了有親切感。從此他再也沒有說過普通話。我那時大腹便便，也做不了什麼事，便到處跑跑了解情況，到車間了解生產情況。50年6月5日我在昆華醫院生了一個女兒。我那時不會弄小孩,廠里的一些熱心女職工教我,並把她們的舊床單、舊被裡撕了，給我做孩子的尿布，還教我如何給孩子洗澡，如何換衣服，如何餵奶等等，有一個女護士把她家的保姆也讓給了我，就是桂英孃孃。這些事現在想起來都很感動。但是在工作上我仍喜歡音樂或文藝工作，老想搞自己的本行，可那時昆明市只有一個文工團，還是地下黨時期成立的（後分為省話劇、花燈、歌舞等三個團）也不太適合我。我曾找到接管雲南師範學院的軍代表方章同志，要求到師大藝術系學習，方說藝術系水平也不高，你最好還是到中央音樂學院學習深造，那時中央音樂學院在天津，一次良去北京開會，繞道天津，要來招生簡章供我準備，可這時我又懷孕了。那個時代提倡向蘇聯學習，做母親英雄，生得越多越好，而我又不會避孕，真是苦惱極了。特別是在看東北電影製片廠電影時一出現音樂指揮尹升山的名字（尹也是從哈爾濱到東影的），我的火不打一處來，要波動好幾天才能過去，這種情緒持續了一兩年才慢慢淡去，被一種必須承認現實而且還得努力學習工作所代替。自1950年進廠以來，特別是抗美援朝期間，冶煉車間出現了董福生熱補反射爐的先進事跡，被各大媒體報道，女作家曾克到廠深入生活，寫了小冊子，昆明電工器材廠成了省市委的重點。好多西南、省、市委領導都到廠蹲過點。在鎮反、民主改革、三反五反等運動中及企業管理方面，都要到廠試點取得經驗在全市推廣，良成了一位大忙人。1952年在三反五反期間，我在廠內由廠醫務室醫生接生，生了一個男孩，不知什麼原因，生下來他的脊椎是斷的，結果又把我連孩子送昆華醫院，孩子住溫室由護士護理，餵奶時他一用力就皺眉頭，像是很疼的樣子，住了一個多月，也無法治好，婦產科主任孫廼中跟我說，這個孩子的病治不好，治好了也是個殘疾，你出院吧，我只好回到廠里。雖然細心照料，但不久他就故去了，我很難過，還做了一口小木棺材把他葬在工廠的後山上。同年，廠里派我到西山紗廠學習勞保登記工作，回來在全廠展開勞保登記工作，經過登記把全廠職工的姓名和生辰年月、進廠時間，工齡長短都搞清楚了，根據這些情況實行勞保待遇。那時在醫療上，職工本人看病全報銷，家屬看病報一半。我也就被任命為人事室勞保股股長，專門從事職工勞保工作。我們深入車間生產第一線了解情況，解決工人勞動時穿的衣服、鞋等，夏天給冶煉車間送冷飲，沒有牛奶喝還自辦了養牛場，又辦了營養食堂。那時我們把職工當作寶，極大地調動了職工的生產積極性。1952年，我們由供給制改為薪金制。

昆明電工器材廠自接管後先後分成三個廠，1950年，四車間（生產電機的）與裕雲機器廠合併，成立了昆明電機廠，1953年3月又分成了昆明冶煉廠和昆明電纜廠。良分到昆明冶煉廠任廠長、書記，我被任命為人事科副科長，管人員調動、任免和勞動工資工作。市委還任命我為第九區的區委委員（後改為西山區）負責工農聯盟工作。我參加過區委會，還到積善鄉了解情況，進行聯歡，我看到了“板凳龍”和在大樹上栓繩子打鞦韆人飛得很高的熱鬧場面。這年十月，我又生了一個男孩，在孩子一歲時，組織決定良到蘇聯學習，先集中在長春學習俄語。他走後，我又發現懷孕了，我想不生，企圖打掉，被醫生知道受到了勸阻，所以1955年3月又生了一個女孩。那時我已調任廠黨委任辦公室主任。主要是寫綜合匯報材料報市委。我在任期內還被選為昆明市第一次黨員代表大會代表，出席了會議，記得地點就在東風路與北京路交叉口，今天的金格百貨處。那時那裡像個大倉庫，很簡陋。

一天我正在給孩子餵奶，良從長春回來了，他跟我說，這次是犯了錯誤回來的，我的心咯噔一下，經細問才知，組織決定他出國學錫，他非要學銅，組織不同意，他承受不了組織對他的批評而變得精神恍惚，睡不着覺，無法再學習，只好叫他回來養病，也不分配他的工作。當時正在搞肅反，我負責一個專案組，他也就參加了這個工作。到1956年3月，省冶金局才任命良到個舊雲錫公司冶煉廠任副廠長，三個月後，我們全家遷往個舊。那時有良的母親和三個孩子一個保姆，一路顛簸，先乘米軌小火車，後又乘汽車，到了個舊後，住在一個山坡上新建的工人新村里，晚上常聽狼叫，不敢出門。我報到後，被分在新冠採選廠任黨委組織部長，這個廠規模很大，工藝很先進。但工作還不到三個月，箇舊市委又任命我為箇舊市文工團團長，還沒上任，又接到調回昆明剛成立的雲南銅業公司工作。我們又全家遷回昆明，住在圓通山下，現蓮雲賓館附近，保姆在個舊找了對象，結婚了，就沒跟我們回來。報到後，良任雲南冶煉廠籌建組組長。我任人事處教育科科長，管過昆明冶金工校和楊林工人培訓班的工作。這期間，還陪同蘇聯專家到過易門銅礦進洞考察，我第一次在礦洞內看到了“孔雀石”。1957年，良調任昆明市委工交部任部長，我又跟着調到了昆明市，市委組織部長師宗洛同志找我談工作時說，有兩個工作由你選，一是到市文化局任秘書室主任，一是到雲南大戲院任黨支部書記，我選擇了市文化局。秘書室管的工作較多，文秘、檔案、財務、基建、物資等等，我努力學習業務，深入基層，深入農村，做好工作。那時單位都有自建的勞動基地，每年都要收種，逢春秋二季，還要到農村參加勞動，為了工作常到縣區蹲點，特別是在大躍進時期，我參加修過金殿水庫，松花壩水庫，到金刀營村大戰秋收秋種，還參加過大戰鋼鐵，經常白天上班晚上開會。當時有的人說，以後的茄子長得比船大，我就不同意，我覺得根本不可能！到1959年反右傾機會主義時，有人抓住我說過的幾句話既“秘書是高等奴隸”（是一句話劇台詞），再就是不同意“茄子長得比船大”的話，說我反對大躍進。還有那時我曾買過一部蘇式女單車，說我上班時間擦車等等。把我作為批判對象在文教幹部會上進行批判，我檢討了幾次都過不了關，後來不了了之。過了不久，主管文教工作的副市長張浪基召集幾個被批判的同志說，你們都不是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以後還是要好好工作。可是，後來我的工作還是作了調整，從秘書室調到社會文化科任科長，做群眾文化工作，跑農村、工廠的時間更多了。我曾騎自行車到大板橋、官渡鎮，曾摔在金汁河裡又爬上來，最遠處我騎車到過安寧縣，上長坡時實在是騎不動了，就推着走。1960年，我出席了在山西太原召開的全國群眾文化工作會議，文化部錢部長作了報告，然後分組進行討論，我們住在閻錫山的一所賓館內，內有一條水溝長滿象韭菜一樣的水草，廚師采來給我們做湯喝，說是醫胃病的。雲南去的代表受到優待，上車我們先上，看節目都是最好的票。好多參會人員問我，你是雲南人麼？我說不是，是南下的。那時對邊疆去參會的同志都特別照顧。在太原，白天開會，晚上看演出。看了幾次山西中路梆子，唱腔高亢宏亮，非常感人。這是第一次聽山西戲。會議期間還參觀了晉中專區幾個縣的群眾文化活動。我們乘車到陽泉從陽泉上了太行山。但一路上山上並沒有出現“山高林又密”的景象，而是光禿禿的，後來才知山底下全是煤。在榆次縣我聽了“拉花”，是一種地方戲，我還記了譜。在昔陽縣，我們看了“抬槓”，就是一個大人身上搭個架，把小孩固定在上邊，化成各種戲裝，一走一晃一晃很好看。在昔陽縣，還去了安陽溝，看了窯洞，吃了攸麥麵，看了剪紙，沿途每到一個村落都有武術表演。左權縣知道後，非要我們去那裡參觀，後還是派了一部份人，我也去了。左權縣是左權將軍犧牲的地方。這裡有抗日犧牲的烈士紀念碑林，碑上都刻有名字，在左權縣，有無數塊這樣的碑林。說明抗戰期間犧牲了多少抗戰將士呀。還看了紅軍養老院，裡面有許多老紅軍，都操着不同口音，有的像江西，有的像四川，但晚年都住在了左權縣。到吃飯的時候，只見滿桌都是麵食，可見山西做麵食之精細。晉中專區人民的熱情深深地感染了我，畢竟是老區啊！會後，文化部決定都去北京參觀八大建築，到京後，在文化部遇到了楊麗坤（電影《五朵金花》女主角）從開羅領獎回來，文化部讓我與她做伴回昆，我說我已向單位請了假回哈爾濱探親。可是沒幾天，文化部的人通知我說單位來電報，要我馬上回去，我只好把帶來的路費寄給了哥哥，就回來了。到了單位一問，原來正在開着一個會，是叫我回來傳達全國群眾文化工作會議精神的。不久，又把我調回秘書室當主任。

萬萬想不到的災難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了，好多人衝擊機關，到處貼滿“炮轟省委，火燒市委”的大字報，開始我想不通，你把黨領導的機關都轟掉了，誰來領導？後來看到了毛主席寫的《我的一張大字報》，才知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發動的，只好不再說什麼了。但我沒有參加哪一派。接着機關造反派和基層造反派聯合奪了我的權，給我戴了很重的高帽子。我一點都不害怕，散會後，還笑了起來，藝術科長秦竹影問我你怎麼還笑？我說你不覺得可笑麼？然後就是在機關被批判，到基層接受批判，罰跪、打巴頭等等都來了。特別是曾從市文藝單位抽人組成幾個烏蘭牧騎隊到縣區的事，這批人抓着我不放，他們認為是迫害，我將筆記本拿出來一條一條駁他們，來龍去脈說得清清楚楚，他們拿我沒辦法，最後，把我的筆記本全搜走了。良在冶金局被批判得更厲害，什麼走資派、真國民黨、假共產黨、特務等等，天天挨批鬥，被被打得鼻青臉腫，有次回家戴個大口罩和眼鏡，取下後，才發現臉被打傷了，那時氣得我說要找黃兆琪論論理去（黃在冶金系統工作），良說哪還有什麼理講。在良挨批鬥中，有一些黨的領導幹部為了向造反派靠攏，也向心良動了手，這些人在文革後遭到了人們唾棄。良那時跟我說，他們給我戴的帽子都是假的，你不要跟我離婚。以後冶金局把良送到元江農場改造。1969年底，市級機關除了被結合的幹部外，其餘都到冶金工校集中搞鬥批改。1970年初，又到小哨“五七”幹校接受改造。我和良各在一方，幾個孩子都跟着我，大女兒當時是高一學生，要上山下鄉，本來想着讓她跟我到“五七”幹校，可是“五七”幹校宣布老當的子女不准帶到幹校，大女兒正發着燒，跟着昆三中到隴川去了，可第二天他們又宣布老當子女可以跟着去幹校，我趕快找到三中，要求把孩子叫回來跟我去幹校，那時，她們才到永勝，但三中不放人，還在繼續往下帶，並說要市知青辦正式通知才行，我找到管知青辦的肖持久副市長說明情況，他同意向昆三中要人，可那時人已到了保山，昆三中領隊說，到了保山就是保山人了要人得市知青辦發正式文件給保山才行，肖持久副市長也給發了文件，可三中還是不放人，我與大女兒直接通了電話說明情況，叫她不要再往下走了，可昆三中一直把她帶到了隴川並分到豐山區，大女兒找到當地軍代表說了情況，這才放人，她終於回到了昆明，編入市“五七”幹校五連（公安局連）。幹校的這一批知青，後來都到了海埂五七農場。我那時唯一的想法是良在元江，我一定得把幾個孩子都攏在身邊，不要再出什麼事情。

在幹校，我帶着最小的女兒蘭在身邊（1962年出生）,每天除了開會批鬥，就是參加勞動挑大糞桶澆蘋果樹。後來由於我普通話說的好，校部就把我調到廣播室當廣播員。我帶着蘭離開了連隊住到了廣播室里。二兒子、三女兒在昆明讀書。幹校每個月放幾天假，我回來給他們把一個月的生活安排好，留夠零用錢才回幹校。到69年底組織上派人找我談話，要調我回昆明工作，工作有兩個單位，一是省京劇團“沙家浜”樣板戲劇組，第二是市革委學校組。由於受到文化大革命衝擊，我不願再回文藝單位工作，就選了學校組，我帶着小女兒回來，她上了小學。我分在教改組，主要工作是到學校了解教改情況、聽示範課，回來給組長匯報，曾在東莊小學、昆三中、昆八中蹲點，還參加全省中小學教材編寫工作會議，還派我到省委黨校讀過三個月的書，讀列寧原著«唯物主義還是經驗批判主義»，後來曾給機關、昆一中教師講過這本書。以後又被調到辦事組當組長。那時成立了揭批查運動辦，我被市委任命為付主任，抓面上的工作，辦公地點在昆八中。到1977年市委指定的人下不去，我自動報名參加揭批查工作隊到安寧，在城區任工作隊長半年多。

還不算圓滿的句號

1978年我回到機關，抽調工作隊時，我曾在黨組會上表態說，回來不願再回教育局工作（學校組後改為教育局），所以沒有上班。分管文教工作的付市長江楓同志找我談話，我說明了原因，她問我願意去哪，我表示願去園林局工作，我在市文化局工作時尚無園林局，只在文化局內設一個公園科，所以我對公園也是熟悉的。江楓同志說：不要去園林局了，去市科委吧，袁靳同志要你。袁靳同志是一位老同志，原是分管文教的市委付書記，我們接觸過，為人很好。我那時有一種自私的思想，一定要找一個好的領導，所以我同意了。1978年8月我到市科委工作，參加黨組（註：在昆明前兩個單位工作時，也都是黨組成員），領導逐步明確叫我籌建昆明市科技情報研究所，任情報所書記。那時情報所與科委也沒分的很清楚，就是有幾個人從事科技情報資料工作，和全國科技情報單位和一些科技單位交流能為我所用的科技資料，以簡報的形式送給相關領導審閱參考，通過這個渠道掌握科技動態，以利改進我們的工作。那時中央曾提出“科技是第一生產力”的口號，全國大中小城市都紛紛成立科技情報所。1979年昆明市科委爭取到了建設一個科技情報所辦公樓的項目，投資20萬。市委的想法是以情報所的名義列項目，蓋好後市科協也搬進去共用，但怎麼蓋這個樓一點都不懂，所以派我和市科協的一位同志出去考察，到與昆明大小差不多的城市去看看，先後到洛陽、鄭州、開封三個市，最後到了成都。回來後的任務就是選址，先後看了唐家營、劉家營以及董家灣，最後覺得董家灣較好一些；在市委召開的常委會上，我去匯報選址情況，我說到董家灣（即現在的紅房子酒店）還可以，但比較偏僻，交通不便，不利科技人員查找資料和群眾活動…，當時參加會議的高懷付市長（主管建設）發了言，主張蓋在南太橋與青年路拐角處，常委們沒有異議，就通過了，我說這個地點很好，但20萬怕不夠了。之後確定與省文化廳合建。地址經市委常委確定後，從情報所、科協、省文化廳抽調專人成立了基建組共同負責建樓工作，由省設計院設計，省四建建設。這塊地有一所幼兒園，四十幾戶人家，一個公共廁所，還有昆明市著明的文物古籍“金牛”。建前的搬遷工作量就很大，好在都歸盤龍區教育局管，他們提出的條件是幼兒園不要了，就叫我們在青年路一帶給他們蓋宿舍樓。那時想在青年路上找塊地談何容易，費了很大力氣才在7216工廠後找到一塊，經過批准先給他們改好樓，他們搬遷完，我們才能動工，公廁不能動，金牛要蓋個亭子保護。這個大樓從立項到建成歷經近六年的時間，1979年立項，1984年初建成，共花去600多萬元，省文化廳和昆明市各出一半。昆明市從地方財政三項費用收入中拿出300多萬元，這在昆明並不多見。那時邊建樓邊從各個部門抽調懂專業的科技人員，新大樓建成後，昆明市科技情報所就正式搬入。

1983年3月，良害了一場大病，心肌梗死，送延安醫院搶救，主要由我和兒子濤護理，濤那時大學畢業後在705所上班，他請了假，不要獎金，在晚上守在爸爸身邊，我是白班。輕工廳食堂每天給我二兩里脊肉（那時買肉要憑票），我把肉剁成末，加點白菜，煮了粥給心良喝，還經常給他買重慶產的鮮桔汁喝。經醫生精心治療，總算被搶救了過來。可是我由於照顧心良有半年多沒有上班，我想我大小總還是個領導，不能不上班又拿着工資，於是就向組織申請提前離休了，這時我也54歲了，也就提前了一年。開始良不同意，市科委領導也不同意，還找我談話說，明年就要增加工資了，提前退了划不來，我說那幾十塊錢我不要了。最後終於經組織部批准於1984年1月，我在還不到54歲的時候，辦理了離休手續。

我的一生還算是幸運的

在家裡，良堅持服藥，定期檢查，恢復得很好。1984年初，科技大樓舉行竣工典禮，通知我一定要參加，我去了，會後發了一個標有科技大樓的口缸和一條毛毯。情報所參加基建工作的幹部小鮑說，這些東西你一定得收下，否則大家就都不敢收，我就收下了。1987年5月，良體檢時發現前列腺上有個硬結，雲南的專家下不了結論，只說有三種可能（其中之一是癌），良就要求去北京確診治療，經批准後，我帶着小女兒蘭（那時她已大學畢業）陪同去了北京。經老戰友幫忙住進了協和醫院，那時剛有個從美國培訓回來的臧美孚教授，他一檢查也說可能是癌，然後他用從美國帶回來的取樣套管從心良前列腺上取出兩塊樣本說看着也像癌，但結論要等三天后化驗結果出來後才能確定。五月份北京有點熱了，只能穿件襯衣，這三天我像熱鍋上的螞蟻，像等待判刑似的。三天后曉蘭從化驗室那邊打來電話說：不是癌症，是炎症病結，這才放下了懸着的心。臧大夫說祝賀王老，你可能是什麼時候得過前列腺炎，你不知道它又自己好了，以後不要再看了，也不要檢查了，出院吧。我和良好像獲得了解放一樣。經商量決定蘭先回來上班，我和良去旅遊，首先回哈爾濱，然後到大連-青島-曲阜-泰山-鎮江-揚州-黃山-上海-桂林，從桂林回昆明。

良身體恢復得很好，經常得到醫生的表揚，1999年7月我們過了金婚紀念。2000年3月10日良為我在東南亞酒樓訂餐祝賀我70周歲生日。4月10日良又第二次心梗，而且是大面積的心梗，溶栓專家也請來了，檢查後說，年紀大了，不能溶栓，我們儘量搶救，你們要作好思想準備。我和大女婿回家清理他能穿的衣物。經36個小時搶救無效去世，從第一次發病到第二次發病故去他又活了17年，安葬在金寶山，孩子們的奶奶也從筇竹寺遷葬金寶山，錢也是孩子們出的。我了卻了對良的心願，我很悲痛，想想以後一個人怎麼過。後事料理完畢沒多久，在北京的小女兒接我去換換環境，再加上有小外孫女的可愛活潑，我的心情好轉了。在昆明的兒子和姐妹們商量為我重新裝修了房子，回到昆明後，原來的家煥然一新，變得我都認不出來了。我從心裡感謝孩子們，特別是兒子為我做的這一切。從此我一人生活，仍然堅持煅煉，合理飲食。每年夏天我都到北京住上一段時間，小女兒非常關心我，再加上聰明可愛的小外孫女，我在北京女兒家很愉快。兒女夫婦2005年培我去游了香港、澳門。2007年兒女，三女兒又陪我游了歐洲五國（荷蘭、德國、瑞士、意大利和法國），滿足了我多年的心願。兒女們的孝心，使得我心情愉快，老有所樂。從歐洲回來後，北京要舉辦奧運會，我也就沒再去北京。2010年我80歲生日後，患上了腎病，住進了醫院，出院後沒多久又患上了闌尾炎，又住進醫院做了切除手術，在我患病後，孩子們對我照顧有加，特別是兒子在許多具體問題上（住院、出院、看病、開藥）都是他做，在兒媳支持下常回家陪我，鼓勵我堅強的活下去，我從心裡感謝我能有這麼一個體貼人的好兒子。北京的小女兒在我住院時兩次從北京回來照顧我，而且每周都和我通電話，鼓勵我好好的活下去，這都給了我與病魔鬥爭，堅強的活下去的勇氣。由於種種原因，我對幾個子女的關心愛護不夠，不能給他們更多的母愛，但在關鍵重大問題上，我還是抓的好的，如鼓勵他們讀大學，我都盡到了責任，問心無愧。到現在每個孩子都在單位工作的很好，事業有成，且都有比較好的收入，雖然各家難免都會碰到這樣那樣的問題，但都能夠在社會上自立自強，使得我能安度晚年，不用過多的操心。而且我認為，孩子們成人後，必須靠他們自己去努力奮鬥，去打拼，作為父母是不可能，也不應該為他們包辦一切的。

總之，在我80餘年的生活經歷中，我從一個窮孩子參加革命，入了黨，經過黨的培養，成長為一個黨的幹部，沒有中國共產黨就沒有我的今天，我對黨始終抱有感恩的思想，這也成了我努力工作和做個好黨員的動力。當然我也有缺點錯誤，這些都是難免的。但我自認主要的方面還是好的，是為黨、為人民做了一些工作的。現在黨和政府對離休幹部這麼關心和照顧，使我生活無憂，看病不愁，我今後還要努力堅強的活下去，保持革命晚節。

香妮兒

2012年3月10日於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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