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東漢之士風有久喪，讓爵，推財等，而今物慾橫流，世人對名利錢財趨之若鶩，氣節盡喪，令人悲痛。以物質來填補精神之空虛是內心世界不強大的一種表現。

2) “舉孝廉”制度如無有效的監督管理方法，最終會造成變相的貴族制度。一個良性的社會需要一個公平公正的舉才制度。多數制度無法抑制人心中嫉賢妒能的弊病，需要與合理的考察制度，任用制度相配合，才能完善現今的舉才制度。

3) 五胡十六國亂華之時，沒有完善禮教所維繫的帝制，其弊端暴露無遺。郡守制的採用更使中央的權利旁落；二重的忠君思想的產生為奪權篡位提供了便利。民間又迫切地需要政治改革，而宗室已具備這樣的能力，所以在東漢末年使無數豪傑投身到權利鬥爭的戰火中去。在諸多少數民族利用亂華之際學習漢族文化形成民族大融合之時，南朝政權在弒君中不停地更替着，在昏淫無道中放縱着它最原始的欲望；而此時的北方則沿襲了暴力的更迭，詮釋了弱肉強食的定義。

4) 王徽之乘着酒興，行舟百里，訪戴安道——“乘興而來，興盡而返，何必見戴？”排門看竹，何須訪主？

5) 兩漢農民的土地承認私有，向政府納租，如今土地所有權回歸政府，必將加重農民租稅負擔，且喪失了自耕地的積極性。（漢代十五稅一，乃至三十稅一。）

6) 隋朝雖僅有三十九年，但人口與社會富足程度很高，即使是鼎盛時期的唐朝，也只有唐玄宗時期可以與暴戾的隋文帝時期相媲美。隋文帝時因大旱而有饑民，其不憐百姓而惜倉實，遂使人心。

7) 唐制中相權抑制君權，更好地調節上下之矛盾。分戶以消弱地方之權利，使之無法形成與中央抗衡之勢力，加大了中央集權。租庸調製大大減輕農民負擔，以“為民制產”為本。府兵制大大減輕了軍費的開銷。可見中國古代的制度並不是沒有可取之處的。

8) 宋代國力虛弱乃由“冗兵冗吏”而生，仁宗時兵數達到一百二十五萬九千，英宗時則為一百十六萬兩千，軍費為歲入的六分之五。然對外則以和為貴，無軍事收復失地。以和平為先，則無需冗兵自擾，消耗自身的國力，坐等外患強大。“冗吏”則重文輕武，輕賜金錢，待遇優厚，蔭子蔭孫，難怪崖山之敗，萬人隨主投海，宋真乃文人之天堂。

9) 錢穆公評價宋代政治道：“那時的政治，最高不過養尊持重，無動為大，敷衍場面捱日子。”而今之政治不亦是如此？

10) 仁宗之范仲淹變法與神宗之王安石變法皆以失敗告終：前者先清吏治，後正法治，觸犯士族利益；後者重法治，不問吏治，致使法無人行，反成擾民。

11) 王鏊語：“使天下盡出於空疏不學，不知經史為何物，是科舉為敗破人才之具也。”然今之高考與科舉同出一轍，僅以“除了高考沒有再公平的考試制度適合現今的中國”一說，是不負責任的。中國曆朝歷代都有千古留名的大師，然今之中國，大師遂已絕跡，難道我們不應該反思一下我們的教育制度與舉才制度嗎？

12) 王安石尊道，認為君相官吏應為社會民眾盡其責任，而非為保持門第與地位。這樣的理念不應該被打上封建和腐朽的標籤。

13) “至清代始對士人言論、結社、出版三大自由，皆切實嚴禁。”有人說清朝在現今的中國，也不說全錯。

14) “夷狄進於中國，則中國之。”一種文化應該有她的包容性，如果失去了文化，我們豈不是被夷狄之了？

15) “李自成至曲阜不犯聖朝。張獻忠至梓潼亦祭文昌。粵匪焚柳州之學官，毀宣聖之木主。所過州、縣，先毀廟宇。忠臣義士如關帝、岳王之凜凜，亦污其宮室，殘其身首。”——《討粵匪檄》曾國藩。

細讀此文，似曾相識，與十年之文化浩劫如出一轍。太平天國起義與中共革命有諸多相似之處：天國拜上帝，中共拜馬列；天國以天朝田畝制度誘民起義，中共以土地改革驅民革命；天國定都南京，開始權利鬥爭，功臣屠戮殆盡，中共定都北京，剷除異己，諸多元帥皆難倖免；只是，一個成功了被歌功頌德，一個失敗了被後世所遺忘，這就是歷史，僅此而已。

16) “秦漢以來治平之盛軌，其源由政教修明，風俗純厚，百姓家給人足，以成國家磐石之基，而後富強可言也。豈有百姓困窮，而國家自求富強之理？”——郭嵩燾

17) 今天我們說這個時代是進步的，但我們做的卻是古人所唾棄的，那我們究竟是進步了，還是倒退了呢？

18) “知有兵事，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不知有內治；知有朝廷，不知有國民；知有洋務，不知有國務。”——梁啓超。

有些人看到的，是百年後的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