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工人造反派回忆“文革”造反生涯

送交者: 高伐林 2012年08月22日16:30:48 于 [史地人物] 发送悄悄话

武汉的“造反派”，在“十年动乱”之中，只在1年多一点的岁月，很是不可一世了一阵，其它时间都被整得七荤八素，或者处在竭力维权、为理念和利益而挣扎和抗争的境地。“文革”中许多人遭到迫害，真正须由“造反派”来承担加害罪责的，恐怕主要只是在这“文革”的十分之一强的时间段之中 　　老高按：前几天在我的博客发出一篇《一个文革死刑犯如何看待“文革”？》，今天接着贴出徐正全的回忆录《雪地足迹：一个文革死刑犯的人生记忆》中的几节，时间跨度是1967年元月，到1968年年底——这也正是“文革”中的“造反派”最叱咤风云的一段。 　　就武汉而言，“造反派”真正似乎可以掌控大局的，就我记忆所及，只是如下时段： 　　1966年12月～3月中旬，为期近3个月。 　　随着武汉军区3月中旬到下旬雷霆万钧地取缔湖北最大的、人数达数十万人的“造反派”组织“钢工总”，一夜在武汉三镇抓了几百人，“造反派”组织基本上就被压下去。 　　1967年7月底到1968年初秋。为期一年左右。 　　1967年“720”事件之后，保守派组织土崩瓦解，“造反派”重新出头，大有“胜利了，解放了”的欢畅。但好景不长，很快陷入“钢”“新”两大派的分裂（多少有点激进派和稳健派分野的意思，“钢派”是所谓对走资派造反更坚决的，“新派”是所谓更讲政策的），又打得不亦乐乎，还动了热兵器。到1968年夏天毛泽东接见北京聂元梓、蒯大富等五大学生领袖，严厉批评说“是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随后军宣队工宣队进驻全国大中学校，随后到年底，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造反派”更是星流云散。 　　综上所述，武汉的“造反派”，在“十年动乱”之中，只在不到1年半的岁月，很是不可一世了一阵，其它时间都被整得七荤八素，或者处在竭力维权、为理念和利益而挣扎和抗争的境地。所以，“文革”中许多人遇到灾难，真正可以归罪为“造反派”加害于他们的，恐怕主要只是在这“文革”的十分之一时间段之中。 　　下面就请看“文革”中造反派的小头头、坐过21年监狱的徐正全对“文革”高潮的回忆。他的回忆录，有其独特价值，也有他的局限，读者多比我高明（除了少数看也不看就闭眼批评的人士，或者虽然看了但根本看不懂的人士之外），无须我饶舌。 雪地足迹：一个文革死刑犯的人生记忆（节录） 徐正全著，中华文化传播出版社出版 到中南局告状 　　又一波浪潮来了，街头流传陶铸的一个讲话，主要精神是工作队（组）整群众的黑材料要一律销毁，不许隐瞒、转移和私藏，有违犯者要开除党籍。于是工安公司野战兵团开始抄相关的公司办公室，还搞过一次抄家。我忘记了是谁告诉我说，公司搞过专案的戎宝福家里藏有黑材料，于是我带着十多个人抄了戎宝福的家，我在“文革”中就抄过这一次家。我不认识戎宝福，去他家里一看，原来戎宝福是一个瘦瘦的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知识分子。戎宝福很配合，我们也很文明，但也少不了翻箱倒柜，只是没乱扔东西。我们把翻出来的东西静静地看了一遍，再放回原处，什么也没抄到，当然什么也没带走。 　　后来别的地方说抄出了不少黑材料，且涉及到几个具体人（详情记不得了）。于是我们决定去广州向中共中央中南局反映情况，并要求开除这几个当事人的党籍。征得当权派同意（否则财务不会给报销差旅费，那时坐火车不要钱，但吃住是要钱的），我带了上十个人去广州。 　　1967年1月4号到了广州，早上4点一下火车，第一次领略到了南国风光，果真大开眼界，到处是一片绿色。在武汉上火车时还是一片茫茫大雪，又是棉衣又是毛衣，外加雨衣，一到广州，穿一件毛衣足矣。我们到事先联系好的中南冶金设计院招待所住下，因为这个设计院和一冶是一个系统的，住宿费每人一天四毛钱，买餐票进餐，估计一天六毛钱。招待所离毛主席主办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很近。第二天下午一觉醒来，穿着单衣单裤上街，那叫一个神清气爽，真像到了另一个世界。 　　接下来几天几经打听，知道武汉学生三司红卫兵在羊城极有势力，中南局的领导都被他们控制着。三司学生看在武汉同乡造反派的面子上，答应给我们引见中南局领导，并告诉我们，代理第一书记陈郁病了，见不了，第二书记吴芝圃不在广州，只有见第三书记金明。我想，管他是第几书记，只要见上就算不虚此行，回去有个交代就成，三司学生和我们约好过两天安排接见。 　　第三天中午刚吃完饭，三司同学叫来一辆军牌的吉普车，让我们去四个人，他们不去人，由司机保证接送。我和张治能、华永新等四人上了车，上车后发觉后面还跟了一辆车。一出大院，两台车在广州市区东转西转，大约转了一个多小时，神神秘秘的。于是问司机为何兜圈子，回答说怕有人跟踪。三点钟过了才一溜烟开出城外，去哪里，我们没问司机也没说。直到五点多钟才见前面一片小丘陵，满目翠绿，迎面一“从化温泉区”的大牌匾。沿洁净的水泥路上行，远见一彩虹型跨溪桥，桥边一亭上书“滴翠亭”，系郭沫若手书，再看门匾上“流溪温泉”四字，似朱德或董必武手书。过桥见一栋两层精舍，为流溪宾馆，我想起来了，此处系当时常见诸报端的亚非作家协会的办公地。我的第一感觉是当权派真会找地方，真会享福，我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好的风景，这么好的建筑群，四处假山园林，人工小溪，花红柳绿，楼台亭榭，真个是人间仙景。 　　进得宾馆，一人发一条新毛巾一块香皂，由个个英姿飒爽、穿军大衣的十八九岁的女军人分别带至四间客房，不是睡觉是去室内洗温泉澡，然后用餐，等首长接见。洗完澡，小军人带我们去用餐，估计是首长的小餐厅，因为桌椅不多，显得十分宽敞，且窗明几净。二位女兵招呼用餐，四人坐一小圆桌，上置六盘菜，分量均不多，一高脚圆盘盛满米饭，一人一套碗筷，四双公筷，高脚大杯盛的冷开水一人一杯。不知此水是喝的还是漱口的，我们正口渴，端起就喝，也无人制止。六个菜一个也叫不上名字，好像都是素菜，没有吃肉的感觉，但十分可口。尤其是那饭，味道简直好极了，我第一次吃这种米，不知其名，不要菜吃三碗不成问题，可惜一人只有一小碗。菜没吃到一半饭没有了，于是请女兵帮忙再添一盘饭，回答说没有了。问什么意思？答饭菜是配套的，这是四人餐，要加饭就须再上六盘菜。张治能说可以，那就再上一份。女兵说，再上那就要由你们自己付费了。我问多少钱，女兵很随意地说60元。我一听，天哪，我两个多月的工资。其他几个人也听清楚了，四个人不约而同放下饭碗，夹着尾巴悻悻地逃也似地离席而去。 　　如果说这个才叫生活，那我们平常人过的日子叫什么？反过来说，如果我们平常过的日子才叫生活，这里的日子又叫什么？眼下还是在“文革”期间，是当权派受苦、被人民逼得恨不得抹脖子上吊的日子，尚且如此奢侈，那平时呢，鬼知道。这样的日子任谁也不愿放弃，包括你和我，为了不失去或者夺回曾经拥有的天堂，把你整得死去活来，跟你拼个鱼死网破也在所不惜，也就不足为奇了。 　　好容易等到12点，首长到了，在小会议室接见我们。金明，50岁左右的样子，穿着黄呢军衣和草绿军大衣，瘦瘦的，好像说的江西话，但我们能听懂。金明首先要我们汇报来意，他很耐心地听我一个人讲了大半个小时，不时插话，最后问我们具体是什么要求，看他能做什么。我说要求按陶铸同志的讲话精神，开除那几个私藏、转移黑材料的相关人员的党籍。金明说开除党籍要遵守一定的组织程序，要履行相关的手续，而且要从支部办起。我说你可以下指示嘛，他说那好，我给你们写一封信给张体学同志（湖北省长——老高注），让他来责成你们单位落实。于是女兵拿来一本信纸，金明抽出他身上的大笔杆黑色钢笔，用蚕豆般大小的繁体字写道：“体学同志：一冶工业安装公司的同志来反映他们单位私藏黑材料的事，请你按有关规定了解后督促处理一下。金明”。最后署上时间。写完让我们看了，还认真地问：“这样行不行？”我们不知道行不行，但也说不出为何不行，只好说可以可以。金明说：“那好，没有别的事你们就先去休息。”说完站起来和我们一一握手，算是送客了。我们正准备走，女兵示意我们等一下，然后她把金明送出小会议的侧门，才回过头来问我们去不去休息一下，我们说不用。女兵说：“那好，你们坐一下，我去叫司机。”其实是要我们多坐一会儿，让金明走远了，这才让我们离开。看来“让领导先走”不但早已有之，而且应该是一种规矩，即使文革也难以从根本上触动这种上尊下卑的规矩。 　　回到住地，我一琢磨，坏了，这一趟算是白来了。大家说：不是拿到金明的批示了吗？我说活见鬼，这张批示跟一张白纸没多大区别。大家问为什么，我说：第一，我们到哪里去找张体学？第二，就算找到了他，他认不认这张纸？第三，如果他认也同意去办，那我们直接找张体学不就行了，还找什么金明？第四，如果张体学再照这样写一张给宋侃夫（武汉市委第一书记），然后宋侃夫再写一张给徐扬，这样转来转去，捆起来跟绑起来都是一回事。这些当官的，整死人不偿命，哄死人更不偿命。事已至此，我们打道回府也不为过。况且也不吃亏，按规定出差是有补助的，外省一天六角钱，住宿费照报，六角钱正好是我们在这里一天的伙食费，等于这上十天吃的是公家免费饭，而且我们也不用自责，也不算有私心，因为它名正言顺，因为它符合规定。 　　回到武汉，此桩公案也就不了了之。万幸，真要开除了那几个人的党籍，如今怕是又多一宗罪，又多树几个敌。 “想不到你也沾上了政治” 　　快过年了，我可以休参加工作以来的第一次探亲假了，天大的事都是要回家的。况且也没有什么大事，没见毛主席有新的战略部署下达，革命像喊了“稍息”，正好回家探亲。一年12天探亲假，相当于一个月一天，这十几天一天就要当一月来过，回家日程安排是很紧的。 　　尽管回重庆探亲的时间不长，但还是有收获。我看到了重庆火爆的文革场面，解放碑上挂满落地长条幅，最醒目的两条是：“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可挨打可挨斗，誓死不低革命头”，很有鼓动性。解放碑包括周边街道人山人海，其间正进行“革筹会”合法性的辩论，“革筹会”是以“八一五”为主导的准夺权组织，其时“反到底”的前身、称为“砸派”的以黄廉为首的派别已开始形成，砸派称以周家瑜为首的“八一五”牵头成立的革筹会是癞格宝（癞蛤蟆）。不久又闻知名人士、小说《红岩》的作者罗广斌自杀身亡。我的家人是清一色的“八一五”，重庆人几乎无人不知周家瑜这位重庆大学的青年学生。我回家探亲，时间不多，只能到处看看热闹，看不出什么门道。 　　我抽了一下午的时间去拜望尹老师，先生知道我会回重庆探亲，也自然会去他家，见到我并不意外。师生二人泡上茶，照例开谈。我向先生汇报了我半年来的近况，包括造反、上北京、去广州的种种情形。先生一直没插话，只静静地听我讲完。先生望着我，很平静地说：“想不到你也沾上了政治。”先生很平静的话对我却很有触动，我问先生：“有什么不对头？”先生说，无所谓对不对，只是你不适合去沾政治，你知道什么叫政治？答不知道，先生笑说：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政治是和权谋伴生的。当然权谋也不等于阴谋，真正的政治家懂得光明正大是搞政治的正道，但任何时候总是政治家少而政客多，所以政治往往充斥着权谋甚至阴谋，俗话说“慈不带兵，义不掌财”，没有城府的人是搞不了政治的。你看似精明，其实极无城府，常常很天真，哪里是搞政治的材料。我说：“我随时可以不搞。”先生说：幼稚，政治这个东西一旦沾上是很难全身而退的，到一定时候你想不问政治，而政治偏要来问你，这就叫“树欲静而风不止”。“文革”是一场社会变革。为什么要变革？建国十七年来成绩很大，问题也不少，问题就是变革的对象。社会弊端五花八门，一言以蔽之，就是人民当家作主、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其根子是有一批当权者背离了当初革命的初衷和共产党的宗旨，落入了“老子们打江山，就理所当然要坐江山”的封建窠臼。如今社会的很多弊端都是由此而引发的，这些人打江山是功臣，但守江山就必然蜕变为内鬼。毛泽东是明白人，是个始终坚守自己信念和革命初衷的君子。现在亿万人民甚至说整个民族，这样狂热地拥护他，不是无缘无故的，更不是靠吹捧能奏效的。哪个朝代的统治者不被人吹捧不自吹？但从来没有谁能达到他这种被亿万人真心拥戴的程度。他对中国的老百姓太了解了，太知道老百姓心里想什么要什么。这次文革规定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就说到中国人的心坎里去了。 　　说到目前重庆的夺权，先生说：“看来夺权如果只是‘文革’的一种策略、一个小过程，那倒无所谓。如果要来真的，恐怕断难成功。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人家抛头颅洒热血打下的江山，岂是能拱手相让的，况且下台或将要下台的人中骄兵悍将不少，政客多多，这些人执掌各级政权已不是一天二天，多的是办法来对付你们这些黄毛小儿。毛泽东即使力排众议为你们撑腰，也只能一时不能一世。当权派们可以忍一时之气，他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不整你个一佛出世二佛升天，你不晓得锅儿是铁铸的。不信你等着看。”我说：“老师，您是不是太悲观了，历史总是要进步的。”老师说：“不是我悲观不悲观，这是历史使然，现实使然，历史当然是要进步的，但到时候他说他那一套才叫进步，你们那一套是倒退，我看到时你能搬起石头打破天？” 　　谈意未尽，天不早，我要告辞了。我站起来问先生：“老师还有什么嘱咐的？”先生说：“你好自为之，既然已经卷入政治，就记住‘光明正大’四个字，这是封建皇帝都知道的正道，千万不能小人得志便张狂。我这里说的‘小人’不是指那种心理阴暗的人，而是说，从年龄讲你还是小人儿，从地位上讲，你只是平头百姓，没别的意思。多保重。” 造反派分裂，百万雄师组建 　　大约是（1967年）2月11、12号，柳汉昌（工安公司一队工人）从武汉发来电报：“家有大事，速回。”那时没有手机，长途电话又难打，况且价格太贵也打不起，老柳又不说是什么大事，我了解柳汉昌，是位老成持重的师傅。故接到电报没有多想，立即准备返回。那时船票好买，尚无春运车船票紧张一说，我买了第二天的船票。一路心情忐忑不安，一个人十万火急赶回武汉。第三天下午下船，直奔公司。和老柳、马恩列（三队工人，造反派）等连夜碰头，一问才知道武汉发表了个什么“二八声明”，现在全城闹得沸沸扬扬，一夜间造反派按对待二八声明的态度分裂为香花派和毒草派，要我星夜赶回家拿个主意，我们应该成为“香花派”还是“毒草派”。同时把《长江日报》上刊登的“二八声明”拿给我看。 　　我开始以为事态很严重，正儿八经地把“二八声明”看了两遍，我问大家：“二八声明”说的什么？同志们都弄明白了没有？大家都不做声。我说我也没看明白，有一点弄明白了，声明说的意思是现在有的造反派组织是托派，要篡权，有投机者想摘挑子，只有发表声明的这几家组织才是真正的革命派，才是真造反派，权也只能由他们来夺。是不是这个意思？大家说，他们也认为是这个意思。我说其实发表声明的伙计们恐怕自己都没弄明白自己要什么，“七说八说，盐巴秤砣”。不管它，我们什么派都不是，照样搞我们的“文化革命”。大家说恐怕不行啊，现在全市所有的组织都亮明了要么是香花派，要么是毒草派。我说，那不像运动初期又要站队吗？真是吃饱了饭没得事干，人为地制造分裂。大家说表态肯定是要表的，要不下面的人员就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说那也是，这时才想起来问一冶野战兵团总部是什么派、什么态度，大家说，总部是毒草派。我说，那我们肯定就是毒草派了。其实香花、毒草纯粹是扯淡，这又不是造反派与保守派这两派，无法调和是因为对“文革”的态度、对走资派的态度，有根本不同的意见，一个要造反，一个要保走资派，保守派还要整造反派，你想调和都难得调和。现在的香花派和毒草派我看不出有哪些根本的立场、观点不一样，就像工总和二司，好像和我们的观点是一样的，再分个香花、毒草是不是无事找事？不管它，总部是毒草派我们就是毒草派。否则，一冶野战兵团就会分裂，这才是大道理。大家都一致赞成。然后我又跟大家说，其实到现在，我也不知道香花派跟毒草派各自的根本立场和观点是些什么内容，又有哪些是根本对立的，所以辩论起来也是扯淡，干脆通知兵团战士一律不参加这类扯淡的辩论。两个小时的会开完，我才意识到老柳也是扯淡，天远地远把我催回来，就为了决定这种扯淡的事！ 　　2月的江城春寒料峭，天空成天灰蒙蒙的，天气使人有一种压抑感，而“文化大革命”似乎不知寒之将至，照样热火朝天。保守派偃旗息鼓，造反派一天天膨胀起来，包括队伍和情绪。工安公司野战兵团发展到一千多人，在工安公司算一枝独秀。省、市正闹着夺权，像我们这种县团级单位夺权怎么搞，因为一冶野战兵团总部没有动静，我们也不知从哪里下碴。社会上的香花派、毒草派闹了几天，恐怕双方都不知道自己究竟要什么，想表达什么，因为这本身就是人为制造的一场闹剧，确实没有什么实质内容，于是也烟熄火熄。人们不知所从，各方都有厌倦感，就势收场又何尝不可能？而一场湖北省、武汉市的夺权斗争又使局势复杂而严峻起来。 　　由于造反派夺权触及了当权者容忍的底线，用现在话说，触及了当权者的核心利益，且各省、市的造反派又一副假戏真做的架势，这样一来，死死认定“打江山、坐江山”的当权者们注定要开始来真格地反击了。造反派在准备投票，走资派却在暗暗磨刀。幼稚的造反派为了水中月镜中花般的名额争得势不两立，一股寒流却悄然而至。 　　2月，北京高层撕破脸。“文革”反对者绝不是对“文革”的一些具体做法发泄不满，更不仅仅是为当权派受到批斗冲击而不平，在他们看来，造反派大哄大嗡，说这个是走资派、那个也是走资派不足为虑，顶多是触及一下皮肉。批斗不是根本事，夺权才是真问题。2月份的摊牌真正的引爆点在于夺权。其实多数造反派因为幼稚，视夺权如儿戏，抢几个章子、发几篇声明就算是夺权了，走资派却不这样看。过去他们视造反派为一群乌合之众，也就是运动中的“勇敢分子”，闹腾不了几天，现在则视为心腹大患。你要玩真的，别人就陪你玩真的。2月的摊牌紧接着造反派全国夺权而发生，决不仅仅是时间上的巧合，从此造反派成了别人决不宽恕、务必赶尽杀绝的对象，用十年后报上流行的话说叫“除恶务尽”。从此，造反派的噩梦就真正开始了。此后十多年的反复整肃，不再用“文革”初期那种整整黑材料、批一批、划个右派之类的小儿科，而是直接动用专政工具，不整则已，整就往死里整。“十年浩劫”，要凭良心说，就是造反派的浩劫，皆源自1967年的2月摊牌，以后的种种手法不过是其派生和延续罢了。 　　北方的2月政治寒潮，终于在3月席卷武汉。神仙打仗，凡人遭殃。造反派无事生非弄的那个“二八声明”成了别人的口实，武汉军区从“二八声明”开刀。既然要整“二八声明”，香花派自然成了专政对象，管你工总几十万成员，老子一个通令叫你通通完蛋。这不是吹牛，是事实。1967年3月17日，一晚抓捕工总大小头头几百人，这是对武汉造反派的第一次大规模镇压。据说毒草派一个都没抓，不用忙，饭要一口一口吃，先集中火力整香花派，不仅是策略问题，还有一个时机问题。我们虽是毒草派，但也切身地感到了寒彻入骨，也许各单位情况各异。 　　从3月初，军代表就通知我们一冶工安公司野战兵团办公室要撤出来，房子另有它用；上班不许写大字报；一律不许脱产。我们自然不服气，3月8号我口述，张治能用毛笔书写，贴出了一版18张纸的大字报，题目是“我们的队伍向太阳”，纪念一冶工安公司“九八行动”半周年。大字报的中心意思是张扬我们造反的革命性、正确性和坚决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大字报一贴出，给死气沉沉的厂前公司大院带来了一丝生气。因为3月份以后大字报很少了，自然围观的人就多，议论也随之多起来。军代表也耐心地看完了，晚上找我谈话：“这张大字报洋洋万言，什么意思？”我说：“你不是看完了吗，你说是什么意思？”“你们这完全是自我吹捧嘛。”“不是吹捧，是事实，是总结经验。”“你们应该写揭发走资派的大字报，不要搞这些玩意，以后注意。”算是警告吧。 　　工总被取缔，空气是越来越紧张，青山区的中心地带红钢城都没有什么大字报了。一到晚上路灯也显得阴暗，寒风阵阵，路断人稀。这时我才真切感到尹老师说的“保卫毛主席，你们拿什么来保卫”的道理。冷酷的现实是，我们需要毛主席来保卫。于是，《红军想念毛泽东》几乎成了当时的流行歌曲，全国的造反派在黑暗中到处唱，个个唱得热泪盈眶，有的人唱得泪流满面，甚至有人唱到动情处放声大哭。4月上旬的一天，我们同宿舍的几个人正唱着《红军想念毛泽东》，军代表来了，一脸严肃，我知道他当时很无奈，于是都不理他。军代表这时既不能说这首歌不准唱，又明知这种唱法是别有用心的，他换了一种委婉的说法：“天晚了，你们明天还要上班，白天再唱吧。” 　　中国老百姓虽然懦弱，但自古从不缺乏舍生取义之人。4月上旬，红钢城出现了新华工聂年生的大字报《提着脑袋问十个为什么》，锋芒所向，直指目前这股否定文革、迫害造反派的寒流，提出的问题切中时弊。张治能将大字报抄回来，我一看，精神大振，大受启迪。我们立即拿来纸笔，几个人一凑，结合本单位的情况和所见所闻，由我口述，照例由张治能书写，一口气写了《提着脑袋问22个为什么》的大字报，同时将这篇大字报抄写了20来份，立即组织人贴到厂前、红钢城、总公司大院和工人村等处。反响如何没调查，反正九八纵队的队员们是缓过气来了。一花引来万花开，这是自然现象，政治局面也一样，我们缓过了气，其他造反派一样回过了神，红钢城街头的大字报一天天多起来了，但晚上街道上的人仍然不多。 　　“文革”前，我看过电影《革命家庭》，电影中有一个情节叫飞行集会，我和大家一商量，我们也到红钢城去搞飞行集会，大家一致表示赞成。几十号人身藏传单，把九八纵队和野战兵团的旗帜卷起来，坐车去红钢城。一到武钢业校、青山区委门口，我们突然展开大旗，一面高呼口号，一面撒传单，说来也怪，刚才街上还没有什么人，突然一下子不知从哪里冒出来那么多的人。有的人抢传单，有的人跟着我们喊口号，红钢城一下子又像回到了两个月前的1月份。十来分钟活动结束，我们一阵小跑到预先指定的地点集中，清点人数回厂前。后来大家反映，买票坐车去搞飞行集会划不来，一角钱是一餐的菜钱，我们不如吃了晚饭就出发，下午六点半就可以到红钢城，天刚黑，正好开始游行。于是，此后几次都是往返步行。尽管飞行集会活动很辛苦，白天还要上班，但造反派的士气是真鼓起来了。 　　1967年5月份开始，武汉的造反派大范围内缓过气来，开始以各种形式对走资派进行反击。从反击“二月逆流”的一般口号，演进到矛头直指武汉部队司令员陈再道，公开打出了“为工总翻案”的旗帜。斗争开始白热化，于是武汉市的文革运动好戏连台。第一炮是4月中旬新一中同学为驱赶工作组举行的绝食斗争，紧接着是新公校在市公安局绝食及全市造反派的声援。我们九八纵队独自参与了这两次活动，但都只坚持了一天，实际只饿了一餐。而中学生们则不然，不达目的不罢休，现场不断传来又有同学饿昏了的消息，救护车停在现场，随时准备拖人上医院急救，现场气氛凝重而又正气逼人，一时间武汉三镇出现了多个声援学生的绝食现场。面对不屈不挠的学生，工人们很自惭，很多没去声援，像我们这样饿了一餐就顶不住了、悄悄撤离现场的人也不是一个两个。谁说学生的斗争精神不如工人？在当时，造反派学生的觉悟程度、为文化大革命献身的精神、信仰的坚定性，确实普遍比工人高。 　　大约从（1967年）5月中下旬开始，形势急转直下。此前我们还认为这一次武汉军区恐怕顶不住了，再要像3月份那样动用专政工具来镇压肯定不行了。“军委十条”已公布，再动用专政工具镇压群众，中央会出面干预，看来造反派胜利在望。殊不知，走资派多的是办法。这次，军队当权派直接启动组织程序，利用他们掌控的现成的武装基干民兵组织，按各单位组织系统，由县团级以下的小当权派牵头，轻而易举地就组建了“百万雄师”杀人队。因为是按组织系统组建的，组织自然严密，上面意图的贯彻自然流畅，且极具隐蔽性，其行动宗旨就是用挑起武斗的方式迫使造反派就范或者瓦解。因为两派成员绝大多数都是群众，武斗再怎么搞，都是不同观点的两派群众的争斗，中央文革挑不出毛病，连毛主席最后都只能说两派“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息事宁人了事。这是走资派对中央采取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策略。你可以借造反派的势，我为什么不能另组一派以“借势”？所以，从一开始，“百万雄师”就以武斗为唯一斗争手段，对造反派大开杀戒，搞了两个多月的“武化革命”。 　　6月17号，传来六渡桥（汉口闹市中心）大规模公开杀人的消息，我们感到这一次走资派的狗急跳墙将比3月的镇压更加血腥。6月20号晚上我们召开了勤务组会议，决定将女同志和一些希望离开单位的同志疏散回重庆，余下的近30人去找新一冶（3月底4月初，一冶野战兵团等造反派各组织联合成立新一冶革命代表大会，简称新一冶）总部联系，看是到民众乐园去坚持造反派的宣传阵地，还是去华中工学院，并准备第二天就开始行动。 造反派挨整的日子来了 　　1968年底的一天，军代表通知我晚上开一个会，要我准备接受同志们的批评帮助，并要我正确对待。事先既无舆论准备，也无任何铺垫。抱着正确对待群众的态度，我很坦然地去了会场，到会的有四五十人，清一色的“百万雄师”成员，多数是公司的基层政工干部。我找个地方坐下，军代表宣布开会，有人突然大叫一声：“徐正全站起来！”既然要正确对待群众，姿态当然要放高一点，我并未抗争，默默地站了起来。又有人喊：“站到中间来！”得寸进尺了，我仍然一声不吭站到中间去了。有人开始发言，头一句就是：“徐正全是工安的坏头头！”我一听，心想什么意思，不是听意见吗？怎么一来就批斗开了？于是问军代表：“今天开的是什么会？”军代表装没听到，有人不耐烦了，迫不及待地过来按我的头：“头低下，你还不老实。” 　　会场外早就有以张治能为首的二三十个九八纵队的成员围观，不是我布置的，都是自发来的。一见会场气氛不对，一群人一齐冲进会场，大叫：“搞么事，搞么事，凭什么批斗徐正全？”一面对按我头的人推推搡搡，全场一下就乱了。军代表站起来，铁青着脸叫了一声：“散会！”我们的人一窝蜂拥出会议室，众人把我送回宿舍，陆续又来了一些九八纵队的队员。 　　我对大家说：“今天只是个开始，造反派挨整的日子又来了。大家各自安心上班，天大的事，我一力承担，何况我们又没干坏事，问心无愧。冲会场不是办法，让他们搞，看他们能搞出什么花样。军人比工作队愚蠢，工作队整我们还躲在幕后，他们是直接出面指挥。军人太迷信强权了，整人连一点借口都不找。”我见大家都很伤感，有人还掉泪了，就叫大家都回宿舍去休息。 　　大家走了，我想了很多，从现实来看，整造反派的大政方针是肯定的了，这个大局我们改变不了，而且只能是束手待毙，总之是在劫可免，在数难逃了。军代表要整我们，那是要执行上级的部署，不是个人思想。可保守派群众又哪来那么大的气呢？我开始反躬自省：造反派最遭诟病的是打人，我扪心自问，除了王积增是我同意教训一下的外，我没叫任何人去打过任何人，而且我还特别开会宣布过不准打龚友明、徐鹤初这样的人，尽管他们在造反派中民愤是最大的，但他们曾经是劳动模范，就凭这一条，站错队也是可以谅解的。何况这些人确实也没挨过打。龚友明最初组织“职工联合会”（“文革”初期当权派操纵的武汉工人保守组织，1967年初消亡）时，要求参加我们在公司外的一些活动，我都是同意的，只是要求他们不打职工联合会的旗子。只有一回，参加一冶结构厂的一次批判大会，他们打了旗帜，会议中间被别人发现，把他们赶出了会场，我事后还给他做了解释。保守派中绝大多数是老工人，我历来对老工人是很尊重的，也没侵犯过他们的利益。公司革委会成立后动静最大的举措是对生产、生活秩序的整顿，比方调整和清理宿舍、施工现场，规定用餐只准在食堂内，不许在宿舍进餐，开大会不许擅自离场早退等等，都是我主导进行的。强制性的规定难免得罪人，但也多半针对年轻人和我们自己组织的人，老工人纵有违犯也多半是劝阻。除了有几次开公司大会有的老师傅躲在宿舍下象棋被我掀了棋盘外，我也没得罪过谁呀。 　　现在出了一种反常现象，你越注意团结和尊重的人对你的仇恨越大，你真得罪了的人反而对你好一些。说实话，“文革”中我对不住的人，除了被我们组织打过的人之外（这些人不会超过十个人），我最对不住的就是陈增汉和戎宝福师傅了。我带头抄了戎宝福的家，他不过是个一般干部，无辜被抄家，但事后他对我们并无怨恨，相反还参加了“新一冶”造反组织。活动不是很积极，但后来当权派规定要人人表态退出群众组织并写大字报声明的时候，多数人都只几句话，表明退出某某组织，最多加上一句响应党中央号召之类。可全公司就戎宝福一个人不同，他洋洋洒洒写了一篇大字报，详细写了“新一冶”对“文革”的贡献，他对“新一冶”这个组织的认识过程和参加的原因，最后才写道，他现在宣布退出这个组织，并不是这个组织不好，而是这个组织已经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为了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才退出这个组织。我公开保护过的龚友明对我们最痛恨，而被我伤害过的戎宝福却对我们最理解。这种反常现象，我一晚上没有想通。要说是因为观点不同，也站不住脚，我们之间究竟有那些观点根本对立，又怎么个对立法，竟然对立到以命相搏，我搞不清楚。双方除运动初期外，各自的观点就没有理清过，更没有在思想上交过锋，怎么就会闹得你死我活？七想八想，迷迷糊糊就睡着了。 　　多年后睡醒了一点，回过头一想，这种反常现象原因很多，重要的一条是，一旦大事当头，多数人是唯强权是从，只有少数人能以是非原则来指导自己的行动，这样一种民族劣根性，“文革”不失败，才叫怪事。“文革”的失败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对十七年愚民政策、强权政治的一种报应，这种报应毕竟还是“家事”，不改弦易辙，哪一天外敌入侵，亡国也不是不可能的，那才是中华民族的大不幸。 　　可能是单位军代表操之过急，以为只要对我一开斗，对全公司造反派的整治就可以顺利展开，没成想一试水就遭到了反弹。于是军代表装成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我也照常去公司机关大院上班，没有人过问我，这样一晃就到了1968年的12月13日。这天下午开全公司大会，就一个内容，军代表宣布：“根据上级指示，徐正全进公司学习班反省交待问题。”实际就是进牛棚，那里已经有十多个人了，主要成员就是我前文介绍的那些内定的牛鬼蛇神。宣布这个决定的时候，整造反派的大势已经明朗，何况还有上级指示，我当然只能束手就擒。同志们也知道大势已去，只能被迫接受这种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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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各派都是毛派，都上了老毛的当被利用 - 观评者 08/28/12 (1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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