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工人造反派回憶“文革”造反生涯

送交者: 高伐林 2012年08月22日16:30:48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武漢的“造反派”，在“十年動亂”之中，只在1年多一點的歲月，很是不可一世了一陣，其它時間都被整得七葷八素，或者處在竭力維權、為理念和利益而掙扎和抗爭的境地。“文革”中許多人遭到迫害，真正須由“造反派”來承擔加害罪責的，恐怕主要只是在這“文革”的十分之一強的時間段之中 　　老高按：前幾天在我的博客發出一篇《一個文革死刑犯如何看待“文革”？》，今天接着貼出徐正全的回憶錄《雪地足跡：一個文革死刑犯的人生記憶》中的幾節，時間跨度是1967年元月，到1968年年底——這也正是“文革”中的“造反派”最叱咤風雲的一段。 　　就武漢而言，“造反派”真正似乎可以掌控大局的，就我記憶所及，只是如下時段： 　　1966年12月～3月中旬，為期近3個月。 　　隨着武漢軍區3月中旬到下旬雷霆萬鈞地取締湖北最大的、人數達數十萬人的“造反派”組織“鋼工總”，一夜在武漢三鎮抓了幾百人，“造反派”組織基本上就被壓下去。 　　1967年7月底到1968年初秋。為期一年左右。 　　1967年“720”事件之後，保守派組織土崩瓦解，“造反派”重新出頭，大有“勝利了，解放了”的歡暢。但好景不長，很快陷入“鋼”“新”兩大派的分裂（多少有點激進派和穩健派分野的意思，“鋼派”是所謂對走資派造反更堅決的，“新派”是所謂更講政策的），又打得不亦樂乎，還動了熱兵器。到1968年夏天毛澤東接見北京聶元梓、蒯大富等五大學生領袖，嚴厲批評說“是小將犯錯誤的時候了”，隨後軍宣隊工宣隊進駐全國大中學校，隨後到年底，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造反派”更是星流雲散。 　　綜上所述，武漢的“造反派”，在“十年動亂”之中，只在不到1年半的歲月，很是不可一世了一陣，其它時間都被整得七葷八素，或者處在竭力維權、為理念和利益而掙扎和抗爭的境地。所以，“文革”中許多人遇到災難，真正可以歸罪為“造反派”加害於他們的，恐怕主要只是在這“文革”的十分之一時間段之中。 　　下面就請看“文革”中造反派的小頭頭、坐過21年監獄的徐正全對“文革”高潮的回憶。他的回憶錄，有其獨特價值，也有他的局限，讀者多比我高明（除了少數看也不看就閉眼批評的人士，或者雖然看了但根本看不懂的人士之外），無須我饒舌。 雪地足跡：一個文革死刑犯的人生記憶（節錄） 徐正全著，中華文化傳播出版社出版 到中南局告狀 　　又一波浪潮來了，街頭流傳陶鑄的一個講話，主要精神是工作隊（組）整群眾的黑材料要一律銷毀，不許隱瞞、轉移和私藏，有違犯者要開除黨籍。於是工安公司野戰兵團開始抄相關的公司辦公室，還搞過一次抄家。我忘記了是誰告訴我說，公司搞過專案的戎寶福家裡藏有黑材料，於是我帶着十多個人抄了戎寶福的家，我在“文革”中就抄過這一次家。我不認識戎寶福，去他家裡一看，原來戎寶福是一個瘦瘦的戴着深度近視眼鏡的知識分子。戎寶福很配合，我們也很文明，但也少不了翻箱倒櫃，只是沒亂扔東西。我們把翻出來的東西靜靜地看了一遍，再放回原處，什麼也沒抄到，當然什麼也沒帶走。 　　後來別的地方說抄出了不少黑材料，且涉及到幾個具體人（詳情記不得了）。於是我們決定去廣州向中共中央中南局反映情況，並要求開除這幾個當事人的黨籍。徵得當權派同意（否則財務不會給報銷差旅費，那時坐火車不要錢，但吃住是要錢的），我帶了上十個人去廣州。 　　1967年1月4號到了廣州，早上4點一下火車，第一次領略到了南國風光，果真大開眼界，到處是一片綠色。在武漢上火車時還是一片茫茫大雪，又是棉衣又是毛衣，外加雨衣，一到廣州，穿一件毛衣足矣。我們到事先聯繫好的中南冶金設計院招待所住下，因為這個設計院和一冶是一個系統的，住宿費每人一天四毛錢，買餐票進餐，估計一天六毛錢。招待所離毛主席主辦的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很近。第二天下午一覺醒來，穿着單衣單褲上街，那叫一個神清氣爽，真像到了另一個世界。 　　接下來幾天幾經打聽，知道武漢學生三司紅衛兵在羊城極有勢力，中南局的領導都被他們控制着。三司學生看在武漢同鄉造反派的面子上，答應給我們引見中南局領導，並告訴我們，代理第一書記陳郁病了，見不了，第二書記吳芝圃不在廣州，只有見第三書記金明。我想，管他是第幾書記，只要見上就算不虛此行，回去有個交代就成，三司學生和我們約好過兩天安排接見。 　　第三天中午剛吃完飯，三司同學叫來一輛軍牌的吉普車，讓我們去四個人，他們不去人，由司機保證接送。我和張治能、華永新等四人上了車，上車後發覺後面還跟了一輛車。一出大院，兩台車在廣州市區東轉西轉，大約轉了一個多小時，神神秘秘的。於是問司機為何兜圈子，回答說怕有人跟蹤。三點鐘過了才一溜煙開出城外，去哪裡，我們沒問司機也沒說。直到五點多鐘才見前面一片小丘陵，滿目翠綠，迎面一“從化溫泉區”的大牌匾。沿潔淨的水泥路上行，遠見一彩虹型跨溪橋，橋邊一亭上書“滴翠亭”，系郭沫若手書，再看門匾上“流溪溫泉”四字，似朱德或董必武手書。過橋見一棟兩層精舍，為流溪賓館，我想起來了，此處系當時常見諸報端的亞非作家協會的辦公地。我的第一感覺是當權派真會找地方，真會享福，我是第一次見到這麼好的風景，這麼好的建築群，四處假山園林，人工小溪，花紅柳綠，樓台亭榭，真箇是人間仙景。 　　進得賓館，一人發一條新毛巾一塊香皂，由個個英姿颯爽、穿軍大衣的十八九歲的女軍人分別帶至四間客房，不是睡覺是去室內洗溫泉澡，然後用餐，等首長接見。洗完澡，小軍人帶我們去用餐，估計是首長的小餐廳，因為桌椅不多，顯得十分寬敞，且窗明几淨。二位女兵招呼用餐，四人坐一小圓桌，上置六盤菜，分量均不多，一高腳圓盤盛滿米飯，一人一套碗筷，四雙公筷，高腳大杯盛的冷開水一人一杯。不知此水是喝的還是漱口的，我們正口渴，端起就喝，也無人制止。六個菜一個也叫不上名字，好像都是素菜，沒有吃肉的感覺，但十分可口。尤其是那飯，味道簡直好極了，我第一次吃這種米，不知其名，不要菜吃三碗不成問題，可惜一人只有一小碗。菜沒吃到一半飯沒有了，於是請女兵幫忙再添一盤飯，回答說沒有了。問什麼意思？答飯菜是配套的，這是四人餐，要加飯就須再上六盤菜。張治能說可以，那就再上一份。女兵說，再上那就要由你們自己付費了。我問多少錢，女兵很隨意地說60元。我一聽，天哪，我兩個多月的工資。其他幾個人也聽清楚了，四個人不約而同放下飯碗，夾着尾巴悻悻地逃也似地離席而去。 　　如果說這個才叫生活，那我們平常人過的日子叫什麼？反過來說，如果我們平常過的日子才叫生活，這裡的日子又叫什麼？眼下還是在“文革”期間，是當權派受苦、被人民逼得恨不得抹脖子上吊的日子，尚且如此奢侈，那平時呢，鬼知道。這樣的日子任誰也不願放棄，包括你和我，為了不失去或者奪回曾經擁有的天堂，把你整得死去活來，跟你拼個魚死網破也在所不惜，也就不足為奇了。 　　好容易等到12點，首長到了，在小會議室接見我們。金明，50歲左右的樣子，穿着黃呢軍衣和草綠軍大衣，瘦瘦的，好像說的江西話，但我們能聽懂。金明首先要我們匯報來意，他很耐心地聽我一個人講了大半個小時，不時插話，最後問我們具體是什麼要求，看他能做什麼。我說要求按陶鑄同志的講話精神，開除那幾個私藏、轉移黑材料的相關人員的黨籍。金明說開除黨籍要遵守一定的組織程序，要履行相關的手續，而且要從支部辦起。我說你可以下指示嘛，他說那好，我給你們寫一封信給張體學同志（湖北省長——老高注），讓他來責成你們單位落實。於是女兵拿來一本信紙，金明抽出他身上的大筆桿黑色鋼筆，用蠶豆般大小的繁體字寫道：“體學同志：一冶工業安裝公司的同志來反映他們單位私藏黑材料的事，請你按有關規定了解後督促處理一下。金明”。最後署上時間。寫完讓我們看了，還認真地問：“這樣行不行？”我們不知道行不行，但也說不出為何不行，只好說可以可以。金明說：“那好，沒有別的事你們就先去休息。”說完站起來和我們一一握手，算是送客了。我們正準備走，女兵示意我們等一下，然後她把金明送出小會議的側門，才回過頭來問我們去不去休息一下，我們說不用。女兵說：“那好，你們坐一下，我去叫司機。”其實是要我們多坐一會兒，讓金明走遠了，這才讓我們離開。看來“讓領導先走”不但早已有之，而且應該是一種規矩，即使文革也難以從根本上觸動這種上尊下卑的規矩。 　　回到住地，我一琢磨，壞了，這一趟算是白來了。大家說：不是拿到金明的批示了嗎？我說活見鬼，這張批示跟一張白紙沒多大區別。大家問為什麼，我說：第一，我們到哪裡去找張體學？第二，就算找到了他，他認不認這張紙？第三，如果他認也同意去辦，那我們直接找張體學不就行了，還找什麼金明？第四，如果張體學再照這樣寫一張給宋侃夫（武漢市委第一書記），然後宋侃夫再寫一張給徐揚，這樣轉來轉去，捆起來跟綁起來都是一回事。這些當官的，整死人不償命，哄死人更不償命。事已至此，我們打道回府也不為過。況且也不吃虧，按規定出差是有補助的，外省一天六角錢，住宿費照報，六角錢正好是我們在這裡一天的伙食費，等於這上十天吃的是公家免費飯，而且我們也不用自責，也不算有私心，因為它名正言順，因為它符合規定。 　　回到武漢，此樁公案也就不了了之。萬幸，真要開除了那幾個人的黨籍，如今怕是又多一宗罪，又多樹幾個敵。 “想不到你也沾上了政治” 　　快過年了，我可以休參加工作以來的第一次探親假了，天大的事都是要回家的。況且也沒有什麼大事，沒見毛主席有新的戰略部署下達，革命像喊了“稍息”，正好回家探親。一年12天探親假，相當於一個月一天，這十幾天一天就要當一月來過，回家日程安排是很緊的。 　　儘管回重慶探親的時間不長，但還是有收穫。我看到了重慶火爆的文革場面，解放碑上掛滿落地長條幅，最醒目的兩條是：“頭可斷血可流，毛澤東思想不可丟”，“可挨打可挨斗，誓死不低革命頭”，很有鼓動性。解放碑包括周邊街道人山人海，其間正進行“革籌會”合法性的辯論，“革籌會”是以“八一五”為主導的准奪權組織，其時“反到底”的前身、稱為“砸派”的以黃廉為首的派別已開始形成，砸派稱以周家瑜為首的“八一五”牽頭成立的革籌會是癩格寶（癩蛤蟆）。不久又聞知名人士、小說《紅岩》的作者羅廣斌自殺身亡。我的家人是清一色的“八一五”，重慶人幾乎無人不知周家瑜這位重慶大學的青年學生。我回家探親，時間不多，只能到處看看熱鬧，看不出什麼門道。 　　我抽了一下午的時間去拜望尹老師，先生知道我會回重慶探親，也自然會去他家，見到我並不意外。師生二人泡上茶，照例開談。我向先生匯報了我半年來的近況，包括造反、上北京、去廣州的種種情形。先生一直沒插話，只靜靜地聽我講完。先生望着我，很平靜地說：“想不到你也沾上了政治。”先生很平靜的話對我卻很有觸動，我問先生：“有什麼不對頭？”先生說，無所謂對不對，只是你不適合去沾政治，你知道什麼叫政治？答不知道，先生笑說：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政治是和權謀伴生的。當然權謀也不等於陰謀，真正的政治家懂得光明正大是搞政治的正道，但任何時候總是政治家少而政客多，所以政治往往充斥着權謀甚至陰謀，俗話說“慈不帶兵，義不掌財”，沒有城府的人是搞不了政治的。你看似精明，其實極無城府，常常很天真，哪裡是搞政治的材料。我說：“我隨時可以不搞。”先生說：幼稚，政治這個東西一旦沾上是很難全身而退的，到一定時候你想不問政治，而政治偏要來問你，這就叫“樹欲靜而風不止”。“文革”是一場社會變革。為什麼要變革？建國十七年來成績很大，問題也不少，問題就是變革的對象。社會弊端五花八門，一言以蔽之，就是人民當家作主、共產黨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沒有得到很好的落實，其根子是有一批當權者背離了當初革命的初衷和共產黨的宗旨，落入了“老子們打江山，就理所當然要坐江山”的封建窠臼。如今社會的很多弊端都是由此而引發的，這些人打江山是功臣，但守江山就必然蛻變為內鬼。毛澤東是明白人，是個始終堅守自己信念和革命初衷的君子。現在億萬人民甚至說整個民族，這樣狂熱地擁護他，不是無緣無故的，更不是靠吹捧能奏效的。哪個朝代的統治者不被人吹捧不自吹？但從來沒有誰能達到他這種被億萬人真心擁戴的程度。他對中國的老百姓太了解了，太知道老百姓心裡想什麼要什麼。這次文革規定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就說到中國人的心坎里去了。 　　說到目前重慶的奪權，先生說：“看來奪權如果只是‘文革’的一種策略、一個小過程，那倒無所謂。如果要來真的，恐怕斷難成功。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人家拋頭顱灑熱血打下的江山，豈是能拱手相讓的，況且下台或將要下台的人中驕兵悍將不少，政客多多，這些人執掌各級政權已不是一天二天，多的是辦法來對付你們這些黃毛小兒。毛澤東即使力排眾議為你們撐腰，也只能一時不能一世。當權派們可以忍一時之氣，他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不整你個一佛出世二佛升天，你不曉得鍋兒是鐵鑄的。不信你等着看。”我說：“老師，您是不是太悲觀了，歷史總是要進步的。”老師說：“不是我悲觀不悲觀，這是歷史使然，現實使然，歷史當然是要進步的，但到時候他說他那一套才叫進步，你們那一套是倒退，我看到時你能搬起石頭打破天？” 　　談意未盡，天不早，我要告辭了。我站起來問先生：“老師還有什麼囑咐的？”先生說：“你好自為之，既然已經捲入政治，就記住‘光明正大’四個字，這是封建皇帝都知道的正道，千萬不能小人得志便張狂。我這裡說的‘小人’不是指那種心理陰暗的人，而是說，從年齡講你還是小人兒，從地位上講，你只是平頭百姓，沒別的意思。多保重。” 造反派分裂，百萬雄師組建 　　大約是（1967年）2月11、12號，柳漢昌（工安公司一隊工人）從武漢發來電報：“家有大事，速回。”那時沒有手機，長途電話又難打，況且價格太貴也打不起，老柳又不說是什麼大事，我了解柳漢昌，是位老成持重的師傅。故接到電報沒有多想，立即準備返回。那時船票好買，尚無春運車船票緊張一說，我買了第二天的船票。一路心情忐忑不安，一個人十萬火急趕回武漢。第三天下午下船，直奔公司。和老柳、馬恩列（三隊工人，造反派）等連夜碰頭，一問才知道武漢發表了個什麼“二八聲明”，現在全城鬧得沸沸揚揚，一夜間造反派按對待二八聲明的態度分裂為香花派和毒草派，要我星夜趕回家拿個主意，我們應該成為“香花派”還是“毒草派”。同時把《長江日報》上刊登的“二八聲明”拿給我看。 　　我開始以為事態很嚴重，正兒八經地把“二八聲明”看了兩遍，我問大家：“二八聲明”說的什麼？同志們都弄明白了沒有？大家都不做聲。我說我也沒看明白，有一點弄明白了，聲明說的意思是現在有的造反派組織是托派，要篡權，有投機者想摘挑子，只有發表聲明的這幾家組織才是真正的革命派，才是真造反派，權也只能由他們來奪。是不是這個意思？大家說，他們也認為是這個意思。我說其實發表聲明的夥計們恐怕自己都沒弄明白自己要什麼，“七說八說，鹽巴秤砣”。不管它，我們什麼派都不是，照樣搞我們的“文化革命”。大家說恐怕不行啊，現在全市所有的組織都亮明了要麼是香花派，要麼是毒草派。我說，那不像運動初期又要站隊嗎？真是吃飽了飯沒得事干，人為地製造分裂。大家說表態肯定是要表的，要不下面的人員就不知道該怎麼辦。我說那也是，這時才想起來問一冶野戰兵團總部是什麼派、什麼態度，大家說，總部是毒草派。我說，那我們肯定就是毒草派了。其實香花、毒草純粹是扯淡，這又不是造反派與保守派這兩派，無法調和是因為對“文革”的態度、對走資派的態度，有根本不同的意見，一個要造反，一個要保走資派，保守派還要整造反派，你想調和都難得調和。現在的香花派和毒草派我看不出有哪些根本的立場、觀點不一樣，就像工總和二司，好像和我們的觀點是一樣的，再分個香花、毒草是不是無事找事？不管它，總部是毒草派我們就是毒草派。否則，一冶野戰兵團就會分裂，這才是大道理。大家都一致贊成。然後我又跟大家說，其實到現在，我也不知道香花派跟毒草派各自的根本立場和觀點是些什麼內容，又有哪些是根本對立的，所以辯論起來也是扯淡，乾脆通知兵團戰士一律不參加這類扯淡的辯論。兩個小時的會開完，我才意識到老柳也是扯淡，天遠地遠把我催回來，就為了決定這種扯淡的事！ 　　2月的江城春寒料峭，天空成天灰濛濛的，天氣使人有一種壓抑感，而“文化大革命”似乎不知寒之將至，照樣熱火朝天。保守派偃旗息鼓，造反派一天天膨脹起來，包括隊伍和情緒。工安公司野戰兵團發展到一千多人，在工安公司算一枝獨秀。省、市正鬧着奪權，像我們這種縣團級單位奪權怎麼搞，因為一冶野戰兵團總部沒有動靜，我們也不知從哪裡下碴。社會上的香花派、毒草派鬧了幾天，恐怕雙方都不知道自己究竟要什麼，想表達什麼，因為這本身就是人為製造的一場鬧劇，確實沒有什麼實質內容，於是也煙熄火熄。人們不知所從，各方都有厭倦感，就勢收場又何嘗不可能？而一場湖北省、武漢市的奪權鬥爭又使局勢複雜而嚴峻起來。 　　由於造反派奪權觸及了當權者容忍的底線，用現在話說，觸及了當權者的核心利益，且各省、市的造反派又一副假戲真做的架勢，這樣一來，死死認定“打江山、坐江山”的當權者們註定要開始來真格地反擊了。造反派在準備投票，走資派卻在暗暗磨刀。幼稚的造反派為了水中月鏡中花般的名額爭得勢不兩立，一股寒流卻悄然而至。 　　2月，北京高層撕破臉。“文革”反對者絕不是對“文革”的一些具體做法發泄不滿，更不僅僅是為當權派受到批鬥衝擊而不平，在他們看來，造反派大哄大嗡，說這個是走資派、那個也是走資派不足為慮，頂多是觸及一下皮肉。批鬥不是根本事，奪權才是真問題。2月份的攤牌真正的引爆點在於奪權。其實多數造反派因為幼稚，視奪權如兒戲，搶幾個章子、發幾篇聲明就算是奪權了，走資派卻不這樣看。過去他們視造反派為一群烏合之眾，也就是運動中的“勇敢分子”，鬧騰不了幾天，現在則視為心腹大患。你要玩真的，別人就陪你玩真的。2月的攤牌緊接着造反派全國奪權而發生，決不僅僅是時間上的巧合，從此造反派成了別人決不寬恕、務必趕盡殺絕的對象，用十年後報上流行的話說叫“除惡務盡”。從此，造反派的噩夢就真正開始了。此後十多年的反覆整肅，不再用“文革”初期那種整整黑材料、批一批、劃個右派之類的小兒科，而是直接動用專政工具，不整則已，整就往死里整。“十年浩劫”，要憑良心說，就是造反派的浩劫，皆源自1967年的2月攤牌，以後的種種手法不過是其派生和延續罷了。 　　北方的2月政治寒潮，終於在3月席捲武漢。神仙打仗，凡人遭殃。造反派無事生非弄的那個“二八聲明”成了別人的口實，武漢軍區從“二八聲明”開刀。既然要整“二八聲明”，香花派自然成了專政對象，管你工總幾十萬成員，老子一個通令叫你通通完蛋。這不是吹牛，是事實。1967年3月17日，一晚抓捕工總大小頭頭幾百人，這是對武漢造反派的第一次大規模鎮壓。據說毒草派一個都沒抓，不用忙，飯要一口一口吃，先集中火力整香花派，不僅是策略問題，還有一個時機問題。我們雖是毒草派，但也切身地感到了寒徹入骨，也許各單位情況各異。 　　從3月初，軍代表就通知我們一冶工安公司野戰兵團辦公室要撤出來，房子另有它用；上班不許寫大字報；一律不許脫產。我們自然不服氣，3月8號我口述，張治能用毛筆書寫，貼出了一版18張紙的大字報，題目是“我們的隊伍向太陽”，紀念一冶工安公司“九八行動”半周年。大字報的中心意思是張揚我們造反的革命性、正確性和堅決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決心。大字報一貼出，給死氣沉沉的廠前公司大院帶來了一絲生氣。因為3月份以後大字報很少了，自然圍觀的人就多，議論也隨之多起來。軍代表也耐心地看完了，晚上找我談話：“這張大字報洋洋萬言，什麼意思？”我說：“你不是看完了嗎，你說是什麼意思？”“你們這完全是自我吹捧嘛。”“不是吹捧，是事實，是總結經驗。”“你們應該寫揭發走資派的大字報，不要搞這些玩意，以後注意。”算是警告吧。 　　工總被取締，空氣是越來越緊張，青山區的中心地帶紅鋼城都沒有什麼大字報了。一到晚上路燈也顯得陰暗，寒風陣陣，路斷人稀。這時我才真切感到尹老師說的“保衛毛主席，你們拿什麼來保衛”的道理。冷酷的現實是，我們需要毛主席來保衛。於是，《紅軍想念毛澤東》幾乎成了當時的流行歌曲，全國的造反派在黑暗中到處唱，個個唱得熱淚盈眶，有的人唱得淚流滿面，甚至有人唱到動情處放聲大哭。4月上旬的一天，我們同宿舍的幾個人正唱着《紅軍想念毛澤東》，軍代表來了，一臉嚴肅，我知道他當時很無奈，於是都不理他。軍代表這時既不能說這首歌不准唱，又明知這種唱法是別有用心的，他換了一種委婉的說法：“天晚了，你們明天還要上班，白天再唱吧。” 　　中國老百姓雖然懦弱，但自古從不缺乏捨生取義之人。4月上旬，紅鋼城出現了新華工聶年生的大字報《提着腦袋問十個為什麼》，鋒芒所向，直指目前這股否定文革、迫害造反派的寒流，提出的問題切中時弊。張治能將大字報抄回來，我一看，精神大振，大受啟迪。我們立即拿來紙筆，幾個人一湊，結合本單位的情況和所見所聞，由我口述，照例由張治能書寫，一口氣寫了《提着腦袋問22個為什麼》的大字報，同時將這篇大字報抄寫了20來份，立即組織人貼到廠前、紅鋼城、總公司大院和工人村等處。反響如何沒調查，反正九八縱隊的隊員們是緩過氣來了。一花引來萬花開，這是自然現象，政治局面也一樣，我們緩過了氣，其他造反派一樣回過了神，紅鋼城街頭的大字報一天天多起來了，但晚上街道上的人仍然不多。 　　“文革”前，我看過電影《革命家庭》，電影中有一個情節叫飛行集會，我和大家一商量，我們也到紅鋼城去搞飛行集會，大家一致表示贊成。幾十號人身藏傳單，把九八縱隊和野戰兵團的旗幟捲起來，坐車去紅鋼城。一到武鋼業校、青山區委門口，我們突然展開大旗，一面高呼口號，一面撒傳單，說來也怪，剛才街上還沒有什麼人，突然一下子不知從哪裡冒出來那麼多的人。有的人搶傳單，有的人跟着我們喊口號，紅鋼城一下子又像回到了兩個月前的1月份。十來分鐘活動結束，我們一陣小跑到預先指定的地點集中，清點人數回廠前。後來大家反映，買票坐車去搞飛行集會划不來，一角錢是一餐的菜錢，我們不如吃了晚飯就出發，下午六點半就可以到紅鋼城，天剛黑，正好開始遊行。於是，此後幾次都是往返步行。儘管飛行集會活動很辛苦，白天還要上班，但造反派的士氣是真鼓起來了。 　　1967年5月份開始，武漢的造反派大範圍內緩過氣來，開始以各種形式對走資派進行反擊。從反擊“二月逆流”的一般口號，演進到矛頭直指武漢部隊司令員陳再道，公開打出了“為工總翻案”的旗幟。鬥爭開始白熱化，於是武漢市的文革運動好戲連台。第一炮是4月中旬新一中同學為驅趕工作組舉行的絕食鬥爭，緊接着是新公校在市公安局絕食及全市造反派的聲援。我們九八縱隊獨自參與了這兩次活動，但都只堅持了一天，實際只餓了一餐。而中學生們則不然，不達目的不罷休，現場不斷傳來又有同學餓昏了的消息，救護車停在現場，隨時準備拖人上醫院急救，現場氣氛凝重而又正氣逼人，一時間武漢三鎮出現了多個聲援學生的絕食現場。面對不屈不撓的學生，工人們很自慚，很多沒去聲援，像我們這樣餓了一餐就頂不住了、悄悄撤離現場的人也不是一個兩個。誰說學生的鬥爭精神不如工人？在當時，造反派學生的覺悟程度、為文化大革命獻身的精神、信仰的堅定性，確實普遍比工人高。 　　大約從（1967年）5月中下旬開始，形勢急轉直下。此前我們還認為這一次武漢軍區恐怕頂不住了，再要像3月份那樣動用專政工具來鎮壓肯定不行了。“軍委十條”已公布，再動用專政工具鎮壓群眾，中央會出面干預，看來造反派勝利在望。殊不知，走資派多的是辦法。這次，軍隊當權派直接啟動組織程序，利用他們掌控的現成的武裝基幹民兵組織，按各單位組織系統，由縣團級以下的小當權派牽頭，輕而易舉地就組建了“百萬雄師”殺人隊。因為是按組織系統組建的，組織自然嚴密，上面意圖的貫徹自然流暢，且極具隱蔽性，其行動宗旨就是用挑起武鬥的方式迫使造反派就範或者瓦解。因為兩派成員絕大多數都是群眾，武鬥再怎麼搞，都是不同觀點的兩派群眾的爭鬥，中央文革挑不出毛病，連毛主席最後都只能說兩派“沒有根本的利害衝突”，“沒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為勢不兩立的兩大派組織”，息事寧人了事。這是走資派對中央採取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策略。你可以借造反派的勢，我為什麼不能另組一派以“借勢”？所以，從一開始，“百萬雄師”就以武鬥為唯一鬥爭手段，對造反派大開殺戒，搞了兩個多月的“武化革命”。 　　6月17號，傳來六渡橋（漢口鬧市中心）大規模公開殺人的消息，我們感到這一次走資派的狗急跳牆將比3月的鎮壓更加血腥。6月20號晚上我們召開了勤務組會議，決定將女同志和一些希望離開單位的同志疏散回重慶，餘下的近30人去找新一冶（3月底4月初，一冶野戰兵團等造反派各組織聯合成立新一冶革命代表大會，簡稱新一冶）總部聯繫，看是到民眾樂園去堅持造反派的宣傳陣地，還是去華中工學院，並準備第二天就開始行動。 造反派挨整的日子來了 　　1968年底的一天，軍代表通知我晚上開一個會，要我準備接受同志們的批評幫助，並要我正確對待。事先既無輿論準備，也無任何鋪墊。抱着正確對待群眾的態度，我很坦然地去了會場，到會的有四五十人，清一色的“百萬雄師”成員，多數是公司的基層政工幹部。我找個地方坐下，軍代表宣布開會，有人突然大叫一聲：“徐正全站起來！”既然要正確對待群眾，姿態當然要放高一點，我並未抗爭，默默地站了起來。又有人喊：“站到中間來！”得寸進尺了，我仍然一聲不吭站到中間去了。有人開始發言，頭一句就是：“徐正全是工安的壞頭頭！”我一聽，心想什麼意思，不是聽意見嗎？怎麼一來就批鬥開了？於是問軍代表：“今天開的是什麼會？”軍代表裝沒聽到，有人不耐煩了，迫不及待地過來按我的頭：“頭低下，你還不老實。” 　　會場外早就有以張治能為首的二三十個九八縱隊的成員圍觀，不是我布置的，都是自發來的。一見會場氣氛不對，一群人一齊衝進會場，大叫：“搞麼事，搞麼事，憑什麼批鬥徐正全？”一面對按我頭的人推推搡搡，全場一下就亂了。軍代表站起來，鐵青着臉叫了一聲：“散會！”我們的人一窩蜂擁出會議室，眾人把我送回宿舍，陸續又來了一些九八縱隊的隊員。 　　我對大家說：“今天只是個開始，造反派挨整的日子又來了。大家各自安心上班，天大的事，我一力承擔，何況我們又沒幹壞事，問心無愧。沖會場不是辦法，讓他們搞，看他們能搞出什麼花樣。軍人比工作隊愚蠢，工作隊整我們還躲在幕後，他們是直接出面指揮。軍人太迷信強權了，整人連一點藉口都不找。”我見大家都很傷感，有人還掉淚了，就叫大家都回宿捨去休息。 　　大家走了，我想了很多，從現實來看，整造反派的大政方針是肯定的了，這個大局我們改變不了，而且只能是束手待斃，總之是在劫可免，在數難逃了。軍代表要整我們，那是要執行上級的部署，不是個人思想。可保守派群眾又哪來那麼大的氣呢？我開始反躬自省：造反派最遭詬病的是打人，我捫心自問，除了王積增是我同意教訓一下的外，我沒叫任何人去打過任何人，而且我還特別開會宣布過不准打龔友明、徐鶴初這樣的人，儘管他們在造反派中民憤是最大的，但他們曾經是勞動模範，就憑這一條，站錯隊也是可以諒解的。何況這些人確實也沒挨過打。龔友明最初組織“職工聯合會”（“文革”初期當權派操縱的武漢工人保守組織，1967年初消亡）時，要求參加我們在公司外的一些活動，我都是同意的，只是要求他們不打職工聯合會的旗子。只有一回，參加一冶結構廠的一次批判大會，他們打了旗幟，會議中間被別人發現，把他們趕出了會場，我事後還給他做了解釋。保守派中絕大多數是老工人，我歷來對老工人是很尊重的，也沒侵犯過他們的利益。公司革委會成立後動靜最大的舉措是對生產、生活秩序的整頓，比方調整和清理宿舍、施工現場，規定用餐只准在食堂內，不許在宿舍進餐，開大會不許擅自離場早退等等，都是我主導進行的。強制性的規定難免得罪人，但也多半針對年輕人和我們自己組織的人，老工人縱有違犯也多半是勸阻。除了有幾次開公司大會有的老師傅躲在宿舍下象棋被我掀了棋盤外，我也沒得罪過誰呀。 　　現在出了一種反常現象，你越注意團結和尊重的人對你的仇恨越大，你真得罪了的人反而對你好一些。說實話，“文革”中我對不住的人，除了被我們組織打過的人之外（這些人不會超過十個人），我最對不住的就是陳增漢和戎寶福師傅了。我帶頭抄了戎寶福的家，他不過是個一般幹部，無辜被抄家，但事後他對我們並無怨恨，相反還參加了“新一冶”造反組織。活動不是很積極，但後來當權派規定要人人表態退出群眾組織並寫大字報聲明的時候，多數人都只幾句話，表明退出某某組織，最多加上一句響應黨中央號召之類。可全公司就戎寶福一個人不同，他洋洋灑灑寫了一篇大字報，詳細寫了“新一冶”對“文革”的貢獻，他對“新一冶”這個組織的認識過程和參加的原因，最後才寫道，他現在宣布退出這個組織，並不是這個組織不好，而是這個組織已經完成了他的歷史使命，為了響應黨中央的號召，才退出這個組織。我公開保護過的龔友明對我們最痛恨，而被我傷害過的戎寶福卻對我們最理解。這種反常現象，我一晚上沒有想通。要說是因為觀點不同，也站不住腳，我們之間究竟有那些觀點根本對立，又怎麼個對立法，竟然對立到以命相搏，我搞不清楚。雙方除運動初期外，各自的觀點就沒有理清過，更沒有在思想上交過鋒，怎麼就會鬧得你死我活？七想八想，迷迷糊糊就睡着了。 　　多年後睡醒了一點，回過頭一想，這種反常現象原因很多，重要的一條是，一旦大事當頭，多數人是唯強權是從，只有少數人能以是非原則來指導自己的行動，這樣一種民族劣根性，“文革”不失敗，才叫怪事。“文革”的失敗從某種意義上說是對十七年愚民政策、強權政治的一種報應，這種報應畢竟還是“家事”，不改弦易轍，哪一天外敵入侵，亡國也不是不可能的，那才是中華民族的大不幸。 　　可能是單位軍代表操之過急，以為只要對我一開斗，對全公司造反派的整治就可以順利展開，沒成想一試水就遭到了反彈。於是軍代表裝成什麼事也沒發生一樣，我也照常去公司機關大院上班，沒有人過問我，這樣一晃就到了1968年的12月13日。這天下午開全公司大會，就一個內容，軍代表宣布：“根據上級指示，徐正全進公司學習班反省交待問題。”實際就是進牛棚，那裡已經有十多個人了，主要成員就是我前文介紹的那些內定的牛鬼蛇神。宣布這個決定的時候，整造反派的大勢已經明朗，何況還有上級指示，我當然只能束手就擒。同志們也知道大勢已去，只能被迫接受這種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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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各派都是毛派，都上了老毛的當被利用 - 觀評者 08/28/12 (1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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