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与李登辉

　　蒋经国在台湾执政的最后几年，糖尿病晚期症状愈见严重，从1973年开始就频繁出入台北的荣民总医院。到了1986年，病体沉重的他不得不以轮 椅代步，身体状况已至危境。蒋经国自知来日无多，开始抓紧一系列他认为有必要在有生之年完成的事情，诸如开放党禁、结束戒严、充实“中央民意机构”、蒋氏 父子地方自治法治化和开放大陆探亲等。当然，最重要的是选择自己和国民党的继任人。如果说蒋经国前几项决策都是被人认可的政绩的话，那么，在接班人的选择 与确定方面，他却犯了一个决策性错误。

　　党龄不足10年的李登辉浮现政坛

　　蒋经国的决策性失误，最早体现在1984年3月，当时蒋经国正在竞选连任台湾的“第七任总统”。在事前不做任何铺垫的情况下，蒋经国竟在国民党 十二届二中全会上，出人意料地提名此前在台湾政界没有资历和威望的李登辉出任他的“副总统”搭档。李登辉既不是国民党大陆执政期间的文职官员，也不是蒋介 石时代参与军事作战的高级将领，甚至，他的国民党党龄还不足10年。在台湾国民党文武高官云集的政治舞台上，资历如此浅的学者型政客怎么可能成为蒋经国晚 年寻觅多时的接班人呢？

　　事实上，早在1978年蒋经国就任台湾“第六任总统”时，就已在为自己的继任人煞费苦心。最初他也想如其父蒋介石一样，把国民党的继任人确定在 蒋家子嗣上。当然，那时可供蒋经国选择的子嗣十分有限，长子蒋孝文多年前就患有不治之症；三子蒋孝勇在台湾商界打拼，马上让其进入政界显然有诸多难以逾越 的障碍；只有次子蒋孝武在其考虑之列。蒋经国也的确曾为蒋孝武顺利进入接班程序做过许多实质性铺垫，例如他授意蒋孝武执掌台湾的情治机关，直接插手重要的 党务和人事等，不过就在蒋经国眼看次子逐步接班并向国民党政权峰巅循序渐进的时候，竟意想不到在美国旧金山发生了震惊中外的“江南遇刺事件”。台湾无法控 制的国际媒体真相披露，使蒋孝武涉嫌“江南行刺案”的内幕曝光于世。因为事件发生在美国，遇刺者江南又是美国国籍，美国政府出面干涉，蒋经国不得不忍痛将 儿子蒋孝武外派新加坡，世袭交班的计划从此胎死腹中。

　　为了挽救蒋家政权可能大权旁落的危局，自蒋介石殁后始终生活在美国的蒋氏大家长宋美龄，曾在“江南事件”发生后不久飞回台湾。根据宋美龄身后披 露的大量史料表明，她专程返回台湾的主要目的有三：一为参加蒋介石的百年诞辰纪念活动；二是对重病缠身的蒋经国正在台湾实施的“返宪改革”游说国民党元老 派人物，力求对蒋经国提供帮助；三是为蒋氏政权将要结束前夕可能发生的交班障碍就近指点运筹。

　　但是，宋美龄纵有良苦用心，蒋经国却无意采纳。“江南事件”后的台湾政局早已不允许蒋经国再做“传子”之梦。早在宋美龄返台之前，他就对美国《时代》杂志的记者公开表示了蒋家人不能继续“世袭”的态度。他说：“由蒋家人士继任一节，本人从未有此考虑。”

　　蒋经国不但对媒体这样郑重申明，还在一系列行动中对接班人问题做出了部署。大量事实表明，蒋经国在接班人一事上已经开始走“本土化”、“年轻 化”和“务实化”的革新路线。为了安抚那些当年随蒋介石来台的国民党军政高层人物、党内耆宿和军事将官，蒋经国采取一切可能采取的措施加以安抚与照顾，另 一方面他又开始以“年轻化”为由，大力将一批国民党中生代人士提拔为国民党的中常委，例如吴伯雄、李焕、施启扬和陈履安等人。蒋经国这样做的目的，意在让 这些忠于蒋家的青年精英牢牢把握国民党的要害部门。与此同时，他又让蒋介石时期就进入国民党高层的一批元老，如俞国华、倪文亚、张群、严家淦等人，无形中 形成国民党的中央权力核心。蒋经国认为，有了这样的坚固班底，即便将来因为身体原因猝然病逝，国民党的政权也不会发生根本性改变，因为这些人都是可以信赖 的国民党中坚力量。他自信有了这批乃父在世时培养起来的力量，“革命性”、“忠贞性”、“稳定性”的接班人三原则将可得到更为彻底的贯彻。

　　在这种全盘考虑之下，蒋经国决定启用毫无人脉基础的李登辉。他认为只有像李登辉这样依附他并受其提携得以平步青云的“平民官员”，才能起到没有 蒋家人继位却能让蒋家人放心的作用，这也是蒋经国无法实现“传子”计划之后，唯一可以弥补蒋家的权宜之策。当然，那时的蒋经国绝不会想到，李登辉羽毛渐丰 之后，竟成为蒋氏家族的背叛者与掘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