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經國與李登輝

　　蔣經國在台灣執政的最後幾年，糖尿病晚期症狀愈見嚴重，從1973年開始就頻繁出入台北的榮民總醫院。到了1986年，病體沉重的他不得不以輪 椅代步，身體狀況已至危境。蔣經國自知來日無多，開始抓緊一系列他認為有必要在有生之年完成的事情，諸如開放黨禁、結束戒嚴、充實“中央民意機構”、蔣氏 父子地方自治法治化和開放大陸探親等。當然，最重要的是選擇自己和國民黨的繼任人。如果說蔣經國前幾項決策都是被人認可的政績的話，那麼，在接班人的選擇 與確定方面，他卻犯了一個決策性錯誤。

　　黨齡不足10年的李登輝浮現政壇

　　蔣經國的決策性失誤，最早體現在1984年3月，當時蔣經國正在競選連任台灣的“第七任總統”。在事前不做任何鋪墊的情況下，蔣經國竟在國民黨 十二屆二中全會上，出人意料地提名此前在台灣政界沒有資歷和威望的李登輝出任他的“副總統”搭檔。李登輝既不是國民黨大陸執政期間的文職官員，也不是蔣介 石時代參與軍事作戰的高級將領，甚至，他的國民黨黨齡還不足10年。在台灣國民黨文武高官雲集的政治舞台上，資歷如此淺的學者型政客怎麼可能成為蔣經國晚 年尋覓多時的接班人呢？

　　事實上，早在1978年蔣經國就任台灣“第六任總統”時，就已在為自己的繼任人煞費苦心。最初他也想如其父蔣介石一樣，把國民黨的繼任人確定在 蔣家子嗣上。當然，那時可供蔣經國選擇的子嗣十分有限，長子蔣孝文多年前就患有不治之症；三子蔣孝勇在台灣商界打拼，馬上讓其進入政界顯然有諸多難以逾越 的障礙；只有次子蔣孝武在其考慮之列。蔣經國也的確曾為蔣孝武順利進入接班程序做過許多實質性鋪墊，例如他授意蔣孝武執掌台灣的情治機關，直接插手重要的 黨務和人事等，不過就在蔣經國眼看次子逐步接班並向國民黨政權峰巔循序漸進的時候，竟意想不到在美國舊金山發生了震驚中外的“江南遇刺事件”。台灣無法控 制的國際媒體真相披露，使蔣孝武涉嫌“江南行刺案”的內幕曝光於世。因為事件發生在美國，遇刺者江南又是美國國籍，美國政府出面干涉，蔣經國不得不忍痛將 兒子蔣孝武外派新加坡，世襲交班的計劃從此胎死腹中。

　　為了挽救蔣家政權可能大權旁落的危局，自蔣介石歿後始終生活在美國的蔣氏大家長宋美齡，曾在“江南事件”發生後不久飛回台灣。根據宋美齡身後披 露的大量史料表明，她專程返回台灣的主要目的有三：一為參加蔣介石的百年誕辰紀念活動；二是對重病纏身的蔣經國正在台灣實施的“返憲改革”遊說國民黨元老 派人物，力求對蔣經國提供幫助；三是為蔣氏政權將要結束前夕可能發生的交班障礙就近指點運籌。

　　但是，宋美齡縱有良苦用心，蔣經國卻無意採納。“江南事件”後的台灣政局早已不允許蔣經國再做“傳子”之夢。早在宋美齡返台之前，他就對美國《時代》雜誌的記者公開表示了蔣家人不能繼續“世襲”的態度。他說：“由蔣家人士繼任一節，本人從未有此考慮。”

　　蔣經國不但對媒體這樣鄭重申明，還在一系列行動中對接班人問題做出了部署。大量事實表明，蔣經國在接班人一事上已經開始走“本土化”、“年輕 化”和“務實化”的革新路線。為了安撫那些當年隨蔣介石來台的國民黨軍政高層人物、黨內耆宿和軍事將官，蔣經國採取一切可能採取的措施加以安撫與照顧，另 一方面他又開始以“年輕化”為由，大力將一批國民黨中生代人士提拔為國民黨的中常委，例如吳伯雄、李煥、施啟揚和陳履安等人。蔣經國這樣做的目的，意在讓 這些忠於蔣家的青年精英牢牢把握國民黨的要害部門。與此同時，他又讓蔣介石時期就進入國民黨高層的一批元老，如俞國華、倪文亞、張群、嚴家淦等人，無形中 形成國民黨的中央權力核心。蔣經國認為，有了這樣的堅固班底，即便將來因為身體原因猝然病逝，國民黨的政權也不會發生根本性改變，因為這些人都是可以信賴 的國民黨中堅力量。他自信有了這批乃父在世時培養起來的力量，“革命性”、“忠貞性”、“穩定性”的接班人三原則將可得到更為徹底的貫徹。

　　在這種全盤考慮之下，蔣經國決定啟用毫無人脈基礎的李登輝。他認為只有像李登輝這樣依附他並受其提攜得以平步青雲的“平民官員”，才能起到沒有 蔣家人繼位卻能讓蔣家人放心的作用，這也是蔣經國無法實現“傳子”計劃之後，唯一可以彌補蔣家的權宜之策。當然，那時的蔣經國絕不會想到，李登輝羽毛漸豐 之後，竟成為蔣氏家族的背叛者與掘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