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有人跟我老母親說：“你兒子和林立果是結拜兄弟”

    我愛人“九一三”當天只知道我出差了，後來一直不見我回來，就多次往部隊打電話詢問，但得到的答覆只是含糊的“出差未回”。10月7日，她在工廠里聽到中央傳達了“九一三事件”的文件，一下子傻眼了。中央文件並沒有說還有活着的機組人員，所以她以為我必死無疑。她後來告訴我，那一天她都不知道自己是怎麼從工廠回到家的。直到入冬後有人上門取我的棉衣，她才知道，我還活着。
    妻子後來到處打電話打聽我的消息，但是誰也不敢告訴她我在什麼地方，實際上他們也不知道我在什麼地方。
    我拿到棉衣後，第一件事是急不可待地里里外外翻了個遍，想看看妻子有沒有留什麼隻言片語，結果什麼也沒發現——我後來想，等衣服送到我這裡，不知早被人翻了幾遍了。但隨後我就震驚地發現，我們衣服的領章都被撕了下去，這意味着，我們這幾個人早已不是“同志”，而是“叛徒”了！
    之後，我們幾個機組人員在陸軍“陪同”下，可以到樓下自由活動，也可以到小賣部買一些日常生活用品。我看到了胡萍和陳士印，我才知道許多與“九一三”之夜飛行活動有直接關係的人都關在這裡。
    在中央專案組裡待了幾個月，他們認為我們沒什麼問題。眼看春節就要到了，專案組說讓我們回家過春節，於是我們又被“還”給空軍。回到西郊機場，其實又開始新一輪審查。我們每個人被單獨關在一間屋裡寫交代材料，這時我開始有意識地為將來留存一些資料，所以每次寫完交代材料後，我就用鉛筆在另一張紙上悄悄寫下整個事件的過程。
    在空軍被審查了22個月後，1973年6月我成為機組裡繼服務員小魏之後、第二個被放出來的人。之前我出事的消息早已傳到老家，那邊傳得更邪乎，有人跟我的老母親說：“你兒子和林立果是結拜兄弟。”我弟弟不信：“文件上沒有說這事啊！”對方說：“中央文件沒有，但河南文件上有。”母親身體本來就不好，我的事情更加重了她的病情，沒等到我出來她就去世了。審查結束時，給我的定性是“在黨的第十次路線鬥爭中犯了方向錯誤”。
    1976年，我們被宣布停止飛行資格，強行轉業，必須離開北京。我不死心，我還想在天上飛，況且當時三叉戟也很缺人，我給他們寫信，請求能把自己留下來，但最終也如石沉大海。因為我的愛人和孩子都在北京，我就要求在河北離北京最近的地方安置，而河北省規定，凡是要求就近安置的，要到張家口最窮的地方安置。最終我到了張家口懷淶縣一個拖拉機工廠當車間指導員。
    拖拉機廠很簡陋，連圍牆都沒有，平時工人們下班了，只剩下我一個人。我明白，自己照顧好自己，是我對這個家庭能盡的最大的責任了。在工廠里生活得很苦，我學着把舊衣物拆開，按書上的公式裁成紙樣，貼在布料上，自己學着做衣服。有時星期天我會在衣服攤上站一整天，就是為了看他們怎麼裁剪衣服。那時工廠里分的白手套用不完，我把它們拆了，再加股白線，晚上就我一個人，關起門，在昏暗的燈光下，我一個大男人笨拙地用粗粗的棒針學編織，最後我給自己織了條線褲，還給孩子織了毛背心。一雙握過飛機駕駛杆的手，卻在這裡一針一線，編織着生活的希望……
    1980年底，在工廠的單身宿舍里，借着昏暗的燈光，我讀着《人民日報》的一篇文章，久久不願放下。那是1980年11月24日的《人民日報》，在頭版頭條刊登了《就當前國內外一些重要問題鄧小平答美國記者問》。

   那些一起被改變了命運的人

    鄧小平在答美國記者問時，談到林彪外逃乘坐的那架三叉戟飛機失事的原因，說：“據我個人判斷，飛行員是個好人。因為有同樣一架飛機帶了大量黨和國家機密材料準備飛到蘇聯去，就是這架飛機的飛行員發現問題後，經過搏鬥，飛機被迫降。但這個飛行員被打死了。”雖然是很簡短的幾句話，卻讓我熱淚盈眶。這時，我已經被驅逐出北京4年了
    1982年，中央下了一份文件：所有“九一三事件”牽涉的人中，團以下幹部不做結論，意思是說就當歷史上沒有發生這件事，至少檔案里再也沒有這個“污點”了，可是停飛和轉業已是既成事實，也無法改變。那時候，我們部隊有60多名幹部因此事而受審查，這些人中凡是跟飛行打交道的，基本上被都停飛了，以後也再也沒有回到飛行崗位上來。我們的老師長時念堂當時只有40多歲，“九一三事件”發生時，他剛剛從阿爾巴尼亞回來，完全不知情，但他先被關進學習班，後來又被送到山西農場，前後被關了11年，從正師降為正團。雖然他是1943年的兵，而且還曾經得到過一枚抗戰紀念勳章，但他至今仍是正團退休待遇。
    1984年，我老伴以兩地生活為由，通過電子管廠向四機部要了一個名額，把我調回北京。時隔十幾年後，我終於又回到了北京。自我回京後，我就利用業餘時間走訪當年的親歷者，想為我們共同經歷的歷史留下一個記錄。
    機組第一副駕駛員陳聯炳後來帶着妻子和兒子返回老家安徽，已經參加工作的大女兒獨自留在了北京。陳聯炳曾經參加過抗美援朝，後來被挑到空軍當飛行員，多少年來，他飛遍了祖國的大江南北，但這場意外之災讓他從此不得不告別飛行事業。
    機組通訊員、團通訊副主任陳松鶴與全家回到老家浙江省，愛人和兩個兒子留在杭州，而他本人最終到了一個縣的衛生院任支部書記。他已經熟練掌握的英語空中聯絡對話專業徹底無用武之地。
    領航員李成昌後來被安置在上海自行車廠供銷科，他的愛人是我國少有的第二批女飛行員之一，“九一三事件”之後，她暫時被停止飛行資格。幾年後，他愛人脫下軍裝，分配到上海民航局繼續飛行，這樣他們一家四口在上海團聚。李成昌在我們這些人中算是結果最好的。
    服務員小魏姑娘先是被分配到農場勞動，後來被分配到西郊機場衛生隊工作。不久，她復員，在一家報社的印刷工廠當排字工人，一干就是8年。
    而對登上256號三叉戟的4名機組人員來說，他們的家庭遭遇了一場更大的劫難。只有20多歲的機械師張延奎遇難時剛結婚不久，愛人正懷着未出生的孩子。張延奎本不是256飛機的機械師，由於當時256飛機的機械師臨時有事情，又住在城裡，就讓張延奎頂替，他莫名其妙地成了冤死鬼。
    邰起良出事後，他的愛人獨自帶着兩個女兒艱難地生活着。他的夫人當年是名大學生，這個事情對她刺激很大，身體很快就垮了。等我後來找到邰起良的家屬時，她已經去世了。邰起良的女兒後來告訴我，凡是電影裡出現飛機的鏡頭，她母親都不允許家裡人看，可見精神上受了多大的刺激。
    機械師李平的家在天津，出事時，他的第三個孩子剛出生不久。李平的愛人在清理丈夫遺物的時候，發現李平生前在部隊的存摺不見了。部隊進行調查，儲蓄所工作人員反映，是一位胳膊上汗毛黑長而且戴着口罩的大個子將存摺上的錢全部取走的。
   

     機長潘景寅和3名機械師的家屬各接到一份“革命軍人病故通知書”

    後來查清楚了，那個冒領存款的人是李平的老鄉，在地方上和李平同時在同一個單位工作，同時當兵，又在同一個單位同時維護同一種飛機，可謂最最親密的戰友。沒想到李平一出事，他把人家這點錢也冒領了。後來這個人也被部隊處理了。
    整個事件中最關鍵的人物當然是機長潘景寅了。潘景寅個子高大，性格非常內向，不善表達。他是一名優秀的飛行員，並為毛澤東、周恩來等許多國家領導人出國時開過專機，當時只有40多歲。武漢“七二O事件”，毛澤東臨時從武漢飛上海，正好趕上潘景寅的飛機，當他知道毛澤東上他的飛機時，興奮地跑去找團長匯報此事，激動得臉通紅，話都說不出來。潘景寅非常熱愛飛行事業，他給3個孩子分別起名為鶩、鷺、鵬，我想也寄託着他對藍天的一片熾熱之情。
    265號三叉戟在山海關機場強行起飛之後，先是朝西南方向飛行了4分鐘，之後用極緩慢的動作轉彎，3到4分鐘後，才穩定到270度的航向上——就是對着正西北京的方向又飛了3到4分鐘後，又開始增大航向到310度，向西北方向飛去。接下來繼續轉彎到345度後，又最終調整到325度左右的航向。值得注意的是，完成這個動作正常情況下只需要2分鐘，但潘景寅用了接近20分鐘。
    根據潘景寅之前多次要求加油的情況，我想，潘景寅最初是知道要飛廣州的。當然，他也是被蒙蔽者，以為有人要加害於“林副統帥”，所以要誓死捍衛林彪，但是在空中，當他知道林立果等人要叛逃的時候，還是拒絕執行飛行任務。當然，這只是我的推斷，最終結果還要靠飛機上的黑匣子來解答。
    回到北京後，我也輾轉找到了潘景寅的子女們。他們告訴我，父親出事後，母親帶着3個孩子艱難地生活着。潘景寅的愛人看到鄧小平的談話後，她和孩子們拿着這張報紙找信訪部門跑了整整一年。1981年，他們和3名機械師家屬接到一份“革命軍人病故通知書”。潘景寅的老伴起初還嘀咕：怎麼算是“病故”呢？應該算“因公殉職”吧！但最終也還是簽了字。
    潘景寅的子女們曾委託一位到蒙古出差的朋友到溫都爾汗拾了些碎片、挖了些土回來，潘景寅的夫人去世後，他們給父母在昌平買了塊墓地，做了合葬，當時找到我讓我給寫碑文，我後來也不知道是否派上了用場。
    每年到了9月13日，我都會非常關注《參考消息》上的報道。2002年，日本一條報道上說，黑匣子上有爭吵聲。既然有爭吵，那是誰和誰在吵？這個黑匣子現在還保存在俄羅斯，這是目前弄清256飛機空中情況最好的也是唯一的證據。
    我的兒子出生時，我給他起名字“飛”，我們對飛行的熱愛、對藍天的眷戀是常人難以理解的。回首往事，我最後悔也是最難過的，是當年沒有在心愛的飛機上留下幾張照片……有時我也覺得憋屈，我們是千挑萬選才出來的，可是就在我人生正在往上走的時候，突然遇到這樣的事情。當初投身於飛行事業時，我們都做好了犧牲準備。但是我沒想到，我們的事業最終竟是以這樣的方式結束了。最難熬的時候，我就想死在溫都爾汗的那幾個戰友。他們死在荒郊野外，異國他鄉。跟他們比，我也沒什麼好抱怨的。“九一三”事件已經過去39年了，曾經的親歷者胡萍、陳聯炳已經去世。那時32歲的我，現在已經是71的老人。經過十幾年的調查和訪問，從1997年起，我開始撰寫“親歷9·13事件”。目前，我已完成了40萬字的書稿。能讓這本書順利面世，也為後來的研究者提供一份歷史資料，是我現在最大的心願。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