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九二一年出生在江蘇武進南夏墅鎮。一九三七年七月“蘆溝橋事件”後，日本人入侵中國，全面抗戰爆發。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武進縣淪陷。

        逃難途中聽說我家的房子被日寇燒毀，我親母悲憤成疾，客死他鄉。當時學校停課，我失學在家過着亡國奴的無奈生活。

        一九三九年二月春節農曆新年剛過，一個初中高一班的女同學張瑛從南夏墅都家橋跑來告訴我說，原武進縣公共體育場場長李守之（武進坊前八斗橋人）從後方來，要為後方一工廠招收淪陷區的失業失學青年前去打工。並通過南夏墅小學校長錢伯顯把這一消息告訴他的學生。於是我們認為機會難得，凡認識的男女同學、同鄉互相通知，一、二日內就有十來個人願意前往。這是天上掉下來的機會，誰願意做亡國奴呢?

        在我哥哥全力支持下，父親馬上為我籌借路費，一共籌得十八元七角。當時我大妹也想跟我一同走，父親勸她說湊不出兩人的路費，加之她經常性的瘧疾導致她體弱多病，不放心。最後我拎着一隻以竹栓為鎖的小藤籃，穿着一件棉旗袍和大嫂送的舊外衣，連毛衣都沒有，於次日早晨告別了家人，和張瑛（女）、卞玲（女）、還有年齡最大的惲有道（上店人）、我姐夫蔣孚中（ 鳴凰人）、吳國生（寨橋人）、沈珊（鳴凰人）、湯錦文（寨橋人）、張瑛的哥哥張文明以及符炳昌、符須昌兄弟、蔣兆明、蔣術(坊前人) 兄弟 、張興耀、黃文煥等一批南夏墅小學畢業的大哥小弟們，乘長途公共汽車向城裡出發，離開了生我養我的地方。記得那天正是我母親去世的祭日，二月十九日（正月二十），當時我最小，不滿十八歲。

        我們在縣城南門下車，進城先要排隊向日本人鞠躬。日本人用兇狠的眼光審視着， 對每個人搜身， 必要時檢查行李。 我見一個村民被日本兵用手指彈他的臉，無端污辱他，嚇得那村民面如土色，驚恐萬狀。等日本人覺得過癮了， 才放他過去。 當時我心裡十分難過， 亦很驚恐，這就是亡國奴的日子。 我們在自行推舉的小組長的帶領下，去火車站前往上海。凡經過日本兵的崗哨、 站頭，少不得都要鞠躬。 因為我們是亡國奴，無可奈何，可恥可悲。

        到上海後，我們按體育場場長告知的地址， 在楊樹浦公共租界內一個紗廠的宿舍里找到了他。這時他才如實地對我們說，為了保密，所謂後方招工實際上是後方一軍事委員會戰事工作訓練團第三團，到淪陷區招收失業失學的愛國青年，經過半年集訓後，派至各戰區從事抗日工作。受訓地址在江西，受訓條件很艱苦，沒有課桌椅，只有一隻小板凳和一塊板。敵機隨時轟炸，有時只能野外上課。他問我們能否吃苦，如不願意去的可以留下。他當時已是“戰干三團”的體育教官，是奉命前來秘密招兵的。

        我們這一群人都是吃盡亡國奴之苦的青年，巴不得有此機會跳出敵人魔掌， 從事抗日工作，一致表示願意前往。

        在李守之的安排下，選了一個組長，用一張小紙寫了一個暗號，在規定日期內，乘輪船先到溫州，上岸後即會有軍委會的人員接應。

        當天我們在福州路的“大方旅館”住下。幾個鄉下人第一次到上海， 大家的穿着自然很土。我們結伴白天到南京路觀看了“四大公司”。看到“叮叮噹噹”的有軌電車和高樓大廈， 都十分新鮮。我還去上海南洋高中見了小學高一班同學周志菊和校長的女兒錢立華（初到“戰干團”還與周志菊及錢立華通過信，她倆的言辭都非常革命，慷慨激昂。後來她們都為革命至死，成為烈士）。

        晚上我和另外兩個同學又想出去逛逛，結果出門後找不到回旅館的方向，越走越遠，無奈找了一位警察詢問，被警察批評一頓。警察見我們一副鄉下人打扮，就說：“你們不要亂跑，上海的壞人很多，當心上當受騙。”我們很感謝警察的忠告，按他指引的方向找回了四馬路的“大方旅館”，和男同鄉們講起這事，大家說我們是鄉下人、傻瓜。

        次日我們乘上了一艘意大利輪船前往溫州，發現船上很多青年男女（上海地區人居多）。我們在五等艙， 人員擁擠，非常熱鬧。 問他們去溫州幹啥? 都說是“探親”。人家問我們，也說是“走親戚”。

        過了一夜，醒來發覺來往船隻都掛着清天白日旗，原來我們已經駛出了淪陷區，大家禁不住大聲歡呼，慶祝重見天日了! 到達溫州已是晚上，上岸後當即有“戰干三團”的工作人員前來點收。同船來的一百多名男女青年都集中在一起，原來大家都是為同一個目標而來的。

        我們在溫州一個祠堂里以稻草鋪地住了下來，約住了一個多星期，經過一次普通的中學文化測驗， 發了路費，就安排我們乘火車。經過浙江金華、江西上饒、南昌、向塘、樟樹，一路遭受日機轟炸。到樟樹下車時，見居民紛紛逃離，早成了空城，已沒有任何交通工具。帶隊教官無奈之下，他宣布叫我們所有人自由組合， 各自步行，向江西吉安進軍， 在約定日期內到吉安某地點報到。

        我和姐夫及一同出來的常州同鄉同學們一起沿着擠得水泄不通的公路，和當地難民、國民黨殘兵一起步行。敵機不時沿路轟炸掃射，我們猶如第二次逃難。行軍途中借農舍合住，不知經過多少天的艱苦拔涉，最後終於到達江西吉安。

        吉安是個大城市，誰知也被日軍轟炸得千瘡百孔、橫屍遍野，城內白天空無一人，僅夜間有少許行人。我們報到的地點在城郊（資料記載是在泰和馬市或禾市附近），去後才知道“戰干三團”的總部已搬到江西雩都，僅留了少數工作人員。

        我們在吉安換上黃色軍裝，綁了腿 (記得入伍後夏天是短褲草鞋，入秋後為長褲圓口黑布鞋，內有白襯衫及配戴軍帽)。休息幾日，待全部人員到齊，由教官正式編隊，行軍到雩都。我們為避免敵機轟炸，採取白天休息晚上行軍的辦法。要知夜間行軍是多麼辛苦，我們一路走一路睡，往往踩上別人的腳跟。後來聽到紅軍長征時一路走一路睏的艱苦情景，我對此深有體會。我在行軍中從不掉隊，那時人小體胖， 卻不示弱。帶隊的顧經年隊長（蘇北人）一直表揚我，於是我勁頭十足。就這樣， 行軍幾天幾夜， 終於到達了雩都。

        期間我們經過興國縣的一個小鎮，非常窮，部隊去後買不到米，那天中午我們吃的是去殼的糙米，一粒粒硬得難以下咽。雩都是一個非常安靜的小城市。我算下來從上海出發後， 整個歷程足足花了三個月時間。 在雩都正式入伍訓練已是一九三九年五月份。

        戰時工作幹部訓練團第三團簡稱“戰干三團”，校長掛名為將介石，教育長唐冠英，政治部主任胡軌。我們是第二期，共約三千人。分六個大隊下屬二十三個中隊：男生編五個大隊，分散在郊區，相互隔有幾里路程。女生編一個大隊下屬三個中隊，中隊下又分區隊。

        我們的大隊長是顧經年，區隊長徐竹如，潘榮，夏鏡秋；區隊副楊瑾，指導員朱宗敬、許素玉。我們的營房後面是一片樹林，相對近市區。

        入伍訓練一個月後，即分軍事、政治兩大部分；我和同學張瑛、卞玲及其他我記得的女生如曹雲霞、黃碧濤、胡香棣、俞潔虹、陳觀貞（同鄉）等均分在政訓總隊。受課內容有軍事訓練、步兵操典、總理遺教、三民主義、氣象地理及有關戰地服務等。 我們男女大隊是分開受訓的，只有每周聯誼會大家聚到一起，相互贈言簽名留念。

        受訓期間思念家鄉和親友，還與我小學裡的恩師曹夢梁通過幾次信。他其實一直是地下共產黨人，那時他隻身跑到河北正定，保定一帶打游擊，他的回信多用假名，如丁一之、蘇進武和梁夢翹。而我則躲在廁所里看信，看完即撕毀。他在給我的信中慷慨激昂，鼓勵我要堅決抗日，好好幹革命。後來聽說犧牲在五台山。

        江西的氣候炎熱，生活艱苦。我們每天清晨五點起床，晚上九點熄燈。一天只吃兩頓飯，吃的菜是韭菜湯、豆腐皮等，很少有葷腥。吃飯時動作要飛快，稍慢些菜就沒有了。

        有一次休息時我找一老鄉家借用廁所，他們把我帶進一間小屋，裡面一隻糞桶，正好有一個女孩在大便，只見她手裡拿兩根柴梗皮，我以為她在拿着玩，誰知她是因為沒有手紙，用來當手紙刮的。

軍事訓練是艱苦的，我還中過一次暑。有一次進行實彈射擊，一位學員不慎射出一顆子彈，擊中了一個空油桶，嚇得面如土色。

 一九三九年夏，軍委會軍訓部長白崇禧蒞團檢閱講話，宣布“戰干三團”與瑞金的中央軍校第三分校合併，“戰干三團”二期編為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後人習慣稱為‘黃埔軍校’）第十六期，我們是下屬第一政訓總隊。

轉眼到了十一月底，因抗戰激烈，前線軍隊軍官傷亡很大，急需補充一批下級軍官，政訓總隊學生奉命提前畢業。軍委會政治部部長陳誠代表校長蔣介石來校主持了畢業典禮。全團舉行大會期間我們要列隊接受檢閱，我們全體學生連夜整裝長距離行軍，次日八時接受檢閱。一位女生在接受檢閱時掛在背後的斗笠掉了下來，遭到了非常嚴厲的訓斥。記得檢閱結束後在行軍回營地的路上，中午驕陽似火，上級讓我們在老百姓的住處附近隨處休息，我顧不得泥地的潮濕倒地便睡，睡得香極了。    

        畢業時同鄉李守之教官特地從別處趕來看我們三個女生，還送了每人一點錢。我們各自買了塊黃軍布準備做軍服的，我隨便放在我的藤籃里，結果被偷走了，十分惋惜。

        畢業後，要大家填寫志願分配工作，我們一同出去的同鄉同學有的到青年書店，如張興耀，有的到前方參加救護。蔣術經“干訓班”二期學習後去了前方戰地醫院。惲有道回家鄉任教四十二年後退休。沈珊和湯錦文後來去了台灣。卞玲去了貴陽一個青年書店，並嫁給該書店的老闆。張瑛則被分配在第三戰區上饒部隊工作，兩任丈夫都是黃埔生。後來她哥哥張文明被日寇殘酷殺害，張瑛就改用了她哥哥的名字並居住在上海。曹雲霞將門出身，能使雙槍，成了蔡省三的妻子。胡香棣嫁給了同期同學王升，王生官至國民黨二級上將。黃碧濤後來與蔣術結婚，蔣術生前任上海市黃埔軍校同學會副會長。俞潔虹最終經台灣去了美國，她的兒子就是第一個登上太空的美籍華人王贛俊。我姐夫蔣孚中及符炳昌、符須昌兄弟、蔣兆明等相繼到家鄉第三戰區入伍參戰。

        我因立志求學，經“干訓班”一期學習後去了南充蠶桑學校念職業高中，並被學校保送“國立四川大學”，畢業於上海滬江大學。同期成為朱學范領導的“中國勞動協會”一員，投入了工人革命運動。

       據史料記載，黃埔軍校從一九二四年成立至一九四九年遷往台灣，軍校在大陸招收的二十三期學生中包括四屆女生，畢業的女學生總數約為八百人，其中第三分校第十六期的女生就有三百多人。我沒有想到我也是這八百女戰士之一。 

       我至今仍會唱幾句《戰三團團歌》：“戰干！戰干！三千條年輕的好漢，斗大的頭顱，柱粗的臂膀。戰氣若層雲的卷舒，熱血如江河樣浩蕩。挺起胸，豎起肩，挑起時代的重任，為抗擊日本魔鬼的侵略而戰！為建設自由平等的中國而干！捲起革命的風暴，掀起救亡的巨浪，掃盡舊中國的污穢， 洗盡舊時代的血髒。戰戰戰！乾乾干！三千條年輕的好漢。”

        由孫中山創建的黃埔軍校為中華民族的獨立和解放做出了不可磨滅的歷史功績，黃埔精神所代表的是愛國、愛民的民族精神。除了那些名垂青史的，國共兩陣營的黃埔名將外，我們也不能忘記那些千千萬萬個浴血奮戰、默默無聞為國捐軀和傷殘的黃埔生，因為有他們當年的拋頭顱和灑熱血，才有我們祖國的今天和未來。

        當年我們這批年輕人不願做亡國奴，懷着一腔愛國心而千里從軍。儘管每個人的遭遇不同，我們都有一段與“黃埔軍校”割不斷的情緣，我們以身為黃埔學員而驕傲，我們以“黃埔精神”來激勵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