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不能假设，苍天抚水东流。古诗云：

一川樵牧歌太平，万古关河感亡国。

丽词落纸焕黼裳，细研物变穷天藏。

《蒋介石日记》（1949年1月31日）总结国共内战（解放战争）：“此次革命剿共之失败，并非失败于毛共，而是失败于俄史（斯大林）；亦非失败于俄史，而是失败于美马（马歇尔）。”据此，笔者综合全景，再作宏观推演：国民党的厄运，与其说是兵败于中国共产党（国危暴动，外援内谍），不如说是罹患于苏俄（扼控满朝，倾注红潮）；与其说是罹患于苏俄，不如说是暗害于美国（困蒋纵共，祸水东引）；与其说是暗害于美国，不如说是历劫于“三强共谋”。后者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美苏英三强之“分赃”（德黑兰－雅尔塔之秘密外交，其内容之一是《雅尔塔密约》，1945年2月），并以牺牲中国来彼此调和，从而形成新的世界霸图：苏联：西欧以外的欧亚大陆；美英：世界的海洋地缘及其领土。美国尤要扼杀其“战时盟友”——脱颖而出的民族主义中国，即刚刚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复失地、跻身四强、致力于富国强兵和科技赶超的“儒教中国”，以免她在“异质文明”和“亚太地缘”两方面构成潜在挑战。（zhenkong pp321）

就军事战略而言，国共内战的重心是东北战场，而1946年春夏之交的四平战役则是“重中之重”，整个战局输赢在此一举——“四平一战乃国共成败之枢纽”！进而分析：第一、“东北战场是重心”。国民党大抵存在“未赌先输”之客观必然性，因为地缘优势和其他优势均在敌方；而这又是美苏英三强所密谋好的（国际共产主义会师满洲，苏联控制东北亚，从而形成中国革命的战略后方与补给基地——美英两国旨在“祸水东引”，以换取苏联不支持西欧及希腊的共产浪潮）〔apid pp78〕。所以魏德迈将军劝阻蒋介石投射重兵于东北（注：魏德迈、陈纳德和赫尔利三位美国人是当时的“非主流”，他们谴责华盛顿的颠覆国民党的做法）。第二、“四平战役是重中之重”。国民党似有打破“预先设定”之主观能动性，因为国军挟抗日鏖战、远征灭寇之余威，奉光复旧物、收复故土之正朔；一鼓作气靖内乱，一战而霸定乾坤。所以在白崇禧稳操胜券、林彪败北逃亡之际，斯大林态度改变而示好国府，马歇尔气极败坏而压蒋停火。唐诗云：

浩荡深谋喷江海，纵横逸气走风雷。

丈夫立身有如此，一呼三军皆披靡。

然而当此之时，胜者如果不能做到“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那么，形势必发生逆转，因为经年喋血、屡遭重创的国军此时毕竟是再衰三竭、强弩之末了！——大战下来而未及整休，亦无暇进行内战动员（反而裁军）。但是，在马歇尔的淫威之下，蒋介石倒是做了楚霸王、做了宋襄公、做了宋高宗！他对此事后悔莫及——数年后，蒋委员长在他的备忘录中写道：

……停战令使国军在东北之军事优势逐渐减退。当时国军追逐共产党军队已至双城附近，离哈尔滨尚未及一百公里，已经逼近中国长春铁路上这个重要的战略城镇。拿下哈尔滨，国民政府就能够稳固控制住整个东北。如果共产党被驱出东北以北哈尔滨这个据点，苏联将无法给予（中国）共产党补给，自然而然东北就不会落入共产党的手中。所以……停战协定是导致一九四八年冬季东北沦陷的最主要的原因。（邵宗海书第262页）

马歇尔非压住国军、拯救林彪，而不能履行他的“使命”——实施“雅尔塔阴谋”：国际共产主义的重心东移，亦即以东亚大陆的共产化来换取苏联不接应战后初期西欧及希腊的共产主义高潮。所以“马歇尔调停”（牺牲中国）是“马歇尔计划”（复兴欧洲）的前提。〔apid pp88〕

倘若国军能够乘胜追击、消灭残敌，并非半途而废、功败垂成；从而拿下哈尔滨，掌控全东北；那会怎样呢？答：不仅在地理上，中国共产党必然丧失有系统、全面的外来援助，亦丧失东北亚（包括朝鲜）的战略后方与补给基地；而且在国际政治方面也将发生“质变”——就在林彪惨败之际，斯大林向蒋委员长发出访苏邀请（1946年5月）。此时斯大林对于毛派革命的实力和美苏共识之运作，均感怀疑（罗斯福已死，“美苏战时联盟”出现裂痕）。〔apid pp86〕与其“火中取栗”，莫如“不劳而获”；那就是数月前所订立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1945年8月）业已确认苏联的远东战果和基本索求（蒙古独立和满洲利权。亦即确认由罗斯副总统设计的《雅尔塔密约》，后者强调：美苏英三强必要时一致行动，迫使蒋政府接受之），此乃与国民党的统治权与合法性捆绑一体，所以苏联何苦要做“损人不利己”的事呢！但另一方面，蒋介石究竟是不是美国的走狗呢？此令斯大林担忧——他的要求不高：只要中国能够摆脱美国的控制，而成为两级之间的中立国与缓冲地便可〔impit pp54〕；这须从蒋介石那儿得到明确保证，故而要蒋亲赴莫斯科一趟（此前，斯大林接见蒋经国，不得要领）。

至于“输出革命”，远非当务之急；苏联须医治战争创伤，因而眼下不想添乱、慎付代价、岂敢冒险！〔impit pp114〕——第一、“不想添乱”即苏联不希望在其势力范围内发生变异（原先只想从国民党那里拿到实惠。为此，斯大林警告毛泽东：发生内战，中国就会毁灭。同样遭罹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不能再受浩劫，而中华民族则极具生命力）。第二、“慎付代价”即苏联不希望卷入非生存攸关的利益冲突（在苏联的“生存攸关”的方面，欧洲比其他地方更重要。在东亚它只想“顺手牵羊”，就怕“节外生枝”）。第三、“岂敢冒险”即苏联不希望与美国发生直接或间接冲突，因为美国有原子弹，它尚未掌握。据此，战后初期的苏联对华政策乃相对保守，其分上中下三策：上策是“暂收战果、从长计议”：中国依旧是分裂对抗，以国民党为主、共产党为次，相反相成而裨益苏联。它暂且收获由《雅尔塔密约》所内定、再经《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所确认的“战果”；等到经济恢复、实力壮大之时，它故伎重演而双管齐下，即输出革命与吞噬华疆（就像1930年代那样。若非日本侵华或苏德战争，苏俄必取蒙满疆）。然而时下中国剧荡，毫无“均势”（即“联合政府”的可能性）可言。中策是“确保战果，搞定国府”：不推翻中华民国（不支持毛共反叛），以确保《雅尔塔密约》之“有形战果”之落实；但有两个忧虑：A.蒋介石会亲美反苏，B.“中国统一就会强大”。后者乃潜在威胁，将来应对，现可通融；前者急需蒋本人作出保证，否则中策行不通。下策是“不管眼前，输出革命”：罗斯福用来诱惑“俄罗斯重返东方”的赠礼包括“有形战果”和“无形战果”： “有形战果”是蒙古独立与满洲利权（同时也牺牲了由蒋介石所扶植和所力争的“朝鲜半岛的统一”，即重庆版“大韩民国”）；“无形战果”是革命会师与颠覆中国（赫尔利大使说：“《雅尔塔密约》是共产主义征服中国的蓝皮书”）〔impit pp154〕。罗斯福死后不久，新的对峙已在欧洲形成；斯大林怎能相信美国能够兑现诺言（牺牲国民党）呢？蒋介石岂不正在胜利进军吗！再者毛的战力有限，况且按照美国人的讲法，中国共产党并非“真正的”共产主义——实际上在延安时期就变成美国的“天然盟友”了（三名苏共代表久被周围有33位美国人的中共中央“边缘化”。见彼得·弗拉基米洛夫著《延安日记》）。因此，斯大林还是倾向于“上策”或“中策”；不到不是万不得已，他是不会用“下策”的。关键是看蒋介石是否愿来莫斯科“输诚”。

此须强调：斯大林对毛泽东的共产党的“偏见”实在太大，例如：他多次拒绝毛泽东的访苏请求；新中国成立后不久，首次到访的毛则被冷落两个月，签下“城下之盟”而后走人（即1950年2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它比数年前国民党所订立的，不知道要严重多少倍，可谓不平等条约之最）；斯大林还刻意安排了中国共产党与美国正面冲突的朝鲜战争，然而在他死后的二十年，他的“偏见”终被证实——“中美蜜月”（两国结盟对抗苏联），这是苏联解体的因素之一。

再回到在1946年5－6月间，如果蒋介石能够摆平美苏关系，而非“一边倒”；亲赴莫斯科，让斯大林有“安全感”：中华民国永不反苏、亦绝不被他国所利用；哪怕是“当面共识”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那么，斯大林就一定会选择“中策”或“上策”的。斯大林必须（使苏联）有安全感：在此之前，1937年中国的全面抗日给了他“安全感”（中国“引火烧身”，使苏联缓解后顾之忧，从而避免德日夹攻、两线作战）；所以斯大林慷慨援蒋，救济抗战良久。如果这次蒋介石仅以口舌、以诚相待、信誓旦旦，再给斯大林以“安全感”；那岂止是“改写历史”，简直就是铭刻绝妙篇章！——谁说“弱国无外交”？以柔克刚，力挽狂澜！按照中国老话，则是“四两拨千斤”。老子曰：“善用人者为之下，是谓不争之德，是谓用人之力，是谓配天之极。”古诗云：

颠歌狂舞酒酣时，一洗万古兴亡悲。

九万里风排阖归，茫茫六合黄尘飞。

果真如此，美苏两霸因为不可能以牺牲中国、而在东亚达成妥协，所以它们的欧洲对峙就会变得极为严峻：“马歇尔调停”未被兑现，“马歇尔计划”也就落空——在毫无妥协与共信的情况下，斯大林不能熟视无睹于西欧的左倾潮流和希腊的共产革命、而又让它们被扑灭的，他就会顺理成章地接应他的共产国际的“老部下”（毛泽东的中国共产党早已清洗了“国际派”）；这样的话，虽说战后初期不会爆发“热战”，但阶级斗争的重心也不会滞留于中国，而是立即返回其发源地——爆炸欧洲！事实上，20世纪下半期的中国涵融西方文化的暴力之最，以内战与浩劫、死几千万人来救赎世界、救赎这个“新兴文明”，以免它夭折从而毁夷全人类。

我们可以想到、也令吾辈痛心疾首的是，蒋介石没有接受斯大林的邀请。一位西方学者对此发出一句耐人寻味的感叹：“蒋之决定，若不是做危险性的赌博，就是他已采取有计划的冒险”！（邵书263）蒋介石为何拒绝访苏，今不得而知。推测原因有三：A.军情喜悦而轻敌，未能“伐谋伐交”于四疆之控弦者。B.国运脆危而倚美，岂敢“我行我素”于三强之间隙时。C.身世遭逢而积怨，难道“同心同德”于万恶之北极熊。蒋介石早年访苏遂厌恶共产制度，毫不感激斯大林的“救命之恩”（西安事变），眼下却深恶痛绝于苏联的帝国主义行径（挟三强而逼订辱约，制两党而豪掠弱华）。

不独有偶：另一则令人震惊的消息也传到了克里姆林宫，即林彪已经得救，而且马歇尔既在军事指挥上、又在军火援助上均捆绑住国民党；这就证明了美国能够信守密约、与苏默契——“改变中国”的时机和条件已经成熟（若非与美国的“相反相成”，斯大林绝不愿冒险“输出革命”的。万一美国力挺国民党，苏联要么被卷入战火，要么退出东亚；后者输不起，前者无法承受）！于是，苏联的对华政策急转弯（1947年7月）：宣传上，中华民国从“友好同盟”变成“反动独裁”，并且声援中国共产党的暴力革命；军事上，动用了在当时条件下除了武装部队以外的几乎整个苏联远东的战争机器，贡献于中国共产党：装备70万的军队（加上前期共100万）、一万门火炮、800辆坦克、1000架飞机、6万关东军（技术操作）、几千苏联顾问、亚洲最大的兵工厂、满洲及朝鲜的铁路系统等等。〔conflicts pp54〕

蒋介石事后总结失败的原因，尤其归罪于马歇尔的蛮横干预，也恨罗斯福之“卖华辱华”；但终没认识到他未能“深入虎穴、赴鸿门宴”，乃至关重大。权衡一下两件事：消灭林彪、控制东北与访问苏联、讲信修睦，后者比前者更重要，倘若两全其美则万事大吉（实际上两件事密不可分，互为因果）。即使国民党完成第一件事，它依然受制于苏联的地缘战略——控朝、扼满、挥蒙、扰疆，多方位牵动中国内乱；但是，如果它只做到第二件事（访问苏联、讲信修睦），无论如何，苏联不会全力援毛，蒋至少还可保有半壁河山。当然，最差的统一也优于最好的分裂，此乃中国的特殊性。古诗云：

遽逢天步艰难日，深藏溪谷空长叹。

东风来兮歌式微，深云道人召来归。

虽说蒋介石根本谈不上“投靠”美国，后者的重要性却与他形影不离，以致他很难展开独立外交。蒋介石太依赖美国了，直到“鹿死其手”。美国并未像蒋介石所希望的，在苏联装备中国共产党之际，增加对国民党的援助（此种倚仗强国对抗而自保的做法，实属愚蠢；今中国之恶邻无不如此）；而是相反，美国竟然配合苏联的行动，而对国民党进行全面禁运。请看马歇尔在这件事上如何阴险：

国民政府并不是一开始就知晓美国对华禁运的政策。八月三十日国民政府第一次接到美国拒绝发给军火出口证时，才知道美国早已作了决定。交通部长俞大维并在当时担任蒋委员长与马歇尔之间的联络官，对情势的看法为：“这是美国限制援华第一个主要有力的真实证据。同时使得国民政府处境非常困难。”马歇尔则以含糊暧昧的态度回答：“我很有兴趣去了解美国对华禁运的消息，虽然我并无参与此事。”他并说：“关于军火出口问题的处理，明确地交由华府执行，与我毫无牵涉。”……他居然可以说他于五个星期之前……提议对华禁运之事，完全毫无相关。——（1946年7月23日马歇尔下令：）“对中国装备与军火武器，预备交货而尚未出口的，无论付款与否，全部取消，这样处理对美国最有利。”（邵宗海书270－271）

【国共改朝之一、之二、之三和之四，见诸玄识 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646ae1f801013n2k.html 】

附文:苏联解密档案公布数据

(1) 苏联向中国共产党提供了下列日本关东军的能武装至少100万军人的武器装备：步枪70万枝、机关枪14000挺、炮4000门、坦克600辆、飞机860架、汽车2500辆、弹药库679座；在1947年以前又提供步枪30万枝；

(2) 此外，按照斯大林的布置，驻朝鲜苏军把在朝鲜的日军武器全部向中国共产党移交。

(3) 另外，从1946年开始，苏联把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国通过租借法案，支持苏联130亿美圆武器中的40亿美圆的重型武器，全部支持了中国共产党，而且直到1948年苏联依然在继续提供大量苏联、捷克武器。

(4) 而且苏联1947年初，苏联把10万主要是朝鲜人的，经过苏联军事训练，全副武装的军队，全部交给了林彪的部队。

(5)在林彪的部队中有数千名苏联军事顾问。

1976年苏联出版的《苏联军事百科全书》军事历史卷“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条目中曾这样写过：苏联的援助是人民解放军力量壮大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

苏军指挥部把缴获原日本关东军的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转交给中国共产党军队（火炮、迫击炮和火箭筒37000余门，坦克600辆，飞机861架，机枪约12000挺，汽车2000余辆等等）以及日本在北朝鲜军队的全部武器都交给了中国共产党军队。尔后，苏联又向中国共产党军队提供了40亿美圆的美式武器，以及大量苏制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蒋的失败不是运气问题，毛的成功也不是简单的民心所能解释，小米加步枪!“国民党经过八年抗战各精锐兵力已被日寇大部消灭打光，剩下的杂牌军剧多，精锐越打越少，解放军越打越多，解放战争初期解放军实力已远在国军之上。”

杨奎松先生所著《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在其中第8章中以苏联档案资料为依据，在解放战争中，“苏联红军不仅在暗中协助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建立根据地，而且为进入东北的及在华北的中国共产党军队先后提供了足够装备几十万人的武器弹药，从而使这支过去因为装备落后、弹药缺乏，主要靠游击战取胜的部队，迅速成长起来，从而极大地缩短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原先预计的彻底战胜国民党的时间表。”

作者在注解中引用了苏联方面的档案资料：“有关战后苏联远东军向中国共产党东北民主联军提供的日本关东军武器数量，步枪约为70万支，机枪约为12000─14000挺，各种炮约4000门，坦克约600辆，汽车约2000多辆，另有弹药库679座，800余架飞机和炮艇若干。同时已知1948年前后苏军将绝大部分日本关东军武器提供给中国共产党军队以后，还曾向东北的中国共产党军队提供过一定数量的苏联制造和捷克制造的武器装备。据毛泽东与米高扬1949年2月初的谈话，为了宣传的目的，东北野战军1948年11月入关前将苏制武器均留在了关外。

1976年出版的《苏联军事百科全书》军事历史卷“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条目中曾这样写过：“苏联的援助是人民解放军力量壮大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苏军指挥部把缴获原日本关东军的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转交给人民解放军（火炮、迫击炮和火箭筒37000余门，坦克600辆，飞机861架，机枪约12000挺，汽车2000余辆等等）。尔后，苏联又向人民解放军提供了大量苏制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当年在东北参与接收的田时雨在其回忆录中写道：“东北的日、伪军既几全部被俘，俄军所获武器无数。从松北进出的难胞所见：如许多战车、武器，俄军除已随时补给共军外，络绎不绝的多以运向佳木斯途中，那里是集中之所。──佳木斯之为共军的后方，兵源的重镇，造成日后松北袭进的大规模攻势，卒使战局急转而下。”（附文大部来自苏方的档案资料。杨奎松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