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不能假設，蒼天撫水東流。古詩云：

一川樵牧歌太平，萬古關河感亡國。

麗詞落紙煥黼裳，細研物變窮天藏。

《蔣介石日記》（1949年1月31日）總結國共內戰（解放戰爭）：“此次革命剿共之失敗，並非失敗於毛共，而是失敗於俄史（斯大林）；亦非失敗於俄史，而是失敗於美馬（馬歇爾）。”據此，筆者綜合全景，再作宏觀推演：國民黨的厄運，與其說是兵敗於中國共產黨（國危暴動，外援內諜），不如說是罹患於蘇俄（扼控滿朝，傾注紅潮）；與其說是罹患於蘇俄，不如說是暗害於美國（困蔣縱共，禍水東引）；與其說是暗害於美國，不如說是歷劫於“三強共謀”。後者指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美蘇英三強之“分贓”（德黑蘭－雅爾塔之秘密外交，其內容之一是《雅爾塔密約》，1945年2月），並以犧牲中國來彼此調和，從而形成新的世界霸圖：蘇聯：西歐以外的歐亞大陸；美英：世界的海洋地緣及其領土。美國尤要扼殺其“戰時盟友”——脫穎而出的民族主義中國，即剛剛廢除不平等條約、收復失地、躋身四強、致力於富國強兵和科技趕超的“儒教中國”，以免她在“異質文明”和“亞太地緣”兩方面構成潛在挑戰。（zhenkong pp321）

就軍事戰略而言，國共內戰的重心是東北戰場，而1946年春夏之交的四平戰役則是“重中之重”，整個戰局輸贏在此一舉——“四平一戰乃國共成敗之樞紐”！進而分析：第一、“東北戰場是重心”。國民黨大抵存在“未賭先輸”之客觀必然性，因為地緣優勢和其他優勢均在敵方；而這又是美蘇英三強所密謀好的（國際共產主義會師滿洲，蘇聯控制東北亞，從而形成中國革命的戰略後方與補給基地——美英兩國旨在“禍水東引”，以換取蘇聯不支持西歐及希臘的共產浪潮）〔apid pp78〕。所以魏德邁將軍勸阻蔣介石投射重兵於東北（註：魏德邁、陳納德和赫爾利三位美國人是當時的“非主流”，他們譴責華盛頓的顛覆國民黨的做法）。第二、“四平戰役是重中之重”。國民黨似有打破“預先設定”之主觀能動性，因為國軍挾抗日鏖戰、遠征滅寇之餘威，奉光復舊物、收復故土之正朔；一鼓作氣靖內亂，一戰而霸定乾坤。所以在白崇禧穩操勝券、林彪敗北逃亡之際，斯大林態度改變而示好國府，馬歇爾氣極敗壞而壓蔣停火。唐詩云：

浩蕩深謀噴江海，縱橫逸氣走風雷。

丈夫立身有如此，一呼三軍皆披靡。

然而當此之時，勝者如果不能做到“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那麼，形勢必發生逆轉，因為經年喋血、屢遭重創的國軍此時畢竟是再衰三竭、強弩之末了！——大戰下來而未及整休，亦無暇進行內戰動員（反而裁軍）。但是，在馬歇爾的淫威之下，蔣介石倒是做了楚霸王、做了宋襄公、做了宋高宗！他對此事後悔莫及——數年後，蔣委員長在他的備忘錄中寫道：

……停戰令使國軍在東北之軍事優勢逐漸減退。當時國軍追逐共產黨軍隊已至雙城附近，離哈爾濱尚未及一百公里，已經逼近中國長春鐵路上這個重要的戰略城鎮。拿下哈爾濱，國民政府就能夠穩固控制住整個東北。如果共產黨被驅出東北以北哈爾濱這個據點，蘇聯將無法給予（中國）共產黨補給，自然而然東北就不會落入共產黨的手中。所以……停戰協定是導致一九四八年冬季東北淪陷的最主要的原因。（邵宗海書第262頁）

馬歇爾非壓住國軍、拯救林彪，而不能履行他的“使命”——實施“雅爾塔陰謀”：國際共產主義的重心東移，亦即以東亞大陸的共產化來換取蘇聯不接應戰後初期西歐及希臘的共產主義高潮。所以“馬歇爾調停”（犧牲中國）是“馬歇爾計劃”（復興歐洲）的前提。〔apid pp88〕

倘若國軍能夠乘勝追擊、消滅殘敵，並非半途而廢、功敗垂成；從而拿下哈爾濱，掌控全東北；那會怎樣呢？答：不僅在地理上，中國共產黨必然喪失有系統、全面的外來援助，亦喪失東北亞（包括朝鮮）的戰略後方與補給基地；而且在國際政治方面也將發生“質變”——就在林彪慘敗之際，斯大林向蔣委員長發出訪蘇邀請（1946年5月）。此時斯大林對於毛派革命的實力和美蘇共識之運作，均感懷疑（羅斯福已死，“美蘇戰時聯盟”出現裂痕）。〔apid pp86〕與其“火中取栗”，莫如“不勞而獲”；那就是數月前所訂立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1945年8月）業已確認蘇聯的遠東戰果和基本索求（蒙古獨立和滿洲利權。亦即確認由羅斯副總統設計的《雅爾塔密約》，後者強調：美蘇英三強必要時一致行動，迫使蔣政府接受之），此乃與國民黨的統治權與合法性捆綁一體，所以蘇聯何苦要做“損人不利己”的事呢！但另一方面，蔣介石究竟是不是美國的走狗呢？此令斯大林擔憂——他的要求不高：只要中國能夠擺脫美國的控制，而成為兩級之間的中立國與緩衝地便可〔impit pp54〕；這須從蔣介石那兒得到明確保證，故而要蔣親赴莫斯科一趟（此前，斯大林接見蔣經國，不得要領）。

至於“輸出革命”，遠非當務之急；蘇聯須醫治戰爭創傷，因而眼下不想添亂、慎付代價、豈敢冒險！〔impit pp114〕——第一、“不想添亂”即蘇聯不希望在其勢力範圍內發生變異（原先只想從國民黨那裡拿到實惠。為此，斯大林警告毛澤東：發生內戰，中國就會毀滅。同樣遭罹第二次世界大戰，蘇聯不能再受浩劫，而中華民族則極具生命力）。第二、“慎付代價”即蘇聯不希望捲入非生存攸關的利益衝突（在蘇聯的“生存攸關”的方面，歐洲比其他地方更重要。在東亞它只想“順手牽羊”，就怕“節外生枝”）。第三、“豈敢冒險”即蘇聯不希望與美國發生直接或間接衝突，因為美國有原子彈，它尚未掌握。據此，戰後初期的蘇聯對華政策乃相對保守，其分上中下三策：上策是“暫收戰果、從長計議”：中國依舊是分裂對抗，以國民黨為主、共產黨為次，相反相成而裨益蘇聯。它暫且收穫由《雅爾塔密約》所內定、再經《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所確認的“戰果”；等到經濟恢復、實力壯大之時，它故伎重演而雙管齊下，即輸出革命與吞噬華疆（就像1930年代那樣。若非日本侵華或蘇德戰爭，蘇俄必取蒙滿疆）。然而時下中國劇盪，毫無“均勢”（即“聯合政府”的可能性）可言。中策是“確保戰果，搞定國府”：不推翻中華民國（不支持毛共反叛），以確保《雅爾塔密約》之“有形戰果”之落實；但有兩個憂慮：A.蔣介石會親美反蘇，B.“中國統一就會強大”。後者乃潛在威脅，將來應對，現可通融；前者急需蔣本人作出保證，否則中策行不通。下策是“不管眼前，輸出革命”：羅斯福用來誘惑“俄羅斯重返東方”的贈禮包括“有形戰果”和“無形戰果”： “有形戰果”是蒙古獨立與滿洲利權（同時也犧牲了由蔣介石所扶植和所力爭的“朝鮮半島的統一”，即重慶版“大韓民國”）；“無形戰果”是革命會師與顛覆中國（赫爾利大使說：“《雅爾塔密約》是共產主義征服中國的藍皮書”）〔impit pp154〕。羅斯福死後不久，新的對峙已在歐洲形成；斯大林怎能相信美國能夠兌現諾言（犧牲國民黨）呢？蔣介石豈不正在勝利進軍嗎！再者毛的戰力有限，況且按照美國人的講法，中國共產黨並非“真正的”共產主義——實際上在延安時期就變成美國的“天然盟友”了（三名蘇共代表久被周圍有33位美國人的中共中央“邊緣化”。見彼得·弗拉基米洛夫著《延安日記》）。因此，斯大林還是傾向於“上策”或“中策”；不到不是萬不得已，他是不會用“下策”的。關鍵是看蔣介石是否願來莫斯科“輸誠”。

此須強調：斯大林對毛澤東的共產黨的“偏見”實在太大，例如：他多次拒絕毛澤東的訪蘇請求；新中國成立後不久，首次到訪的毛則被冷落兩個月，簽下“城下之盟”而後走人（即1950年2月《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它比數年前國民黨所訂立的，不知道要嚴重多少倍，可謂不平等條約之最）；斯大林還刻意安排了中國共產黨與美國正面衝突的朝鮮戰爭，然而在他死後的二十年，他的“偏見”終被證實——“中美蜜月”（兩國結盟對抗蘇聯），這是蘇聯解體的因素之一。

再回到在1946年5－6月間，如果蔣介石能夠擺平美蘇關係，而非“一邊倒”；親赴莫斯科，讓斯大林有“安全感”：中華民國永不反蘇、亦絕不被他國所利用；哪怕是“當面共識”於“中蘇友好同盟條約”，那麼，斯大林就一定會選擇“中策”或“上策”的。斯大林必須（使蘇聯）有安全感：在此之前，1937年中國的全面抗日給了他“安全感”（中國“引火燒身”，使蘇聯緩解後顧之憂，從而避免德日夾攻、兩線作戰）；所以斯大林慷慨援蔣，救濟抗戰良久。如果這次蔣介石僅以口舌、以誠相待、信誓旦旦，再給斯大林以“安全感”；那豈止是“改寫歷史”，簡直就是銘刻絕妙篇章！——誰說“弱國無外交”？以柔克剛，力挽狂瀾！按照中國老話，則是“四兩撥千斤”。老子曰：“善用人者為之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之極。”古詩云：

顛歌狂舞酒酣時，一洗萬古興亡悲。

九萬里風排闔歸，茫茫六合黃塵飛。

果真如此，美蘇兩霸因為不可能以犧牲中國、而在東亞達成妥協，所以它們的歐洲對峙就會變得極為嚴峻：“馬歇爾調停”未被兌現，“馬歇爾計劃”也就落空——在毫無妥協與共信的情況下，斯大林不能熟視無睹於西歐的左傾潮流和希臘的共產革命、而又讓它們被撲滅的，他就會順理成章地接應他的共產國際的“老部下”（毛澤東的中國共產黨早已清洗了“國際派”）；這樣的話，雖說戰後初期不會爆發“熱戰”，但階級鬥爭的重心也不會滯留於中國，而是立即返回其發源地——爆炸歐洲！事實上，20世紀下半期的中國涵融西方文化的暴力之最，以內戰與浩劫、死幾千萬人來救贖世界、救贖這個“新興文明”，以免它夭折從而毀夷全人類。

我們可以想到、也令吾輩痛心疾首的是，蔣介石沒有接受斯大林的邀請。一位西方學者對此發出一句耐人尋味的感嘆：“蔣之決定，若不是做危險性的賭博，就是他已採取有計劃的冒險”！（邵書263）蔣介石為何拒絕訪蘇，今不得而知。推測原因有三：A.軍情喜悅而輕敵，未能“伐謀伐交”於四疆之控弦者。B.國運脆危而倚美，豈敢“我行我素”於三強之間隙時。C.身世遭逢而積怨，難道“同心同德”於萬惡之北極熊。蔣介石早年訪蘇遂厭惡共產制度，毫不感激斯大林的“救命之恩”（西安事變），眼下卻深惡痛絕於蘇聯的帝國主義行徑（挾三強而逼訂辱約，制兩黨而豪掠弱華）。

不獨有偶：另一則令人震驚的消息也傳到了克里姆林宮，即林彪已經得救，而且馬歇爾既在軍事指揮上、又在軍火援助上均捆綁住國民黨；這就證明了美國能夠信守密約、與蘇默契——“改變中國”的時機和條件已經成熟（若非與美國的“相反相成”，斯大林絕不願冒險“輸出革命”的。萬一美國力挺國民黨，蘇聯要麼被捲入戰火，要麼退出東亞；後者輸不起，前者無法承受）！於是，蘇聯的對華政策急轉彎（1947年7月）：宣傳上，中華民國從“友好同盟”變成“反動獨裁”，並且聲援中國共產黨的暴力革命；軍事上，動用了在當時條件下除了武裝部隊以外的幾乎整個蘇聯遠東的戰爭機器，貢獻於中國共產黨：裝備70萬的軍隊（加上前期共100萬）、一萬門火炮、800輛坦克、1000架飛機、6萬關東軍（技術操作）、幾千蘇聯顧問、亞洲最大的兵工廠、滿洲及朝鮮的鐵路系統等等。〔conflicts pp54〕

蔣介石事後總結失敗的原因，尤其歸罪於馬歇爾的蠻橫干預，也恨羅斯福之“賣華辱華”；但終沒認識到他未能“深入虎穴、赴鴻門宴”，乃至關重大。權衡一下兩件事：消滅林彪、控制東北與訪問蘇聯、講信修睦，後者比前者更重要，倘若兩全其美則萬事大吉（實際上兩件事密不可分，互為因果）。即使國民黨完成第一件事，它依然受制於蘇聯的地緣戰略——控朝、扼滿、揮蒙、擾疆，多方位牽動中國內亂；但是，如果它只做到第二件事（訪問蘇聯、講信修睦），無論如何，蘇聯不會全力援毛，蔣至少還可保有半壁河山。當然，最差的統一也優於最好的分裂，此乃中國的特殊性。古詩云：

遽逢天步艱難日，深藏溪谷空長嘆。

東風來兮歌式微，深雲道人召來歸。

雖說蔣介石根本談不上“投靠”美國，後者的重要性卻與他形影不離，以致他很難展開獨立外交。蔣介石太依賴美國了，直到“鹿死其手”。美國並未像蔣介石所希望的，在蘇聯裝備中國共產黨之際，增加對國民黨的援助（此種倚仗強國對抗而自保的做法，實屬愚蠢；今中國之惡鄰無不如此）；而是相反，美國竟然配合蘇聯的行動，而對國民党進行全面禁運。請看馬歇爾在這件事上如何陰險：

國民政府並不是一開始就知曉美國對華禁運的政策。八月三十日國民政府第一次接到美國拒絕發給軍火出口證時，才知道美國早已作了決定。交通部長俞大維並在當時擔任蔣委員長與馬歇爾之間的聯絡官，對情勢的看法為：“這是美國限制援華第一個主要有力的真實證據。同時使得國民政府處境非常困難。”馬歇爾則以含糊曖昧的態度回答：“我很有興趣去了解美國對華禁運的消息，雖然我並無參與此事。”他並說：“關於軍火出口問題的處理，明確地交由華府執行，與我毫無牽涉。”……他居然可以說他於五個星期之前……提議對華禁運之事，完全毫無相關。——（1946年7月23日馬歇爾下令：）“對中國裝備與軍火武器，預備交貨而尚未出口的，無論付款與否，全部取消，這樣處理對美國最有利。”（邵宗海書270－271）

【國共改朝之一、之二、之三和之四，見諸玄識 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646ae1f801013n2k.html 】

附文:蘇聯解密檔案公布數據

(1) 蘇聯向中國共產黨提供了下列日本關東軍的能武裝至少100萬軍人的武器裝備：步槍70萬枝、機關槍14000挺、炮4000門、坦克600輛、飛機860架、汽車2500輛、彈藥庫679座；在1947年以前又提供步槍30萬枝；

(2) 此外，按照斯大林的布置，駐朝鮮蘇軍把在朝鮮的日軍武器全部向中國共產黨移交。

(3) 另外，從1946年開始，蘇聯把二次世界大戰時，美國通過租借法案，支持蘇聯130億美圓武器中的40億美圓的重型武器，全部支持了中國共產黨，而且直到1948年蘇聯依然在繼續提供大量蘇聯、捷克武器。

(4) 而且蘇聯1947年初，蘇聯把10萬主要是朝鮮人的，經過蘇聯軍事訓練，全副武裝的軍隊，全部交給了林彪的部隊。

(5)在林彪的部隊中有數千名蘇聯軍事顧問。

1976年蘇聯出版的《蘇聯軍事百科全書》軍事歷史卷“中國人民解放戰爭”條目中曾這樣寫過：蘇聯的援助是人民解放軍力量壯大的一個極其重要的因素。

蘇軍指揮部把繳獲原日本關東軍的武器和軍事技術裝備轉交給中國共產黨軍隊（火炮、迫擊炮和火箭筒37000余門，坦克600輛，飛機861架，機槍約12000挺，汽車2000余輛等等）以及日本在北朝鮮軍隊的全部武器都交給了中國共產黨軍隊。爾後，蘇聯又向中國共產黨軍隊提供了40億美圓的美式武器，以及大量蘇制武器和軍事技術裝備，“蔣的失敗不是運氣問題，毛的成功也不是簡單的民心所能解釋，小米加步槍!“國民黨經過八年抗戰各精銳兵力已被日寇大部消滅打光，剩下的雜牌軍劇多，精銳越打越少，解放軍越打越多，解放戰爭初期解放軍實力已遠在國軍之上。”

楊奎松先生所著《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在其中第8章中以蘇聯檔案資料為依據，在解放戰爭中，“蘇聯紅軍不僅在暗中協助中國共產黨在東北建立根據地，而且為進入東北的及在華北的中國共產黨軍隊先後提供了足夠裝備幾十萬人的武器彈藥，從而使這支過去因為裝備落後、彈藥缺乏，主要靠游擊戰取勝的部隊，迅速成長起來，從而極大地縮短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原先預計的徹底戰勝國民黨的時間表。”

作者在註解中引用了蘇聯方面的檔案資料：“有關戰後蘇聯遠東軍向中國共產黨東北民主聯軍提供的日本關東軍武器數量，步槍約為70萬支，機槍約為12000─14000挺，各種炮約4000門，坦克約600輛，汽車約2000多輛，另有彈藥庫679座，800余架飛機和炮艇若干。同時已知1948年前後蘇軍將絕大部分日本關東軍武器提供給中國共產黨軍隊以後，還曾向東北的中國共產黨軍隊提供過一定數量的蘇聯製造和捷克製造的武器裝備。據毛澤東與米高揚1949年2月初的談話，為了宣傳的目的，東北野戰軍1948年11月入關前將蘇制武器均留在了關外。

1976年出版的《蘇聯軍事百科全書》軍事歷史卷“中國人民解放戰爭”條目中曾這樣寫過：“蘇聯的援助是人民解放軍力量壯大的一個極其重要的因素。蘇軍指揮部把繳獲原日本關東軍的武器和軍事技術裝備轉交給人民解放軍（火炮、迫擊炮和火箭筒37000余門，坦克600輛，飛機861架，機槍約12000挺，汽車2000余輛等等）。爾後，蘇聯又向人民解放軍提供了大量蘇制武器和軍事技術裝備。”當年在東北參與接收的田時雨在其回憶錄中寫道：“東北的日、偽軍既幾全部被俘，俄軍所獲武器無數。從松北進出的難胞所見：如許多戰車、武器，俄軍除已隨時補給共軍外，絡繹不絕的多以運向佳木斯途中，那裡是集中之所。──佳木斯之為共軍的後方，兵源的重鎮，造成日後松北襲進的大規模攻勢，卒使戰局急轉而下。”（附文大部來自蘇方的檔案資料。楊奎松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