沐猴而冠

——读《逐鹿诺贝尔——民运竞逐诺贝尔和平奖秘辛》有感

             逸民

111年前，第一届诺贝尔奖颁发。从此之后，这个以瑞典化学家、工程师、发明家、军工装备制造商和炸药的发明者诺贝尔名字命名的国际奖项，开始为人所关注。众所周知，诺贝尔奖设立物理奖、化学奖、医学奖、文学奖、和平奖和经济学奖（并非诺贝尔遗嘱中提到的五大奖励领域之一，是由瑞典银行在1968年为纪念诺贝尔而增设的，获奖者由瑞典皇家科学院决定）。可以说，在全世界，诺贝尔奖都具有最大的影响力和关注度。不仅科技界、知识界、政治界人士对此非常关注，甚至可以说达到了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地步。在中国，每到十月份，诺奖颁奖的时候，诺奖也总会成为一个不小的话题，牵动着中国人的神经。有人说，中国的诺奖情结很重，此言不虚。但是，普通民众最为关心的是诺贝尔文学奖，因为这是每个曾经读过现代文学的中国人都挥之不去的遗憾。其次则是对科技方面的诺奖的期盼，这是表明中国人智力与能力的一个证明。而所谓诺贝尔和平奖，在大部分中国人似乎是不曾留意过的。然而，总有一小部分热衷于政治的人，对此情有独钟。《逐鹿诺贝尔》就是描述那一小撮中国人如何对诺贝尔和平奖进行“锲而不舍”的关注和追逐的故事的。作者是民运分子，本属于“历史的见证人”，所以他对魏京生、任畹町、徐文立、王丹、王希哲、王若望等的描述，其实就是对“民运”尤其是“民运竞逐诺贝尔和平奖”这一事件的“实录”，属于第一手的资料，对于理解海内外的“中国民运”群体具有重要价值。

诺贝尔和平奖是一个什么样的奖项呢？我们得先了解一下。根据诺贝尔的遗嘱，和平奖应该奖给“为促进民族团结友好、取消或裁减常备军队以及为和平会议的组织和宣传尽到最大努力或作出最大贡献的人”。但近年来，评选委员会逐渐拓宽了和平奖所涵盖的范围。不过该奖项也可以授予符合获奖条件的机构与组织。而和平奖与其他奖项不同，其评奖委员会是由5人组成的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其成员由挪威议会任命。据资料显示，自诺贝尔和平奖颁布以来，迄今为止已有百余位个人和组织获此“殊荣”。当然，在这些名单之中，我们确实会发现不少符合诺贝尔设立和平奖之初衷及精神的政治人物，如曼德拉、如拉宾、如阿拉法特等这些我们非常熟悉的政治精英人物，他们确实为世界或地区的和平作出了不朽的贡献，其获奖自然当之无愧。不过，也有不少人的获奖出人意料，实在是评奖委员会的意识形态需要在作怪。比如，导致苏联解体的关键人物巴尔戈乔夫，如频频制造战争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再比如中国的两位“政治明星”，一贯从事反政府、分裂国家的达赖喇嘛和异见人士刘晓波。这不仅亵渎了诺贝尔本人和诺贝尔奖，也是对人类和平的一次次挑衅，难怪世人对和平奖渐渐失去了兴趣。就达赖和刘晓波的获奖而言，更是对中国内政的肆意干涉和对中国人诺奖情结的一次次“玩耍”。正如这本书的序言中有一段话所说：“2010年的诺贝尔和平奖颁给了尚在狱中的大陆异见人士刘晓波，这再度引发了围绕诺贝尔和平奖的争拗。平心而论，挪威诺贝尔委员会之所以这麼做，不过是出於一贯，毕竟在挪威评审委员们的心目中，谁更符合西方价值观谁就能够摘取“桂冠”，所以，刘晓波的获奖并不在意料之外， 而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的评选也因此更像是一种意识形态之战。”读到这段话，我忽然想起了古代的一个成语：“沐猴而冠”。读完这部书，我更加坚信这个词完全适合于这一群“民运斗士”。他们为了摘取和平奖这个“桂冠”，将自己打扮成为人类和平事业不懈奋斗的志士仁人，不择手段，不顾廉耻，上演一幕幕的“闹剧”，正如被耍的猴子一样，被人利用而不自知，反而洋洋得意，真是出尽了洋相。

该书对魏京生、任畹町两位“主人公”的“民运史”做了详细的交代。正叙插叙交相辉映，将魏京生、任畹町这两位“民运斗士”的“光辉历史”抖了个底掉。从文革期间的“打砸抢”的“光辉历史”，到所谓西单民主墙的舞台亮相，再从牢狱生活及六四时期的不同际遇，以及在九十年代多次竞逐诺贝尔和平奖问题上的明争暗斗，再到海外的一段段矛盾，给我们详细描绘了所谓“民运大佬”的鲜为人知的秘密。原来，一直为“中国民主、人权事业奋斗”的魏京生、任畹町，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确实不折不扣的践踏人权和民主的恶棍。打、砸、抢的勾当，他们十分精熟，并且在其中尝到了甜头，得到了“锻炼”。文革初起之时，任22岁，而魏仅仅16岁。可是“魏京生虽然还是个学生，可他却是红卫兵中最兄恶的，他和任畹町一样参加了抄家和打砸抢各种暴力行為。那时，北京早期的红卫兵造反者，被老百姓称之為地痞流氓。”据作者说，魏京生虽然年纪小，但是“他活泼、好动，是‘联动’中较為活跃的分子，抄家、批斗、打人、写大字报、大辩论、组织活动，从来都是走在前头的。”然而，文革之后，改革开放之初，这些人居然由造反派摇身一变成为民主斗士。真是历史开得一个大玩笑！

其实，这也应该从文革本身寻找原因。从魏京生、任畹町等人的经历来看，文革时期的造反经历给了他们非常大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对人生观、价值观、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影响。正如该书作者所评价的那样：“从侵犯人权到捍卫人权，他们永远都是正确的。这使人想到‘文化大革命’中的另一个奇特现象：反戈一击。站错队不要紧，只要反戈一击了，就还是正确路线的代表。”““造反是晋升仕途的一条途径，儘管充满荆棘，但它却是一个捷径。”只有用‘文化大革命’及‘造神’与‘造反’文化来解读民运人士的‘诺奖情结’，才能切中中国民运与某些民运人士的思想脉络及问题的根源。” 而魏京生也曾经自承：“我还有这样的偏见：凡是现在掌权的我就认为他是没心肝没良心，靠别人的不幸上台的，除非他有最充分的理由从我心目中排除这种可能性。”“凡是带政府招牌的，无论是人还是理论，我们首先就否认他的合理性。”这就是一个悖反的逻辑。魏京生之所以成为所谓“反政府的异见人士”、“中国民主斗士”，正在于其内心世界对政府、掌权者的无端否定。

然而，这些以批评批判和反对政府，反对“掌权者”的所谓“人权斗士”、“民主斗士”，骨子里对权势充满了向往之情。于是，他们从不在自吹自擂方面有丝毫的约束，而且十分善于包装自己，甚至不惜以“坐牢”的代价来博取自己的政治资本，并公开承认这是一个“阳谋”，看来是洋洋得意于自己的聪明的。除了善于自我鼓吹之外，还需要拉帮结派，搞小团体。试看，所谓海内外的民运人士搞出来多少团体、组织，这些声号很大的所谓民主组织，其实不过昭示了这些民运人士内部的极端不团结，四分五裂，勾心斗角，各怀鬼胎，在名利权势面前，毫不谦让，放弃所谓“公义”而汲汲于谋取私利。这样的素养，这样的作风，这样的表现，又有何颜面去奢谈中国民族的未来，高谈什么拯救中华民族呢？

这些所谓的“民主斗士”特别喜欢玩拉虎皮做大旗的把戏。他们经常以孙中山先生等历史上的伟大人物自比。岂不知，这真真是不知羞耻的！孙中山先生那一辈革命家，为了中国的前途，为了民主，奋起革命，与当时腐败无能的满清政府进行了殊死斗争，其人格至伟岸、其境界之高迈、其品质之磊落，绝非这些打着民主旗号而行文革之实的民主骗子可以相提并论。如果那样，岂不辱没玷污了中山先生等革命前辈的清誉！

尤其应该注意，中共政府不是晚清政府。时移世易，情况不同了，那种抱着势必要推翻政府，绝不与政府合作的“战略”的民主斗士，所要的并不是中国的民主，而是他们借以获得更多的名利和权势。谁都不否认，中国在中共的领导下，中国社会依然还存在问题，比如政治的腐败问题，贫富分化、政府公信力下降、诚信危机等等，但是更不能否认，中国社会正以前人不可想象的速度在改变，民主、自由、人权事业的发展不容否定，经济的腾飞和物质生活的提高有目共睹，惩治腐败的决心和措施越来越严厉和周全。而且，经历过百余年的内战抗战，经过了建国之后的逐次运动尤其是十年文革等，使人们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道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最重要的是如何能够使老百姓安居乐业，使人民有一个安定的生存环境。这也如同一个小家庭，孩子们一旦坏了家规，是要受到家法侍候的。邓小平已经这样想了，这个国家不能再乱了。”那些企图依靠外国力量颠覆政府的民主斗士，哪里是为民族着想，只不过是在名利场上不懈地竞逐罢了。否则，他们不会不清楚，中国社会和政局的和平稳定是保证中国社会和中华民族实现复兴和通向民主、自由的前提。而且，以美国等为首霸权国家，依靠武力和霸道来主宰世界，以西方价值观来统一全球，正是造成当前世界不稳定的根源，是地区冲突的罪魁祸首。他们打着推行民主自由的旗帜，粗暴地干涉他国内政，制造和纵容暴力，正在激起世界上很多不同文明的人民的反抗。中国的未来，自然应该由中国人民做主。中国的道路，自然应该尊重历史的选择。执着于所谓意识形态之争，并且强化中国政府与西方的意识形态差异，其实不过是那些异见人士为自己的生存、利益扩大化而采取的伎俩而已，否则他们将失去在西方主子面前换取利益的砝码。可是，他们无形中也不过做了西方敌对势力借以打击中国的棋子而已。

猴子自以为聪明，戴着人的帽子，如何装模作样，也改变不了被耍的命运。真的希望，这些“民运斗士”们能够做个自我反思，卸下装饰，做个诚实的人。也奉劝那些被“民运斗士”的光环所迷惑的青年，拿下猴子头上的帽子吧，你会看到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