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門“四五事件”之後，毛澤東的生命更衰弱了，多種疾病嚴重地侵擾了他的身體。而他所發動的文化大革命似乎也到了其生命力的最後階段，顯出了越來越深重的衰敗。在他病情更加沉重時，他召見了華國鋒、王洪文、江青、張春橋、姚文元、汪東興及王海容等人，對他們做了帶有遺囑意味的談話：“人生七十古來稀，我八十多歲了，人老總想後事，中國有句古話叫蓋棺定論，我雖未蓋棺也快了，總可以定論了吧!我一生幹了兩件事，一是與蔣介石鬥了那麼幾十年，把他趕到那麼幾個海島上去了。對這些事持異議的人不多，只有那麼幾個人，在我耳邊嘰嘰喳喳，無非是讓我及早收回那幾個海島罷了。另一件事，就是發動文化大革命。這事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這兩件事沒有完，這筆遺產得交給下一代。怎麼交?和平交不成就動盪中交，搞得不好，後代怎麼辦，就得血雨腥風了……”

　　極端十年(39)：毛澤東生前最擔心的兩件事

　　1976年是中國發生劇變的一年。這不僅從社會的動態中看出了徵兆，大自然也露出了徵兆。古人所謂“天象示警”，在這一年似乎被驗證了。

　　1976年3月8日，在中國吉林省吉林市降落了中國歷史也是世界歷史上罕見的隕石雨。15時1分59秒，一顆隕星在吉林市金珠鄉上空發生爆炸。隕星爆炸後，以輻射狀向四面散落，大量碎小的隕石散落在吉林市郊區大屯鄉李家村和永吉縣江密峰鄉一帶;而最大的三塊隕石沿着原來飛行的方向繼續向偏南方向飛行，先後落在吉林市郊區九站鄉三台子村、孤店子鄉大荒地村和永吉縣樺皮廠鄉靠山村，最後一塊隕石在15時2分36秒墜地時，穿破1.7米厚的凍土層，陷入地下6.5米深處，在地面造成一個深3米、直徑2米多的大坑，墜地時震起的土浪高達數十米，土塊飛濺到百米以外，隕石雨降落的過程中，可觀察到火球，並伴隨爆裂的巨響。至4月22日，收集到隕石一百多塊，總重量為2600公斤。其中最小的重量在0.5公斤以下，有三塊重量分別超過100公斤的隕石，最大的一塊隕石重量為1770公斤，大大超過了美國收藏的、當時世界上最大的隕石重量(1078公斤)。

　　毛澤東看到這篇新華社通訊之後，頗受觸動，沉思良久。他和身邊的工作人員談話時講到了“人天感應”，講到了人事發生巨大的變化常常通過天象預示出來。他這種不無憂慮、又不乏調侃的說法，表明他對中國的命運以及自己的命運有某種隱約的預感。

　　天安門“四五事件”雖然過去了，但它無疑給了毛澤東沉重的打擊，也給了毛澤東親自發動的文化大革命沉重的打擊。當江青一夥興高采烈地高舉酒杯慶祝勝利時，孤寂中的毛澤東註定是心事重重的。他一向對歷史的演變有着很好的感覺，此刻，他對未來的發展一定有着獨特的冥想。

　　天安門“四五事件”之後，毛澤東的生命更衰弱了，多種疾病嚴重地侵擾了他的身體。而他所發動的文化大革命似乎也到了其生命力的最後階段，顯出了越來越深重的衰敗。江青一夥還在那裡忘乎所以地開展着“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他們的視野中根本看不到“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天幕已經越來越黯淡。而1976年的毛澤東，則不可避免地經常想到自己身後的中國是什麼樣子。

　　回顧半個多世紀以來的人生征戰，他一定滿懷滄桑和感慨。

　　在他病情更加沉重時，他召見了華國鋒、王洪文、江青、張春橋、姚文元、汪東興及王海容等人，對他們做了帶有遺囑意味的談話：“人生七十古來稀，我八十多歲了，人老總想後事，中國有句古話叫蓋棺定論，我雖未蓋棺也快了，總可以定論了吧!我一生幹了兩件事，一是與蔣介石鬥了那麼幾十年，把他趕到那麼幾個海島上去了。抗戰八年，把日本人請回老家去了。打進北京，總算進了紫禁城。對這些事持異議的人不多，只有那麼幾個人，在我耳邊嘰嘰喳喳，無非是讓我及早收回那幾個海島罷了。另一件事你們都知道，就是發動文化大革命。這事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這兩件事沒有完，這筆遺產得交給下一代。怎麼交?和平交不成就動盪中交，搞得不好，後代怎麼辦，就得血雨腥風了。你們怎麼辦，只有天知道。”

　　這段講話對於我們透視毛澤東的人格、透視他心靈深處的人生觀是特別重要的。他將自己1949年以前所有的作為歸於他人生做的第一件大事，而將文化大革命歸為他人生做的第二件大事，也就是說，1949年奪權以來的所有作為，在他眼裡真正有意義的就是文化大革命。

　　我們只要沿着毛澤東的思路想一下，就能看清楚，他從1949年以來的全部革命實踐確實可歸結為文化大革命。

　　1949年奪取政權之後進行的社會主義改造，對他而言是一個不得不進行的過渡時期，而且，有蘇聯的模式作為先例。當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之後，他發動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在“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已經表現出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空想社會主義綱領，這個綱領當然地失敗了。作為這個失敗的結果，也作為三年自然災害的懲罰，就有了1960年以後的經濟困難時期，也有了1962年七千人大會前後的“資本主義復辟”。而1962年八屆十中全會以後，他又提出階級鬥爭為綱，不斷地推動對社會上“資本主義”和“黨內資本主義”的階級鬥爭。

　　這一切，最終導致了文化大革命。“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在他的指揮下，一口氣搞到1976年這第十個年頭。

　　當毛澤東將自己1949年以來的全部作為歸結為文化大革命一件事時，我們尤其看清楚了毛澤東思想中的社會主義全貌。

　　1976年7月6日，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朱德逝世，這對從井岡山時期就與之共同創業的毛澤東一定也有某種深入生命的觸動。無論他怎樣推論自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意義，那種生命的直接感覺又會告訴他另外一些事情：周恩來逝世了，朱德逝世了，他自己的生命也到了最後的時刻。有關吉林的隕石雨報道多次在他的意識中浮現出來，特別是當隕星爆炸後，除了散落五百平方公里的隕石碎塊之外，其中有三塊100公斤以上的大隕石，最大的那塊1770公斤。他不能不對周恩來、朱德相繼逝世後自己生命的即將結束做出預想。

　　1976年7月28日，中國唐山地區發生了幾百年來罕見的大地震，波及天津、北京、遼寧、山西、山東、河南、內蒙等十四個省、市、自治區，死亡人數二十四萬以上，七十餘萬人受傷。當人們把毛澤東轉移出屋外時，他基本上處於神志不清的狀態。唐山大地震的慘重損失，使毛澤東又受到了一次直接落在生命深處的打擊。從那以後，這位偉大革命家的生命進入了風燭殘年的狀態。

　　江青、張春橋等人利用毛澤東這種半清醒半昏迷的狀態，挾天子以令諸侯，更為變本加厲地開展“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他們的全部行徑注釋了最典型的政治近視。利益造成行為的動力，利益也造成了視野的局限。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這個政治勢力似乎毫無現實的判斷，他們雖然也談“資本主義復辟”、“修正主義上台”的危險，然而，他們全部帶有瘋狂意味的政治操作，都顯出了他們在自己政治生命最後階段的利令智昏。

　　他們絕對沒有真正看清楚一點：整個文化大革命的天下，現在全憑毛澤東個人的權威支撐着。歷史在這裡向我們說明，一個偉大的人物在歷史的進程中是一個多麼不可忽略的重大因素。他的權力，他的力量，他的影響，是在一個歷史的過程中形成的，他凝聚了方方面面的勢能。只要毛澤東一息尚存，他的存在就以巨大的威勢罩在中國上空。倘若毛澤東再健康地活過二十年，中國的歷史可能就會重寫。

　　然而，毛澤東的生命和文化大革命的生命就這樣不可分割地聯結在了一起。當文化大革命臨近崩潰時，也是毛澤東的生命臨近結束之時。歷史有時候會因為一個重要人物的去世而發生改變;一個偉大人物也常常因為歷史的遺棄而結束生命。

　　在某種程度上，這兩個命題都是真理。

　　倘若文化大革命不是像1971年以來那樣屢遭挫折，日漸衰敗，毛澤東的心理乃至生理也不會受到那樣大的打擊，他可能會更長壽一些;反之，如果毛澤東能夠再長壽一些，文化大革命又可能更延長其生命。

　　偉大的歷史人物真是和歷史聯結在了一起。

　　歷史不再需要他了，他對歷史也不必再負有責任了。1976年9月9日零時10分，中國近代史上影響最大、最不可忽略的人物毛澤東與世長辭了。

　　往下不到一個月的歷史，是再簡單不過的。

　　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這個長期超限度地發揮主觀能動性的“革命”勢力，對失去毛澤東的中國局勢缺乏最起碼的清醒判斷。當他們緊鑼密鼓地準備奪取政權、建立他們的統治時，當他們通知上海這些根據地準備慶祝特大勝利的鞭炮鑼鼓時，10月6日，他們的政治生命以非常簡捷的方式宣告終結。

　　這一天，他們被華國鋒、葉劍英、汪東興、李先念等人為首的中央政治局解決掉了。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江青、遲群、謝靜宜、毛遠新等人相繼被捕。文化大革命進行到這一天，徹底結束了。

　　這是歷史第三次向毛澤東宣告文化大革命的失敗。

　　而這一次，毛澤東只能在天國聽到這個宣告了。

（柯雲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