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左派的英國史學家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逝世，有台灣學者著文對霍氏頌揚備極，說他是「二十世紀偉大的史學家」和「永不妥協的左派」，這兩種諡評，表面看來，似乎都言之成理，但仔細研究其生平，深入了解其史學觀點及思想脈絡，會發現這樣的評論，未免以偏概全，不明內情的讀者，難免被誤導。
歷史不是我的專業，只是有些興趣而已，因此霍布斯邦死後，我特別細看了他的生平和美國報端所寫的訃聞（obituaries），發現他除了對共產主義的信仰一以貫之外，最可怕的是他堅信要建立共產主義的烏托邦（utopia），是可以不恤人命的。霍氏晚年接受加拿大作家伊格納提艾夫（Michael Ignatieff）和英國BBC電台訪問時，都被問到斯大林在蘇聯推行共產主義，造成將近二千萬無辜人民的死亡，是否值得？他的答覆是：「如果能創造一個真正的共產主義社會，不僅值得，也是正當的（justified）」。
照這樣的邏輯，毛澤東搞三面紅旗，大躍進，使好幾千萬人死於非命，如果真能建立共產主義的天堂，也是值得和正當的了。這是絕對為達目的不擇手段，太可怕了。因為霍氏如此維護斯大林的恐怖統治，他對赫魯曉夫鞭屍斯大林，完全無法接受。
二戰時，斯大林和希特勒簽定蘇德互不侵犯協定，導致西方許多親共人士對蘇聯的幻滅，霍布斯邦則無一語批評，因他信仰共產主義，反對法西斯主義，加上他猶太人的身分，他對希特勒的譴責不遺餘力，對於這種雙重標準，他的解釋是：「斯大林只是蘇聯的問題，而希特勒的威脅是無所不在的」。依此推論下去，毛澤東就只是中國的問題，與世界無關了。
更荒謬的是，一九八九年共產主義開始崩潰後，霍氏居然痛心到說那是「整個人類的失敗」（the defeat of humanity）。我個人始終認為，蘇聯的垮台，戈爾巴喬夫的貢獻最大，假如沒有戈爾巴喬夫，恐怕蘇聯和東歐的附庸國今天仍然存在。同理，如想要中共政權徹底終結，中國大陸也必須出現戈爾巴喬夫式的人物，溫家寶顯然是不夠的，以致他一再強調的政改只是徒托空談。
霍布斯邦的意識形態不能抹煞他在史學上的成就，特別是他對過去二百年歷史闡釋所寫的年代五部曲，至於他是不是二十世紀偉大的歷史學家，恐怕尚難做定論，至少中央研究院院士余英時先生持此看法，但余先生推崇霍氏把學術性的歷史著作普及和通俗化的貢獻，就好比史景遷把中國歷史以生動的筆觸普及（popularize）給一般讀者的貢獻一樣，但史景遷是否是世紀性的史家，是無需爭論的。史景遷雖以中國史專家有聲於世，他的史學造詣是沒法和英國的杜希德 （Denis Twitchett，隋唐史專家）或是美國的牟復禮（Frederick Mote）相提並論的。余英時覺得霍布斯邦用力最深的還是英國的勞工史。
保守的英國作家和時評家普萊斯瓊斯（David Pryce-Jones，目前是美國《國家評論》雜誌資深編輯），批評霍布斯邦最為嚴厲，他說霍氏「使知識腐化成為宣傳，對客觀真理的觀念抱著輕蔑的心態」，這一切都因為他對世界共產主義有種宗教性的承諾，影響了他的判斷。
即使是他的好友美國史學家小史萊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生前也在日記中說霍氏是「最後的斯大林主義者」（the last Stalinis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