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2012-10-9

　　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之間存在着明確的精神“斷裂”。正是這種斷裂形成了一股有力的社會思潮，並對當今的現實政治產生了深遠影響。

　　這次由釣魚島爭端引發的席捲全國多個城市的群眾性反日運動，再次讓我們對中國社會中沉寂了一段時間的各種相對對立的思維方式一覽無餘。事實上，正如我們連日來所看到的，“保釣愛國運動”的中心看點不是其主張的落實與否本身，而是不同觀點的人們對這場運動的截然不同的解讀以及他們之間的尖銳分歧。

　　我曾在自己微博上評論說，這折射出過去的20世紀留給中國人的一筆最壞的思想遺產，那就是深入骨髓的“鬥爭哲學”。這一點，左派或右派皆然，我們不知怎麼突然就變得不會像祖先那樣遇到分歧協商博弈解決了。而“鬥爭哲學”之所以具有難以抗拒的吸引力，是因為它首先將複雜的社會矛盾簡單化，歸咎於某些人或某些團體，滿足了頭腦簡單的人的智力需要；同時又為暴力破壞提供了理論上的合法性，滿足了另一些人心中潛藏的邪惡人性的宣泄。

　　事實上，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這兩種東西為什麼總是受到有識之士的高度警惕？決不是一些左派的一些憤青一口咬定的那樣：這些“公知”和“精英”全都愛美國超過愛中國。熱愛手足同胞、美麗河山和傳統文化，是人性中最美好的感情。然而歷史經驗一再告訴我們，民族主義通常不是通過對同類的愛、而是通過對他人的仇恨和排斥來自我實現的。而一旦這種仇恨與排斥被煽動起來，失去控制，則必然演變為一場“反人類”的非理性暴行，我們從近日一些已經見諸報端的打砸搶燒行徑中已經看到端倪。這是因為，“他者”總是可以無限劃定的。

　　雖然另外一些自覺不怎麼對勁的人也想要覺悟，但他們一知半解地讀了幾篇小道消息和通俗歷史文章後，突然來了個180度轉彎，將徹底“鬥爭”的對象變成了過去山呼“萬歲”的對象。他們以為這樣自己就脫胎換骨了，但細究下來，除了對象改變了以外，思維模式和話語模式與過去卻沒有不同。

　　這筆思想遺產的源頭，大概要到將近120年前的第一次中日爭端（甲午海戰）的失敗以及直接由此引發的戊戌變法中去尋找。一個多世紀以來，伴隨着一波緊接一波的國內革命與對外戰爭，它的形態和程度不斷演化發酵，到“文革”時達到頂峰。改革開放以後，這種思維模式隨着社會的迅速商業化和全球化而逐漸變異，日益以一種模糊扭曲的面目呈現出來。

　　作為繼“五四”以後中國現代思想史上的“新啟蒙時代”，短暫的80年代以一種戲劇性的方式戛然而止以後，中國社會迅速折向了一條令啟蒙知識分子措手不及的軌道：

　　一方面，經濟體制改革在“南巡”之後義無反顧地加速前行，許多80年代不敢試、不敢闖的禁地到90年代以後變成了“創新者”的樂園。在以後的10多年裡，中國經濟取得了改革開放以後最快速的增長。當21世紀的曙光乍現時，中國已經成為全世界舉足輕重的經濟大國，在國際舞台上的發言權和影響力也與日俱增。另一方面，由於與經濟體制相配套的政治體制和諸如文化、社會、行政管理等各領域內體制改革的嚴重滯後，大量社會矛盾沉澱積累並日趨尖銳化。其中最突出的無疑是貧富差距擴大、貪污腐敗猖獗和生態環境惡化，以及很大程度上與此密切相關的幾乎整體性的思想道德滑坡。

　　可以說，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之間存在着明確的精神“斷裂”。正是這種斷裂形成了一股有力的社會思潮，並對當今的現實政治產生了深遠影響。

　　我非思想史專家，本文的篇幅也不足以讓我們全面檢視100多年來中國現代思想的形成和變遷，但我想通過我們這一代人所親身目睹和經歷的20世紀80年代以後的一系列思想論戰來揭示一下當代中國社會民意的分野。在我看來，它沿着三條主線展開，分別是：“激進主義”與“保守主義”之爭、“民族主義”與“天下主義”之爭、“新左派”與“自由主義”之爭。在諸如正在上演的“保釣”等大多數社會運動中，我們都能窺見這幾條思想線索。

　　“激進主義”VS“保守主義”

　　有人說，20世紀90年代以後中國知識界中最重要的潮流，就是保守主義思想的濫觴。“保守”與“激進”之爭自上世紀80年代末至今，一直是中國大陸知識界的中心話題之一。

　　有關“保守”與“激進”的這場論戰，源自於對中國近現代史的不同闡釋。整個爭論主要圍繞兩條主線展開：其一，中國近現代社會思潮的主導力量究竟是保守主義還是激進主義？其二，中國近現代社會的主導思潮引發的社會政治後果主要是正面的、還是負面的？

　　1988年9月，歷史學家余英時在香港中文大學25周年紀念講座上發表了以《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激進與保守》為題的長篇演講。這篇演講的主旨是：自戊戌變法、特別是五四運動以後，中國近現代思想就走上了一條持續激進化的道路，到60年代大陸的“文革”時期登峰造極。這一“激進化”思想主流在中國近現代的政治實踐中造成了嚴重的社會後果，它非但沒有為中國帶來其最初慷慨允諾的“自由”、“民主”，反而大大延遲了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因此可以說，社會主導思想的激進化是中國至今都不能順利完成現代轉型的罪魁禍首。演講稿出版後於90年代初傳到大陸，立刻引起了思想學術界的極大關注。在大陸，長期以來占主導地位的意識形態教育人們：“激進”的涵義是正面的，意味着革命與進步；“保守”的涵義是負面的，與落後、守舊甚至反動近義。二者黑白分明，不存在任何疑問。這種新鮮的思想維度，對內地思想界造成的刺激是顯而易見的。

　　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姜義華是第一個對余英時的觀點提出挑戰的大陸學者，他們之間的對話也揭開了延續至今的關於近代中國激進主義與保守主義問題的爭論的帷幕。

　　姜義華在香港《二十一世紀》雜誌1992年4月號上發表題為“激進與保守：與余英時先生商榷”的文章，指出：“保守主義者在近代以來的中國恐怕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保守主義勢力不是太弱，而是太強。”而在百年以來的大部分時間，激進主義事實上不是太強，而是太弱，只有看到這一點，才能解釋中國的經濟、社會、政治各方面變革如此之慢、如此之難。關於“文革”的性質，他的看法也同餘英時截然相反，他認為“文革”不是激進和反傳統，而是封建專制主義和傳統中糟粕的大泛濫。

　　余英時的觀點得到了內地很多知名學者的認同，其支持者包括在80年代以激進態度提倡“新啟蒙”的王元化及著名哲學家李澤厚等諸先生。而站在同情激進主義立場上批判保守主義的，大多為近年來活躍於國內學術界的中青年學者，他們一般都有西方留學的經歷，身上帶有明顯的西方自由派烙印。

　　隨着爭論的深入以及逐步“學理化”，這場關於“激進與保守”的對話漸漸轉變為“唯理主義”的“法國道路”與“經驗主義”的“英國道路”孰優孰劣的比較。究其實質，無非是“革命”還是“改良”之爭。

　　學者蕭功秦曾指出，自20世紀初期以來，中國知識分子政治心態的一個基本特點是，崇尚某種抽象的中心象徵符號，並以這種符號與理念作為一勞永逸地、整體地解決中國問題的基本處方。這是一種以某種“主義”來推演和涵蓋解決具體問題的途徑的思維模式。它認定某種主義是合理的，有功效的，只要符合這種“主義”的制度一旦建立，那麼，從官僚腐敗、國民道德水準低下，直到各種社會弊症和令人困擾的實際問題，都能迎刃而解。而這種從五四運動一直到80年代未在中國知識分子政治文化中一脈相承的“主義決定論”的理論基礎，則是源自法國啟蒙運動的唯理主義。它認定，現實世界是不完美的，醜惡的，不自然的。而理念的世界才是真實的，完美的和自然的。正是這種“完美主義”，如同宗教的救贖主義一樣，對於理想主義者來說具有一種不可抗拒的道德魅力，並由此產生一種巨大的精神動力和政治感召力。而經驗論為基礎的英美式的自由主義的基本信念是，自由的秩序是從舊社會內部生長出來的結果。既然如此，生長的過程只能是一種漸進的過程。這種思想認為，世界上的問題沒有一勞永逸的解決，任何進步都是不完美的，有缺陷的。人世間永遠不會有絕對的完善，人類在爭取進步的過程中，只能做到“兩害相權取其輕”。正是基於這一認識，英美式的經驗主義的政治傳統，拒絕終極目的，拒絕完美主義地、畢其功於一役式的整體地解決所有問題。主張漸進地、逐步地逼近目標，一步一步前進。

　　可喜的是，也有一部分人士試圖跳出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以一種多元、開放和兼容的模式來重新審視中國近代以來的激進與保守之爭，從而超越那種我們已經習以為常的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的思想“大躍進”。他們痛徹地指出，正是“這種兩個極端的跳動，一次次非此即彼的極性思維，導致中國學術文化經驗在一代又一代中斷裂，總是不可通過交流，不可傳遞增長，每一代人總是從空白開始去獲得自己的經驗，然而，又重新拋棄這種經驗，歷史就這樣一代代地荒疏和空洞下去。而在價值觀上，則總是以一種暴力對抗另一種暴力，將體制的更迭變成思想的殊死搏鬥，甚至不惜從肉體上消滅對手。這種狀況導致了思想的反覆中斷，反覆轉圈，反覆的無效勞作”。這批學者呼籲，當代中國知識分子不應當再像前人那樣毫無保留地擁抱保守主義或激進主義中的任何一極，並對另一極全盤否定。相反，我們應當在理性分析的基礎上繼承二者的優良元素，並同時批判二者所蘊涵的負面文化因子。

　　“民族主義”VS“天下主義”

　　有關“民族主義”與“天下主義（普世主義）”的爭論，是構成中國知識分子在20世紀90年代立場分野的另一個主要“戰場”。

　　與自由主義一樣，馬克思主義是一種典型的普世主義意識形態，因此1949年以後相當長時期內，顯性的民族主義在中國是一直受到壓抑的。當然，受到抑制並不等於民族主義的思潮在中國大陸就不存在。例如，我們長期所受的“愛國主義-集體主義”教育在一定意義上就可以被視為民族主義的一種變體。

　　在90年代，兩個事件是促成中國社會就“民族主義-天下主義”展開激烈論爭的導火索——先是一本粗製濫造的政論讀物《中國可以說不》在海內外暢銷所引起的關注，其後是北約導彈對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的轟炸。對這樣一樁野蠻行徑，中國學生的一些情緒化表現幾乎在一瞬間內將西方人眼裡的所謂“中國非理性的民族主義情緒”推上了風口浪尖。而2005年春由靖國神社和東海爭端等問題激發的北京、上海等地中國青年反日遊行，則更招來了不少西方輿論對中國法治的非議。雖然中國政府在應對這一系列事件上採取了相當克制的態度，並在大體上還算“識時務”的對方的配合下，用較短時間迅速修補了與西方、特別是與美國的關係，但事件在中國民眾及知識界的情感上造成的“震撼”卻是異常強烈的。經過改革開放20多年的潛移默化，中國社會正在逐漸滋生出一股相當具有普遍性的親西方和學西方的情緒。然而，在一枚導彈和一架偵察機面前，人們仿佛遭到當頭棒喝。許多人（尤其是內心敏感的知識分子）痛苦地發現，他們的價值立場被拋到了一個嚴酷的十字街頭。

　　實際上，對於這場爭論的雙方來說，最大的分歧不是討論民族主義的善惡功過，而是民族主義思潮興起在當今中國的利弊，以及我們對此應當採取的立場。而根據我本人的觀察和分析，這種分歧在根本上又源於對當代的國際局勢和國內現實狀況，進而對中國未來面臨的主要問題的看法和判斷的根本不同。

　　民族主義的懷疑者認為，當代中國並未遭遇嚴重的外部威脅，國家在政治、經濟、文化諸方面的獨立自主沒有受到明顯的挑戰；在可預見的未來，中國的主要任務是加快各領域的改革，順利實現現代化。基於這一基本判斷，他們呼籲，社會應當對可能出現的民族主義高漲的情勢保持足夠的警惕。這是因為，民族主義一方面容易導致對外衝突，另一方面往往強調國家民族的絕對主權，排斥和壓制個人自由和權利，因而很有可能阻礙民主化和改革進程。“民族主義並不必然導致專制，但很容易為專制主義所利用，因為它主張權力和資源的集中，鼓吹反普世的價值相對主義，具有很大的感性號召力，而其本身又無系統的理論體系，故極易被隨意解釋和濫用。它常常要求人民奉獻出最高的忠誠，承擔最大的犧牲。所以，民族主義的意外後果之一就是追求民族利益的良好願望，反而造成了本民族成員承擔了極大的個人犧牲。”

　　與之相反，民族主義的鼓吹者則堅定地認為，隨着冷戰結束和單極化世界的形成，中國在政治、經濟和文化等各方面都面臨着比冷戰時期更大、更嚴峻的外部威脅；未來中國面臨的首當其衝的問題，仍然是保持國家主權和民族獨立。在這種情況下，民族主義依然是我們最有力的武器。他們不無洞見地指出，自由主義者所講的“人權”，只有在有政府保障的前提下，亦即一個特定國家內，才有意義。“只要這個世界仍舊存在着國家、民族和種族的劃分，民族主義就有其存在的價值，人權就不可能完全脫離族權而存在……因而，只有對於這世界的現實一無所知的人才會否定民族主義的價值。”“說句簡單化的概括：在對外關係中，族權即是人權；在國內政治中，人權即是族權。”

　　在民族主義的問題上，這次論爭的最大成果不在於誰對誰錯，事實上也不可能有對錯的定論。就我的理解來看，通過這次討論，我們在學理上理清楚了兩條重要的脈絡。

　　第一條重要脈絡是：中國在近代以前並沒有民族主義，甚至連“民族”的概念都不存在。民族主義是“現代化”的產物，它起源於近代歐洲，但造化真是弄人，我們付出了巨大代價好不容易才發展出傳統中沒有的民族主義，將整個社會凝聚成一個真正意義上的“現代民族國家”，世界卻又進入了“全球化”時代。歷史上“發明”了民族主義的西方，現在又正在竭力擯棄它，這是不是意味着老祖宗發明但已被我們棄之一邊的“天下主義”不久後也許將重新綻放異彩呢？這個問題很可能是未來中國在再度崛起和復興的道路上必須作出的回答。

　　第二條重要脈絡是：民族主義可以分為政治民族主義和文化民族主義，它們屬於性質完全不同的兩個範疇，因而必須對它們作出嚴格清晰的梳理。政治民族主義指的是對民族或國家的政治認同，而文化民族主義指的是一種對母語文化的認同。政治民族主義一般不在意民族的傳統文化，為了民族和國家的主權獨立與興旺強盛，它可以擺出一副徹底否定本民族傳統文化的姿態。有人因此將這種政治民族主義稱為“靈魂的典當”，因為其基本邏輯是：為了應對西方，趕超西方，中國必須捨棄自我而變成西方。文化民族主義則在很多地方正相反，它實際上是對一種特定“文明”的認同，它可能與民族的政治脫鈎。有時候，為了延續和發揚該文明的傳統，它甚至不惜激烈地反對自己民族的政權，反而能夠對外族政權表達出一定程度的認同。

　　在理清了上述兩條線索之後，我們就可能對民族主義與天下主義之爭做一個更加宏觀和公允的判斷。應當認識到，“民族主義”與“現代化”是高度關聯的兩個概念，因此，不存在要不要民族主義的問題。可以說，沒有現代化，就沒有民族主義；反過來也一樣，沒有民族主義，就沒有現代化。所以有人說，不懂民族主義，就根本無法理解近現代的世界。但問題的複雜性在於，作為一個後發現代化國家，中國的情況與西方是截然不同的：我們的現代化要求並不是內生的，而是在西方壓力下產生的；同樣，中國的民族主義也不是隨着資本主義的發展而自生自發的，它是反殖民主義的產物。因此，中國民族主義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先天的“反現代性/反西方”集體無意識，百年前的義和團運動可說是這種集體無意識的最原始寫照。如何利用和引導民族主義提供的巨大力量，避免民族主義可能造成的巨大災難，將是中國未來相當長一段時期中必須走好的一段鋼絲。在更深的層次上，我們還必須注意到，在西方，政治民族主義與文化民族主義通常是連為一體的——一個法國人認同自己的國家也就等於認同法蘭西文化傳統。而在我們這裡，兩者經常處於分離乃至敵對狀態，由這種疏離和碰撞所擦出的火花有可能把我們國家現代化和民族復興的旅程帶上一條曲折詭譎的道路。

　　“新左派”VS“自由主義”

　　相對於“激進主義”與“保守主義”之爭及“民族主義”與“天下主義”之爭，中國思想界中牽涉廣度和深度都要深遠得多、現實影響也更為重大的另一場論戰是所謂“自由主義”與“新左派”之爭。從某種意義上，這場肇始於20世紀90年代中期的大辯論持續至今仍在不斷上演。

　　論爭的雙方顧名思義，一方是所謂“中國自由主義者”，他們有不少是80年代“文化熱”中的鼓吹思想自由的啟蒙派，延續了一貫要求繼續推進以市場化為方向的既定道路的改革開放的思想訴求，而新近加入者中則有相當一部分是經濟學家；另一方則很不情願地被稱為所謂“新左派”，他們敏銳地看到過去將近20多年的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中積累下來的許多社會問題和社會矛盾，呼籲對目前的改革發展模式展開反思和修正。“新左派”中有很多是曾經遊學海外的中青年學者，還有不少人至今仍旅居歐美，在學科上以人文領域居多。

　　用我們過去耳熟能詳的話來說，這場論戰的核心實際上就是一個中國應該走哪條路的問題。“自由主義者”認為，持續了20年的以建立市場經濟體制為導向的經濟改革是一條正確的道路，沿着這條道路繼續穩步推進，中國一定能夠達到政治民主、經濟自由、文化多元的成功彼岸；當前中國社會中伴隨着改革開放而湧現出來的許多問題和矛盾——如國有資產流失、錢權交易和貧富分化等——是新舊體制轉軌的過程中不可避免的，是一種暫時性的“陣痛”。要解決上述這些問題和矛盾，只有拿出更大的勇氣，下更大的力氣去繼續推進改革。例如，我們應當在經濟體制改革的基礎上加快推進憲政改革等等。

　　相反，“新左派”則認為，中國的改革走的是一條西方式的“自由主義”路線，已經在一定程度上悖離了原來追求人人平等、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路線，而當前凸顯的種種社會矛盾正是這種錯誤路線的反映。“新左派”並不反對改革，但他們要求對正在進行的改革進行充分的反思和修正；他們並且呼籲社會重新挖掘和肯定改革以前中國的傳統社會主義體制中的許多合理因素。正因為這個緣故，“新左派”順理成章地將自己視為一種不合理的現行體制的批判性力量，而將自己的論敵歸入這一不合理體制的“辯護者”行列。

　　對轉軌時期觸目驚心的腐敗和社會不公問題，自由主義不認為問題出在市場經濟本身，而是認為原因在於市場沒有擺脫舊的權力體制的控制，是不成熟、不規範的，因此出路在於發展和完善市場經濟。關於政治民主化，自由主義並不認為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是同義語。在相當一段時期，反民主的權力完全可以容納，甚至推行市場運作方式，並從中大獲其利，但從長遠看，市場經濟是瓦解集權制度的基本因素。市場不是民主的充分條件，但卻很可能是民主的必要條件。因為自近代以來，還未發現真正穩定的民主與市場經濟分離的事例。關於全球化問題，自由主義認為，中國的改革開放進程大致與世界範圍內的全球化高潮同步，這對我們既是一個機遇，也是一種考驗。像鴕鳥一樣迴避，甚至以頑固的態度拒斥，最後吃大虧的還是我們自己。

　　由於“新左派”將自己視為不公正的社會秩序的批判者，它自然就成了一種否定性的力量，其話語方式也自然以抗議和聲討為主。因此，“新左派”雖然尖銳地批評當前的社會體制，但它自身卻很難端出一套對未來中國到底應該走什麼路的比較系統和有條理的主張。在大多數問題上，它說的都是“不應該”，而它認為的“應該”究竟是些什麼，則是相當凌亂和模糊的。

　　相當意味深長的是，無論是“新左派”還是“自由主義者”，雙方陣營中都有人對這場爭論本身提出批評。例如，“新左派”學者汪暉曾指出，自由主義的真正論敵應該是極權主義，而社會民主主義的真正論敵應該是民粹主義，然而目前在中國“自由主義”與“新左翼”卻將對方視作最大的理論上的敵手，反而放過了真正的敵人，這實在是令人遺憾的。秦暉將市場競爭和“原始積累”（在現階段表現為少數權貴大量非法侵吞攫取國有資產）比喻為“做買賣”和“搶來本錢”，在他看來“做買賣”並非都以“搶來本錢”開始，而且“搶錢”者往往是做不好“買賣”的。也就是說，市場經濟未必要從“原始積累”開始，“原始積累”也不一定導向“市場經濟”。秦暉指出，近年來中國有個奇怪的現象，即在盛行“搶來本錢做買賣”的今天，有人忙於論證“搶來本錢”是如何不可避免，是飛向市場經濟的“第一級火箭”；有人則忙於抨擊“做買賣”是如何敗壞人文精神，是社會痞子化的罪惡淵藪。卻很少有人在為公民爭取“做買賣”的權利的同時，向“搶來本錢”者作正義的抗爭。因此，與其說“人文精神失落”的原因是市場上的等價交換淡化了“終極關懷”，勿寧說是原始積累中的強權原則破壞了社會公正。事實上，如果真做到了“最初財產來路清白，且後來的財富積累是通過自由交易實現”，我們現在的貧富懸殊又何至於如此嚴重！秦暉深刻地洞悉到，在當前中國，效率與公正的矛盾完全是一個虛幻的衝突。因為在發達國家，與“效率”相對的“公平”是指結果平等而言。競爭出效率，但競爭的結果有輸贏之別，輸贏無別的“平等”等於取消競爭，因而會影響效率。在這個意義上，“效率和公平”確實是個兩難選擇。然而從來沒有人會認為競爭過程的公正與效率不相容，因為過程的公正恰恰是競爭得以實現的前提，從而也是效率的前提。因此“效率與公平之爭”從來就不是針對過程的公正而言的。

　　假如我們認可秦暉的立場，那麼究竟什麼原因造成了這種牛頭不對馬嘴的自說自話呢？答案恐怕還是在於對中國國情認識的偏差上，即自由主義模式是不是已經成為或正在成為中國的現實？當“新左派”義正嚴辭地質問“自由主義者”——“反對極權主義就是為了讓我們淪為資本的奴隸嗎？”的時候，他們應當首先搞清楚的是：當前中國社會中最主要的奴役力量是什麼？而什麼又是有可能瓦解這種奴役力量的重要的批判性力量？我們的確應當反對一切不公正，但在不同的情境之下，造成不公正的根源也是不同的。更有可能的一種情況是：明天很可能構成壓迫性的力量在今天卻正在發揮着解放性的功能。正如“自由主義者”指出的，“‘新左派’始終只關心資本對於民主的威脅，他們所說的資本，指與國家權力相脫離的資本，這很容易導致放鬆對國家權力的警惕。”

　　在“自由主義者”看來，“新左派”錯把中國當成了美國，或者至少在想象中認為中國在根本性的體制上已經與西方沒有什麼太大的區別。“自由主義者”認為，“新左派”的問題意識與問題表述完全是從西方來的，但問題的指向卻是中國。事實上，“新左派”在面對自己論說問題的時局時，對於當代中國問題的癥結究竟何在的判斷，是與現實中國問題完全錯位的。

　　在這一點上，我本人是與“自由主義者”站在同一立場上的，中國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已經資本主義化？這確實仍然是一個問題，決非“新左派”想象得那麼簡單。如同中國的“後現代論者”一樣，“新左派”在批判西方中心主義的同時忽視了民主自由等所謂西方“現代性”在中國依然是一個“尚未完成的工程”。在西方社會，“左派”從來是一種邊緣化的批判聲音，儘管是不可或缺的，而實踐中走的是資本主義的現代化道路，但在中國，資本主義現代性或所謂自由主義從來沒有真正實現過，至今也依然沒有成為主流。因此，對所謂“現代性”的反思在西方發達資本主義社會中或許是一劑良藥，而在很大程度上尚處在“前現代”階段的中國則難免“淮橘為枳”。

　　結語

　　從某種意義上看，上述這些“主義之爭”是中國知識分子群體在經歷了80年代的狂熱與挫折之後的一次集體性自我反思。具有歷史意義的是，自此以後，中國的社會思想進入了一個1949年以來從未有過的全面分化時代。今後，對於每一個重大社會問題和每一項重大政策舉措，不同個人和不同群體都會依據各自不同的利益和價值立場作出不同的分析和評價，並決定自己對它們的不同態度。以往那種通過口號或動員將全社會的思想統一在一個目標之下的機制將難以行之有效，這反過來又將有力地改變現實政治運行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