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马思聪诞辰100周年

我国杰出的音乐家、音乐教育家、中央音乐学院首任院长马思聪，他那坎坷、飘零的一生，他那对音乐的痴迷与追求，以及对现代中国音乐事业的贡献，使他在中国音乐史中占据重要的一页。但是，他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遭受的残酷迫害，被迫逃亡国外，蒙冤达18年之久的遭遇，也是现代中国音乐史上所罕见的。

杰出的作曲家和小提琴演奏家

1912年5月7日，马思聪作为马家的第5个孩子（第3个儿子），出生在广东海丰县幼石街上的一座深宅大院里。马思聪的父亲马育杭同广东的风云人物陈炯明是至交，后来当上了广东省的财政厅长。他有10个儿女，其中两个幼年夭折，其余8个成年子女中有5个是音乐家。马思聪的父母都不太懂音乐，但是广东的戏剧之乡所独有的地方戏剧音乐深深地影响着童年的马思聪。1923年，11岁的马思聪随大哥来到法国，学习音乐。在这里，马思聪接受了严格的小提琴训练，其演奏技巧日臻成熟，同时还学习了作曲。1931年初，马思聪告别巴黎回到祖国，来到南国广州，担任广州音乐院院长，时年19岁。1932年马思聪与他的女弟子王慕理结婚。在三、四十年代马思聪创作了大量音乐作品，最有影响的为《蒙古组曲》，其中的《思乡曲》成为他的代表作。解放后，这首小提琴曲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选为台广播节目的开始曲。解放初期的《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就是由他谱曲的（郭沫若作词）。在流亡美国期间，他还创作了大量高水平的小提琴曲、钢琴曲、交响曲和歌舞剧。

在全国解放前夕，马思聪面对美国人邀请他全家去美国定居丝毫不为所动。1948年夏天，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来到当时马思聪在香港的家，热情地说：美国政府盛情邀请马思聪先生到美国大学任教。五线谱是世界语言，希望能在美国听到马先生的琴声。马思聪婉言谢绝。

随后不久马思聪接受了中共的邀请毅然北上来到北京，担任燕京大学教授、华北文工团团长、全国音协副主席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约见马思聪，问道：如何在一片废墟上发展新中国的音乐事业？马思聪提出“人才第一”的观点，培养新中国的音乐人才，首先要办学校。周恩来说道：正在考虑建立中国最高音乐学府中央音乐学院，拟请马先生出任院长。不久,马思聪即被政务院任命为中央音乐学院院长，时年37岁。在那段时间，他创作了《春天大合唱》、《欢乐组曲》等作品。

 “文化大革命”的灾难

从1966年的春天开始，中国遭受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劫难，文化界、教育界的知识分子首当其冲，遭到了残酷的打击和迫害。5月底，被“革命口号”煽动起来的中央音乐学院的青年学生们，给他们的院长贴出了大字报。一夜之间，马思聪成了“资产阶级反动权威”、“三名三高的修正主义分子”。往日热闹的马宅也冷清了下来，学生再也不上门学小提琴。“文化大革命”，这个陌生的名词，让他感到惶恐、不可理解。在朋友和家人的劝告下，马思聪发表了一个声明，表示坚决、热情地支持“文化大革命”，愿意接受广大“革命师生”的批判。

6月中旬，文化部系统的艺术院校的“黑线人物”500多人，被集中到北京郊区的社会主义学院，接受批判教育。他们当中，有各院校的领导，知名的教授、画家、音乐家、导演、名演员、作家，马思聪也是他们中的一员。在那里，马思聪他们被迫每天学习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文件，写交待材料和揭发材料。8月3日上午，一辆贴有“黑帮专用”标语的卡车，把马思聪等10多位中央音乐学院的“黑帮”押回了学院，接受“红卫兵小将”们面对面的批判。刚下卡车还没来得及站稳脚跟，一桶浆糊就倒在马思聪的头上，接着，一张大字报贴在他身上，一顶写有“牛鬼蛇神”字样的纸糊高帽子戴在头上，脖颈上前后挂上两块牌子，前面写着“资产阶级音乐权威———马思聪”，后面写着“吸血鬼”。一个“红卫兵”顺手将一只破搪瓷盆和一根木棍塞在马思聪手中，逼他一面走一面敲。 他同一群“黑帮”一起被“红卫兵”押着在学院内游街，一群狂热的青年高喊着口号，向他们身上唾着口水。昔日学院的一排琴房，此刻成了关押“黑帮”的“牛棚”。

马思聪每天早上6时起床，学习、劳动、写检查，还要被迫唱着“牛鬼蛇神队队歌”。只要那些“小将们”一高兴或一不高兴，马思聪等人就要遭殃，轻则挨骂，重则挨打。中央音乐学院原党委书记赵沨后来回忆说：有一天，马思聪和我被派到学院里拔草，一个造反派（瓦工）对马思聪吼叫：“你还配拔草！你是匹马，只能吃草！”说完，真的当场强逼马思聪吃草。还有一次，我见到一些红卫兵拿着尖刀威胁马思聪说：“你要老实交代问题！要不，我就拿刀捅了你！”。

马家原来的厨师贾俊山，看到老院长被折磨得死去活来，生活又这样困苦，常常冒着危险，送吃送用。看到老院长想不开，还百般劝慰。1966年8月中旬，在一次被抄家和批斗之后，马思聪的夫人王慕理被责令每天打扫街道，每天写一份揭发马思聪的罪行材料，“如不老实交待，死路一条”。王慕理无法承受这等侮辱和惊吓，与儿子、女儿逃离北京，开始流浪生涯。她带了小女儿马瑞雪（1966年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逃到南京，躲在妹妹王志理家中。儿子马如龙逃到广州，投靠舅父王友刚。开始，他们总认为局势会很快好转，谁知却越来越乱，继而又从贾俊山那里得知马思聪有自杀的可能，这才想到要出走。这年九月底，王慕理、马瑞雪偷偷返回北京，想见马思聪一面。由于那时"黑帮"被看管，都不准回家，所以没有见到，只通过贾俊山了解了一些情况，便匆匆回到广州。王慕理通过弟弟的关系，找到了一位粤剧演员和她的丈夫（一家机械厂的工人），他们很同情马思聪的处境，便自告奋勇，为马思聪全家出走做了准备。

     1966年11月，马思聪的肝病复发，被“造反派”批准离开“牛棚”，回家居住。此时，马家的四合院已搬进了四五户人家，马思聪只得一人住在一间潮湿的偏房里。马瑞雪于此时又潜回北京。一天夜里，在马思聪的一个朋友家里，他们父女秘密见面。女儿把准备到香港避风养病的计划和盘托出，马思聪即刻拒绝。他回答：我一生坦荡，无愧于世，不能走此路，如一去香港就等于叛逃，什么都完了。经过两个多小时的争执，女儿改换说法，说我们先回广州，再到南海县，休息养病，观望形势。身心处于极度疲惫和恐惧中的马思聪，终于同意了，“走吧”。下了决心以后，在厨师贾俊山和马思聪的朋友、私人针灸医生倪景山的帮助下，马思聪化装成工人模样，戴了大口罩，穿上棉大衣，临行还揣上了他那把心爱的小提琴，提心吊胆地登上火车，两天后便到了广州。

被迫逃亡

当时的广州、深圳等地，暗中存在着到香港的“偷渡线”，一些“蛇头”为谋取暴利进行“偷渡”。此时，马思聪的“失踪”引起了中央音乐学院“红卫兵”的重视，向公安部门报了案，并在马思聪的亲友中查找。广州的“文化大革命”形势也越来越紧张，马思聪的安全难以保证。摆在马思聪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是被揪回北京继续接受批斗，其后果不是被打死就是像作家老舍一样自杀；另一条路是偷渡香港，远离内地混乱局势，但万一被抓住则性命难保，而偷渡成功则全家安全，马思聪进行了激烈的思想斗争。为了保全性命，为了躲避“文化大革命”的灾难，马思聪被迫做出了逃亡的选择。

  同船的13人，除了马思聪一家，还有四家人。何炳权带着妻子吴来，儿子何景洪，全家一起偷渡。何天爵是某街道服务站的工人，带弟弟何树根、儿子何景培一起出走。何天爵的邻居陈树，也挤上了这条危险的船。粤剧演员黄敏彤和她的丈夫、化工机械修配厂工人李顺林，是第四家。马思聪是经过妻弟、牙科医生王友刚的介绍，结识黄敏彤；又经黄敏彤的介绍，才认识何炳权。

半夜时分，忽然从驾驶员嘴里传出令人恐慌的消息：迷航了！仿佛一盆凉水，浇到了偷渡者们的头上，他们的心，好像顿时跳出了胸膛。原来何炳权只驾船跑过一趟香港，由于过度紧张，他弄错了航线。好在有惊无险，偷渡船终于在凌晨四点多到达大缆冲，并于1月16日天亮前停泊在香港九龙油麻地水师塘岸边。也曾遇到巡差，靠贿赂躲了过去。

“002”号被丢弃在九龙油麻地水师塘的岸边。蛇头带领着九死一生的“乘客”们，趁着晨光微熹匆匆上岸。上岸之后，蛇头把“乘客”们藏进一个庙堂里，吩咐道：“你们在这儿别动，我去打电话！”蛇头在附近一所学校里，找到电话。蛇头给住在九龙旺角道的家人拨了电话。当蛇头打完电话，回到庙堂，天已大亮，却不见了马思聪一家，据说到对岸的香港去了。马思聪一家，到哪儿去了呢？小心谨慎的马思聪，上岸之后便与蛇头分道扬镳。他不愿让蛇头知道他去九龙，更不愿让蛇头知道他躲在九龙什么地方。他生怕蛇头走漏风声。马思聪一家，躲进了岸边一个潮湿而又阴冷的岩洞。直到蛇头带领“乘客”们上车远去，马思聪这才悄然出去打电话。

马思聪的大姐马思锦的女儿徐美芬在香港。徐美芬回忆说：有一天，我正在给学生上声乐课，突然保姆过来说，马思聪的电话。当时我愣了一下，随后赶紧结束课程，跑去接电话。“Nancy，我是三舅，我已经到香港了。”电话那头传来马思聪低沉的声音。徐美芬放下电话后便驱车从港岛去九龙接舅舅。把他们接到车上后，不敢往港岛的家里带，因为港岛繁华人多，怕被人认出来，无奈之下，徐美芬把他们接到九龙的一个亲戚家先住下来。

到香港之后的情况，马瑞雪回忆说：偷渡到香港，我们于一月十七日的晚上，被徐美芬表姐送到林医生的家。表姐听完我们的遇难经过，立刻到美国领事馆，替我们要求政治庇护。十八日早晨，两位老外来到林医生的家，一位是英国领事K，一位是美国驻港副领事马丁,马丁会说纯熟的国语。他们把我和父亲带到指定的办公室里，两人轮流问话。“八月十四日晚上，一群红卫兵忽然破门而入......”我说，如此这般。马丁要求我把年月日时间，发生什么事，都详细讲出来，他一边录音，一边记录。次日，两位领事如时到来，把我和父亲带到同样的地点，问同样的话。把一张印有我们偷渡渔船照片的英文报纸铺在桌上要我辨认。我虽然不肯承认，心里着实吓了一跳，这条被水警拖上油麻地的船，就是载着我们偷渡的船。一月二十日上午，两位领事又来了。“快点，你们全家一起跟我走。现在，所有香港的华文报都刊登了你们偷渡来港的消息。我们已经打了电报给约翰逊总统，你们要尽快离开香港，直飞美国。”马丁说。我们无法看看香港，就匆匆忙忙被马丁送到莎士比亚大厦。在一间十四层楼的房间里，站着七尺高别着手枪的守卫。一位不会讲中文的小姐，帮我剪头发，换上不合身的鞋和衣服。一九六七年的一月二十日下午五点，美国驻港副领事马丁，陪同我们登上飞往华盛顿的头等舱。

被定为“叛国投敌”

从香港、美国的报纸上得知马思聪出逃后，中央音乐学院的“毛泽东思想战斗团”和“北京公社”，立即派专人追查此案，在马思聪的亲友中进行调查、逼供。“造反派”把初步查到的材料汇总整理后，上报了“中央文革”和公安部。公安部将这作为要案，于1967年5月成立了“马思聪专案组”，由于马思聪出逃乘坐的电动拖船为“002号”，这个专案组就以“002号”为专案代号。专案组在审查中，马思聪夫妇在大陆的所有亲戚都被审查，有的被投入监狱，帮助马思聪离开北京的贾俊山、倪景山也被捕关押。他们当中，有的被迫害致死，有的后来被判刑。在上海生活的马思聪的二哥跳楼身亡，贾俊山在狱中被迫害致死（一说几年后出狱不久死亡）。

1968年1月18日，在经过8个多月的专案审查后，专案组终于结案了，康生、谢富治批准了专案组的结案报告，将马思聪定为“叛国投敌”，造成了“文革”中的又一冤案。

流亡美国

在国内对马思聪亲友进行审查迫害的同时，马思聪正在大洋彼岸忍受着心灵的痛苦和煎熬。到达美国后，美国政府先把他们一家安排在弗吉尼亚州农村的一栋别墅内暂住并进行审查。在此期间，马思聪拒绝了美国方面提供的“政治避难基金”。1967年4月，为了澄清社会上对他出走的众多流言，马思聪首次公开露面，在美国纽约召开记者招待会，发表了题为《我为什么离开中国———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可怕真相》的声明。在这个声明中，马思聪没有一句责怪他祖国的语言，相反，他只是控诉了“文革”极“左”错误给中国、给他本人带来的灾难，只是如实地讲出了在中国正在发生的一切。他说：

“我是音乐家。我珍惜恬静、和平的生活，需要适宜工作的环境。况且我作为一个中国人，非常热爱和尊敬自己的祖国和人民。当然，我个人所遭受的一切不幸和中国当前发生的悲剧比起来，全是微不足道的。‘文化大革命’在毁灭中国的知识分子。我和许多党内外多年以来虽然不是一直掌权但毕竟是起过很大作用的人的遭遇是一样的。去年夏秋所发生的事件，使我完全陷入了绝望，并迫使我和我的家属成了逃亡者，成了漂流四方的‘饥饿的幽灵’。如果说我的行为在某种意义上有什么越轨的地方的话，那就是我从中国逃跑了……”

不久，马思聪迁往美国马里兰州居住，后又迁往费城郊区（儿子、女儿在费城工作），住在一所高层公寓里，直到他1987年离开人世。在他生命的最后20年间，他仍然以开音乐会和创作为其生活的主要内容。作为世界著名的小提琴家，他多次在美国各地和东南亚、台湾等地进行演出，坚持以自己的演出收入作为全家的生活费。这一时期，他还创作了大量的音乐作品，如舞剧《晚霞》、歌剧《热碧亚》，以及一些小提琴、钢琴曲。在他的演奏作品和创作作品中，蕴含着他浓浓的思乡情结，他将其中的一首乐曲名为《相见时难别亦难》，而他音乐会每次必演的则是《思乡曲》。

                                       马思聪拉琴，夫人钢琴伴奏

历尽苦难终获平反

在马思聪于国外年复一年思念祖国的煎熬中，他的祖国也发生了变化。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文革结束。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彻底否定了文革。1985年1月25日，文化部发出《为中央音乐学院前院长马思聪先生彻底平反的通知》，表示“我部经过讨论赞成公安部的决定。现将这一决定正式通知马思聪先生及他的家属，并请有关单位立即着手落实有关平反的各项规定”。2月12日，中央音乐学院致函马思聪，通知他公安部、文化部关于为他平反的决定。因马思聪冤案受牵连的有关人员也得到平反。从被迫出走，到平反昭雪，其间经过了十八个春秋。

坎坷的回乡之路

1985年春节，时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的吴祖强通过越洋电话联系马思聪，这位当年中央音乐学院的学生会主席向他的老院长恭贺新春，并询问那份由文化部、公安部发出《为中央音乐学院前院长马思聪先生彻底平反的通知》收到没有。

收到平反通知的马思聪全家正处在兴奋之中。马思聪跟朋友打趣说：“叛国投敌罪？我直到现在才第一次听到我是什么罪名，想不到我这个满脑子音符的人，竟有这样了不起的罪名。”他在此后的一些书信中，多次表达了想要回国的愿望。马思聪的八妹、大提琴家马思琚告诉记者：“他的大女儿马碧雪在父亲平反后想到美国去探望父母，但是三哥说不用来了，我很快就要回国去了。”从这里可以看出他想回国的心是多么急切。马思聪离开祖国18年来，心中无时不挂念那块生他养他的热土。获得平反之后，他决定回国看看，甚至想回国定居，叶落归根，然而马思聪的归乡之路却并非坦途。

1977年2月10日，马思聪和儿子马如龙在金门岛眺望大陆

马思琚曾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到有关部门去替三哥咨询回国手续，对方告诉她，“需要马思聪先到中国驻美大使馆申请，再承认个错误”，马思琚说：“就这一下，我心里没底了，也没敢把这句话告诉他，我干嘛还要再伤他的心呢？”

而马思聪多年来曾经7次赴台湾，也成了他不能很快回国的一个重要原因。早在抗战胜利初期的1946年，他担任过台湾交响乐团指挥，1948年还率上海音乐协会访问团访问过台湾，20年后的1968年，他再次去台湾演出，并看望音乐界老友。

但是在当时的大陆，这种民间的艺术交往被人为地赋予政治色彩。尽管马思聪拒绝了台湾当局对他“台湾艺术学院院长”的聘任，拒绝了阳明山上的别墅，儿子也因不愿到台湾定居而与台湾女友分手，还是有人以马思聪作品在台湾出版并演出、他拿了台湾的稿费和演出收入为由，在他回国问题上说事。当时大陆和台湾之间政治上的敌对情绪还比较严重。

台湾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听到马思聪平反的消息后，也发表挑拨离间的言论。“他们说马思聪你别忘了当年是如何出逃的，现在回去了不怕中共报复你吗？”马思聪的侄女马之庸说，“马思聪很坚定，他说我是中国人，我要回去是我自己的事，用不着其他人在这里多嘴。”

1987年5月20日凌晨，马思聪因心脏病手术失败，病逝于美国费城宾州医学院附属医院，享年75岁。一代音乐大师与世长辞，他至死没能实现回到祖国的宿愿，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遗憾。

魂归故里

在马思聪逝世13年后，他的夫人王慕理于2000年在美国逝世，终年90岁。由于他们夫妇二人都有回归祖国的强烈愿望，所以他们的骨灰没有在美国入土，而是暂存在骨灰堂，等待适当的时候回归故里。直到2006年8月，在朋友的建议下，马思聪的儿子马如龙给温家宝总理写了一封信，并很快得到了批复。马如龙的信是这样写的：

“我是前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的儿子马如龙，现定居美国费城。父亲后半生虽然被迫流亡海外，他的思乡爱国之情始终萦绕在心头。“四人帮”垮台后，公安部为父亲平反，撤销了“四人帮”强加给父亲“叛国投敌”的罪名。父亲终于看到了希望的曙光，曾多次表示要尽快回到祖国，回到广东家乡看看，但由于健康等客观原因，始终未能成行。父亲病重时还表示，如果现在有病不能行走，将来也一定要回去。1987年5月，父亲因病在费城去世，我母亲王慕理为了实现父亲的遗愿，并没有让父亲在异域入土为安，而是把他的骨灰暂存在费城一家公墓的灵堂里。母亲晚年和我父亲一样，她直到2000年病逝，回乡之情始终未能如愿。母亲晚年曾多次对我说，父亲一生经历坎坷，但思乡爱国之心从未泯灭，她的骨灰要和父亲的一起暂存起来，将来移回祖国做最后安葬。

我的姐姐马碧雪、马瑞雪已于近年先后病逝。我想，作为父母唯一健在的孩子，有责任来完成父母的遗愿——将父母的骨灰平安移回祖国，以告慰他们的在天之灵。父亲是具有国际影响的艺术家，不仅属于中国人民。因此，将父母的骨灰移回祖国安葬，不是我们家庭的私事，而是中国音乐界乃至艺术界的一件大事。

父亲的全部遗物，我们已于2002年之前捐赠给广州市人民政府，在广州艺术博物院设了马思聪纪念馆。明年恰逢父亲逝世20周年，如能在年内将父母的骨灰移回祖国安葬，则是对父亲最好的纪念。

为此，冒昧地给您写信，希望能够得到中央领导的关心。”

对于马思聪夫妇的骨灰移回国内安葬一事，广州市政府十分重视，给予大力支持。

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１３日马思聪铜像揭幕和骨灰安葬仪式在广州举行，马思聪夫妇的骨灰盒安放在同一株桂花树下。这是一处背靠白云山的小山岗，放眼能看到麓湖。中国现代伟大的音乐家在被迫流亡它乡40年之后，终于又魂归祖国。

        马思聪雕像屹立在一块紫红色花岗石上，他的面前立放着一页1937年谱写的流传最广的《思乡曲》，基座上刻着─—马思聪（1912-1987），广东海丰人。中国20世纪杰出的作曲家，小提琴演奏家和音乐教育家。新中国成立后，出任中央音乐学院首任院长，“文革”期间受到迫害，于1967年定居美国。

马思聪的大女儿马碧雪57岁死于心脏病；二女儿马瑞雪58岁死于肺癌；儿子马如龙2011年12月9日死于肺癌，年仅65岁（1946年生），终生未婚。马思聪一家的故事颇具悲剧色彩，令人唏嘘感叹！

                Ypx  搜集整理   2012.1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