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馬思聰誕辰100周年

我國傑出的音樂家、音樂教育家、中央音樂學院首任院長馬思聰，他那坎坷、飄零的一生，他那對音樂的痴迷與追求，以及對現代中國音樂事業的貢獻，使他在中國音樂史中占據重要的一頁。但是，他在那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遭受的殘酷迫害，被迫逃亡國外，蒙冤達18年之久的遭遇，也是現代中國音樂史上所罕見的。

傑出的作曲家和小提琴演奏家

1912年5月7日，馬思聰作為馬家的第5個孩子（第3個兒子），出生在廣東海豐縣幼石街上的一座深宅大院裡。馬思聰的父親馬育杭同廣東的風雲人物陳炯明是至交，後來當上了廣東省的財政廳長。他有10個兒女，其中兩個幼年夭折，其餘8個成年子女中有5個是音樂家。馬思聰的父母都不太懂音樂，但是廣東的戲劇之鄉所獨有的地方戲劇音樂深深地影響着童年的馬思聰。1923年，11歲的馬思聰隨大哥來到法國，學習音樂。在這裡，馬思聰接受了嚴格的小提琴訓練，其演奏技巧日臻成熟，同時還學習了作曲。1931年初，馬思聰告別巴黎回到祖國，來到南國廣州，擔任廣州音樂院院長，時年19歲。1932年馬思聰與他的女弟子王慕理結婚。在三、四十年代馬思聰創作了大量音樂作品，最有影響的為《蒙古組曲》，其中的《思鄉曲》成為他的代表作。解放後，這首小提琴曲被中央人民廣播電台選為台廣播節目的開始曲。解放初期的《中國少年先鋒隊隊歌》就是由他譜曲的（郭沫若作詞）。在流亡美國期間，他還創作了大量高水平的小提琴曲、鋼琴曲、交響曲和歌舞劇。

在全國解放前夕，馬思聰面對美國人邀請他全家去美國定居絲毫不為所動。1948年夏天，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來到當時馬思聰在香港的家，熱情地說：美國政府盛情邀請馬思聰先生到美國大學任教。五線譜是世界語言，希望能在美國聽到馬先生的琴聲。馬思聰婉言謝絕。

隨後不久馬思聰接受了中共的邀請毅然北上來到北京，擔任燕京大學教授、華北文工團團長、全國音協副主席等職。新中國成立後，周恩來約見馬思聰，問道：如何在一片廢墟上發展新中國的音樂事業？馬思聰提出“人才第一”的觀點，培養新中國的音樂人才，首先要辦學校。周恩來說道：正在考慮建立中國最高音樂學府中央音樂學院，擬請馬先生出任院長。不久,馬思聰即被政務院任命為中央音樂學院院長，時年37歲。在那段時間，他創作了《春天大合唱》、《歡樂組曲》等作品。

 “文化大革命”的災難

從1966年的春天開始，中國遭受了一場史無前例的劫難，文化界、教育界的知識分子首當其衝，遭到了殘酷的打擊和迫害。5月底，被“革命口號”煽動起來的中央音樂學院的青年學生們，給他們的院長貼出了大字報。一夜之間，馬思聰成了“資產階級反動權威”、“三名三高的修正主義分子”。往日熱鬧的馬宅也冷清了下來，學生再也不上門學小提琴。“文化大革命”，這個陌生的名詞，讓他感到惶恐、不可理解。在朋友和家人的勸告下，馬思聰發表了一個聲明，表示堅決、熱情地支持“文化大革命”，願意接受廣大“革命師生”的批判。

6月中旬，文化部系統的藝術院校的“黑線人物”500多人，被集中到北京郊區的社會主義學院，接受批判教育。他們當中，有各院校的領導，知名的教授、畫家、音樂家、導演、名演員、作家，馬思聰也是他們中的一員。在那裡，馬思聰他們被迫每天學習有關“文化大革命”的文件，寫交待材料和揭發材料。8月3日上午，一輛貼有“黑幫專用”標語的卡車，把馬思聰等10多位中央音樂學院的“黑幫”押回了學院，接受“紅衛兵小將”們面對面的批判。剛下卡車還沒來得及站穩腳跟，一桶漿糊就倒在馬思聰的頭上，接着，一張大字報貼在他身上，一頂寫有“牛鬼蛇神”字樣的紙糊高帽子戴在頭上，脖頸上前後掛上兩塊牌子，前面寫着“資產階級音樂權威———馬思聰”，後面寫着“吸血鬼”。一個“紅衛兵”順手將一隻破搪瓷盆和一根木棍塞在馬思聰手中，逼他一面走一面敲。 他同一群“黑幫”一起被“紅衛兵”押着在學院內遊街，一群狂熱的青年高喊着口號，向他們身上唾着口水。昔日學院的一排琴房，此刻成了關押“黑幫”的“牛棚”。

馬思聰每天早上6時起床，學習、勞動、寫檢查，還要被迫唱着“牛鬼蛇神隊隊歌”。只要那些“小將們”一高興或一不高興，馬思聰等人就要遭殃，輕則挨罵，重則挨打。中央音樂學院原黨委書記趙渢後來回憶說：有一天，馬思聰和我被派到學院裡拔草，一個造反派（瓦工）對馬思聰吼叫：“你還配拔草！你是匹馬，只能吃草！”說完，真的當場強逼馬思聰吃草。還有一次，我見到一些紅衛兵拿着尖刀威脅馬思聰說：“你要老實交代問題！要不，我就拿刀捅了你！”。

馬家原來的廚師賈俊山，看到老院長被折磨得死去活來，生活又這樣困苦，常常冒着危險，送吃送用。看到老院長想不開，還百般勸慰。1966年8月中旬，在一次被抄家和批鬥之後，馬思聰的夫人王慕理被責令每天打掃街道，每天寫一份揭發馬思聰的罪行材料，“如不老實交待，死路一條”。王慕理無法承受這等侮辱和驚嚇，與兒子、女兒逃離北京，開始流浪生涯。她帶了小女兒馬瑞雪（1966年畢業於中央音樂學院鋼琴系）逃到南京，躲在妹妹王志理家中。兒子馬如龍逃到廣州，投靠舅父王友剛。開始，他們總認為局勢會很快好轉，誰知卻越來越亂，繼而又從賈俊山那裡得知馬思聰有自殺的可能，這才想到要出走。這年九月底，王慕理、馬瑞雪偷偷返回北京，想見馬思聰一面。由於那時"黑幫"被看管，都不准回家，所以沒有見到，只通過賈俊山了解了一些情況，便匆匆回到廣州。王慕理通過弟弟的關係，找到了一位粵劇演員和她的丈夫（一家機械廠的工人），他們很同情馬思聰的處境，便自告奮勇，為馬思聰全家出走做了準備。

     1966年11月，馬思聰的肝病復發，被“造反派”批准離開“牛棚”，回家居住。此時，馬家的四合院已搬進了四五戶人家，馬思聰只得一人住在一間潮濕的偏房裡。馬瑞雪於此時又潛回北京。一天夜裡，在馬思聰的一個朋友家裡，他們父女秘密見面。女兒把準備到香港避風養病的計劃和盤托出，馬思聰即刻拒絕。他回答：我一生坦蕩，無愧於世，不能走此路，如一去香港就等於叛逃，什麼都完了。經過兩個多小時的爭執，女兒改換說法，說我們先回廣州，再到南海縣，休息養病，觀望形勢。身心處於極度疲憊和恐懼中的馬思聰，終於同意了，“走吧”。下了決心以後，在廚師賈俊山和馬思聰的朋友、私人針灸醫生倪景山的幫助下，馬思聰化裝成工人模樣，戴了大口罩，穿上棉大衣，臨行還揣上了他那把心愛的小提琴，提心弔膽地登上火車，兩天后便到了廣州。

被迫逃亡

當時的廣州、深圳等地，暗中存在着到香港的“偷渡線”，一些“蛇頭”為謀取暴利進行“偷渡”。此時，馬思聰的“失蹤”引起了中央音樂學院“紅衛兵”的重視，向公安部門報了案，並在馬思聰的親友中查找。廣州的“文化大革命”形勢也越來越緊張，馬思聰的安全難以保證。擺在馬思聰面前的只有兩條路，一是被揪回北京繼續接受批鬥，其後果不是被打死就是像作家老舍一樣自殺；另一條路是偷渡香港，遠離內地混亂局勢，但萬一被抓住則性命難保，而偷渡成功則全家安全，馬思聰進行了激烈的思想鬥爭。為了保全性命，為了躲避“文化大革命”的災難，馬思聰被迫做出了逃亡的選擇。

  同船的13人，除了馬思聰一家，還有四家人。何炳權帶着妻子吳來，兒子何景洪，全家一起偷渡。何天爵是某街道服務站的工人，帶弟弟何樹根、兒子何景培一起出走。何天爵的鄰居陳樹，也擠上了這條危險的船。粵劇演員黃敏彤和她的丈夫、化工機械修配廠工人李順林，是第四家。馬思聰是經過妻弟、牙科醫生王友剛的介紹，結識黃敏彤；又經黃敏彤的介紹，才認識何炳權。

半夜時分，忽然從駕駛員嘴裡傳出令人恐慌的消息：迷航了！仿佛一盆涼水，澆到了偷渡者們的頭上，他們的心，好像頓時跳出了胸膛。原來何炳權只駕船跑過一趟香港，由於過度緊張，他弄錯了航線。好在有驚無險，偷渡船終於在凌晨四點多到達大纜沖，並於1月16日天亮前停泊在香港九龍油麻地水師塘岸邊。也曾遇到巡差，靠賄賂躲了過去。

“002”號被丟棄在九龍油麻地水師塘的岸邊。蛇頭帶領着九死一生的“乘客”們，趁着晨光微熹匆匆上岸。上岸之後，蛇頭把“乘客”們藏進一個廟堂里，吩咐道：“你們在這兒別動，我去打電話！”蛇頭在附近一所學校里，找到電話。蛇頭給住在九龍旺角道的家人撥了電話。當蛇頭打完電話，回到廟堂，天已大亮，卻不見了馬思聰一家，據說到對岸的香港去了。馬思聰一家，到哪兒去了呢？小心謹慎的馬思聰，上岸之後便與蛇頭分道揚鑣。他不願讓蛇頭知道他去九龍，更不願讓蛇頭知道他躲在九龍什麼地方。他生怕蛇頭走漏風聲。馬思聰一家，躲進了岸邊一個潮濕而又陰冷的岩洞。直到蛇頭帶領“乘客”們上車遠去，馬思聰這才悄然出去打電話。

馬思聰的大姐馬思錦的女兒徐美芬在香港。徐美芬回憶說：有一天，我正在給學生上聲樂課，突然保姆過來說，馬思聰的電話。當時我愣了一下，隨後趕緊結束課程，跑去接電話。“Nancy，我是三舅，我已經到香港了。”電話那頭傳來馬思聰低沉的聲音。徐美芬放下電話後便驅車從港島去九龍接舅舅。把他們接到車上後，不敢往港島的家裡帶，因為港島繁華人多，怕被人認出來，無奈之下，徐美芬把他們接到九龍的一個親戚家先住下來。

到香港之後的情況，馬瑞雪回憶說：偷渡到香港，我們於一月十七日的晚上，被徐美芬表姐送到林醫生的家。表姐聽完我們的遇難經過，立刻到美國領事館，替我們要求政治庇護。十八日早晨，兩位老外來到林醫生的家，一位是英國領事K，一位是美國駐港副領事馬丁,馬丁會說純熟的國語。他們把我和父親帶到指定的辦公室里，兩人輪流問話。“八月十四日晚上，一群紅衛兵忽然破門而入......”我說，如此這般。馬丁要求我把年月日時間，發生什麼事，都詳細講出來，他一邊錄音，一邊記錄。次日，兩位領事如時到來，把我和父親帶到同樣的地點，問同樣的話。把一張印有我們偷渡漁船照片的英文報紙鋪在桌上要我辨認。我雖然不肯承認，心裡着實嚇了一跳，這條被水警拖上油麻地的船，就是載着我們偷渡的船。一月二十日上午，兩位領事又來了。“快點，你們全家一起跟我走。現在，所有香港的華文報都刊登了你們偷渡來港的消息。我們已經打了電報給約翰遜總統，你們要儘快離開香港，直飛美國。”馬丁說。我們無法看看香港，就匆匆忙忙被馬丁送到莎士比亞大廈。在一間十四層樓的房間裡，站着七尺高別着手槍的守衛。一位不會講中文的小姐，幫我剪頭髮，換上不合身的鞋和衣服。一九六七年的一月二十日下午五點，美國駐港副領事馬丁，陪同我們登上飛往華盛頓的頭等艙。

被定為“叛國投敵”

從香港、美國的報紙上得知馬思聰出逃後，中央音樂學院的“毛澤東思想戰鬥團”和“北京公社”，立即派專人追查此案，在馬思聰的親友中進行調查、逼供。“造反派”把初步查到的材料匯總整理後，上報了“中央文革”和公安部。公安部將這作為要案，於1967年5月成立了“馬思聰專案組”，由於馬思聰出逃乘坐的電動拖船為“002號”，這個專案組就以“002號”為專案代號。專案組在審查中，馬思聰夫婦在大陸的所有親戚都被審查，有的被投入監獄，幫助馬思聰離開北京的賈俊山、倪景山也被捕關押。他們當中，有的被迫害致死，有的後來被判刑。在上海生活的馬思聰的二哥跳樓身亡，賈俊山在獄中被迫害致死（一說幾年後出獄不久死亡）。

1968年1月18日，在經過8個多月的專案審查後，專案組終於結案了，康生、謝富治批准了專案組的結案報告，將馬思聰定為“叛國投敵”，造成了“文革”中的又一冤案。

流亡美國

在國內對馬思聰親友進行審查迫害的同時，馬思聰正在大洋彼岸忍受着心靈的痛苦和煎熬。到達美國後，美國政府先把他們一家安排在弗吉尼亞州農村的一棟別墅內暫住並進行審查。在此期間，馬思聰拒絕了美國方面提供的“政治避難基金”。1967年4月，為了澄清社會上對他出走的眾多流言，馬思聰首次公開露面，在美國紐約召開記者招待會，發表了題為《我為什麼離開中國———關於“文化大革命”的可怕真相》的聲明。在這個聲明中，馬思聰沒有一句責怪他祖國的語言，相反，他只是控訴了“文革”極“左”錯誤給中國、給他本人帶來的災難，只是如實地講出了在中國正在發生的一切。他說：

“我是音樂家。我珍惜恬靜、和平的生活，需要適宜工作的環境。況且我作為一個中國人，非常熱愛和尊敬自己的祖國和人民。當然，我個人所遭受的一切不幸和中國當前發生的悲劇比起來，全是微不足道的。‘文化大革命’在毀滅中國的知識分子。我和許多黨內外多年以來雖然不是一直掌權但畢竟是起過很大作用的人的遭遇是一樣的。去年夏秋所發生的事件，使我完全陷入了絕望，並迫使我和我的家屬成了逃亡者，成了漂流四方的‘飢餓的幽靈’。如果說我的行為在某種意義上有什麼越軌的地方的話，那就是我從中國逃跑了……”

不久，馬思聰遷往美國馬里蘭州居住，後又遷往費城郊區（兒子、女兒在費城工作），住在一所高層公寓裡，直到他1987年離開人世。在他生命的最後20年間，他仍然以開音樂會和創作為其生活的主要內容。作為世界著名的小提琴家，他多次在美國各地和東南亞、台灣等地進行演出，堅持以自己的演出收入作為全家的生活費。這一時期，他還創作了大量的音樂作品，如舞劇《晚霞》、歌劇《熱碧亞》，以及一些小提琴、鋼琴曲。在他的演奏作品和創作作品中，蘊含着他濃濃的思鄉情結，他將其中的一首樂曲名為《相見時難別亦難》，而他音樂會每次必演的則是《思鄉曲》。

                                       馬思聰拉琴，夫人鋼琴伴奏

歷盡苦難終獲平反

在馬思聰於國外年復一年思念祖國的煎熬中，他的祖國也發生了變化。1976年10月，“四人幫”被粉碎，文革結束。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徹底否定了文革。1985年1月25日，文化部發出《為中央音樂學院前院長馬思聰先生徹底平反的通知》，表示“我部經過討論贊成公安部的決定。現將這一決定正式通知馬思聰先生及他的家屬，並請有關單位立即着手落實有關平反的各項規定”。2月12日，中央音樂學院致函馬思聰，通知他公安部、文化部關於為他平反的決定。因馬思聰冤案受牽連的有關人員也得到平反。從被迫出走，到平反昭雪，其間經過了十八個春秋。

坎坷的回鄉之路

1985年春節，時任中央音樂學院院長的吳祖強通過越洋電話聯繫馬思聰，這位當年中央音樂學院的學生會主席向他的老院長恭賀新春，並詢問那份由文化部、公安部發出《為中央音樂學院前院長馬思聰先生徹底平反的通知》收到沒有。

收到平反通知的馬思聰全家正處在興奮之中。馬思聰跟朋友打趣說：“叛國投敵罪？我直到現在才第一次聽到我是什麼罪名，想不到我這個滿腦子音符的人，竟有這樣了不起的罪名。”他在此後的一些書信中，多次表達了想要回國的願望。馬思聰的八妹、大提琴家馬思琚告訴記者：“他的大女兒馬碧雪在父親平反後想到美國去探望父母，但是三哥說不用來了，我很快就要回國去了。”從這裡可以看出他想回國的心是多麼急切。馬思聰離開祖國18年來，心中無時不掛念那塊生他養他的熱土。獲得平反之後，他決定回國看看，甚至想回國定居，葉落歸根，然而馬思聰的歸鄉之路卻並非坦途。

1977年2月10日，馬思聰和兒子馬如龍在金門島眺望大陸

馬思琚曾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到有關部門去替三哥諮詢回國手續，對方告訴她，“需要馬思聰先到中國駐美大使館申請，再承認個錯誤”，馬思琚說：“就這一下，我心裡沒底了，也沒敢把這句話告訴他，我幹嘛還要再傷他的心呢？”

而馬思聰多年來曾經7次赴台灣，也成了他不能很快回國的一個重要原因。早在抗戰勝利初期的1946年，他擔任過台灣交響樂團指揮，1948年還率上海音樂協會訪問團訪問過台灣，20年後的1968年，他再次去台灣演出，並看望音樂界老友。

但是在當時的大陸，這種民間的藝術交往被人為地賦予政治色彩。儘管馬思聰拒絕了台灣當局對他“台灣藝術學院院長”的聘任，拒絕了陽明山上的別墅，兒子也因不願到台灣定居而與台灣女友分手，還是有人以馬思聰作品在台灣出版並演出、他拿了台灣的稿費和演出收入為由，在他回國問題上說事。當時大陸和台灣之間政治上的敵對情緒還比較嚴重。

台灣一些別有用心的人，聽到馬思聰平反的消息後，也發表挑撥離間的言論。“他們說馬思聰你別忘了當年是如何出逃的，現在回去了不怕中共報復你嗎？”馬思聰的侄女馬之庸說，“馬思聰很堅定，他說我是中國人，我要回去是我自己的事，用不着其他人在這裡多嘴。”

1987年5月20日凌晨，馬思聰因心臟病手術失敗，病逝於美國費城賓州醫學院附屬醫院，享年75歲。一代音樂大師與世長辭，他至死沒能實現回到祖國的宿願，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遺憾。

魂歸故里

在馬思聰逝世13年後，他的夫人王慕理於2000年在美國逝世，終年90歲。由於他們夫婦二人都有回歸祖國的強烈願望，所以他們的骨灰沒有在美國入土，而是暫存在骨灰堂，等待適當的時候回歸故里。直到2006年8月，在朋友的建議下，馬思聰的兒子馬如龍給溫家寶總理寫了一封信，並很快得到了批覆。馬如龍的信是這樣寫的：

“我是前中央音樂學院院長馬思聰的兒子馬如龍，現定居美國費城。父親後半生雖然被迫流亡海外，他的思鄉愛國之情始終縈繞在心頭。“四人幫”垮台後，公安部為父親平反，撤銷了“四人幫”強加給父親“叛國投敵”的罪名。父親終於看到了希望的曙光，曾多次表示要儘快回到祖國，回到廣東家鄉看看，但由於健康等客觀原因，始終未能成行。父親病重時還表示，如果現在有病不能行走，將來也一定要回去。1987年5月，父親因病在費城去世，我母親王慕理為了實現父親的遺願，並沒有讓父親在異域入土為安，而是把他的骨灰暫存在費城一家公墓的靈堂里。母親晚年和我父親一樣，她直到2000年病逝，回鄉之情始終未能如願。母親晚年曾多次對我說，父親一生經歷坎坷，但思鄉愛國之心從未泯滅，她的骨灰要和父親的一起暫存起來，將來移回祖國做最後安葬。

我的姐姐馬碧雪、馬瑞雪已於近年先後病逝。我想，作為父母唯一健在的孩子，有責任來完成父母的遺願——將父母的骨灰平安移回祖國，以告慰他們的在天之靈。父親是具有國際影響的藝術家，不僅屬於中國人民。因此，將父母的骨灰移回祖國安葬，不是我們家庭的私事，而是中國音樂界乃至藝術界的一件大事。

父親的全部遺物，我們已於2002年之前捐贈給廣州市人民政府，在廣州藝術博物院設了馬思聰紀念館。明年恰逢父親逝世20周年，如能在年內將父母的骨灰移回祖國安葬，則是對父親最好的紀念。

為此，冒昧地給您寫信，希望能夠得到中央領導的關心。”

對於馬思聰夫婦的骨灰移回國內安葬一事，廣州市政府十分重視，給予大力支持。

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１３日馬思聰銅像揭幕和骨灰安葬儀式在廣州舉行，馬思聰夫婦的骨灰盒安放在同一株桂花樹下。這是一處背靠白雲山的小山崗，放眼能看到麓湖。中國現代偉大的音樂家在被迫流亡它鄉40年之後，終於又魂歸祖國。

        馬思聰雕像屹立在一塊紫紅色花崗石上，他的面前立放着一頁1937年譜寫的流傳最廣的《思鄉曲》，基座上刻着─—馬思聰（1912-1987），廣東海豐人。中國20世紀傑出的作曲家，小提琴演奏家和音樂教育家。新中國成立後，出任中央音樂學院首任院長，“文革”期間受到迫害，於1967年定居美國。

馬思聰的大女兒馬碧雪57歲死於心臟病；二女兒馬瑞雪58歲死於肺癌；兒子馬如龍2011年12月9日死於肺癌，年僅65歲（1946年生），終生未婚。馬思聰一家的故事頗具悲劇色彩，令人唏噓感嘆！

                Ypx  搜集整理   2012.1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