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安東尼娜·戈洛文娜8歲時，與母親和兩個弟弟一起，被流放到遙遠的西伯利亞阿爾泰地區。在俄羅斯北部的農莊集體化運動中，父親作為“富農”遭捕，被 送去勞改營3年，家裡的財產、農具、牲畜都歸了集體農莊。母親僅得一小時時間來準備長途旅行的行裝。戈洛文一家世代居住的房舍遭拆，剩下的家人作鳥獸散。 安東尼娜的哥姐、祖父母、叔叔姨媽、表親們，四下逃竄，試圖躲過此劫。但到最後，多數仍然被抓，或被流放到西伯利亞，或被遣送去古拉格勞改營，其中多人從 此消聲匿跡。
安東尼娜先在“特殊定居地”呆了3年。那是一個伐木營地，沿河設置了5座木結構營房，安置了1千名“富農”和其家人。第一個冬天，大雪壓垮其中的兩座，流 亡者不得不在凍土上挖穴而居。大雪切斷交通，沒有糧食補給，人們只得倚靠隨身從家鄉帶來的乾糧。多人死於飢餓、嚴寒、傷寒，屍體多得無法全部掩埋，只好凍 成一垛，等到春天冰化，再被投入河中。
1934年12月，安東尼娜和家人自流放地返回，與父親重聚，遷入佩斯托沃鎮的單房，該鎮聚居了大批前“富農”和其家人。她承受的創傷在心靈中留下深深的 痕跡，其中最深的即是她的“富農”出身。在一個處處講階級成份的社會裡，安東尼娜屬於“階級敵人”，不配獲得高等教育及其它就業機會，在斯大林時代不時席 卷全國的恐怖浪潮中，很容易遭到迫害和逮捕。這種自卑感培養了她所謂的“恐懼感。我們是富農，政府可以生殺予奪，沒有任何權利，只能在默默無言中忍受”。 她在學校里受其他孩子的欺負，都不敢自衛。有一次，教師找安東尼娜的茬，在全班面前說，“她那種人就是人民公敵，窮酸的富農！遭逐也是罪有應得。我希望你 們都在那裡死絕！”安東尼娜深深感到不公和憤慨，真想呼叫出來，以示抗議，但更深沉的恐懼卻逼迫她緘默無語。（1）
這種恐懼浸潤了安東尼娜的一生，克服它的唯一方法是全身心地融入蘇維埃社會。安東尼娜是一名聰明的女子，性格堅強。她下定決心克服自己的出身包袱，努力學 習，冀望有一天能在社會中獲得平等認可。她儘管遭遇歧視，但學習成績優秀，信心益增，甚至加入了共青團。共青團領導看重她的首倡和能力，對她的“富農”出 身視而不見。到18歲時，安東尼娜作出一個涉及自己命運的大膽舉措：她決定向組織隱瞞自己的出身——這帶有極大的風險——甚至偽造有關文件，以就讀醫學 院。她在列寧格勒的生理研究所工作了40年，從沒與朋友或同事談及自己的家庭。她現在聲稱，之所以成為共產黨員（直到該黨在1991年遭到取締），不是因 為相信它的意識形態，而是想轉移他人的猜疑，以保護自己的家庭。她也許認為，入黨將有助於自己的專業生涯。
安東尼娜向丈夫隱瞞了自己的過去，先後有兩位，分別同居了20多年。她與第一位丈夫格奧爾基·茲納緬斯基是終身朋友，卻很少談及各自的家史。1987年， 格奧爾基的姨媽來訪時說漏了嘴，安東尼娜方才獲悉，他的父親原是遭布爾什維克處決的沙皇海軍軍官。這麼多年來，安東尼娜竟茫然無知，這名與自己結婚的人竟 和自己一樣，其青少年也是在勞改營和“特殊定居地”度過的。
安東尼娜的第二任丈夫是愛沙尼亞人，名叫鮑里斯·約翰遜，也來自“人民公敵”家庭， 其父親和祖父被捕於1937年，但她卻一無所知。她自己也從不向他透露自身的經歷，直到20世紀90年代初。其時，由於戈爾巴喬夫的開放政策，以及媒體對 斯大林鎮壓的公開批評，他們受到鼓勵，方才啟齒。另外，安東尼娜和格奧爾基也藉機袒露了互相隱瞞40多年的秘密，但仍擔心共產黨的反擊，便商定不讓擔任教 師的女兒奧爾加知道。他們認為，如果斯大林主義者捲土重來，蒙在鼓裡反而能向奧爾加提供某種保護。一直到90年代的中期，安東尼娜才逐漸衝破恐懼，鼓起勇 氣，將自己的“富農”出身告訴女兒。
《耳語者》揭示了很多像戈洛文娜一樣的受刻意隱瞞的家史，將斯大林暴政下普通蘇維埃公民的內心世界，第一次公布於眾。甚多書籍描述了恐怖的外表——逮捕、 審判、古拉格的奴役和屠殺——但《耳語者》首次詳盡探討了，它對個人和家庭刻骨銘心的影響。在斯大林的統治下，蘇維埃人民如何過私人生活？什麼是他們真實 的思想和感受？絕大多數城市人口寄居在共用公寓，一家乃至多家合用狹窄的住所，隔房都能聽到相互的交談，究竟能有怎樣的私人生活？當國家通過立法、監督、 思想控制來橫加干涉，幾乎是無遠弗屆，私人生活到底還有何意義？
像安東尼娜一樣，數以百萬計的人因親屬受到鎮壓而生活在不斷的恐懼之中。他們如何應付這種不安全呢？一方面，自然感受到蘇維埃制度的不公和異化；另一方 面，又要設法從中找到安身立命的定位。他們如何獲得平衡？為了補救他們的“歷史污點”，為了變成社會中的平等成員，他們又作出了何種調整？安東尼娜在反思 自己經歷時說，從沒真正相信黨和它的意識形態，但作為蘇維埃專業人士，仍為自己的身份感到驕傲。這意味，作為一名醫生，她接受了該制度的基本目標和原則。 也許，她在過雙重生活：公共生活中，她遵循蘇維埃的規範；私人生活中，她又受制於基督徒農民的價值觀。體驗如此雙重生活的，有很多蘇維埃人士。當然有“富 農”孩子，更不用說還有貴族或資產階級出身的孩子，與自己的過去徹底決裂，在思想和感情上全心全意投入蘇維埃制度。
家庭道德領域是《耳語者》的主要舞台，它探討各式家庭如何應付蘇維埃政權的壓力。如果學校、共青團等機構向年輕一代灌輸的蘇維埃新道德和共同目標，與自己 的價值觀發生衝突，他們如何保留自己的傳統和信念？又如何傳給下一代？恐怖制度下的生活，對私人之間的親密造成何種影響？當丈夫、妻子、父母突然變成“人 民公敵”而遭捕時，家人會作出何種反應？作為忠誠的蘇維埃公民，他們如何處理胸臆中的鬱結，是信任自己所愛的人呢？還是相信自己所害怕的政府？在斯大林統 治下的道德真空中，情感還有多大力量？什麼是生存策略？還有塑造數百萬人生的沉默、謊言、友誼、背叛、道義上的妥協和遷就？
沒受斯大林恐怖影響的家庭甚少，按保守的估計，從斯大林接掌黨權的1928年到這名獨裁者去世的1953年，約有2千5百萬人受到蘇維埃政權的迫害。在 1953年終告結束的，如果不是他在過去四分之一世紀中所開發的制度，至少是他本身的恐怖統治。這2千5百萬人——遭行刑隊處決的、古拉格政治犯、流放至 “特殊定居地”的“富農”、遭到強制奴役、驅逐的少數民族——約占了總人口的八分之一。1941年，蘇維埃總人口估計是2億。換言之，平均每1.5戶家庭 即有一人，這個數字並不包括死於饑荒或戰爭的。（2）除了死去或遭受奴役的數百萬，還有數千萬斯大林統治下的受害者親屬，其人生遭受了驚心動魄的摧殘，至 今仍在吞食這苦澀的社會惡果。古拉格所造成的多年分離，使家庭難以重聚，使親情和友情一去不返，人們再也無法返回到“正常的生活”。
斯大林統治的持續惡果之一，就是造就了一個沉默和順從的民族，像安東尼娜一樣，學會了緘口不談自己的過去——同樣的，有人甚至欺瞞自己最親密的朋友和親 人。孩子受到教誨，千萬小心，以免禍從口出，不要將家裡事講與外人，在外看到什麼，也不要提供自己的判斷或批評。一名布爾什維克中層官員的女兒在20世紀 30年代長大，回憶說：“我們孩子必須學會聽講的規矩，

如果偷聽到大人的耳語，或是背着我們的悄悄話，我們都很清楚，絕不能將之複述給任何外人。甚至讓大人知道，我們已聽到他們的悄悄話，都會有麻煩。有 時，大人脫口說了什麼，然後告訴我們“牆外有耳”，或“小心你的舌頭”，或其它表述，我們馬上就懂，他們剛剛說的，本是我們不應聽到的。 （3）

其父親被捕於1936年的另一名女子憶起：

我們從小就學會閉嘴。 “舌頭會給你帶來麻煩”——這是大人們一直吩咐我們孩子的，我們在生活中也一直害怕發表意見。媽媽常說，兩人之中必有一名舉報人。我們害怕鄰居，特別是警察…即使在今天，我看到警察，仍會怕得發抖。（4）

在一個被認為口太松就會遭捕的社會中，家庭抱成一團以圖生存。他們學會過雙重生活，掩飾自己有悖於蘇維埃規範的信息、意見、宗教信仰、家庭價值、傳統、私人生活模式。他們設法避開危險鄰居的耳目，有時甚至是自己孩子的，於是就學會了耳語。
俄羅斯語言中有兩個詞代表“耳語者”——第一是指怕人偷聽而竊竊低語的人（shepchushchii），第二是指暗地裡向當局匯報的舉報人（sheptun）。箇中的區別起源於斯大林年代，其時，整個蘇維埃社會全由耳語者們組成，或是第一種，或是第二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