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語者》並不講述斯大林，但與他的政治直接相關，可在每一頁當中，感受到他的存在。它講的是，斯大林主義如何融入人們的思想和情緒，如何 影響他們的價值觀和人際關係。本書並不試圖解說恐怖的起源，或描述古拉格的興衰。它只想解釋，警察國家如何在蘇維埃社會紮根，牽涉到數百萬的普通老百姓。 在這恐怖制度中，既有沉默旁觀者，也有合作參與者。如俄羅斯歷史學家米哈伊爾·格夫特所述，斯大林制度的真正力量和持久遺產，既不在國家結構，也不在領袖 崇拜，而在“潛入我們大家內心的斯大林主義”。（5）
在透析斯大林主義的內心世界上，歷史學家姍姍來遲。一直到最近，他們大多數的研究仍與公共領域有關，譬如政治、意識形態、“蘇維埃群眾”的集體經驗。個人 ——如真有出現——主要是向當局提出申述的人（已變成公眾人士，不再是私下或家中的個人）。普通老百姓的私人領域，基本上是秘而不宣的，明顯的原因是來源 匱乏。在前蘇維埃和黨的檔案中，大多數的個人收藏（lichnye fondy）屬於政治、科學、文化界的知名人士。收藏品中的文件是主人精心挑選後捐贈給國家的，大都涉及這些人的公眾生活。在為本書作調查的初期，我們曾 瀏覽了數千份個人收藏，但其中披露家庭或私人生活的，實在是寥若晨星。*
出版於蘇維埃的回憶錄，或在1991年前業已公開的蘇維埃檔案，一般並不披露作者的私人感受，但也有例外，特別是在1985年後開放政策時期出版的。 （6）發表在西方的回憶錄，不管是來自蘇維埃流亡知識分子，還是斯大林鎮壓的倖存者，存有同樣的缺陷。它們被廣泛認作“沉默者”的“真實聲音”，讓我們了 解普通公民是如何應付斯大林恐怖的。（7）在冷戰高峰期的80年代初，斯大林政權在西方的形象，主要以這些知識分子的倖存敘述為主，特別是葉夫根尼婭·金 茲伯格和娜傑日達·曼德爾施塔姆。她們提供了第一手資料，以證明個人精神是反抗蘇維埃暴政的內在力量。（8）這種道德視野——在1991年的“民主”勝利 中獲得兌現和象徵——對蘇維埃政權倒塌後的回憶錄具有廣泛的影響力。（9）它也深深打動了歷史學家，使他們在1991年之後，比以前更傾向於強調人民對斯 大林獨裁的反抗。（10）對許多倖存於恐怖的人來說，尤其是矢志於自由和個人主義的知識分子，這些回憶錄揭示了真相。但是，它們無法為千百萬普通老百姓代 言。不少斯大林政權的受害者，並不分享這種內心的自由或異議。恰恰相反，他們默默接受和內化了該制度的基本價值，儘可能順從它的公共規則，甚至在犯罪過程 中成了幫手。
出現在檔案中的日記呈各種形式（作家日記、工作日記、文學年鑑、剪貼簿、每天紀事、等等），初看似乎很有價值。但相對來說，出自於斯大林時代的日記，如果 不願作牽強附會的解釋，其中袒露出作家真心感受和意見的，僅有極少一部分。在20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恨少人甘冒書寫私人日記的風險。一旦被捕——幾 乎可以在任何時間，發生在任何人身上——最先沒收的就是日記，如果含有可解釋為“反蘇維埃”的想法或情緒，便可成為罪證（作家米哈伊爾·普里謝維恩以細小 潦草的字跡來記日記，即使用上放大鏡也難以辨認，為的就是預防被捕後自己思想的暴露）。就整體而言，在蘇維埃時期出版的日記，其作者都小心翼翼，字斟句 酌。（11）1991年後湧現出越來越多的日記——包括蘇維埃社會中下層人士的——或來自前蘇維埃檔案，或歸功於人們的自發募集，像莫斯科人民檔案 （TsDNA）。（12）但總的來說，斯大林時代的日記數量，仍然很少（尚未公開的前克格勃檔案中可能還有），無法就普通公民內心世界得出結論。研究私人 生活的歷史學家還須面對“蘇維埃語（Soviet-speak）”的問題，很多日記千篇一律，所表達的思想循規蹈矩。如果不知道寫日記的動機（恐懼、信 仰、風氣），便很難解讀這些日記。（13）
近幾年來，部份歷史學家將注意力投向“蘇維埃主觀性（Soviet subjectivity）”。他們研讀文學和私人的文本（主要是日記），強調正統意識形態對公民內心世界的主宰程度。（14）他們認為，要偏離蘇維埃政治的公共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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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文學、藝術檔案館內的個人收藏（如SPbF ARAN、RGALI、IRL RAN）有時更加顯山露水，但包含私人文件最多的部門，往往不對外開放。1991年後，有些前蘇維埃檔案館收集了普通家庭捐贈的個人收藏——如 TsMAMLS，含有莫斯科居民的各式私人文件。

來作自身的思考和感受，實際上是不可能的。如果產生了非分的想法或情緒，很可能被當作“自身的危機”，而遭到自覺的剔除。（15）蘇維埃的價值和理 念深植人心，這確是《耳語者》中眾多研究對象的特徵。但其中僅有極少數人，以自我改進的方式來認同斯大林制度，成為這些歷史學家所謂的“蘇維埃主觀性”的 代表。在大多數情況下，人們意識中的舊價值和舊信仰，或被中止，或受壓抑，再被本書反映出的蘇維埃心態所取代。人們接受這種心態，並不是出於“成為蘇維埃 人”的渴望，而是出於羞恥和恐懼。就是在這意義上，安東尼娜決心努力攻讀，成為社會中的平等人——以此來克服自己身為“富農”子女的自卑感（即她所經歷的 “恐懼感”）。對大多數人來說，包括許多斯大林政權的受害者，融入蘇維埃制度是生存的出路，也是掩埋疑慮和恐懼的必要途徑。如大聲說出，生活便會變得難以 為繼；相信和參與蘇維埃的活動，使他們的痛苦獲得意義；如果沒有高尚目標，他們可能會走投無路，陷入絕望。在此借用另一個“富農”孩子的話，“相信斯大林 的正義…使我們更容易接受處罰，並帶走我們的恐懼”。（16）他本人被當作“人民公敵”流放多年，然而，終其一生卻是一名心誠悅服的斯大林主義者。
與口述歷史相比，這種心態在斯大林時代的日記和信件中較少出現——其內容一般得遵循蘇維埃的規則和禮貌，承認恐懼是絕不容許的。（17）斯大林政權的歷史 學家，愈益轉向口述歷史的研究手法。（18）像任何受制於記憶誤差的其它學科，口述歷史也有方法上的缺陷。在學會了耳語的俄羅斯，對蘇維埃歷史的追憶又充 斥神話和意識形態，這些難題因此而變得格外麻煩。數百萬人曾因出言不慎而遭告發，鋃鐺下獄。許多有此經歷的老年人，看到手持麥克風（與克格勃掛鈎的設備） 的研究人員，便變得格外謹慎。這些倖存者出於恐懼、羞恥、禁欲主義，壓抑和遏制自己的痛苦回憶。很多人無法反思過去的生活，因為他們已習慣於逃避令人尷尬 的問題。譬如，作出怎樣的道德選擇，以界定自己在蘇維埃制度中所取得的成功。其他人則不願承認自己的慚行，往往以事後強加的動機和信仰來作各式辯解。儘管 有這些挑戰，在很多方面又恰恰因為如此，處理得當的口述歷史，可為專門研究私人生活的歷史學家提供巨大益處。這意味，要儘可能嚴格地核查受訪者的證據，並 對照於家庭和公共檔案的書面記錄。
一直到最近，《耳語者》引述的數百份家庭檔案（信件、日記、私人文件、回憶錄、照片、實物）都被斯大林恐怖時期的倖存者，藏匿在遍布俄羅斯的秘密抽屜中， 或床墊下。我們在每一戶人家仔細採訪年齡最長的成員，只有他們方能解說這些私人文件，並將之與基本上諱莫如深的家史掛上鈎。與本書相關的口述歷史項目，側 重於家庭和個人的內心世界。它明顯不同於以往的口述歷史，後者主要是社會學的，比較關注恐怖時期的外部細節和古拉格的經歷。（19）這些資料建成了一份特 殊檔案，是斯大林時代私人生活的最大文件匯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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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多數檔案由作者和紀念學會一起取得。該協會是一個人權和歷史的組織，成立於20世紀80年代末，專門代表和紀念遭受蘇維埃迫害的受害者。這些檔案分存於 聖彼得堡（MSP）、莫斯科（MM）、彼爾姆（MP）的紀念學會，其中大多數可在網上查到（http://www.orlandofiges.com）， 既有摘錄，又有訪談錄音，部分材料還有英文版。如想了解該研究項目的更多詳情，請參閱書尾的後記及鳴謝。
《耳語者》所講述的這些家庭，代表了蘇維埃社會相當廣泛的橫截面。它們
具有各式社會背景，來自俄羅斯各地的城市、集鎮、村莊，既有遭受迫害的，也有參與鎮壓的。他們或在內務人民委員會任職，或是古拉格管理人員。另外還有未受影響的家庭，但從統計學的角度看，其數量極少。
《耳語者》憑藉這些材料，圖解了整整一代人的故事。他們生於革命初期，主要在1917年和1925年之間，其經歷與蘇維埃制度的軌跡亦步亦趨。到了後面章 節，本書又為他們的後裔提供發言機會。為了理解該制度的遺毒，多代跟蹤的方式很重要。在四分之三的世紀中，蘇維埃制度對家庭的道德領域產生了深遠影響。尚 無其他的極權制度，對其臣民的私人生活造成了如此深遠的衝擊——包括共產主義中國（經常與斯大林政權相比的納粹獨裁統治僅持續12年）。本書的與眾不同之 處，還在於以長期（Longue durée）眼光來看待斯大林現象。有關這一題材的現有歷史敘述，主要集中於20世紀30年代——仿佛只要弄清1937至1938年的大恐怖，就可把握着 斯大林政權的本質。但大恐怖只是斯大林統治時期中最為兇殘的一段（在1917-1955年之間的政治處決案件中，它占了85％），它只是一系列浪潮般湧來 的迫害之一（1918至1921年、1928至1931年、1934至1935年、1937至1938年、1943至1946年、1948至1953 年），每一次都吞噬多人的性命。古拉格勞改營和“特別定居地”的人口數量，其頂峰並不在1938年，而在1953年。斯大林死後幾十年，數百萬人仍身受他 漫長恐怖統治的遺害。

在《耳語者》的公開敘述中，交叉編織起來的家史可能太多，讀者很難逐一追蹤個別的敘述，但可運用索引將它們串連起來。它們可被當做一個共同歷史的變 種——即給每一家生活打下烙印的斯大林主義。另有幾戶人家，包括戈洛文娜的，其故事貫穿整個敘述，所以列出了家譜。《耳語者》的中心題材，則圍繞聯姻的拉 斯金家庭和西蒙諾夫家庭。在斯大林恐怖時期，他們各自的命運有天淵之別，悲劇般地交織在一起。
康斯坦丁·西蒙諾夫（1915至1979年）是中心人物，也許是《耳語者》中的悲劇英雄（取決於你的見解）。他出生於蘇維埃政權鎮壓的貴族家庭，卻在20 世紀30年代蛻變成了“無產階級作家”。今天幾乎被人遺忘的他，曾是蘇維埃文學陣營中的重要干將——獲得6項斯大林獎、一項列寧獎，又是社會主義勞動英 雄。他是一名很有才華的抒情詩人，他的戰爭小說頗受歡迎，他的戲劇可能稍稍欠缺，流於宣傳，但在戰爭時期，他又是俄羅斯最優秀記者之一。後來，他成為一名 優秀的回憶作家，誠實地審閱自己在斯大林政權中的罪過與道德妥協。1939年，西蒙諾夫與葉夫根尼婭·拉斯金娜結婚。她的猶太家庭從法定猶太區（Pale of Settlement）搬來莫斯科，她是家中3姐妹中老幺。但西蒙諾夫很快拋棄了她以及尚在襁褓的兒子，轉去追求漂亮的女演員瓦倫蒂娜·謝羅娃——這段浪 漫史激發他寫下他最著名的詩篇《等着我吧》（1941年）。幾乎每一名士兵都能熟記於心，冀望打完勝仗，重返自己的女友或妻子。從1945年到1953 年，西蒙諾夫成為作家協會中的重要人物。其時，斯大林的理論家要求蘇維埃的文學領袖，參與迫害那些被視為過於自由化的同行，並在藝術和科學領域的反猶運動 中搖旗吶喊。這一官方反猶運動的受害者之一就是拉斯金，但西蒙諾夫已涉入斯大林政權太深，無法提供任何援助。也許，他根本就是無能為力的。
西蒙諾夫是很複雜的，從自己父母身上繼承了貴族的公眾服務價值觀，以及軍人職責和服從精神。在他腦海中，這等同於熱心公益、為國犧牲的蘇維埃美德，使他在 斯大林等級制度中心安理得。西蒙諾夫具有許多令人欽佩的素質，如果有“優秀的斯大林主義者”，他就屬於此類。他誠實、純真、有條有理、嚴守紀律，不無相當 的熱情和魅力。不管是受的教育，還是自己的性格，他生來就是積極分子，幼時即迷失於蘇維埃制度，面對其在道德方面的壓力和要求時，又無以脫身。在這個意義 上，西蒙諾夫體現了一代人在道德上的衝突和困境——生活在斯大林政權的陰影下——要了解他的思想和行動，也許先要了解他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