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以下簡稱《黨史》二卷）由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1月“隆重”出版。《黨史》二卷概括1949年到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鄧小平的實際領袖地位）這段歷史，其編修從1994年9月開始，花了16年時間，最後上報中共中央，趕在中共成立90周年之前，得以批准出版。最近，蒙承國內友人厚意惠寄，我得以與8千萬中共黨員同享這場政治學習的“慶典”，以此文作為簡要匯報，與廣大讀者分享。

在網上查閱“《黨史》二卷”，會得到各地“掀起學習高潮”的信息。我不是中共黨史研究者，故無暇評論《黨史》二卷的史實性（編者本身也承認“有些檔案是看不到的，這沒有辦法”，而對於至今沒有公開事件真相的林彪事件等檔案，即使編者能看到，也不能作為信史採用），而寧願採取斯賓諾莎在《神學政治論》中“以《聖經》本身研究《聖經》”的方法，主要從方法論，特別是本書據以立論的社會主義理論方面指出其局限性。

我在中共中央理論刊物《求是》網站http://www.qstheory.cn/ 上讀到本書的編輯機構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的負責人石仲泉（“《黨史》二卷若干問題芻議”）、 張啟華（“在探索中前進的中國共產黨”）、逄先知（“一部重要的黨史著作—— 讀《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除了黨政文獻外，本書唯一引用以個人名義出版的毛澤東傳記的就是逄）等的介紹推廣文章，可惜無法知道本書的編寫過程是如何“得到黨中央和中央領導同志的親切關懷和精心指導”（後記）的。不過，本書的第3頁江澤民1999年10月1日的單獨圖片、第4頁胡錦濤2009年10月1日的單獨圖片出現在這本1949年到1978年的中共黨史，而沒有出現當時的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國務院總理華國鋒的半點形象[1]，表示本書的“黨性”意識形態壓倒“科學性”史學研究。此書的首要“基本指導原則”就是“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對重大歷史問題的把握，堅持以中共中央《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及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的歷次重要會議和中央領導同志有關重要論述為依據”（後記）。按照本書的邏輯，它們是本書的“綱”，別的都是“目”。我讀到的所有關於本書的評論都圍繞着“目”（歷史細節）展開，在這方面許多人比我更有資格評論這方面的內容。既然沒有讀到論“綱”的文字（或許只有上述第3、4頁的圖片人物才能評論），我這裡主要就是想談談這些首要“基本指導原則”的局限。

30年前的《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以下簡稱《決議》[2]），對1949—1981年歷史的基本評價是：“總的來說，是我們黨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導下，領導全國各族人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並取得巨大成就的歷史。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是我國歷史上最深刻最偉大的社會變革，是我國今後一切進步和發展的基礎。”本書的29年包括在《決議》的32年中，自然不可能離開《決議》的框架。本書沒有列出名詞索引，但對出現了幾百、上千次的“馬克思列寧主義” 、“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等核心用語卻沒有解釋。這裡面有許多問題。一、馬克思主義與社會主義是兩個不同的概念，馬克思主義只是第一國際中的國家社會主義流派，它的主要實踐代表是德國的社會民主黨或第二國際。二、列寧主義與馬克思主義是兩個不同的概念，“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個提法大意是指“用列寧來定義的馬克思主義”，實質上是“列寧主義”即“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3]，實踐上是已經破產了的一黨專制的斯大林體制[4]。三、“毛澤東思想”被毛澤東、林彪、陳伯達、張春橋、江青、華國鋒以及最後裁決的鄧小平、胡喬木等變來變去，搞得連毛澤東自己的思想已經不是“準確”“科學”的毛澤東思想了。那麼，對於歷史上客觀存在的指導中國共產黨的意識形態和政治“路線”（大意是指不可違背的正確指導思想），應該用“毛澤東主義”來概括。這些見解，多少反映在我的《安那祺主義：理論與實踐》[5]、《鮮為人知的俄國革命》[6]書中的“馬克思與巴枯寧衝突的結症”、“無產階級專政與列寧主義問題”、“毛澤東主義”和“巴黎公社悲劇的教訓”等理論文章里，此處不再重複。正如我在“中美兩國共產黨關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理論困誤”（《安那祺主義：理論與實踐》第二版）中指出的那樣：“政府、政黨（特別是一黨專制下的政黨）控制的經濟並不等於公有制，沒有新聞自由、政黨自由的政治制度不是社會主義”。本書的編者（以及他們上面的“中央領導同志”）不太可能讀到我的關於社會主義的最新研究，但他們至少要借鑑在中國公開出版的《蘇聯歷史檔案匯編》等原始史料呀！實際上，如果要對中共黨史進行全面、準確、客觀的研究，中共黨史出版社最首要的工作是出版至今沒有公開的原始史料，讓不同的史觀基於客觀的事實寫成不同的黨史版本自由發行。

正是因為中共（特別是毛澤東、鄧小平本人）在這些社會主義理論上的貧乏、局限、混亂和錯誤，帶來了實踐上的過失和犯罪。例如，民主正是人類社會組織如何集中意見、權力、資源的一種被普遍接受的方式，所謂“民主集中制”把民主與集中對立起來，本身就是對民主的否定。但這個在戰爭中有效的帶有強制（專制）性質的組織方式卻未經辯論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國原則（第8頁），實際上背棄了中國共產黨自身1944年提出的廢除一黨專政、建立民主聯合政府的口號（第9頁），難怪直到今天中國還沒有普選等基本民主制度，帶來一系列社會災難。再看“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國號以及《共同綱領》總綱中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為新民主主義即人民民主主義國家”的規定（第10頁），從英文的翻譯看，只在Republic of China（中華民國）上加了People's（人民的）形容詞，但“人民”由執政當局甚至毛澤東一人隨意定義解釋（連國家主席、黨主席的接班人也成了“敵人”），還不如取消為好。實際上，擺脫蘇聯操縱的東歐國家正是這樣做的。順便指出：本書名為《黨史》，實為《黨中央史》，且不說象我父親這樣的中下層忠誠黨員幹部（大學畢業時從北京主動要求、被分派到貴州畢節山區創辦師範學校）、我母親這樣的因為出身“問題”申請了幾十年才入黨的知識分子“人民”永遠不可能成為《黨史》的材料，連絕大多數中央委員（除了在“永遠”開除“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的中共八屆擴大的12中全會決議上唯一棄權的陳少敏，見第805頁）也只是在統計數目時才有用處。另一方面，中共直到1945年七大仍保留“聯邦共和國”的宣傳綱領，更接近蘇聯的模式，得到包括達賴喇嘛和西藏共產黨創始人在內的人士的的贊同，可能會較好地處理西藏問題。其實，federation這個詞，是指自由聯合的社會組織方式，與上述１９４４年中共的“民主聯合政府”接近，比作為政治法律用語的“聯邦”更為廣泛，是第一國際（正式名稱是國際勞工協會）等社會主義團體和今天的許多國度（從大國美國、俄羅斯、德國到小國瑞士等）採納的方式，比“人民共和國”更合適。在時任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的李維漢的建議下為了統治的方便取消了聯邦形式（第12頁），看起來迎合了多數人的利益，但一黨專政的執政黨隨意改變自己過去對哪怕是一小部分集團（民族）的政治承諾，也會引起上台後的合法性疑問。

再如，在人民代表大會（即使是形式上的）作為最高權力已經確立起來後，仍然保存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就看到其在總綱中明確規定“基本任務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第266頁）必須共同遵守“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積極學習國家的政策，提高政治水平，展開批評與自我批評，努力進行思想改造”（第267頁）這樣尷尬的“二等公民”政治局面，才出現了“不公開的共產黨員”吳晗以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民盟北京市委主任委員的身份擔任北京市副市長（第753頁）這樣的政治笑話/悲哀現實，把“肝膽相照”的“民主黨派”作為連花瓶擺設都不如的異己分子。從邏輯上看，如果沒有政協，讓知識分子或“民主黨派”要麼加入人民代表大會要麼乾脆什麼政治組織也別加入，批判《紅樓夢》研究（江青就是由此在毛澤東的指使下介入中國上層政治的）以及後來的反右等運動“陽謀”就不那麼容易被毛澤東發動起來（第286-287頁）。沒有實質的黨外監督（例如，讓他們獨立參選人大選舉），黨內民主也不可能存在，一黨專制很容易蛻變為個人獨裁。這一點，連自以為高明的、斯大林的死對頭鐵托也不例外。

《黨史》二卷在有些關鍵的歷史疑難問題（因為我們還沒有確切史料）上有所提示但沒有點破原因，例如，“八大通過的黨章還有兩個比較突出的特點：一是增加了‘中央委員會認為有必要的時候，可以設立中央委員會名譽主席一人’一款。...二是在黨的指導思想中沒有提‘毛澤東思想’”。這可以使讀者聯想到黨內鬥爭迫使毛澤東退到二線（會皆大歡喜），或者意味着中共社會主義水平的提升（放棄終身制），但本書馬上聲稱：“八大不提毛澤東思想，絲毫沒有影響毛澤東思想在全黨的指導地位，也沒有影響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地位。”（第403頁）給讀者不知所云的感覺。不容諱言，對毛澤東的評價，是本書作為“歷史”是否客觀、公正的要素之一。可惜，按照編者之一的解釋，“毛澤東一直在努力探索如何在中國這塊土地上建設社會主義、如何保衛國家安全、如何趕超發達國家、如何維護勞動人民的利益和權利等一系列重大歷史課題。他的成功與失誤，他的光輝與瑕疵，大多與此相關，而絲毫不是為了個人私利。”（張啟華：“在探索中前進的中國共產黨”）果真如此的話，本書就不應該為彭德懷、劉少奇等一大批更像“不是為了個人私利”的遵守黨內規則的受害官員辯解了。這種態度與“歷史唯物主義”[7]相去甚遠。其實，正如《聖經》裡偉大的猶太王大衛也犯罪一樣，但耶穌（上帝）還是把他作為自己的祖先來繼承；而本書對毛澤東的處理，顯現出其代表的當代執政集團害怕承認毛澤東犯有罪過會減弱他們的執政合法性。這也可從書中的一些突堂的高調結尾感受到：“這是一個已經載入中華民族史冊的偉大功績”（第631頁）[8]，總結文化大革命時“歷史表明，我們的人民是偉大的人民，我們的黨和社會主義制度具有偉大而頑強的生命力”（第753頁），讀起來好像“歷史”很容易擺弄。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常識倒是說：有什麼樣的民眾就有、才有什麼樣的領袖，作為“人民”的一員，我們沒有必要過分責怪毛澤東或共產黨。

《黨史》二卷似乎想達到《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確立斯大林主義的效果，繼30年前粗糙的《決議》之後，推行以“鄧小平理論”為名的、摻加“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實際上是對社會主義基本原則的背叛[9]）和“科學發展觀”的鄧小平主義。不過，鄧小平本人對理論不感興趣，當年就無法敷衍張春橋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因為，如果“無產階級專政”（現在改用“人民民主專政”這個自相矛盾的用語）作為社會主義的理論講得通的話，“繼續革命”不僅順理成章，而且極為必要。所以我們讀到本書中還不得不用“左”（本書意指極左）這樣的不規範、不科學的用法來概括林彪、江青等文革派主張。雖然鄧小平主義要到1989年天安門事件、1992年“南巡”才最終確立起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改革”道路，一黨專制的中國共產黨從國家社會主義向國家資本主義的轉型現實有其合理的必然，非毛澤東主義可以阻止。這主要還是由於中國從靠政治（特別是軍事鬥爭）“掛帥”的較單純社會形態向以經濟為中心的複雜社會形態的過渡。正如杜爾凱姆的研究所提示的那樣：古代的簡單社會形態里產生的共產主義觀念無法適應歐洲的近代複雜社會的進化，才產生了社會主義的思潮。今天的中國社會主義對毛澤東、鄧小平的態度，應該學習耶穌對其部落首領大衛的繼承和超越。

《黨史》二卷沒有交代或明確否定設計國旗時的違反政治常識的解釋，只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旗為五星紅旗，象徵中國革命人民大團結”（第8頁）帶過。考慮到目前的政治“路線”，可以理解為：在“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大星）下，中國的毛澤東主義（實質為列寧主義/斯大林主義、國家社會主義）、鄧小平主義（國家資本主義）、社會民主主義（較接近馬克思主義原意）和在第一國際中出現的與馬克思主義競爭的自由社會主義（安那祺主義）這四種政治主張（小星），和平共處，共同發展。《黨史》二卷體現了在一黨專制的制約下費盡苦心用16年時間結合頭兩種主張的局限，實際上描繪出中國共產黨在理論和實踐上離民主、自由的社會主義有多遠，值得一讀。

[趙京，2011年7月1日，中日美比較政策研究所。引用請以http://cpri.tripod.com為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