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00三年春季，“再生基督徒”[1]小布什發動的侵略伊拉克戰爭加劇了美國社會的分化，也加深了基督教社會的危機。在“9·11”之後“上帝保佑美國”的宗教狂熱氣氛中，除Quaker[2] 、Jehovah’s Witnesses（耶和華的證人）等少數教派外，絕大多數基督教組織都被誤導到政府的戰爭行徑中。具有傳統和平主義傾向的再洗禮派Mennonite門諾教派也處於動搖之中。

我在門諾教派的月刊《基督徒領導者》發表文章抨擊小布什當局的戰爭政策並呼籲美國的教徒們站出來把威脅人類生存的世界超級軍事強權轉換為和平的保護者。月刊的編輯們登載了兩篇典型的讀者來信，一個美國的男教徒表示反感我這個外國人對美國政府說三道四(我所屬的教會也有人問我：“難道我們還得讓恐怖分子第二次襲擊？”)，另一個加拿大的女教友則完全贊同我的尖銳提問。但我心慰地讀到更多的門諾教派基督徒如下的布白：“當我拿起報紙或從網上瀏覽時事新聞，我感到這個世界快要爆炸了。這種持續的緊張迫使我每天都面對如何生活的問題。我的忠誠心隨時都受到挑戰。我的內心掙扎把我帶到這樣的結論：今天，我的忠誠不再屬於任何國度、任何先祖、任何旗子或任何公開告解。我只知道上帝愛世界、耶穌為眾人死去的平安消息。”[3]

我知道時機已經確定，是對自己十一年基督教體驗進行總結的時候了。在二00三年夏天，我專門趕到聖和西的Lincoln Glen教會，深切感謝門諾教派自從我在日本大阪接受洗禮以來對我在精神上和在世俗上的幫助，並表明自己不再自稱是一個基督徒。教會的主牧師Reimer博士年近七旬，來自加拿大，閱歷廣泛、精神寬宏，很理解我的決定。主持日常事務的副牧師Eldridge女士也和藹可親地為我祈禱。另一位年長的教友雖然掩飾不住失望，也不忘提及另一位曾經接受過門諾教派體驗(fellowship)卻因為文化、政治背景不同而分別的朋友(甘地)。與甘地類似，與其說出於個人得救的動機，我更主要是懷着尋求社會解救的願望學習、研究基督教，我很幸運自己充滿着祝福完成了十一年的思想體驗。

雖然再洗禮的思想(嬰兒沒有理解能力，故必須在成人後才能受洗)現在已經成為基督教普遍接受的常識，但只有門諾教派(包括較早分裂出去的Amish阿米西教派)、Hutterite哈特爾教派和Swiss Brethren瑞士兄弟會仍然存在並保持有自己的歷史記錄。其中，“瑞士兄弟會”更像是一個方便的稱呼形容而仍在瑞士活動的、從追隨Zwingli的教徒中分離出來的再洗禮派。他們既沒有一個如門諾或哈特爾那樣的教派領袖，也沒有從事共產主義性質的共同體生活，又向政府交付戰爭稅，被哈特爾教派等瞧不起。不過，作為宗教改革最活躍的中心並以加爾文集大成，瑞士從再洗禮派繼承的最大政治遺產是儘量迴避世俗的利益之爭。所以瑞士在保持獨立的同時，能夠保持中立地位，倖免了包括兩次世界大戰在內的各種災難。當聯合國也成為國際政治角逐的犧牲品時，沒有加入聯合國的瑞士反而成為美蘇會談、國際裁軍會議、聯合國科教文機構、甚至今天的“世界經濟論壇”等一系列世界政治的中心論壇舞台。

從人口統計上可以看出哈特爾教派的歷史[4]。從1528年開始，此教派在1600年前在Moravia摩拉維亞(今奧地利境內)從事共同體生活的人數曾經達到兩萬人。在遭到迫害被解散後，有近三千教徒於1622年在匈牙利和斯洛伐克開始生活，到1690至1762年期間，很象許多別的再洗禮派，哈特爾教徒又被迫解散，已經沒有一個共同體了。不過，有一些教徒在羅馬尼亞又開始聚集，建立共同體，並移民到相對平安的俄羅斯境內南部，在1819-1859年期間曾寄居於那裡較大的門諾教派社區中。從1874年開始，為了逃避強制徵兵和公共俄語教育，哈特爾教派開始向北美移民，主要定居在美國的南達科達州(以便在戰爭時逃離美國)和鄰近的加拿大Alberta省，今天約有四萬多人口。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這些仍然以德語為主的封閉共同體教徒成為美國公眾攻擊的靶子，有兩個年輕男子因為拒服兵役被徵兵的官兵活活虐待至死。正如他們自己承認的那樣，與其關心向外界的傳道，他們更象修建方舟的諾亞家族一樣專注於自身共同體的生活、隨時準備上帝的降臨。在這一點上，與被外界傳為 “拒絕使用電力”的阿米西教派相似。[5]

當然，再洗禮派的和平主義政治定位主要是由其最大的繼承者門諾教派展示出來的。門諾教派的歷史就是再洗禮派作為和平教會堅持、發展“非暴力、非抵抗”的歷史，它的主要歷史記載雖然沿着荷蘭與瑞士——俄羅斯——北美的線索，但今天其最密集的信徒卻是在戰亂不堪的剛果。與別的“與世隔離”的再洗禮派不同，門諾教派積極地在世界各地展開人道援助，也好意地報道其教友在剛果等地的競選（烏拉圭現任總統的妻子也是門諾教徒）。我本人在日本留學期間因為參加聲援八十年代後期中國的民主運動遭到中國和日本當局的刁難，如果沒有門諾教會以及別的日本兄弟姐妹的支持，很可能被迫放棄學業儘早逃離日本。日本政府雖然在1989年巴黎的西方七國首腦聲明中也簽署宣言“保護中國留學生”，其文部省大臣在國會答辯中也聲稱“已經採取措施從獎學金和簽證方面支援中國留學生”，作為唯一被取消獎學金的中國政府派遣的留學生（至今北京方面拒絕提示理由），當我向所在的國立大阪大學當局尋求幫助時卻被告知：“誰不知道那些國際宣言和國會答辯都是謊言？我們沒有得到通知要幫助你這樣的情況!”。臭名昭著的出入國管理局因為我沒有原法提出由中國政府出具的獎學金和“人身擔保”，拒絕延長我的簽證。對於卑鄙的日本政府而言，任何沒有力量強制其執行的國際公約都是廢紙而已。這成為我研究國際政治的第一課。我記得自己當時閃出的念頭是：“難道自己放棄清華的核物理專業、到日本來學習社會發展，錯了？”。我的指導教授警告我：如果你不能從出入國管理局拿到留學生簽證，校方準備以“無完成學業希望”為理由拒絕我繼續學習。那時候，有個絕望的中國留學生以“血光敢死隊”以名義寫信給NHK(日本公共播放協會)電視台，威脅要“每月殺死一名日本人”。這時，門諾教會的木下老人作為我的“擔保人”帶着他的生意收入證明等材料陪我去出入國管理局。日本當局看見有日本公民出面為我“擔保”，才沒有再刁難我。當我向木下老人道謝時，他要我一同感謝耶穌。我雖然自“六·四”以來由松尾夫婦介紹去門諾教會，卻一直沒有信教，這時，我知道我再不可能是無神論者了。這也是門諾教派幾百年的和平主義歷史上在日本傳教期間的一個普通情節。實際上，德國血統的教會牧師Friesen博士夫婦就是戰後由美國的門諾教派派往日本傳教的，他們後來幫助我們舉辦婚禮(日本和中國當局都拒絕為我們開具結婚證明，喪失基本的政府職能)，並逃到美國安頓下來。

與馬丁·路德類似，荷蘭人門諾·西門(1496-1561)曾是天主教牧師。他在40歲時因為其兄弟堅持再洗禮派被處死才拋棄羅馬的權威，轉入地下傳播再洗禮教義。與許多成年後轉信再洗禮派的教徒一樣，我也很為如下的典型例子感動：一個再洗禮派信徒深夜逃出牢房，一個天主教獄卒在後追捕，但獄卒不小心跌入深溝，再洗禮派信徒返回救起獄卒，獄卒把再洗禮派信徒重新抓回牢房，再洗禮派信徒被處死後，獄卒轉信再洗禮派。據記載，哈特爾派最有教養的領導人Onoph rius在牢獄和赴刑中的高尚、堅定表現感動了從下到上的迫害者：劊子手們在雨季盡心準備最干的木柴以使火刑最快結束，刑警隊長要求主子改為更快的斬首刑，未遂後自己也逃到摩拉維亞加入哈特爾教派，連瘋狂執行宗教迫害的費爾南德王子的監護人也“舉起雙手向天起誓，從此以後再也不迫害再洗禮派的兄弟們”。[6]

門諾教派在美、加主要居住在農業地區，但並沒有採取哈特爾教派那樣自成一體的共產主義共同體方式，他們的“非暴力、非抵抗”傳統比較容易得到美國社會的認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有極少數受到主流社會影響的青年應徵入伍，但被告誡不要直接介入戰鬥，更多的人則參加政府專門組織的社區服務，在諸如“男性護理”領域建立開拓性的工作。當美國社會的大多數人認同政府的戰爭政策時(羅斯福在國會兩院講演中要求對日宣戰時，只有蒙太拿州的女性議員反對)，門諾教派的“非暴力”(不參加戰爭)、“非抵抗”(不反對政府)和平主義與美國政府相對“和諧”，從某種意義上幫助美國政府(和加拿大政府)制訂國內政策應付和平主義和反戰主義者(如貴格教派)。但是，隨着城市化的發展，門諾教派的年輕一代在校園中接受與大眾相同的公共教育課程[7]，在美國主流社會本身存在着強大的反戰浪潮的情況下，就會分化門諾教派。越戰期間，門諾教派主辦的學院中出現的反戰抗議就讓門諾教派領導層感到擔憂[8]而不是振奮。今天的情況更令人擔憂。有一次我與一位德高望重的南方門諾教派牧師交談，他竟然為小布什的戰爭政策辯護，在提及被美軍殘殺的無辜阿拉伯民眾時，以“耶酥為他們在天堂安排”來解脫。我出於禮節，沒有說出：“那麼，阿拉是否為那些在世界貿易大樓里喪生的基督徒超生呢？”在美國的主流基督教社會政治上普遍腐敗、把上帝褻瀆為所謂美國“國家利益”的保護神的環境中，不得不隨波逐流的門諾教派也經歷了結構性轉化，不再是中世紀黑暗宗教時代的再洗禮派希望之星了！以我的淺顯的基督教知識和體驗，與其耗費精力留在門諾教派中爭論“恢復”再洗禮派的反抗當政腐敗的傳統，留在基督教社會中尋找創義人的蔑視世俗權力的原始動力，我更認同在大學期間影響我人生的斯賓諾莎的自然神學政治觀。

實際上，再洗禮派的起源並不是單純的神學教義之爭，也不是逆來順受的非暴力、非抵抗主義，而是發源於早期宗教改革和德意志農民戰爭的革命潮流。《偉大的德國農民戰爭》[9]詳盡地記錄了剛開始用自己的語言（德語）而不是通過領主教會接觸到《神經》而覺醒的貧苦農民和下層市民為了自由而奮戰犧牲的波瀾壯闊的歷史。其中傑出的再洗禮派農民戰爭領袖閔採爾宣教到：人的信仰需要加上好行為才能被神稱義。他1521年發表的《布拉格宣言》主張用暴力實現社會變革，直到為此獻身。最早指出這種關係的不是盡力迴避暴力的門諾學派等再洗禮派的記錄，而是他們的敵人。因為正是那些農民戰爭最激烈、持久的地區才是再洗禮派最頻繁、集中的場所，那些同時鎮壓農民起義和再洗禮派的政府和地主知道起義者和異端者是一回事。農民領袖Gaismair之所以影響浩大並被當局深恨，正是因為他同時也“傳播偽造的基督教自由”，他要求“所有財物共有，廢除所有權威”，在其“區域條令”第六條中特別引用《聖經》章節作為神聖使令消毀所有教會的“聖品”(獎章等)。而曾經幹過工匠並攜帶槍支的哈特爾則直截了當地教導說：“再洗禮派之所以受到迫害，是因為如果真實的基督教得以傳播，皇帝、國王和地主們害怕他們會越來威信越掃地、一錢不值。”哈特爾的妻子更直截了當地說：所有聖壇儀式，包括聖嬰洗禮，都是牧師的發明以騙取錢財。所以，毫不奇怪，在再洗禮派活躍於今奧地利西部、意大利以北South Tyrol地區[10]的1527-29年，沒有發現任何和平主義的文件。哈特爾最後帶領一千名信徒（包括三百名孩童）被當局驅趕，走投無路，也寧死不屈，在至州長的信中以“摩拉維亞的地主老爺們，願你們這些三重仇敵永世下地獄去！”開首，哪裡是一個和平主義教派的創始人？完全是農民起義首領的口吻。怪不得費爾南德王子的律令第十七條規定：“凡是傳播財物公有的人都得被砍頭”。正如敵視德意志農民起義和再洗禮派的早期御用歷史學者Josef Jäkel所斷言：叛亂農民是社會渣滓，再洗禮派就是社會無政府主義者。印證克魯包特金所說“如果耶穌在世，他就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

如果說，歷史上的再洗禮派在德意志農民戰爭的政治經濟條件下以個人內心宗教自由的旗幟點燃了那個黑暗時代的火炬，並以和平主義的信條影響、教育了國際政治的進程，今天，在美國霸權主義侵略政策、日本軍國主義復燃以及中國的政治專制這些黑暗勢力相互勾結利用、阻礙人類社會進步的國際環境中，人類再一次呼喚再洗禮派那樣的基於每一個個體良知而抗爭、生活的廣泛社會運動。

[二00七年二月二十八日 San Ramon, US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