堯舜禹身份都是巫師 五千年文明從巫術跳大神開始

2012年11月26日 09:41
來源：鳳凰網歷史 作者：卷枕神州

中國人歷來尊崇泛神論思想，認為“舉頭三尺有神明”。“跳大神”作法、“做道場”為人“祛病去災”，這些民間活動都是泛神論的表現，是一種巫術。這在中國民間源遠流長，直到現在，有很多民間儀式和講究，都簡直和原始巫術沒什麼兩樣。女巫在我國北方叫做“神婆”，趙樹理的著名小說《小二黑結婚》中的“三仙姑”就是一例。男巫叫做“覡”，在道教中有不少傳人，“天師道”的道士中尤其多，在南方則稱之為“師公子（師音s）”。

跳大神之類的巫術是封建迷信，這誰都知道，可是這封建迷信中也有大學問：中華文明的孕育和誕生，就是從這個巫術中來的。各位如若不信，且看下文：

在四大文明古國中，中國是唯一一個文明始終延續，沒有間斷的國家。中國有五千年的文字傳承，歷史傳說記載直推至上古部落聯盟時代，這麼長時間的歷史沿革留下了許多古舊傳統，這些傳統在歷史的長河中幾經變化，或許早已和起初時的情形大不相同，但卻仍舊深深地影響着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其中巫史傳統是最根本、最基礎的傳統之一。

“人”，是在物種進化的漫長曆程中緩慢形成的。在原始社會，人還處於成形期，作為“人”的思維剛剛開始產生，天、地、人、物，在人類蒙昧與澄明交融的眼中，還混沌一片，難分彼此，相互之間多有感應。在這樣的情況下，巫術就成了人類與外界溝通的重要途徑。

在巫術之中，天地萬物各有神靈，都是人類崇拜景仰的對象。太陽神崇拜就曾長期盛行於中國遠古時代。夏朝作為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王朝，就曾把太陽神作為自己的崇拜對象，“夏”這個字在最古的金文字中，就“像一側立人形對空遙拜一日”，並且“金文夏字共八個，七個從日，且均在一側”，所以這個“夏”字其實也就是夏族的“族徽”，象徵着促使萬物生長、無所不能的太陽神。這說明，夏人的部落族群以太陽神作為最高崇拜，並且以此命名了自己的部落。到了周朝，對太陽神的崇拜仍然盛行於世，《孔子家語·郊問》中說：“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極天而主日，配以月。”講的就是周天子在每年冬至日舉行隆重的“郊祭”，其中仍以祭祀太陽為主，月亮為輔。而祭祀社稷，也就是土地和五穀神，已經是後來的事了。社稷之後，又有封禪泰山、崇祀河伯，設立太廟、家廟等等。總而言之，日月星辰、天地山川、祖先神靈，一切都有神靈在，向這些神靈祭祀祈福，都是從原始巫術中發展而來的。時至今日，中國人仍然組織祭拜黃帝陵、炎帝陵或者孔子等大型活動，“媽祖”也是台灣海峽兩岸人民的共同信仰，往小里說，香港電影裡演的警察和黑社會都拜關公，商家拜財神，這些活動可以說明中國人一向“慎終追遠”，不忘祖先聖賢，而種種的祭拜儀式，其實源遠流長，都是源自原始巫術。

遠古時代巫術十分普及，人人只要有祈求神靈幫助的願望，都可以通過巫術和神靈溝通。然而隨着社會的發展，人類社會產生階級分化，與神靈溝通的事逐漸地被社會上層所壟斷，成為了一種獨享的權力。中國歷史傳說中上古“五帝”之一的顓頊帝高陽氏，“乃命重黎，絕地天通”（《尚書·呂刑》），斷絕了大地上的普通人與天地神靈的溝通渠道（絕地天通），巫術就不是人人都會人人都能用的了，而變成了巫師的專業，而巫師與神靈溝通的能力又是與世俗權力緊密聯繫在一起的，以神靈的意志為世俗的統治提供合法性，因此巫師與部落首領、長老往往又合為一體，很多大巫師其實就是部落的“王”，堯舜禹等等都是如此。“國之大事，惟祀與戎”，祭祀與戰爭是原始社會從部落到國家最重大的兩件事；部落的王要取得統治地位，免不了採取戰爭殺戮的手段，而取得統治地位之後，又藉助巫師的身份，以其“通神”的智慧和多方面的才藝能力鞏固自己的統治。當然，王、戰士、巫師有時也並不完全集中在一個人身上，而是形成了這樣一個階層。有一部小說，後來被改編成電影，於1990年出品，獲得第六十三屆奧斯卡最佳影片等七項大獎，即凱文·科斯特納主演的《與狼共舞》。這部作品描寫北美大陸的印第安“蘇族”人，當時尚處於原始部落形態，他們便形象地展示了巫、武、王三者合一的情形：這個部落不大，不足兩百人，過着遊獵為主的生活。老酋長叫做“十熊”，青壯年時勇猛無比，是能夠獵熊的勇士，隨着年齡的增長，體力逐漸衰退，而智慧與日俱增，開始憑藉頭腦管理全族事務，並且逐漸有了“通神”的能力。而他的副手，負責處理全族日常事務的“踢鳥”，其在部落中的角色也是巫師、醫生，同時還負責向全族講述部落歷史。曾經有種說法，認為我國古代殷商人經過長期遷徙，走過了當時尚未被如今白令海峽的海水淹沒的陸地，來到了北美大陸，成為了印第安人的先祖，據這部電影來看，想必不是毫無根據。

沿着部落--部落聯盟--原始國家這樣的軌跡，巫師的隊伍也由一人到多人，逐漸發展壯大。人數的增多、工作量的增大，使得分工成為必然。巫、舞本來也是一體，因為巫術需要在一種迷狂的情緒中施展，這就需要伴隨着音樂節奏的手舞足蹈，即如今民間的“跳大神”。而通過分工，樂師從巫師中分化出來。祭祀、典禮等作為一種儀式活動，必須要有一個活動主持人，也就是“相”或者“贊禮”，通過分工，這個主持人變成了“儒士、儒師”。《論語》中記載，孔子有個弟子叫做公西華，他曾經跟自己的老師孔子談論自己的志向，就說“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為小相焉”。而最最重要的，則是“史官”的形成：原本巫師還負責記憶、記載、傳承部族、國家的歷史大事，這個工作通過分工，形成了史官這一職業。

這一史實在典籍中多有記載：漢朝的劉向、劉歆父子，受朝廷之命“校書”，即把皇室藏書拿來整理編輯，主要都是先秦以來的各類學術書籍、資料。最後他們出了一個成果，編出了一部所有皇室藏書的總目錄，這個目錄叫做《七略》。這是一本學術史書，將先秦至漢朝這一時間段的天下學術大致分為十個學派，即“儒、道、墨、法、名、陰陽、縱橫、雜、農、小說”。劉向父子認為，這十家源出一脈，追根溯源，都是從周朝的“王官”中分化出來的。班固撰寫的《漢書·藝文志》認同《七略》的說法，說“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許慎《說文解字》也說“儒，柔也，術士之稱”。這說明先秦各個流派的知識分子都是從巫史傳統中一脈相傳，各自分支的。

三代時候，“世官世業”，無論是巫師還是樂師、儒士還是史官，都是祖父子孫代代傳承的，和最高統治者“父傳子，家天下”的傳統一樣。而到了春秋末期，出現了“禮崩樂壞”的局面，周天子的權威都日益衰微，這一類人中更是有不少都家道衰落，失去了“世官”的職位。隨着他們的身份降低為平民，他們掌握的學問技藝也開始流落到民間，開始了外傳和下移的過程。劉向父子說的“先秦諸子皆出於‘王官’”，其實就是說先秦諸子都是從“巫史”這個階層分化傳承而來。孔子是中國古代最偉大的教育家，他開創了私人講學的風氣，學習和宣傳儒家思想，這實際上就是“學術下移”的一個經典案例。而屈原的職位是楚懷王的“左徒”，實際上就是巫官；至於陰陽五行家，保留“巫”的特點就更多了。過去的經驗教訓是治理國家的重要依據，而這種知識經驗要流傳後世，必須依靠“史”，所謂“左史記言，右史記行”，記載的都是天子的一言一行對社會的影響，好用作後世治理國家的經驗教訓。相傳老子就是周室的“柱下史”，他的著作《道德經》是黃老道家和法家、兵家的源頭。

儒家隨着社會進步和自身的逐漸改造，離“巫”的道路越來越遠。到孔子時期，已經基本上拋棄了巫術的非理性、迷狂的一面，變成了一個純粹講究理性的學派。他們抱着“內聖外王”的理想，通過“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路徑，從修煉自身做起，積極入世，最終要達到輔佐君主，在人間建立“王道樂土”、理想社會的目的。然而原始的“儒士”、“儒術”中關於“巫”的成分，雖然被正統儒學所拋棄，但在民間卻一直流傳了下來：直到今天，在廣大農村仍有主持婚喪典禮的“贊禮先生”，他們熟悉一套套的禮節儀式以及押韻的贊禮用詞，在農村的婚喪嫁娶中仍然是不可缺少的一個部分。湖南長沙、湘潭一帶民間有民樂歌唱班子“譚四郎”，也是這個類別。

除了儒家傳承的巫術之外，巫醫的“祝由科”，陰陽五行家的“八卦”占卜、看風水、“麻衣神相”、算命等等，都是原始巫術的遺蹟。

巫術對中國人的學術思想乃至日常行為習慣，影響至深。巫術從人類最初形成的原始思維中產生，是天、地、人、物混沌交感的產物。人們認為，憑藉種種的“法術”，可以對天、地、他人、物施加一定的影響，產生如自己所願的作用。這種思維方式通過“專業人員”的繼承、普通百姓的崇拜，而且由於民族“心理本體”的惰性，直至今日仍深深地刻在中國人的頭腦中，已經形成一種集體無意識。比如中國人家家都將斗方“福”字倒貼在家門上，以諧音“福到”求一個好彩頭；年畫裡的鯉魚諧音“年年有餘”；國畫裡的牡丹配公雞，寓意“富貴吉祥”等等，這都是古老巫術“法術思維”類比聯想的遺存，實際上這些諧音無非就是一種巫術咒語。中國人在這方面可謂十分用心認真，以至於變成一種迷信，例如喜愛某些數字，“八”代表發財，“九”代表長久；而避諱某些數字，“四”和死諧音等等，無論是汽車牌照，還是電話號碼，都必須趨吉避凶。“好牌照好號碼”甚至可以賣出天價，而不好的則白給都沒人要。中國人的這種迷信發展到可笑可悲的地步，記得曾在網上看過這樣一則消息，上海某區的一輛120急救車，無巧不巧，掛了個牌照是“滬B－1494”，居然有人性命垂危卻不願意坐這輛車去醫院，這簡直就是黑色幽默了。

巫術傳統主要在民間流傳，而另一個重要方面則是“史”的傳統。我國曆朝歷代都有修史的傳統，從《史記》到《清史稿》，有二十多部國家“正史”，至於各種私人記錄的“野史”筆記，那真是汗牛充棟。各地方歷代還要修《縣誌》、《府志》這一類地方志書，大家大姓建立宗族祠堂，總要修“族譜”，這些實際上都是史書的一種，也具有“存史”的功能。范文瀾先生《中國通史》，認為中國文化傳統是“史官文化”，確實大有根據。

重視歷史歷來被看做是中華民族的一項優秀傳統，然而這種傳統實際上也有其消極甚至是陰暗的一面。在那“萬馬齊喑”的“思想文化浩劫”時期，我國產生了一位極其寶貴的思想家，也就是顧准先生，他的著作《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中有一篇《希臘思想、基督教和中國的史官文化》，其中這樣認為：“所謂史官文化者，以政治權威為無上權威，使文化從屬於政治權威，絕對不得涉及超過政治權威的宇宙與其他問題。”於是政治權威高於一切，沒有人關心自然科學問題，這阻礙了中國古代科學的發展，使得中國邁入近現代社會的步伐越來越慢，終於到了“落後就要挨打”的局面。此外還可以看出，史官文化本質上是為專制統治者服務的，以專制權威作為根本的準則，如果歷史事實與專制權威發生衝突，史官雖有其職業道德在，但終究不能逾越專制權威的藩籬。所謂“修史”，這一個“修”字真是風情萬種。

當然，重“史”傳統有好的一面，這也不容忽視。這種好處主要是“以史為鑑”，汲取經驗教訓，這個不必多說。其實，中國人重視名聲和臉面，尤其是對“身後名”的重視，這其實也是注重歷史的一種表現。有些人認為“身後名，不及生前一杯酒”，也有不能流芳百世，就要遺臭萬年的，但這種人畢竟是少數。中國人的主流價值觀還是希望自己能夠有個好名聲。這對於人實際上就是一種約束，不能幹缺德事，更不能違法犯罪，否則即使人死了，也留個不好的名聲。這對於維護社會正常秩序有好處，甚至中國人未來要走向真正的法治社會，也要從這裡汲取思想上的營養。

總而言之，巫術與歷史，是中國人的重要傳統，其中歷史又源於巫術。這個巫史傳統對中國人影響之深，一言難盡。這個傳統有其精華的部分，也有糟粕的部分，如何批判地繼承，需要我們繼續努力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