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中國陣線於九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在巴黎宣告成立。關於它的性質、意義、作用及組織運行的論述可以詳見有關的文件和報道﹐本文只是捕捉幾個會場的斷面情節﹑簡單地發放一點個人感受﹐把會議的氣氛傳感給廣大同學﹐以盡到一個代表的微薄責任。

一﹑開幕式

開幕式會場的巴黎大學會議廳是一個重要的歷史見証人﹐許多吸引全球的消息就是從這裡發出的。前不久訪法的戈爾巴喬夫先生也剛在這裡發表過演說。不過﹐讓它容納來自全球的170多名各地代表﹑200多名來賓和觀察員﹑加上150多家新聞機構的記者﹐卻顯得略為擁擠了一些。我好不容易坐定下來﹐發覺邊上的人有些面熟﹐原來是王炳章先生。兩年前，我被定罪為“幹了王炳章想干都幹不了的事” 而被騙去了正要去歐洲的護照扣押到簽証期滿﹐嚇得我由此再也不敢離開“中華人民共和國駐大阪總領事館”能夠“保護”我的範圍﹐連中國都不敢回去。我眼看着這個人物﹐很不以為然﹐為什麼當局這樣恨他﹑怕他呢?他決不會比當年國民黨宣傳的共黨厲害。不過我卻深知與王炳章同座問題的嚴重性﹐趕緊制止了楊中美要拍照的企圖﹐要是被他在《民主中國》上登上這樣一張相片，我的罪行又要被升高一級了。

致詞的來賓除了各界民間代表外﹐還有許多政治性組織的代表﹐例如波蘭的團結工會和西歐的各國社會黨﹐可惜匈牙利的社會黨那時還沒有成立﹐否則一定會參加的。我印象最深的是第一次面對面地接觸了國民黨的代表﹐與我們頭腦中被輸灌了幾十年的形象全然不同。李勝峰先生也意識到這是國民黨代表四十年來首次面對真正的大陸民眾的代表﹐出色地發揮了多黨制下的竟選才能﹐怪不得繼他發言的民進黨代表康寧祥也恭維道﹕“我又回到了台灣李先生的選區了﹗”也不用說《人民日報》點名批判他﹐並把民陣判刑為“國民黨的走狗”。作為大陸中國人的我則是第一次欣賞到執政黨和反對黨對民眾的討好(雖然這種討好可能每年只有一次)﹐在這樣的競爭中﹐對手是反對黨﹐聽眾和裁判卻是國民。我體會到一絲“選民”的滿足﹐理解了為什麼美國人偏愛他們的弊端眾多的總統選舉制度。唉﹐可惜沒有聽到共產黨代表的演說﹐據說是向北京中共中央發了邀請信的。為什麼又要在北京搞一個獨自的新聞發布會﹐自立為孤家寡人呢?共產黨過去也曾經在宣傳方面與國民黨競爭贏得了民心的﹐現在恐怕已經在此機能方面大為衰退﹐以後再宣傳競爭起來輸給國民黨怎麼辦呢?後來聽說共產黨取消了原定於22號召開的新聞發布會﹐以示對民陣的輕蔑。

中國人民在選擇了兩個暴力競爭對手之一的四十年後的今天﹐應該有能力、有權力選擇非暴力競爭對手作為“僕人”了。如果結束一黨專制這一天到來了﹐我立即做一個“國家主人”﹐退出一切政治組織(包括民陣)﹐熱心地行使公民的權力﹐津津有味地品析江澤民先生(如果他還坐得穩的話)、李登輝先生(希望他真能有胸懷全中國的氣魄)和嚴家其先生等人物的競選演說和施政綱領﹐投下莊嚴的一票。

二﹑達賴喇嘛的全權代表

第一天開幕式中的陳一咨宣布“達賴喇嘛的全權代表正在飛來途中”引起了我的好奇。第二天一早一進會場我就被這位與我想象截然不同的全權代表的英語演說吸引住了。這當然也是第一次聽到西藏人為自己的民族利益辯護。他回顧了藏族的歷史和文明以及共產黨當局對它的破壞和摧殘。共產黨把特別是文革期間的暴行歸於達賴的出逃﹐如果共產黨堅持達賴不能代表西藏人民的話﹐為什麼把達賴的“罪責”轉嫁到人民頭上呢?全權代表提到胡耀邦先生對於改善西藏問題所做的努力和談判工作的進展﹐但趙紫陽下台後把一切可能性都失掉了。他又特別強調﹐西藏的自治不僅是藏人的自由﹐也是漢人的一種解放﹐起碼可以稍微緩解一下李鵬政權帶給中國人民的經濟危機。

這還用你講嗎?本人當年就因為“邊疆需要”差點被校方當局分配到新疆去了。共產黨為什麼要花費漢人的這麼多財力物力人力去買藏人的仇恨呢?鄧小平先生可以容忍同是漢族的台灣實行“一國兩制”﹐為什麼不允許在文化、社會上都完全不同的西藏實行自治呢?初一看到達賴獲得和平獎的消息心中為共產黨擔憂﹐再仔細一想又為中國慶賀和哀嘆﹕我很贊同達賴的非暴力原則和精神﹐同情理解他們為解決西藏問題所持的主張和所做的努力﹐今天﹐這個問題能夠引起國際社會的關注會推動它的解決。但西藏問題的解決﹐從根本上講﹐與港台澳一樣﹐都有賴於中國大陸民主制度的確立。民陣宣言中提到:“民主中國陣線深刻反省長期以來中國民主力量對於西藏人民爭取民主、自由權利的忽略﹐認為西藏問題以及其他民族問題同樣必須在人權、法治、自由、民主的基礎上才能解決。”是一個很好的回顧。但如何開展工作則是一件我們都不熟悉的過程﹐當我們由北京戒嚴看清了李鵬政權的猙獰面目之後﹐我們才深刻地體會到早在此之前被李鵬宣布戒嚴之下的拉薩的苦鬥。馬克思先生說過大意是這樣的話﹕當一個民族還在壓迫別的民族的時候﹐它也同時不能擺脫對自身民族的壓迫。當然﹐共產黨決不會用馬克思的教義來分析自身的。

三﹑民主程序

在短短幾個月的民主運動中﹐我深深地體會到:民主不是一種所有物，好象共產黨不要它﹐我們就自然地占有了它。民主是一種程序式的過程。我們每一個投身於民主運動的人都只是在這個過程中才逐步加深對民主的理解的。我想。嚴家其先生在天安門廣場的“民主大學”的演講和楊中美代表提議在民陣中繼續開展民主學習就是基於這種體會的。這一點。美國來的代表是得天獨厚的﹑也值得我們學習。

大會進行到第二天下午﹐由全德學聯主席李波主持會議修改章程。大家爭論非常激烈﹐常常相持不下﹐美國來的留學生挾“芝加哥會議”餘威、要撤換主持者。李波原是《萊茵通訊》編輯﹐與我們《雁鳴》曾有過往來，所以我不忍心換掉老朋友﹐堅決不肯舉起已經被趙南先生抬起來的手。更重要的是不對新選出的主持人抱更大的期待。幾個來自美國的代表竟自吹精通什麼Robert Law來主持會議的程序。我心裡卻要問﹕誰有權利要在我們這個會場施行大多數人都沒聽說過的這套程序呢?很顯然﹐這種美國式的民主程序是建立在“人性惡”的基礎上且只適用於議會的﹐它與其說發揮代表的智慧﹐不如說更適於指責對手、防範自己的短處被對手攻擊。實際上許多人的發言都沒有什麼意思﹐常常有人連問題都沒有聽懂就要求發言﹐被轟了下去不知害羞還要發言﹐搞得大會拖到深夜還不能結束。而且﹐絕大多數代表只是聽眾而已﹐幸好有人提醒主持人清點人數﹐果然不到半數﹐又去把那些溜掉的代表叫來出場﹐可謂民主不易。倒霉的是我們這些日本來的代表﹐幾乎被這種程序本身剝掉了發言權﹐有許多好的建議都只能“胎死腹中”﹐我只能趁休息時間上台抓起麥克風發一通火：“請你們為我們這些性格內向的人考慮一下!”引起了大家的同感。

在民主的具體運作上﹐中國人確實不適應這種美國模式。我們倒是對日本式的運作稍微熟悉一點﹐議會也只是表演預定好了的安排。但日本樣式一般講來不僅有效率﹐而且合理性強﹐這大概是日本勝過歐美的一個原因吧!不過﹐日本樣式也有行不通的時候﹐這個時候﹐那個負責實際運作的人就得為主子承擔責任﹐例如我們常常見到的政治家醜聞後秘書的自殺。比起遊戲式的美國樣式來﹐日本式的殘忍又表明了它的“劣根性”。我留意到了這一點，決心把這兩種方式結合起來活學活用一次﹐就自告奮勇地承擔了第三天最艱巨的選舉工作中亞太組的會議主持工作。結果還好，既充分滿足了大家的競選的欲望(例如為了滿足“自我介紹”欲望的李梁先生也得以上台“老王賣瓜”了一番)﹐又使大家能夠嚴肅認真地挑選﹐在預定的十一點三十分整完成了理事和監事的選舉工作﹐博得了包括台灣來的代表黃偉成先生的好評 (黃先生被選為台灣地區的理事)。

民主是一個動聽的字眼﹐共產黨似乎也沒有宣稱放棄民主的意圖(可以參見中共發言人袁木的宣言)。我想﹐如何在實際的運行中而不是在截然相反的“民主”爭議中使共產黨的組織整體也意識到民主制度是符合包括共產黨在內的社會組織形態﹐是更有意義和更為艱巨的工作。我並沒有對共產黨本身能夠改造自己的變化完全絕望﹐正如被毛澤東帶入絕境的共產黨組織會產生鄧小平體制一樣﹐被鄧李楊葬送了的共產黨現狀也有擺脫困境的可能性的。共產主義理想的一大悲劇在於它宣稱消滅階級的時候沒有提及如何消亡自身。如果社會的發展證明民陣錯了沒有存在的必要，這倒是中華民族的一大福音。

四﹑小小的擔心

這次大會匯集了許多風流人物﹐一睹他們的風采﹐觀察他們的言行，學習他們的過人之處﹐也是一次難得的機會。此外﹐各種類型的人物的角色和表演﹐也是我樂於分析的專業本行。你看﹕民聯主席胡平先生和藹可親﹐從四川老鄉關係扯到八O年北大清華的學生競選﹐最後從懷中掏出文書拉我入盟﹔台灣來的教授、議員的深謀老算與三個小姑娘大學生認為民主是生來俱有之物的對比﹔“匪情分析專家” 的冷酷目光﹔日本去的台灣代表謝偉先生更為有趣﹐他發表了一通與監委選舉無關的演說遭到譁然嘲笑和猛烈責問﹐以最少票數落選。會後他告訴我:“我只是故意這樣做來考察大家的性格﹐美洲來的代表果然認真﹐按照程序追問不舍。一般人都反應激烈﹐唯有一個人很沉着﹐絲毫不為所動。”

這個人就是民陣的管家﹐人稱“萬總”的秘書長萬潤南先生。我一方面為自己的校友自豪﹐同時也為他擔心﹐因為民陣的組織營運﹐在許多方面是與共產黨既相對立又相似的﹐萬先生樂意表明他的政治智商比李鵬高出不少﹐而整個民陣會議中也漂浮着這樣的一種氣氛﹐有一種“民陣精英”優越於共產黨腐朽官僚的自我滿足感﹐以至於大學一年級的吾爾開希同學還要鄭重其事地聲明﹕“我不是領袖”。

我記得在中國的農村里﹐村裡的小孩子都有小名兒的。那名字要取得低賤﹐那孩子才能健康成長﹕什麼毛毛、草草呀﹐二狗、小耗子的。可惜我父母受了共產主義教育不信這一套﹐弄得我從小體弱多病。我們看國民黨和共產黨的興衰史﹐也知道好大喜功的風雲人物的命運本身多災多難，也為組織帶來了不少不必要的損失。“領袖”這個詞也只是抗戰勝利後的蔣中正先生和內戰勝利後的毛澤東先生才當之無愧的。外界的報道決不能影響民陣的運作。說實話﹐大陸逃出來的許多學生、知識分子等各界人士，連在西方社會站得住腳的能力都還必須學習﹐如何談得上展開有效的民主運動呢?我臨分手時不客氣地對高自聯的小校友張銳說:“你能夠逃出來，提供了絕對難得的機會﹐到了美國後﹐把以前的事情都忘掉﹑老老實實地念書吧﹗”

這也包含着我對民陣的小小的擔心和忠告。我希望每一個民陣的成員(包括領導者)在完全脫離民主運動的假設狀態下都能在西方社會中有一定的地位和影響。這樣的人參加民陣﹐可以對民主運動有所貢獻而不需要索取﹐也不會在民陣內部產生一些極為無聊的權力﹑榮譽爭奪。我堅持認為﹐民陣成員對於民主運動和民陣組織﹐絕不該抱什麼索取的心態﹐否則會葬送民陣的前途的﹔那些“靠組織吃飯”而不是為組織增添磚瓦的念頭是不能在民陣里站住腳的。

[首次發表於東京《民主中國》月刊1989年11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