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歷史上找不出比汪精衛更有爭議的人物 |
| 送交者: 高伐林 2012年12月26日15:57:27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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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慶齡與何香凝聯名給汪精衛的妻子陳璧君寫信：“我們曾經在孫中山先生身邊相處共事多年，彼此都很了解。我們十分尊重你”——這是對“中國頭號漢奸”的老婆、本人也被罵為“漢奸”的人的口氣嗎？陳璧君不識抬舉，竟拒絕了宋何善意挽救：“對日本的和與戰都為救國，屬殊途同歸，無罪可言，無罪可悔”
老高按：昨天貼出《汪精衛和平運動始末》的上半部分，果不其然，遭到熱烈的抨擊。除了在我的博客文章後面的跟帖，還有網友寫了自己的博客文章，對我憤怒貶損，這早在我意料之中——讓我感到意外的，反倒是並沒有引起公憤，對我群起而攻之。這裡有不少朋友是不管文章具體寫了什麼，只要“汪精衛”這三個字前面沒有冠以“漢奸”兩字，就要暴跳如雷的啊。或許是因為我不過是“三流”四流“人物，人微言輕？或者，許多朋友都過節去了，竟然顧不上堅守崗位？ 有的讀者說：高伐林只關心汪精衛，對中國軍民如何抗戰根本不理會（大意，非原文）。我昨天在按語中對這些人用了一個詞組：他們是“選擇性遺忘”，看來沒說錯。信手在我的博客中翻查一下——其實倒不是為了反駁他們，而是我自己也想溫習一下。兩年來，我寫過： 《他們是失敗的英雄——記中條山戰役中的抗日軍人》 《平型關炮火回聲（上）：七旬老人尋訪真相為父辯誣》 《平型關炮火回聲（下）：親歷者未必道出了真相》 《抗戰史實不容冒牌人士篡改》 《〈南方都市報〉終於再調查，否定假專訪》（以上這兩篇都是談抗戰中條山戰役真相的——老高注） 《一位可敬的拯救抗戰歷史的中國農民》 《紀念平型關大捷不能局限於一黨的眼界》 《私德很差的蔣介石，有兩條貢獻仍屬偉人》（“兩條貢獻”之一，正是堅持抗日——老高注） ………… 這些，都在我的博客之中，目錄俱在，他們看不見嗎？——“非不能也，是不為也”！ 有位自稱是我的“校友”的讀者，質問我為什麼列“一流人物”只列了袁世凱，而沒有列毛澤東，為什麼你老高不頌揚、不肯定毛的偉大功績（大意）？這讓我哭笑不得：毛澤東的偉大功績，輪得到我這個無名鼠輩來頌揚嗎？中共用納稅人的銀子設立了無數機構和媒體，豢養了成千上萬的學者，不就是幹這個的嗎？有他們頌揚難道還不夠嗎？ 有的讀者說：你老高一心只想着“顛覆”！這話呢，雖然不準確，倒確有幾分道理。是的，我不想因襲前人的陳說成見，尤其不想對中共音量超大的諸多喉舌鸚鵡學舌。我想發現的、而且很想為讀者發現的，就是那些有點新意、不同於前人說了又說的、能啟發人的思考、能讓人反思頭腦中固有觀念的文章，哪怕這些文章的觀點我並不完全贊成呢！ 這能“顛覆”嗎？就要看那些舊有的論題是不是穩固了。若本來就不穩固，被某一篇文章顛覆了，不是活該嗎？ 昨天有朋友認為我轉載的這篇文章“這是在說書，哪兒是談史？”還認為，此文“通篇都是結論，沒有證據”。這一批評，我看是苛求這篇文章了——本來就是一篇網上文章，而不是在學術研討會上宣讀、在某一學術專著刊登的論文麼。作者給眾多網民寫的一篇通俗文章，並沒有打算符合學術規範，沒有列上關於出處的註解。其實，現在許多寫歷史的書，例如《明朝那些事兒》（當年明月著）、《歷史的壞脾氣：晚近中國的另類觀察》（張鳴著）、《重讀晚清六十年》（端木賜香著）……也都是如此，都並無註解。正宗史學界對這種寫法雖然不無嘀咕，甚至不認為他們寫的是學術著作，但也並不斥之為信口開河。各有各的讀者對象，各有各的文體特點麼。通俗讀物多如此，沒有必要深責此文作者。 在此還不妨再次說明一下（其實都應該是不言而喻的常識）。我推薦什麼文章，並不表明我就贊成什麼文章，我推薦的動機，只是我認為這篇文章對我有啟發，能讓我對這個問題有更多層面、更多側面的思考，我希望推薦出來，對別人也很可能同樣會有啟發。僅此而已。 “共識網”為什麼會在這篇談汪精衛和平運動的文章之前特地標明“文章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與本站立場無關”？想必也是不勝解釋之苦吧——總有一些人固執地認為：你登載什麼、引用什麼，就是贊同什麼，在海外還好，在國內，很可能就此毀掉一個媒體。 當然，我這樣“再次說明一下”，是否能被他們聽得進去，我是一點希望也不抱的。 有些讀者還憤憤地說，老高對為汪精衛翻案，閃爍其詞，吞吞吐吐（大意，非原文）。其實，我最反對的正是那種要麼惡魔（漢奸）、要麼神明（英雄）的非黑即白！我在有關汪精衛問題的自撰、採訪和轉貼的幾篇文章中，都只是具體討論歷史事件的真假——沒釐清真假，怎麼評價？ 對汪精衛怎麼看，其實在史學界和不少高層人物看來，並不像我們萬維上某些人那樣斬釘截鐵：“汪精衛是漢奸，這是鐵案！沒有必要重新討論！”我在博客中介紹過美國華裔歷史學家余英時、專門研究中國當代史的美國歷史學會主席魏斐德等人，以及中國大陸和台灣的一些重量級學者、作家的客觀看法。宋慶齡與何香凝聯名給陳璧君寫的信中說： 陳璧君先生大鑒： 我們曾經在孫中山先生身邊相處共事多年，彼此都很了解。我們十分尊重你，對你在抗戰勝利後的痛苦處境，一直持同情態度。過去，因為我們與蔣介石領導的政權勢不兩立，不可能為你進言。現在，時代不同了，今天上午，我們晉見共產黨的兩位領袖，他們明確表示，只要陳先生發個簡短的悔過聲明，可馬上恢復你的自由。 “我們十分尊重你”——這是對一個“中國頭號漢奸”的老婆、本人也被定為“漢奸”的人的口氣嗎？ 這幾個人，宋慶齡生於1893年，跟老毛同齡，比1891年出生的陳璧君小兩歲，而廖仲愷的遺孀何香凝生於1878年，算是陳璧君的老大姐。他們這種口氣，說明了什麼？ 坐牢已經十多年的陳璧君不識抬舉，竟拒絕了宋慶齡、何香凝的善意挽救：“我固守受審時公開宣布的立場，對日本的和與戰都為救國，屬殊途同歸，無罪可言，無罪可悔，但願在牢房中送走最後的歲月。” 下面，我轉載《汪精衛和平運動始末》這篇文章的後半截。 汪精衛和平運動始末（下） 作者：推倒柏林牆，共識網 （續昨）汪精衛於1938年末離開重慶之後（很明顯蔣介石再次睜了隻眼閉了隻眼），近衛文麿如約發表了聲明，並且撤消之前“永不以國民政府為交涉對象”的強硬立場。問題是，這個聲明雖然聲稱日本沒有領土要求、尊重中國主權獨立云云，卻沒有提到最關鍵的“日本撤軍”一條。這倒不是近衛文麿存心忽悠汪精衛，如前文所說，當時日本是軍政平行，政府決定好的事情，還非得軍部同意不可，這樣荒唐的事偏偏就發生在日本。而以《重光堂密約》的內容，等於說“七七”事變之後，日軍辛辛苦苦打了這麼長時間，幾乎是打了白打，不僅沒撈到什麼好處，還把租界給搞沒了，對這樣“喪權辱國”的事情，日本軍部當然是堅決不從。近衛文麿拿軍部根本沒轍，最後的聲明只得打了個折扣。 汪精衛知道主和派在國內不好混，在國外也不好混，也理解近衛文麿的處境，他相信和談一旦能順利進行，條件仍有迴旋的餘地，所以仍然發表了著名的“艷電”（當時電報以一個字代表日期，“艷”即12月29號），一方面支持近衛聲明，一方面也態度強硬的提醒日方自己的政治底線：“中國抗戰之目的，在求國家之生存獨立，抗戰年余，創巨痛深，倘猶能以合於正義之和平而結束戰事，則國家之生存獨立可保，即抗戰之目的已達。以上三點，為和平之原則，至其條例，不可不悉心商榷，求其適當。其尤要者，日本軍隊全部由中國撤去，必須普遍而迅速，所謂在防共協定期間內，在特定地點允許駐兵，至多以內蒙附近之地點為限，此為中國主權及行政之獨立完整所關。”這個“艷電”後來被評為“對日投降宣告”，很明顯是睜着眼睛說瞎話。 但噩夢這才剛剛開始。近衛聲明仍無法讓日本軍部感到滿意，近衛文麿本人被罵作“和平運動家”，再說難聽點其實就是日奸，結果“艷電”發表五天之後，近衛文麿竟然頂不住壓力辭職了！中日兩國的和平運動參與者無不愕然，連日方都破口大罵近衛文麿背信棄義。不過這近衛文麿也是個可憐人，事實上他原來根本就不想幹這個首相：“即使有天皇命令，但陸軍內部沒有可以商量政策的人。”當時日本的文官普遍受軍部壓制，一般都幹不了幾天就辭職了，最後乾脆只好由東條英機這個軍人來組建內閣。事情急轉之下，少了日方撤軍的承諾，龍雲也不再支持汪精衛，沒有接汪到雲南成立新政府。重慶方面仍邀請汪精衛回去復職，但汪精衛卻表示自己留在重慶根本無法發表意見，不願回去；即使回去，也徒惹糾紛，自己的立場既然已經表明，願不願意採納取決於政府。汪精衛當時準備動身前往法國，重慶政府一方面開除其黨籍並在報紙上大加批判，一方面又派谷正鼎送來出國的護照和旅費，順便遊說汪精衛繼續為國府效力。至此，汪精衛最初所構想的“和平運動”以完全失敗而告終。假如事情只發展到這一步，恐怕汪仍不會被後世稱為“漢奸”，並且在抗戰勝利後還很有希望回國。但就在谷正鼎返回重慶的第二天，又一起行刺事件發生，徹底改變了汪精衛的想法。 行刺者本打算摸黑槍殺汪精衛，結果卻錯打死了汪的秘書曾仲鳴。從後來軍統一方的回憶錄來看，行刺汪精衛一事簡直可以說是辦得吊兒郎當，說是重大任務，人員班子全是臨時拼湊，連谷正鼎都可以輕易的找到汪精衛的落腳點，一眾特工卻搞不清汪精衛住在哪裡，而且望遠鏡都沒配一架，近處不敢逗留，遠處無法監視，情報工作搞得一塌糊塗。戴笠當時曾不止一次去過河內，負責刺汪的陳恭澍對此竟一無所知，行動失敗後也沒受到任何懲罰，整件事給人的感覺就是一點也不“軍統”。據說陳恭澍後來曾對人說：“汪先生在河內並非倖免，當時若為刺他，有幾個汪先生也刺殺了。”也不知是真的工作失誤，還是故意擺個與漢奸決裂的姿態。 汪精衛一直將曾仲鳴看作自己的兒子，兩人私交極好，而且曾死得還頗為煽情，臨死前對汪說：“我能代汪先生死，死而無憾，國事有汪先生，家事有吾妻，我沒有不放心的事。”還在以他名義替汪精衛在國外存款的支票上簽了字，這才斷氣，活脫脫是現在電視劇里一些人臨死前嘴裡還直冒血泡的說“替我交黨費”那種場景。汪精衛當時離開重慶，實際上無權無勢，無國可賣，帶出國的東西只有自己主和的立場而已，汪想不通蔣為何要對一個已經完全沒有任何勢力的不同政見者採用暗殺手段，於是報復性的在香港的報紙上披露蔣介石對日秘密和談一二三事，並附上國防最高會議記錄一份，引來不明真相的群眾一陣圍觀，結果弄得蔣介石暴怒不已，這倒算是汪一生中所干的少有的一件糊塗事。 汪精衛一生從不拉幫結派，這樣做的壞處是導致他手頭一直沒有多少勢力，好處是在這種情況下仍肯留在他身邊的，必是君子之交。汪身邊一直不乏曾仲鳴、陳公博之類忠肝義膽的人物，這些人雖然被後世罵為漢奸，但在追隨汪精衛這點上都是說一不二、忠心可鑑的，其中尤以汪精衛的老婆陳璧君最甚。辛亥革命之前，陳璧君和汪精衛一起回國刺殺攝政王，臨行前有人開玩笑說：“你有一張英國臣民的護照，當然不怕死。到關鍵時刻，你把英國護照一拋，英國領事館自會來救你。”陳璧君當場掏出護照，撕了個粉碎。抗戰勝利之後，陳璧君被判無期徒刑，在法庭說：“本人有受死的勇氣，而無坐牢的耐性，所以希望法庭改判死刑。”後來坐牢時，何香凝、宋慶齡等替陳璧君說情，只要陳璧君肯悔過並承認汪是漢奸，即可出獄，陳璧君也是一口拒絕，最後死在牢內。此等巾幗不讓鬚眉的氣節，古今罕見，實在令人佩服。 曾仲鳴之死令汪精衛受了不小的刺激，“曾先生臨死的時候，因為對於國事尚有主張相同的我在，引為放心。我一息尚存，為着安慰我臨死的朋友，為着安慰我所念念不忘的他，我應該盡其最大的努力，以期主張的實現。”頗有點要行意氣之事的感覺。此後汪精衛改變了出國的主意，而是領着一幫人跑到上海，決心把賣國之路一條道走到黑。 縱有先輩嘗炎涼，諒無後人續春秋 假如事情只發展到“艷電”為止，想必到今天汪精衛早就已經被平反了，“主和”在中國雖然也算是“漢奸”行為，但跟“投敵”還是差了很大一個檔次的。從主持賣國外交到出走重慶，最終再到成立偽政府，汪精衛的動機其實可以用他和陳公博的一段對話來概括。1935年時陳公博對汪精衛說：“現在許多人都罵汪先生是秦檜，我今天就承認秦檜是好人罷，但秦檜是犧牲了，然而無補於南宋之亡。一般人都說汪先生賣國，但賣國還應有代價。像今日的情勢，一日蹙國百里，其誤不止賣國，簡直是送國罷了。我想送國不必你汪精衛送罷？”汪精衛答道：“公博，你的話是為汪精衛說的，不是為中國國民說的。人家送國是沒有限度的，我汪精衛送國是有限度的，公博，我已經五十多歲了，你也快要五十歲了。中國要復興，起碼要二十年，不要說我汪精衛看不見，連你陳公博也看不見。日前能夠替國家保存一分元氣以為將來復興地步，多一分是一分，這是我和你的責任。因此不獨我要干，我勸你也要干。” 這段對話有一點說得很準確：汪精衛的行為嚴格來說叫“送國”，而不是“賣國”，因為他本人確實沒從中撈到任何好處，反之還做出了大量犧牲。汪精衛其實大可坐在原地什麼也不做，假如今後中國歸國民黨，他不是一把手也是二把手；假如中國歸共產黨，只要汪精衛肯適當的扇自己兩耳光，還是能混個政協副主席；假如中國歸日本，到時汪精衛再投日也一點都不遲。在亂世之中，像汪精衛這樣聲名顯赫、人人敬仰的英雄，完全可以隨波逐流，見風使舵，何必總是硬出頭？甚至可能連“送國”都談不上，當時淪陷區早就歸日本所有，日軍對物資是想拿就拿，對人是想殺就殺，何需汪精衛來送，早就全是日本人的了，汪精衛赤手空拳跑到淪陷區，除了從日本人手上勉強爭回一點利益，中國還有什麼東西可以供他送出去的？ 但這個“送國賊”到底能不能做成，汪精衛心裡其實也沒底。日本人當時對他也沒什麼特別的興趣，要知道汪精衛唯一的政治資本是名聲，現在他已經不是零資本的問題，是徹底一個負資本，對日本人來說根本就沒什麼利用價值。而且日本人需要的是一隻聽話的狗，汪精衛則是曾經躺在陰溝里打算跟人玩命的主，這樣一條狗到底好不好使，日本人還真沒什麼把握。最可笑的當時淪陷區早被各大漢奸瓜分完了，根本沒有汪精衛的落腳之地，而汪精衛一到上海就獅子大開口，說要吞併除了滿洲國之外所有的地區。日本當時巴不得把中國切成幾塊，汪精衛的要求根本就是有悖日方的戰略利益的，斷然沒有答應的理由。但也不知汪精衛的運氣到底算好還是壞，在上海扯了一段時間皮以後，阿部信行上台，積極的支持起了汪精衛的計劃。雖然這個新內閣沒過幾個月又被軍部給推翻了，汪精衛的政權卻是留了下來。 1940年3月30日，汪精衛正式“還都南京”，升的還是青天白日旗。當時關於旗子的問題發生了不少爭吵，汪精衛堅持要掛青天白日旗，日本人則堅決不同意，畢竟跟青天白日旗打了這麼多年仗，你說要在日本人的大本營里升這個旗，日本兵心裡肯定也受不了。唇舌交鋒之間，日本方面還是占到點理：就算不考慮咱日本人民的感情，你到處豎着和國民黨政府一樣的旗子，我們的軍隊分不清楚打錯人怎麼辦啊？汪精衛方面一想，這倒還真是個問題，最後只能做了點妥協，在青天白日上加個黃色的三角旗子，上書“和平、反共、建國”六字，以示區別。當時淪陷區里掛的是北洋政府的五色旗，時隔多年，人們重新看見青天白日，照理來說心情總該舒坦一點，但是那不倫不類的黃色三角旗又分外扎眼，讓人歡喜不起來。那邊日本兵更是怒不可遏，直接憤起暴動，被軍部強行鎮壓了下去，這種現象似乎已然預示了汪政權日後兩頭不討好的命運。汪精衛在還都儀式上發表了演說，語氣低沉，早已不復當年慷慨激昂之風采，整個儀式就在低調的氣氛中迅速結束了，沒有發揚出把喪事當喜事辦的精神。 汪精衛當時除了要吞併其它漢奸的地盤和升青天白日旗，還有一個極重要的要求：絕不與國軍交戰。政權成立之初，汪精衛曾對影佐禎昭以及犬養毅之子犬養健說道：“倘若將來貴國政府要利用我們的兵力，把我們看作日軍的一翼，讓我們與重慶軍隊作戰的話，勢必會引起內戰，造成同民族間的流血犧牲，這是絕對要避免的。我們的最終目的，並不是要打倒重慶政府，而是在可能的情況下與之合作。這一點與所謂的反蔣運動有本質的區別”，“我們這個和平運動，正如一向所說的那樣，完全是為了實現全面和平，而別無它意。因此，只要實現和平，今後中國政權由誰來掌握不是問題。因此，將來重慶政府倘能加入我的運動，我的目的就算完全達到了。為此，我會立即辭職。現在我事先清楚地表明白已的內心想法。”漢奸汪精衛的說法令兩個日奸感動不已，在回憶錄中都對汪的愛國精神和人格品質作出了極高的評價。及至後來板垣征四郎又想借用偽軍的力量，汪精衛竟出口威脅：“如此我們的軍隊必反轉槍口打日本軍！”當時日本人給偽軍配發的武器裝備極差，但是偽軍到底人多勢眾，真在後方鬧起來，就算不成氣候，也夠小日本喝一壺的，汪精衛此言讓板垣征四郎碰了一鼻子灰，日後也就沒再提“協同作戰”的事。 當然對共產黨所謂“抗日游擊隊”，汪精衛是從不手軟的。說來搞笑，汪精衛在共產黨眼裡是漢奸，而汪精衛對於共產黨的評價，雖沒有直接用“漢奸”這兩個字，意思也是大抵相近的。當時蔣介石偷偷摸摸的和，汪精衛光明正大的和，兩邊卻都沒有和成。反倒是共產黨，不聲不響的就跟日本人“你是風兒我是沙，纏纏綿綿到天涯”了。據陳公博《八年來的回憶》記載，新四軍一直與日軍相互交換物資，陳毅當時負傷，竟是由日本憲兵護送至上海療傷，共產黨的代表公然住在滄州飯店內，汪精衛卻拿他們一點辦法都沒有。汪政權組織蘇北清鄉，日本人提前通知新四軍和八路軍，導致無功而返。日本大使館書記官池田則完全成了共產黨的說客：“共產黨並不壞，其政治且較重慶和南京為進步。”陳公博是在汪政權解散、被國民黨收押時寫下這些內容，很多人認為這麼說是為了曲意迎合蔣介石、換取輕判，但事實上陳公博當時已經被國民政府判處死刑，不僅放棄上訴，而且請求“儘快執行”，之所以要寫“答辯書”，並非為了輕判，只為還後人以真實。 當然我們不排除陳公博成見已深，臨死前還要污衊我黨一把的可能性。對於我黨抗日的問題暫且不談，總之汪精衛視共產黨如洪水猛獸，這是前文早已說過的，甚至小黃旗上都要加個“反共”，其心志可見一斑。這對蔣介石來說可算是個利好消息，兩軍交戰，情勢不利時難免要投降，國軍投降之後非但不會為日軍所用，反而可以發揮餘熱，對付另外一個敵人，而且由於接受戰俘的工作被移交給了汪政府，很大程度上減少了南京大屠殺一類事件的重演，方先覺被日軍俘虜之後，也是通過偽軍的幫助才能逃回重慶。說到這裡我感覺已經把我國抗戰時一組奇怪的現象解釋得很清楚了：日軍基本上都是國民黨打的；偽軍基本上都是共產黨打的；偽軍基本上都是前國軍組成的——因為不抗戰的軍隊，就連做偽軍的資格都沒有。及至後來日本投降，蔣介石順利收復淪陷區，一些未被收編的偽軍還在孜孜不倦的進行剿匪事業。按陳公博所說，假如日本人在剿匪的問題上有所阻撓，那是翻臉也在所不惜的。抗戰勝利後的政治協商大會上，共產黨急吼吼的鬧着要解散偽軍，除了要削弱國民黨這邊的實力，確實也有跟汪精衛苦大仇深的原因在裡面。 平心而論，汪精衛能做到不跟國軍交戰這一點，作為一個漢奸而言也算是很不容易了。除此以外汪政權還收回了租界、廢除了小部分不平等條約，民生上淪陷區可能比抗戰結束和解放後的某些時日還要好很多，而且汪精衛對各派漢奸地盤的吞併確實從一定程度上來說降低了抗戰勝利後蔣介石重新統一全國的難度（只可惜汪精衛吞併得還不夠）。對日軍也是盡力掣肘，物資能不給就不給，人丁是一個也沒讓日本抽到太平洋戰場上去，日方甚至有言：“重慶是武力抗戰，你們是和平抗戰”，到抗戰末期，雙方頗有劍拔弩張之勢……且慢，再這樣寫下去，就要變成“汪精衛、周佛海和陳公博等人發揮聰明才智，以拳拳報國之心，和愚蠢的日本鬼子巧妙周旋，最後終於迎來了抗戰勝利的一天，把淪陷區完完整整的還給了民國政府……”這是什麼？這是紅色電影《小兵張嘎》的演法。汪精衛對日鬥爭倒是不假，但充其量也只能說是別人可能會賣一百分國，而他只賣了（或說送了）五十分。但這五十分終究是賣出去了（或者說送出去了），對汪一派人來說總歸是一件屈辱的事，在日本人的屋檐下混，想諸事美好，團圓結局，那是根本就不可能的。 周佛海曾有一個說法：二戰假如盟國勝，則蔣介石勝，假如軸心國勝，則汪精衛勝，不管是誰勝，最終的勝利都屬於中國，中國將立於不敗之地，所以主和派和蔣介石只是在唱雙簧而已。早先我覺得這幾句話還有幾分道理，現在想想真是兒戲之言。汪精衛初到上海的時候，對和平救國的理念還是抱着不切實際的幻想，幾番想要另組政府，很大程度上也是為了獲得一個對日和談的合適立場。按他的想法，中國雖然慘敗，但日本勝得也是痛苦，這仗應該是打不下去了，這時候再不和談還等何時呢？每次跟日本政府交涉，也確實多少能談出點東西來，但是最終卻死活過不了軍部這一關，到最後軍部甚至撇開政府，單獨搞了個“興亞院”出來，把外交工作也給包辦了，實際上是連一點和談的餘地也沒有留下了。當時日方和汪精衛一派簽訂《中日基本條約》，這個條約可以說已經完完全全超越了汪的底線，接近於亡國了。汪幾番交涉而不得，終於明白自己不過是俎上魚肉，為了把淪陷區勉強維持下去，最後也只能忍辱簽了字。簽約那日，汪精衛對着紫金山的方向發呆，突然間“忍不住兩行清淚，從目眶中沿着雙頰一滴一滴地向下直流。突然，他以雙手抓住了自己的頭髮，用力的拔，用力的拉，俯下頭，鼻子裡不斷發出了‘恨！恨！’之聲，淚水漬滿了面部，他的悲傷，是僅次於槌胸頓足”。到後來這個條約內的種種內容，總算是在眾人的努力下一步步廢除了，但說實話，汪精衛等人能做到這一點，主要還是美軍和國民黨在正面戰場重創日軍的功勞，迫使日方不得不對汪一派的要求做出讓步。所謂“雙簧之說”、“不敗之地”，假如日本勝利了，確實，中國名義上可能是歸汪精衛而不是日本人統治，但那時等待中國的又將是個怎樣一個條約呢？從後人的角度來看，我們也不會去關心一個公認的漢奸到底為國家保存了哪五十分利益，只會在意他送出去了哪五十分利益，即使他是不得已而為之的。 至於汪精衛手下惡名昭著的“七十六號”倒是值得說一說的。以我觀來，雙方正兒八經的諜戰中還是重慶一方逼得更狠一點，殺了汪精衛這邊不少特工，死者中有不少是從重慶轉投南京的（連河內負責刺汪行動的陳恭澍，當時都投了汪精衛），很有點清理門戶的味道，軍統一度將目標定為丁默邨本人，鬧出了後來為人所熟知的鄭蘋如刺丁默邨案。而丁默邨、李士群除了報復和防禦以外，還殺了不少新聞界的反汪人士，但是真正有價值的大魚反倒沒碰，例如蔣伯誠這個特務小頭目就在七十六號的眼皮子底下活動，非但沒被七十六號處理掉，最後蔣被日本憲兵逮捕，還是周佛海救了出來，周佛海本人更是跟重慶方面一直保持着聯絡。不過雖然沒有殺掉重慶方面什麼了不起的軍政要人，七十六號的恐怖也是名不虛傳，其手段極盡殘忍，毫無人性，殺人無數。當時上海幾乎沒有哪個星期是不死人的，報紙上充斥着關於暗殺的消息。這裡面很多人死得恐怕非常冤枉，例如被仇人舉報，添油加醋的一說，立馬成了七十六號的目標，死得莫名其妙。當時的汪精衛政府，雖也有極少數人是存和平救國之心、不計個人名利的為汪精衛賣命，但多數人也不過是爭權奪利、勾心鬥角的庸俗之徒，對於亡國一事沒有任何感慨，每天還忙着相互傾軋，這也不過是中國社會的常態而已，七十六號這種組織墮落如斯，不足為奇。我觀金雄白《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寫到雙方諜戰時，大意是雖然下面人拼得你死我活，重慶與南京的上層之間卻有某種默契，並沒造成什麼實際損失，語氣中好像還頗為得意。但是小人物的命就不是命嗎？重慶方面要做個姿態給全國看，於是就把曾仲鳴亂槍射死，金雄白本身也只能算個小人物，幾次險險死在軍統的手上，雙方無數特工更是慘死在這種沒有意義的對攻戰中，讓人不禁感慨亂世人命賤於狗，七十六號本身也不得不說是汪一生的污點。 說到替汪精衛賣命，陳公博倒真可算得上是個奇人。汪精衛與周佛海理念相近，兩人同進退並不足為奇，陳公博卻是從汪精衛主持“媚日外交”開始就一直跟他唱反調了，他的觀點是“黨不可分，國必統一”，根本不贊成汪精衛脫離國民黨，甚至可以說他早就看清了汪精衛最終的下場。儘管觀點不同，但陳公博也確實敬仰汪的為人，深知汪絕不是賣國求榮之輩，所以也不願留在重慶聽別人說汪的壞話。當時汪精衛手下人才稀缺，高宗武、陶希聖相繼叛變（說到這兩個人要插句題外話。汪、周、陳三人組織偽政權後，談到蔣介石時仍是畢恭畢敬，言必稱“蔣先生”，這是國共偽三方的史料都提到的。高、陶兩人倒是經常公開批評蔣介石，用詞甚為激烈，但最後見情勢不妙，掉臉跑回重慶重投蔣的也是這兩個人），有些人即使能夠理解汪精衛的主張，也不願背漢奸的罵名去幫助汪精衛，陳公博見此情景，出手相助，心甘情願的做了汪的陪葬。 汪精衛於1944年病死於日本，臨死前仍念叨着要回中國，終究未能如願。隨着美軍的參戰，日本也是秋後的螞蚱蹦不了幾天，周佛海跟重慶方面暗通聲氣，準備指揮偽軍全面反攻。1945年初，周佛海通過蔣伯誠給蔣介石帶信，寫道：“五年以來，職臨深履薄，無日不惄焉如搗，凡奉鈞諭，輒竭駑駘……日寇已處窮途，反攻轉瞬開始，職處身虎穴，一切策應反攻之工作，萬緒千頭，遲恐準備不及，急則泄漏堪虞……職以待罪之身，誓必效命前驅，俟最後勝利之來臨，甘願受鈞座之嚴懲，斧銊所加，死且瞑目。”蔣介石讀到最後幾句，潸然淚下。到這個時候，只要周佛海能把反攻的事辦好，汪精衛可能還有那麼一丁點翻案的希望，誰知歷史又開了個玩笑。就在周佛海雄心勃勃準備大幹一場時，美國突然間扔了兩個原子彈，日本直接投降了，這一炸終於讓汪一派人永世也不得翻身了。 日後處理偽政權眾人，該殺的殺，該關的關。汪政權內一干要人，早知會有今日，走得頗為從容。任行政院秘書長陳春圃被判死刑後見到金雄白，還說道：“你放心，我將來被槍斃時，不會讓同志們丟臉的。”反倒是丁默邨雙手沾滿鮮血，被槍決時反倒嚇得臉色蒼白，連一句完整的話都說不出來，甚是諷刺。蔣介石曾有意重新啟用周佛海，但在巨大的輿論壓力之下，最終還是作罷，判了死刑。後來周的夫人找蔣介石求情，蔣介石又允諾說：“這幾年，對東南的淪陷地帶，還虧了佛海，我是明白的。起來，安心回去吧，讓他在裡面休息個一兩年，我一定會讓他再歸來的。”不過周佛海的命也不長，死在了大牢之中。 汪精衛一生追隨國父孫中山，兩人日後自然是合葬在了一起。國民黨一方顯然不能允許這種事發生，何應欽要求工兵隊在蔣介石“還都”之前將汪墓拆除，無奈墓穴建築質量過硬，工期緊迫，最後只好直接上了炸藥。打開棺材，只見汪的屍體上蓋着一副青天白日旗，衣兜里有一張紙條，上書“魂兮歸來”，落款是“陳璧君”。一代漢奸落得死無葬身之地的下場，實在淒涼。而局勢還是不幸應了汪的預測，日後蔣介石也沒能和孫中山合葬在一起，這可以說是整個故事中最大的悲劇了。 後記 有一天我突發奇想，想看看台灣人對汪精衛是如何評價的，結果問了幾個人才發現台灣人對汪精衛的了解居然比大陸人還要無知。大陸人好歹還知道汪精衛是個漢奸，台灣人除了對這個名字“好像有點印象”以外就什麼也不知道了。之後總算見到幾個台灣人在聊汪精衛，說讀完林思雲的《真實的汪精衛》（想不到這篇文章在台灣也挺有銷路），才了解到汪原來是這麼複雜一個人，還感慨自己早年“被國民黨灌了一腦子的黨屎”。直到李安的《色·戒》上映，汪精衛在台灣的媒體上才算是火了一把，但總體而言仍然是貶大於褒。國民黨113年黨慶時則展出了汪的照片，只說是國民黨領導人，迴避了他曾做過漢奸的問題。後來又找到一篇談汪的文章，是那個著名統派人士范蘭欽所寫，洋洋灑灑，不着重點，最後筆鋒一轉，突然來了句“看看今日的台灣政客（此處范特指綠營）的嘴臉，比起汪精衛、陳公博差之遠矣”。這話我倒是贊同，先不論忠奸，無論從眼界、學識、人品、風度還是膽魄來看，今天大陸的任何一個官員，離汪的水準都相去甚遠。 說汪“複雜”，確實不假，在中國的歷史上，恐怕找不出幾個爭議性比他更大的人物。有人相信以他的道德情操，不可能行賣國之事，也有人覺得他是晚年糊塗，最終誤入歧途；有人覺得他是悲觀主義，有人覺得他是錯判形勢；有人看重他送了一部分的國，有人看重他“送國”時也盡最大努力牽制了日本。在那些相信民族情感不可傷害、寧為焦土也要抗戰的人眼裡，汪無疑是個歷史罪人；在那些相信共產黨是中流砥柱的人眼裡，汪就更是罪惡滔天了。無論汪是怎樣一個人，我至少能確信一點，就是他絕非我們教科書上那個臉譜化的漢奸。中國人眼裡的漢奸形象，總是尖嘴猴腮、無惡不作、貪生怕死、利慾薰心，“壞”字完全寫在了臉上，讓人一看便知，以至於一下出現個《色·戒》中“易先生”這樣的人物，許多人便完全無法接受了。可事實真是這樣嗎？假設一個游擊隊員藏在你家裡，你把他交出去了，你就是個漢奸，可是你不把他交出去，或許全家人都會跟着一起陪葬；假設日本人逼你去做翻譯，你不做，結果也是顯而易見的。一個孱弱的國家淪陷於他人之手，人民已經全部置於外人的統治之下，卻還要去為民族大義、國家尊嚴之類的東西殉道，國家既然連保衛國民都做不到，還有什麼尊嚴可言呢？人們不做漢奸便得死在日本人手上，做了漢奸卻又要死在中國人手上，有人云“抗戰打了八年是因為漢奸太多”，儼然是要一群連活路都沒有的人為一個國家的弱小而負責了。 在這些漢奸當中，汪精衛還算是非常特殊的一個。他拋棄了一切跑去做一個別人唯恐避之不及的“賣國賊”，動機竟然是出於愛國。可是在那個年代，汪精衛也只是一個微不足道的人，他想靠和談拯救萬民於水火，卻無功而不得返；他在主持偽政權時努力的和日本人周旋，可用處到底也有限；他最擔心中國陷入共產黨之手，最終還是無能為力。整個中國，真可說是多他一個不多，少他一個不少。甚至可以說，當時的中國也不過是在戰爭中打了一回醬油，整個世界局勢幾乎跟我們無關，連自己的命運都系在別人的手上，哪怕是出一個帶着偽軍進攻重慶的汪精衛、躲在山溝溝里種鴉片的蔣介石、運籌帷幄浴血奮戰的毛澤東，日本可能總歸是要投降的。汪精衛倒是懷着一片好心，想做些事情，可是除了背上一身罵名以外，真可說是一事無成。這不是他能力的問題，而是整個時代的悲劇。 我不排除漢奸里也有大奸大惡之徒，但對很多人來說，當漢奸恐怕只是個無奈的選擇，就像社會再也無法保障人們的生存時，很多人去做小偷，恐怕也只是為了一小塊麵包而已。漢奸是一個時代的特定產物，裡面有好人也有壞人，但它絕對不是一個簡單的“好”或者“壞”的符號。當你把教科書扔到一邊，重新深入研究歷史的時候，可能會發現自己過去並沒有資格去對某些人、某些事作出評價，因為首先就連這件事物真實的面目都完全不知道。姜文的《鬼子來了》倒是足夠真實，它被禁播了，這就是真實的代價。 我知道中國有那麼一些頭腦簡單的人，他們看到小偷時尚且還繞着路走，遇到吹牛逼不上稅的場合時卻會拍着胸脯保證自己會跟日本人鬥智鬥勇。這也不足為奇，因為就連他們眼中的“抗日”可能都是一場過家家的遊戲，敵人總是那麼愚蠢，被幾歲的小孩耍得團團轉，手中拿着槍也不用，排着隊地往山上蠕動，然後被解放軍叔叔用石塊活活砸死，這類人的存在正是臉譜化教育最直接的成果。撇開汪精衛的問題不談，我倒覺得那時候的一些人和事，和今天的情況是驚人的相似。言外國則必稱戰的人、夜郎自大的人、舞着道德大棒的人和唱着高調的人，如今仍比比皆是。這些人口稱愛國，行的卻儘是些禍國之事，而那些竭盡心力推動這個國家進步的人，反倒又被稱為漢奸敗類，讓人漸漸開始分不清到底誰忠誰奸了。 相關圖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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