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歷史的教訓

⒈“文人”（“知識分子”）是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阻礙中國社會前進而沒有絲毫進步作用的反動階級。

中國歷史可以分成兩大塊：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上門扣關之前與之後。

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上門扣關之前，中國“文人”（“知識分子”）當權當了幾千年，給中國帶來的是什麼？

科學技術長期停滯不前、遠遠落後於世、愚民政策、文盲充斥、一盤散沙、內鬥不休、市場經濟長期得不到發展、周期性動亂屠戮、人口大滅殺、大倒退、賣國求榮層出不窮、長期專制獨裁……

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上門扣關之後，中國經歷了五大歷史轉折——從高峰掉入深淵，兩次到了死亡線幾乎亡國滅種，兩次創造奇蹟起死回生，然後奮發圖強扭轉乾坤，從最低點的死亡線開始一路上升，重新攀登歷史的輝煌高峰——整個一個馬鞍型曲線。這五大轉折分別是： 

第一次轉折：由盛而衰——拒絕開放走向衰落：英國派馬爾嘎尼訪華尋求通商。這是中國主動對外開放發展資本主義還是堅持封建主義閉關鎖國的歷史性轉折關頭，是中國能平等主動地發展到資本主義社會的最後機會。

第二次轉折：由衰而敗——頑固不化墜入深淵：鴉片戰爭打開了中國大門。這是中國被動地對外開放發展資本主義還是拒絕改變、被動挨打、步步淪為半殖民地的歷史性轉折關頭。這是中國雖已不平等、雖已被動卻仍能對外開放發展到資本主義社會的最後機會。 

第三次轉折：第一次死裡逃生——險遭瓜分：甲午戰爭中國一敗塗地後外國列強紛紛到中國直接搶占地盤。這是中國被瓜分還是得以繼續生存的生死關頭。

第四次轉折：第二次死裡逃生——險遭消滅：抗日戰爭。這是中國被日本滅亡還是拼死求生的生死關頭。

第五次轉折：扭轉乾坤——徹底改變命運：解放戰爭、建立新中國、走社會主義道路、大規模工業化現代化。這是中國繼續一盤散沙、繼續做一個孱弱的農業古國、繼續落後挨打，還是起死回生、由弱變強、徹底結束持續百年的屈辱落後被動挨打命運的歷史轉折關頭。 

在上述五大命運攸關的歷史轉折中，“文人”（“知識分子”）沒有一次起過哪怕半分好作用，沒有一次不是害國禍國。

第一次轉折：由盛而衰，馬爾嘎尼訪華尋求通商——“文人”（“知識分子”）害國禍國，只有破壞作用沒有積極作用：

頑 固堅持閉關自守，毫不猶豫地拒絕了馬爾嘎尼，斷送了中國自主發展資本主義的歷史機遇。（有人會說，那是乾隆皇帝的決策，不是別人的責任。然而“文人” ［“知識分子”］們這時候怎麼不造輿論了？他們不是歷來講究“捨生取義”、“以天下為己任”、“文死諫”、“義不容辭”的嗎？雍正皇帝搞“攤丁入畝”、 “一體納糧”、“清理拖欠虧空”之類時他們不是很有勇氣造輿論反對的嗎？可見拒絕馬爾嘎尼、堅持閉關自守不只是乾隆皇帝一個人的主張，而是“文人”［“知 識分子”］的一致立場。） 

第二次轉折：由衰而敗，鴉片戰爭打開了中國大門——“文人”（“知識分子”）害國禍國，只有破壞作用沒有積極作用：

鴉 片戰爭證明中國已經處於落後挨打的被動地位，“文人”（“知識分子”）依然故我，頑固堅持封建主義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錯過了中國被動發展成資本主義國家 的最後歷史機遇——1840年到1894年這半個世紀是後進國家發展資本主義的最後歷史機會。那時世界還沒進入帝國主義時代，西方資本主義還沒把世界瓜分 完畢，後進國家還可乘之機發展自己的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等世界被瓜分完畢，西方資本主義發展到了帝國主義，建立並不斷完善了全球性資本體系，一切國家的經 濟體系都不可避免被納入其中，這樣的空隙就再也不存在了——你的一切都受制於人，弱者再也找補到自己的地位，只能遵守人家的遊戲規則、受人家絕對優勢力量 的控制，再也沒機會鑽空子發展自己了。 

同 樣被西方的大炮打開大門，日本搞脫胎換骨全盤西化的“明治維新”，中國搞偷工減料搞治標不治本的“洋務運動”和“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日本抓住了轉變為 資本主義國家的最後歷史空檔，中國永遠失去了這最後歷史機遇。為什麼？日本有中國那樣勢力強大的“文人”（“知識分子”）階級嗎？有中國那樣根深蒂固的 “軟權力換硬權力”的科舉體系嗎？有象中國那樣強大的“文人”（“知識分子”）階級強烈反對和抵制明治維新嗎？可見“文人”（“知識分子”）的頑強反對是 關鍵：一旦全盤西化，孔孟之道就不再神聖，科舉制度就不能維持，中國的“文人”（“知識分子”）幾千年來靠科舉用軟權力獲得硬權力的生存之道就必然完蛋， 因此他們當然堅決反對，頑固抵制（藉口當然冠冕堂皇：“祖宗之法不可棄”、“聖賢之道不可褻”……又是用虛的頂替實的）。日本明治維新成功而中國洋務運動 失敗，因為中國有勢力強大的“文人”（“知識分子”）階級而日本沒有，這就是區別。 

第三次轉折：第一次死裡逃生，甲午戰爭後險遭瓜分——“文人”（“知識分子”）害國禍國，只有破壞作用沒有積極作用：

甲午戰爭失敗後中國處於被外國列強瓜分滅亡的生死關頭。“文人”（“知識分子”）對此束手無策，毫無作為，完全放棄了一切努力，眼睜睜等死。在這千鈞一髮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中國老百姓挺身而出，以義和團運動的方式頑強地制止了列強的瓜分，改變了中國的命運。 

義 和團的鬥爭方式不可取，但義和團的反抗精神不可滅。義和團運動戰術上失敗了，戰略上成功了。成功就成功在迫使列強改變了瓜分中國的戰略決策。正是義和團運 動體現出來的中國老百姓的反抗精神和巨大潛力使列強突然發現中國人原來不是一群不需要特別操心的野生動物，而是數量龐大、不乏敢反抗、敢鬥爭、敢亮劍、有 無數視死如歸的戰士的民族。以前之所以沒發現這點，是因為列強只看到了中國政客、“文人”（“知識分子”）的無能無恥無知無賴，依此類推想當然地以為中國 人都如此。義和團運動使他們開了眼界，發現中國老百姓並非都如此，如果瓜分中國必將遭到中國老百姓的激烈反抗而陷入持久戰的泥沼。這種恐怖前景使列強膽顫 心驚，改變了戰略決策。八國聯軍司令瓦德西在給德皇的奏議中明確提出瓜分中國不可取，列舉的原因全是中國老百姓：“共有人口四萬萬，均系屬於一個種族，並 且不以宗教信仰相異而分裂”、“更有‘神明華胄’之自尊思想充滿腦中”、“對於中國群眾，不能視為已成衰弱或已失德性之人，彼等在實際上，尚含有無限蓬勃 生氣，更加以備具出人意外之勤儉巧慧諸性，以及守法易治”、“中國下層階級在生理上，實遠較吾國多數工廠區域之下層階級為健全”、“中國所有好戰精神，尚 未完全喪失，可於此次“拳民運動”中見之。在山東直隸兩省之內，至少當有十萬人數，加入此項運動，彼等之敗，只是由於武裝不良之故，其中大部份，甚至於並 火器而無之”、“無論歐美日本各國，皆無此腦力與兵力可以統治此天下生靈四分之一”……結論：“故瓜分一事，實為下策”。 

外 國列強動手瓜分中國時沒有遇到滿清政府和“文人”（“知識分子”）的任何抵抗。他們遇到的唯一抵抗來自義和團，來自中國老百姓。這就證明使已經動手瓜分中 國的列強中途罷手的唯一因素是義和團，是中國老百姓。美洲沒鬧過義和團，非洲沒鬧過義和團，結果美洲被征服了，印第安人被滅絕了；非洲被瓜分了，黑人被大 批抓去當了奴隸。中國鬧了義和團，結果中國避免了被征服、被瓜分。中國人能避免印第安人和黑人的命運，關鍵在於中國鬧了義和團。義和團運動是典型的“人民 創造歷史”——為什麼列強在軍事上取得勝利的情況下要改變瓜分中國的決策？義和團運動背後的人民力量。列強不怕跟中國任何有組織的武裝力量較量，因為他們 占有絕對優勢。但當他們發現自己在面對無窮無盡的中國老百姓的時候，立刻本能地感受到了義和團運動體現出來的“人民戰爭”的戰略威攝。是這種“人民戰爭” 的戰略威攝改變了列強的戰略決策。 

義 和團運動使中國人避免了印第安人和黑人的命運，也順便讓“文人”（“知識分子”）沾了光，避免了被滅絕和被抓去當奴隸的命運。不僅如此，義和團運動使列強 決策對中國從直接侵略改為間接侵略，“以華制華”在中國培養代理人統治中國老百姓，從而使“文人”（“知識分子”）突然找到了新出路——給洋人當代理，用 選舉取代科舉，通過“普世價值”實現“用軟權力換取硬權力”。 

在 中國面臨瓜分的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中國老百姓挺身而出通過義和團運動挽救了中國，直接改變了中國的命運，改變了歷史；而中國“文人”（“知識分子”）毫 無作為，對挽救中國、避免中國被瓜分沒有絲毫貢獻和半分功勞。如果承認這個事實，自命不凡、目空一切、從來不屑跟普通老百姓平起平坐的“文人”（“知識分 子”）就再也沒辦法維持自己“高人一頭、一貫正確”的神話，就無法獲得絕對軟權力實現“用軟權力獲得硬權力”的戰略。這種利害關係使“文人”（“知識分 子”）必須厚顏無恥恩將仇報，必須否定義和團運動，必須妖魔化義和團運動。他們根本不承認義和團運動挽救了中國，根本不承認義和團運動有任何積極作用，拼 命抓住義和團運動中的一些受歷史局限而發生的錯誤作法大肆宣揚，把是非曲直徹底顛倒了過來。 

必 須對中國陷入被動挨打、喪權辱國、險遭瓜分的命運負責的是滿清政府和“文人”（“知識分子”），不是義和團。必須對義和團運動中出現的一些錯誤作法負責的 是滿清和“文人”（“知識分子”），不是義和團——“嗜殺、濫殺無辜”的根源是滿清的“揚州十日”、“嘉定三屠”、“如有抗拒不遵，大兵一到，玉石俱焚， 盡行屠戮”、“民賊相混，玉石難分。或屠全城，或屠男而留女”，是“文人”（“知識分子”）曾國藩“曾剃頭”的“不分男女老少一律剖腹挖心，剜目凌遲”等 慘無人道。“抵制西方文明、穿洋裝用洋貨者一概殺”的根源是滿清的“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不隨本朝制度剃髮易衣冠者，殺無赦”、“一人不剃髮全家 斬，一家不剃全村斬”等以衣冠外貌為識別敵我標準的強加於人。“迷信”、“反科學”、“邪教妖孽”的根源是滿清和“文人”（“知識分子”）的愚民政策，是 “真命天子”、“得天命”、“奉天承運”之類封建迷信倫理體系。“盲目排外”的根源是滿清和“文人”（“知識分子”）的閉關自守妄自尊大。問題的根源明明 是滿清和“文人”（“知識分子”），他們卻概不認賬，反而含血噴人，再一次體現了“文人”（“知識分子”）的無賴本性：“絕對不承擔責任”、“絕對不承認 錯誤”、“推卸責任、陷害無辜、殺人滅口”。 

“文 人”（“知識分子”）一筆勾銷了義和團運動的一切積極意義後遇到了一個邏輯難題：中國為什麼能倖免被瓜分？列強為什麼已經開始瓜分中國後突然改變了主意？ 既然不是義和團的作用，那是誰的作用？除了義和團，當時還有誰出來對列強的瓜分進行了抵抗？對此一貫口口聲聲“學術”、“理性”的“文人”（“知識分 子”）毫不猶豫地編造出種種荒誕不經離奇古怪的神話：帝國主義沒有瓜分中國是因為人家突然良心發現、是人家“進入新世紀後文明了”、是李鴻章外交手腕高 明……總之不是因為中國人的反抗。只是“文人”（“知識分子”）信口胡編神話時往往編着編着就思想短路說溜了嘴，自己打起自己嘴巴來了——比如人大教授張 鳴，在一篇文章力宣布中國倖免於瓜分是因為列強進入20世紀就自動“文明”、“人道”、“民主”了，所以根本就沒打算瓜分中國：“列強一時半會兒，又沒有 吃下中國自己來管的意思”、“壓力僅僅來自西方列強的國內。畢竟，20世紀了，西方國家的民主人道的思潮今非昔比。對列強落後國家過於放肆的時代，已經過 去了。”（張鳴：賣國的罪名和太后的面子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c7a2f50102e3br.html 
） 而同一個張鳴在另一篇文章里又承認當時列強確實急着瓜分中國：“西方列強不可能容忍東方崛起一個吞掉了中國，變得如此龐大的新日本，它們遏制日本的辦法， 居然是趁早瓜分中國。所以，甲午之後，中國第一次出現了大規模的邊疆危機，西方列強紛紛在中國強租港口，劃分勢力範圍。這樣，已經跟西方打了將近60年交 道的中國，第一次這樣明晰地面臨被瓜分豆剖的危險。”（張鳴：“近代史上的失語症考察”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c7a2f50102e478.html）——“文人”（“知識分子”）就是如此語 無倫次、前言不搭後語地捏造歷史，硬是把中國老百姓的歷史功績抹了個精光，硬是把自己在歷史緊要關頭時的無恥無能賴了個精光。

第四次轉折：第二次死裡逃生，抗日戰爭——“文人”（“知識分子”）害國禍國，只有破壞作用沒有積極作用：

日 本侵略中國使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而這場空前浩劫起源於“九．一八”的“絕對不抵抗”——沒遭到任何抵抗，兩萬多關東軍輕輕鬆鬆就趕走了三十多萬中 國軍隊，占領了全東北。如此輕易就獲得了如此出乎意料的巨大成果使日本立即修改戰略，把本來由幾個瘋狂的少壯派日軍軍官擅自發動的孤注一擲變成了國策；輕 而易舉獲得了東北的全部人力物力資源使日本侵略實力空前增長，侵略野心極端膨脹，決心全面侵華，一口把整個中國吃掉，從此得寸進尺變本加厲：“九．一 八”、“一．二八”、“七．七”、“八．一三”、東北、華北、華東、華南、中原、南京大屠殺……追本溯源，所有這一切都起源於“九．一八”的“絕對不抵 抗”的戰略決策。如果不是“九．一八”的“絕對不抵抗”，南京大屠殺的犧牲、八年抗戰的犧牲都可能避免——“打得一拳開，防得百拳來”。所有這一切空前的 災難都是“九．一八”時“絕對不抵抗”的戰略決策造成的後果。 

“絕 對不抵抗”怎麼來的？“文人”（“知識分子”）鬧出來的。大罵義和團運動罵出來的。借妖魔化義和團徹底否定中華文明否出來的——通過幾十年如一日喋碟不休 地大罵“義和團式愛國”、“愛國賊”、“暴民暴亂假愛國真禍國”、“民粹愛國是害國”、“民族主義最危險”、大肆鼓吹“洋人代表先進文明”、反抗洋人就是 “用愚昧對抗科學”、“用野蠻對抗文明”、“程序正義”、“理性抗爭”、“非暴力”、“國際裁決解決問題”，“文人”（“知識分子”）徹底顛倒了歷史，顛 倒了是非標準，全盤否定了中華文明，無條件肯定了西方文明，在中國社會製造出選擇性輿論狂潮，把中國的一切都說成“野蠻”“落後”，把西方的一切都說成 “先進”、“文明”，凡跟西方沾邊的東西都冠以“文明”二字：西式禮帽——“文明帽”；西式手杖——“文明棍”；自行車——“文明車”；話劇——“文明 戲”；西式婚禮——“文明結婚”……最高層和“文人”（“知識分子”）都最怕被西方視為義和團、惟恐被西方視為不文明，只要人家抗議“不文明”立刻乖乖縮 手道歉，凡涉及洋人的事一律戰戰兢兢；一切行為政策的最高原則是“不要被西方認為有義和團傾向”……所有這一切從根本上否定了民族主義、否定了抵抗侵略： 既然列強“侵略”不叫“侵略”，叫“傳播先進文明”，那中國抵抗侵略可不就成了“用野蠻落後對抗先進文明”？可不就成了“義和團式愛國”？既然一切行為政 策的最高原則是“不要被西方認為有義和團傾向”，那要絕對避免被洋大人誤會為為“有義和團傾向”當然只能是“絕對不抵抗”——“如果不發一槍，那麼就可以 絕對證明中國人沒錯，是日本人侵略，國際社會就會站在他一邊，譴責日本”、“先以公理對強權，以和平對野蠻，忍怒含憤，暫持逆來順受態度，以待國際公理之 判斷”、“不准抵抗，不准動，把槍放到庫房裡，挺着死，大家成仁，為國犧牲”……結果：雖然中國文人“精英”達到了所有目標——“絕對證明中國人沒錯，是 日本人侵略，國際社會就會站在他一邊，譴責日本”、避免了被西方認為“有義和團傾向”，但“國際社會譴責日本”屁用沒有，中國遭到了空前的民族浩劫。 

“絕 對不抵抗”的真正發明權不是“蔣委員長”，不是張學良，而是中國“文人”（“知識分子”）。“蔣委員長”不過從善如流，採納了“文人”（“知識分子”）妖 魔化義和團運動的“學術研究成果成果”而已。沒有“文人”（“知識分子”）對義和團運動的妖魔化，就沒有九．一八的“絕對不抵抗”。 

“文 人”（“知識分子”）不僅對“九．一八”的“絕對不抵抗”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而且對南京大屠殺和抗日戰爭中無數大屠殺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為什麼南京 大屠殺時幾個日本兵就能看押上千中國人走向屠場？為什麼南京那麼多中國軍民會如此馴服地被屠殺而不敢反抗？為什麼抗日戰爭時一個日本兵能讓一個縣的中國老 百姓“跑反”？中國人的血性都到哪裡去了？被中國“文人”（“知識分子”）用軟刀子殺光了。抗戰前幾十年中國文人“精英”們整天不厭其煩地告訴中國老百姓 外國人如何“文明”、中國人如何“野蠻”、反抗如何如何不好、“義和團式愛國”如何如何可惡……中國老百姓整天聽到的就是不要反抗、要“聽話”、“守規 矩”，從來都被告訴這不能幹那不能幹，從來不告訴他們什麼能幹，最後的實際效果只能是得出結論：什麼也別干，在日本鬼子的屠刀面前仍然以為逆來順受就可以 活命，等日本鬼子的屠刀砍到頭上才明白一條真理：“千錯萬錯，不反抗是最大的錯”，然而為時已晚。南京大屠殺、平頂山大屠殺……無數大屠殺，無數受害者不 僅是被日本鬼子用硬刀子殺死的，更是被中國“文人”（“知識分子”）用軟刀子殺死的——受害者的反抗精神和意志被中國“文人”（“知識分子”）用妖魔化義 和團、宣揚絕對不抵抗的軟刀子殺死在先，肉體被日本鬼子的屠刀殺死在後。沒有喪失反抗意志、面對屠刀逆來順受的精神崩潰，日本鬼子豈能輕而易舉用那麼點的 力量殺死那麼多毫不反抗的中國人？中國文人“精英”實際是日本鬼子的幫凶。然而他們卻從來不認帳，反而反咬一口，把“一個日本兵能讓一個縣的中國老百姓 ‘跑反’”之類全部歸咎於“中國人素質低”——“文人”（“知識分子”）的無賴本性：“絕對不承認錯誤”、“絕對不承擔責任”、“推卸責任、誣陷無辜、殺 人滅口”。 

“文 人”（“知識分子”）干的壞事並不僅僅是“絕對不抵抗”。搞“絕對不抵抗”丟了東北之後，他們一會兒替日本出謀劃策“征服中國人的心”，一會兒鼓吹“國際 調停”，一會兒鼓吹“中國亡國論”，一會兒鼓吹“先亞後歐”、“依靠英美速勝”，一會兒又鼓吹“畢其功於一役”……東拉西扯東攀西抱，就是不准動員人民群 眾。他們對毛澤東領導的人民戰爭百般抵毀，罵八路軍“封建割據”、“游而不擊”，罵新四軍“不聽號令、破壞抗戰”……在這場扭轉中國亡國命運的生死拼博過 程中，中國“文人”（“知識分子”）又是只有破壞作用沒有積極作用——用“絕對不抵抗”斷送了中國。是中國老百姓又一次挺身而出不屈不撓奮不顧身拼死抵 抗，又一次以血肉之軀硬拼洋槍洋炮、又一次以巨大慘重的犧牲為代價再次改變了歷史，挽救了中國。人民創造的歷史挽回了“文人”（“知識分子”）斷送的歷 史。如果承認這個事實，那就跟上一次一樣，自命不凡、目空一切、從來不屑跟普通老百姓平起平坐的“文人”（“知識分子”）就再也沒辦法維持自己“高人一 頭、一貫正確”的神話，就無法獲得絕對軟權力實現“用軟權力獲得硬權力”的戰略。這種利害關係使“文人”（“知識分子”）必須厚顏無恥恩將仇報，必須否定 中國老百姓對抗日戰爭的決定性貢獻，必須否定毛澤東領導的人民戰爭持久戰的關鍵作用，必須把抗日戰爭勝利的原因歸功於西方國家。“文人”（“知識分子”） 迄今一口咬定抗日戰爭勝利是美國人的功勞，是原子彈的功勞，是“正面戰場”的功勞，是“蔣委員長”的功勞，矢口否認毛澤東領導的人民戰爭有任何貢獻——自 己從頭到尾光搗亂不幹事，還肆無忌憚污衊浴血奮戰的老百姓無功勞，又是“文人”（“知識分子”）的無賴本性大發作。 

第五次轉折：扭轉乾坤，徹底改變命運，“文人”（“知識分子”）又是只有破壞作用沒有積極作用：

毛 澤東領導中國人民進行解放戰爭、建立新中國、走社會主義道路、大規模工業化現代化，終於徹底改變了中國的命運，從百年來落後挨打戰亂不斷屢次幾乎亡國的貧 窮孱弱的農業古國一躍成為再無戰亂再無人敢犯的世界核大國。如此巨大的變化全是中國老百姓前赴後繼拼死拼活流血流汗拼出來的，是用無數生命鮮血眼淚辛勞換 來的，是毛澤東領導中國老百姓包括錢學森、鄧稼先、屠守鍔、羅陽那樣的腦力勞動者們腳踏實地干出來的。對此中國“文人”（“知識分子”）無尺寸之功，無舉 手之勞。他們除了袖手旁觀、投機取巧、指手劃腳說風涼話之外就是鬧奪權：“外行不能領導內行”、“黨天下”、“共產黨的小知識分子不能領導資產階級的大知 識分子”、“政治設計院”、“輪流坐莊”……如果承認這些事實，那就跟前兩次一樣，自命不凡、目空一切、從來不屑跟普通老百姓平起平坐的“文人”（“知識 分子”）就再也沒辦法維持自己“高人一頭、一貫正確”的神話，就無法獲得絕對軟權力實現“用軟權力獲得硬權力”的戰略。這種利害關係使“文人”（“知識分 子”）必須厚顏無恥恩將仇報，必須否定是毛澤東領導中國人民徹底扭轉了中國的命運，必須用“餓死三千萬”、“崩潰的邊緣”、“沒有了以人為本”等等無中生 有憑空捏造誹謗誣衊把這個歷史轉折一筆勾銷、全盤否定、徹底妖魔化——仍然是“文人”（“知識分子”）的無賴本性：“絕對不承擔責任”、“絕對不承認錯 誤”、“推卸責任、陷害無辜、殺人滅口”。 

（有 人會問，為什麼不把“改開”算作歷史性轉折？第一，“改開”並非中國生死關頭時的轉折，而是在毛澤東奠定的基礎之上的繼續發展。第二，“改開”之後有兩個 大增長：經濟規模的大增長和社會矛盾的大增長。經濟規模的大增長一靠毛澤東打的底子，二靠老百姓的血汗——今日中國萬億美元外匯儲備全是民工尤其是農民工 掙出來的，沒有“文人”［“知識分子”］半分貢獻。社會矛盾的大增長倒百分之百是“文人”［“知識分子”］的貢獻。這兩大貢獻如何權衡評價需要時日。等將 來總結這一段歷史時再專門分析不遲。） 

回 顧歷史算總帳，“文人”（“知識分子”）對中國社會的發展從來就沒起過促進作用：幾千年來他們所干的一切都圍着“軟權力換取硬權力”轉，他們使中國科學技 術長期停滯不前、遠遠落後於世，他們推行愚民政策使中國人文盲充斥、一盤散沙、內鬥不休、賣國求榮層出不窮，他們使中國被固定在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圈子裡 原地踏步，市場經濟始終發展不起來，他們使中國發生周期性動亂屠戮、人口大滅殺、大倒退，他們使中國長期專制獨裁，永遠錯過了發展到資本主義的歷史機遇， 終於淪落到落後挨打。 

在 中國從“康乾盛世”的頂峰跌落到被動挨打、淪落到險遭瓜分、險遭吞併的死亡線上、再從死亡線這歷史最低點起死回生再不挨打、重新攀登新的輝煌高峰這五大曆 史轉折過程中，“文人”（“知識分子”）從頭到尾沒起過一次好作用，每次都是他們害國禍國，置國家民族於危亡之地，每次都是老百姓挺身而出把中國從滅亡的 命運中挽救過來，每次都是他們不但不感激老百姓，反而恩將仇報反過來把挽救了危局的老百姓置於死地。 

把 這兩大歷史階段的總結合起來只能得出一個結論：中國“文人”（“知識分子”）是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阻礙中國社會前進而沒有絲毫進步作用的反動階級 ——中國歷史幾千年，朝代換了又換，唯一延續不變的只有“文人”（“知識分子”）當權。繼承發揚一切糟粕反動腐朽的制度和反動腐朽的文化的糟粕的不可能是 別人，只能是“文人”（“知識分子”）：只有他們有這個能力，只有他們有這個需要，只有他們有這個意願。他們口口聲聲“社會必須由‘精英’治理”，幾千年 一直是他們當權，中國停滯不前落後挨打幾乎亡國，不是他們的責任是誰的責任？阻礙中國社會發展進步的只能是他們。 

用這樣的結論看中國歷史、現狀、文化、傳統，立刻再也不存在任何疑惑不清之處，一切疑問立刻迎刃而解：

——為什麼中國長期停滯不前、市場經濟資本主義發展不起來？“文人”（“知識分子”）當權。西方國家沒有中國那樣龐大勢力強大的“文人”（“知識分子”）階級當權，所以西方國家的科學技術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能發展起來。 

——為什麼日本明治維新能成功而中國的洋務運動失敗？“文人”（“知識分子”）當權。日本“文人”（“知識分子”）勢力不那麼大，所以明治維新能成功。

——為什麼中國人一盤散沙、內鬥不休？“文人”（“知識分子”）當權。為什麼中國盛產漢奸？“文人”（“知識分子”）當權。為什麼中國周期性大動亂、大屠戮、人口大滅殺、大倒退？“文人”（“知識分子”）當權。為什麼中國長期專制獨裁？“文人”（“知識分子”）當權…… 

“文 人”（“知識分子”）一貫把自己干的壞事往中國老百姓頭上賴，動不動就說“中國人的劣根性”、“中國文化劣等”——中國人一盤散沙、內鬥不休是因為“中國 人的劣根性”，中國盛產漢奸是因為“中國人的劣根性”，中國歷史上周期性大動亂、大屠戮、人口大滅殺、大倒退是因為“中國人的劣根性”，中國長期專制獨裁 是因為“中國文化劣等”，中國科學技術長期停滯不前是因為“中國文化劣等”……現在可以明白：不是中國老百姓劣等，而是中國“文人”（“知識分子”）劣 等。所謂的“中國人的劣根性”實際是“中國‘文人’（‘知識分子’）的劣根性”。中國老百姓是世界上最優秀、最能幹的人民，不管如何艱難困苦，只要能生存 下去，只要有和平環境，中國老百姓總能在短得令人難以置信的時間裡創造出世人無法想象的財富來——甲午戰爭、八國聯軍、日本侵略把中國剝了個精光，毛澤東 的新中國帶來和平後僅僅幾十年，中國老百姓就把滿目瘡痍一貧如洗的中國變成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速度之快讓全世界都目瞪口呆。這樣的老百姓難道不最優秀？ 與此相反，中國的“文人”（“知識分子”）是世界上最劣等的群體。那麼優秀的中國老百姓創造出來的那麼多財富硬是不夠他們糟蹋的——歷史上中國老百姓創造 了一個又一個當時世界第一的盛世，最終全部被“文人”（“知識分子”）當權導致的周期性動亂屠戮破壞毀了個精光，最後什麼也沒剩下。這樣的“文人”（“知 識分子”）難道不是最劣等？最劣等的“文人”（“知識分子”）卻污衊最優秀的老百姓“劣根性”、“劣等文化”，荒唐不荒唐？無恥不無恥？還是那句話：“文 人”（“知識分子”）本性無賴。 

仔 細算算賬，幾千年來“文人”（“知識分子”）所做的一切中唯一有可取之處的就是若干文學藝術和“國學”。跟他們給中國社會造成的災害一比，這可取之處實在 有限得很——魯迅說：“‘揚州十日’，‘嘉定三屠’這些小事情，不提也好罷，但失去全國的土地，大家十足做了二百五十年奴隸，卻換得這幾頁光榮的學術史， 這買賣，究竟是賺了利，還是折了本呢？” 

毛 澤東說：“世界上怕就怕認真二字，共產黨就最講認真。”——老子理工科思維，偏不信“文人”（“知識分子”）的自吹自擂天花亂墜，偏要按照唯物主義認認真 真老老實實分析歷史算總帳——幾千年的歷史不能稀里糊塗一筆糊塗帳：既然中國落後了，挨打了，那就得找出原因來，找出罪魁禍首來，不能落後了白落後、挨打 了白挨打、動亂了白動亂、“難得糊塗”、“既往不咎”、不找罪魁禍首。必須一是一，二是二，一個一個追究，誰也別想溜——尤其是近代史，就是要一個歷史轉 折點一個歷史轉折點地仔細算帳，看你“文人”（“知識分子”）每次到底都幹了什麼，只看行動，不聽牛皮，然後一項一項加起來算總帳。不算不知道，一算嚇一 跳，從古到今“文人”（“知識分子”）就沒幹過一件好事。自從英國馬爾嘎尼來華扣關開始，中國從天上掉到地上，從地上掉進地獄死去活來，又從地獄起死回生 這整個一個大馬鞍形變化曲線的五大轉折中，“文人”（“知識分子”）沒一次起過好作用，沒幹過一件好事。凡是使中國往下沉淪的事他們全有份，凡是挽救中國 的事全是中國老百姓干的，他們不但不干，而且專門恩將仇報把救了國的老百姓往死里整。從來都是他們禍國，老百姓救國，他們整老百姓，他們不反動誰反動？ 

用 “‘文人’（‘知識分子’）是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阻礙中國社會前進而沒有絲毫進步作用的反動階級”這個觀點看問題，立刻能完美地解釋中國歷史一切懸 而未決的重大疑問，順便洗淨了“文人”（“知識分子”）為推卸自己的歷史責任而蓄意潑到中國老百姓和中華文明頭上的一切髒水和臭名——“中國人的劣根性” “中華文明是劣等文明”、“中國人就這樣，愛內鬥”、“中國人就是一盤散沙”、“中國人就是迷信”、“中國人盛產漢奸”……什麼“中國人的劣根性”，全是 “文人”“知識分子”）給中國老百姓栽的贓，全是“‘文人’（‘知識分子’）的劣根性”。 

知 道了這些，從此不但能對“文人”（“知識分子”）的過去一目了然，而且能對他們的未來心中有數——如今他們需要把中國搞垮搞分裂、滅絕這一代知道他們老底 的中國老百姓、“推卸責任、陷害無辜、殺人滅口”、保住“文人”（“知識分子”）“高人一頭、一貫正確”的神話，確保“用軟權利篡奪硬權力”，所以才會象 上足了發條抽足了白面一樣來勁大鬧“普世價值”、“多黨制”、“憲政民主”、“司法獨立”。 

⒉“文人”（“知識分子”）是中華民族最兇狠最狡猾的敵人

“文人”（“知識分子”）的本質是不勞而獲——用軟權力篡奪硬權力，用硬權力把自己編造的“皇帝的新衣”強加於人巧取豪奪，由此實現不創造財富、只掠奪財富。這種吸血鬼、寄生蟲的本質決定他們與人民群眾的關係只能是敵對關係，只能你死我活、勢不兩立。 

稍 微仔細分析總結“文人”（“知識分子”）的言行就可以發現：普遍心胸狹隘、心理陰暗、心機險惡、斤斤計較、小肚雞腸；只有陰陽怪氣，沒有推心置腹；只有爾 虞我詐，沒有襟懷坦白，只有聲名狼藉，沒有可歌可泣；從來別指望他們有一絲一毫的“與人為善”——有相互吹捧，有沆瀣一氣，但那僅僅是利益需要的演戲。盡 管滿嘴仁義道德，但骨子裡從來不懷好意——都說毛澤東的哲學是鬥爭的哲學：“與天奮鬥，其樂無窮；與地奮鬥，其樂無窮；與人奮鬥，其樂無窮”，但毛澤東的 “鬥爭”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不是為斗而斗。許多情況下斗是為了達到團結的目的：“以鬥爭求團結則團結存”、“團結——批評——團結”……而“文人”（“知 識分子”）的哲學才真的“鬥爭哲學”，而且從來是你死我活的那種惡鬥，決無團結之意，更確切地說，“文人”（“知識分子”）的哲學是吃人的哲學，一開口就 要置人於死地把人吃掉滅掉：“優勝劣汰”、“弱肉強食”、“人不為己天誅地滅”、“文人相輕”、“窮是因為懶”、“窮是因為沒本事”、“腦殘”、“智 障”、“低能”……你要能看到他們對任何人有任何發自內心的真誠和善意才怪了。 

“文人”（“知識分子”）給如此冷酷無情的吃人哲學找了個好聽的理由，叫“理性”。其實他們的“理性”＝“滅絕人性”。只要“文人”（“知識分子”）一講“理性”，准沒好事，慘無人道的東西馬上准來：

—— 過去“文人”（“知識分子”）大講“理性”，講出了個“存天理、滅人慾”、“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叫臣死， 臣不得不死，臣不死即不忠；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子不亡即不孝”、“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餓死事小、失節事大”…… 

—— 如今“文人”（“知識分子”）大講“理性”，講出了個“沒有下崗就不會有‘今天工作不努力，明天努力找工作’的危機感和壓力；沒有下崗就不可能有工作效率 和業務素質的提高；沒有下崗真正體現優勝劣汰的市場競爭機制就建立不起來，而這個機制對於我們整個經濟的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至關重要的。下崗是改 革的需要”、“為了達到改革的目標，必須犧牲一代人，這一代人就是3000萬老工人”、“經濟學上有很多東西是不受大眾歡迎的。我舉一個例子，最低工資標 准對工人沒有好處，這在經濟學上是有證明的”、“對一個真正的學者來講，最難做到的不是你罵政府、罵企業家，而是你敢不敢站在大眾輿論的對立面，堅持自己 的觀點”、“學者不應該迎合任何人，包括大眾”、“我知道我做的是得罪人的事情，會遭人罵的，但是我不在乎！！”…… 

中 國“文人”（“知識分子”）只有破壞性，沒有建設性；只有腐蝕渙散，沒有凝聚。中國歷史就是不斷循環的“‘文人’（‘知識分子’）搞垮社會、別人收拾殘 局”的歷史。“文人”（“知識分子”）是中國市場經濟受遏制的罪魁禍首，是中國科學技術長期落後的罪魁禍首，是中國社會反覆大動盪大屠殺的罪魁禍首。如此 罪魁禍首還有臉栽贓陷害毛澤東，捏造“餓死三千萬”，大喊大叫“清算毛澤東”——要算歷史舊賬，別“屁股上掛鏡子——光照別人”，先得撒泡尿照照自己。既 然你那麼熱衷於算歷史舊帳，那就給你來個徹底的： 

——“文人”（“知識分子”）妖魔化義和團運動導致“絕對不抵抗”，中國本可以避免的戰爭浩劫未能避免，本可以擺脫的屠殺未能擺脫，從“九．一八”起到抗戰勝利止，中國遭受了多少損失？死了多少人？

——“文人”（“知識分子”）當權導致中國社會長期停滯不前，從鴉片戰爭起不斷挨打，不斷割地賠款，最後幾乎亡國，這一百多年中中國遭受了多少損失？死了多少人？

——“文人”（“知識分子”）當權導致中國歷史周期性大動亂、大屠戮、人口大滅殺，兩千多年來一共造成了多少損失？一共死了多少人？

所有這些“文人”（“知識分子”）當權導致的大動亂、大屠戮、人口大滅殺的數字加起來有多少？這比中國文人“精英”們口口聲聲的“餓死三千萬”如何？這可是用不着“開放擋案”就能一清二楚的事實吧？

如 果再加上今日“文人”（“知識分子”）把持的“改開”造成的環境污染、有毒有害物質橫流、老百姓看不起病、養不起老、貧病交加而死、工傷事故而死的人、強 行推廣轉基因主糧、圖謀分裂瓦解中國製造內戰動亂將要弄死的人，“文人”（“知識分子”）的殺人帳又將是多少？所有這些人命帳難道不該翻出來好好清算清 算？——既然你硬要嚴格按合同辦事從別人胸口割下一磅肉，那就來個徹底的，只是如何割就由不得你了。既然你硬要追根究底算歷史舊帳，那就來個徹底的，只是 怎麼算就由不得你了——你清算毛澤東，老子清算你十八代祖宗！ 

（順 便說一句：“文人”[“知識分子”]鬧着要清算的歷史舊帳只針對毛澤東，對他們“自己人”則從來不清算，不但不清算，而且要一筆勾銷——如今剛有人提出反 腐敗抓貪官，“文人”[“知識分子”]就急眼了，迫不及待跳出來叫嚷對貪官“寬恕”、“既往不咎”——“十八大之後不再腐敗的官員就既往不咎”、“寬恕是 我們人類具有的偉大美德之一，基督教要恕罪，佛教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中國人也有寬恕的這樣一個文化。但是，我們說它是理性的寬恕，不是無原則的寬恕，不 是為寬恕而寬恕，不是為顯示我的寬宏大量。理性要求我們在評價一種變革和政策的時候必須超脫自身的定位、身份、利益，必須學會換位思考。理性也要求我們在 評價一種變革政策的時候，必須考慮政策的可行性，而不只是考慮我們的主觀願望。理性也要求我們在評價變革和政策的時候必須講事實，理性也以後我們實施一項 變革政策時，必須向前看，而不是向後看，不應該過多的糾纏於歷史的舊帳”、“沒有寬恕就沒有未來。我在這兒加上一句法，沒有理性就沒有未來，如果我們不能 夠理性的處理我們現在面臨的腐敗問題，如果中國的反腐敗不能走出我剛才講的那樣一個兩難選擇，我們將被持久的鎖定在腐敗陷阱當中不能自拔，中國不可能有光 明的未來”[張維迎：腐敗問題不解決可能亡黨但不可能亡國]——你看，還有叫囂“清算毛澤東”時那股追根刨底的執拗嗎？） 

毛澤東說：“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中國過去一切革命鬥爭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為不能團結真正的朋友，以攻擊真正的敵人。”

中國幾千年的歷史反覆證明“文人”（“知識分子”）是中華民族不共戴天的死敵。只是“文人”（“知識分子”）是“隱形的敵人”，用筆作案，用軟權力作案，潛移默化長期見效，乍看起來無害，因此容易迷惑人。

拿 筆的敵人比拿槍的敵人更壞、更陰險、更兇殘，更惡毒，罪惡更大——拿槍的敵人可能是被迫的，拿筆的敵人必定是自覺的，不自覺寫不出有煽動力的東西。拿槍的 敵人是拿筆的敵人製造的。拿槍的敵人的士氣和戰鬥力是拿筆的敵人維持的。每個拿槍的敵人背後都有個拿筆的敵人。每個被拿槍的敵人打死的烈士歸根到底都是死 於拿筆的敵人，都有拿筆的敵人的血債。“交槍不殺”的真正含義是“交出武器就不殺”。拿槍的敵人可以“交槍不殺”。而拿筆的敵人第一，應該是“交筆不 殺”。不交筆，那就等於沒放下武器，照樣屬於敵人，照樣可殺。第二，拿槍的敵人交了槍就不再能殺人，就不再是敵人。而拿筆的敵人即便交了筆，以前寫的殺人 文字仍然存在，仍然能繼續殺人。因此拿筆的敵人即便放下武器交了筆也仍然是敵人，不能象拿槍的敵人那樣交了槍就不再致命，就不再是敵人，就可以變成自己 人。對拿槍的敵人可以交槍不殺，對拿筆的敵人必須堅決鎮壓——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遭受的最大困難、最大犧牲都是拿筆的敵人造成的。比如，所有回憶錄 都說建立根據地最大地障礙就是群眾受到敵人反共宣傳的欺騙而躲着共產黨。這“群眾受到敵人反共宣傳的欺騙”就是拿筆的敵人幹的。又比如，一個“共產共妻” 的造謠就迫使共產黨不得不用格外嚴格的軍紀證明自己，往往沾了“調戲婦女”的邊就殺，以至於一些本來罪不至死的人也死了。這些帳也應該算到拿筆的敵人的頭 上。共產黨革命勝利後如果按常規清算血債罪行，最該嚴懲的就是拿筆的敵人，根據其反共宣傳的舊帳徹底清算。而毛澤東卻動了隱惻之心，沒有按常規邏輯對待拿 筆的敵人，而是特別寬大：第一，把拿筆的敵人與拿槍的敵人一樣對待，只要不殺人放火就不殺——比如毛澤東對周作人專門指示：“文化漢奸嘛，又沒有殺人放 火，現在懂古希臘文的人不多了，養起來，讓他做翻譯工作，以後出版。”第二，對拿筆的敵人實行“敵我矛盾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改造而不是消滅——如果毛 澤東以眼還眼以牙還牙、徹底清算拿筆的敵人給中國革命造成的犧牲損害，他們豈能有機會活下來寫“傷痕文學”和“往事並不如煙”？但毛澤東的隱惻之心換到了 什麼？瘋狂的報復，無孔不入的妖魔化。 

魯 迅說“如果以為落水之後，十分可憐，則害人的動物，可憐者正多，便是霍亂病菌，雖然生殖得快，那性格卻何等地老實。然而醫生是決不肯放過它的。”——“文 人”（“知識分子”）不是霍亂病菌，而是腦炎病毒/電腦病毒，沒進入大腦/電腦時毫無防禦能力，簡直人人得而欺之；然而只要進入大腦/電腦立刻如魚得水肆 無忌憚，把大腦/電腦的功能全部拿下，等效於完成了隱形的“斬首行動”。此時大腦/電腦控制的一切全部被它控制，再巨大的物質力量也被廢掉了武功、威力盡 失——前蘇聯的大腦中樞被“文人”（“知識分子”）控制後，超級大國的龐大軀體如同沒了腦袋的恐龍，拼命盲目掙扎了半天也逃不掉轟然倒塌的命運，足以毀滅 世界幾次的核武器毫無用武之地。對這種病菌/病毒不可改造，不可救藥，只能堅決鎮壓，徹底除掉。誰因為病菌/病毒“性格何等地老實”掉以輕心而手下留情， 誰就必被反噬。 

⒊“精英論”的要害是“人與人不平等”。“人與人不平等”是萬惡之本

“文 人”（“知識分子”）的理論要害是“精英論”，“精英論”的要害是“人與人不平等”，手法是以“智力”、“學歷”、“能力”等為藉口和根據，論證出“人與 人不平等”——“精英”比“屁民”高等，“上智”比“下愚”高等，“睿智”比“腦殘”高等，“學而優”比“不學無術”高等……說千道萬其實就一條：人與人 不平等，“文人”（“知識分子”）與普通老百姓不平等。 

“人 與人不平等”是萬惡之本，是一切人欺負人的原始理論根據。凡想冠冕堂皇欺負人的人無不找藉口“證明”人與人不平等、一部分人有權欺負另一部分人——“血統 論”以血統為根據“證明”人與人不平等，血統高貴的人有權欺負血統低賤的人；“種族論”以人種基因為為根據“證明”人與人不平等，優秀種族的人有權欺負劣 等種族的人；“精英論”以智力為根據“證明”人與人不平等，智商優秀的人有權欺負智力低下的人。所有這些都有一個共同點：“人與人不平等”。只要肯定“人 與人不平等”，那馬上跟着就是“壓迫有理”、“剝削有理”、“奴役有理”、“優勝劣汰有理”、“淘汰劣等人有理”、“滅絕劣等種族有理”……只要開了這個 頭，後面的就接二連三收不住了。 

同 樣論證“人與人不平等”，“血統論”和“種族論”比較原始，比較赤裸裸，比較蠻橫，也比較笨拙——血統高貴不高貴、種族優等不優等都是先天的，與生俱來 的，生下來就固定了，誰也改變不了，既得利益者啥都不用干，利益受害者幹啥都沒用。這當然很容易幫受害者同仇敵愾拼死反抗。“精英論”最狡猾、最隱蔽、最 容易迷惑人，因為它顯得是後天的，似乎誰都有機會，顯得很“科學”、很“合理”——人的能力有大小、智力有高低是客觀事實。誰願意承認自己愚昧呢？誰願意 承認自己無能呢？只要自己覺得自己不傻，那就很容易認同“聰明人就是應該比笨蛋高級”——用“智力”為誘餌給人以“人人有份”的假象，一下子就使每個人都 覺得自己有可能是既得利益者，不知不覺就認同了“人與人不平等”。在一切“人與人不平等”的理論中，“精英論”迷惑性最強、危害性最大。 

“文人”（“知識分子”）製造“人與人不平等”的手法很狡猾，也很無賴：明明拼命製造“‘精英’與百姓不平等”，卻厚顏無恥聲稱自己一貫主張“人人平等”，只是必須“反對絕對平均主義”——既然“人的能力有大小”，既然“多勞多得”，那當然“不能絕對平均主義”。 

這種伎倆的狡猾之處在於割裂了“平均”與“平等”的關係，已“反對絕對平均”為名無限制擴大差距，最後製造出實際的不平等。

只 要沒有約束任其無限制無窮髮展，再小的差距也會變成天壤之別——鈾235與鈾238化學性質完全一樣，差別僅僅是三個原子量。製造原子彈靠的就是無限制地 反覆無窮地利用這三個原子量的毫微之差製造出越來越大的差距，最終把鈾235與鈾238分開——根本感受不到的區區三個原子量的細微差別，經過“無限制地 反覆無窮擴大差距”，結果就是驚天動地的核爆炸與無爆炸的截然不同。只要沒有制約、可以無限制地擴大，不管多麼微小的差距也能擴得大如宇宙空間，足以容納 整個地球。千里長堤，潰於蟻穴；十二級颱風，起於青萍之末；天壤之別，源於毫釐之差；階級對立，發端於“精英論”；“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貧富懸 殊，起源於不加任何限制的“反對絕對平均主義”——“改開”僅僅三十多年，中國社會就從毛澤東時代的人人平等發展成今天的貧富差別世界第一，足見不加任何 限制的“反對絕對平均主義”導致社會兩極分化速度之快、規模之驚人。

“絕 對平均”不正確，也不可能。“反對絕對平均”、“承認差距”在一定範圍內才是對的。但這一切必須有個限度，必須有切實可行的客觀約束。沒有約束，差距必然 無限擴大，導致人與人的不平等。只要沒有客觀制約，那“反對絕對平均”結果就是“絕對不平等”——“不平均”導致“不平等”。道理很簡單：“不平均”就是 “有差距”。無限制地“反對不平均”就意味着無限制地擴大差距。差距無窮大的人之間決不可能平等——人與人之間平等，最關鍵的平等是什麼？是生存權的平 等。生存權不等的人絕不可能平等。地球是有限的，地球的資源是有限的，人類創造出的財富是有限的，人的生存必須是有限的，而人的貪慾是無限的。有限的東西 只能滿足有限的需要，永遠無法滿足無限的貪慾的占有。如果人的貪慾不受制約，再來幾個地球也不夠占的。公有制不允許人們占有超過生存必須的財富和資源而私 有制允許。私有制條件下的“成功人士”占有財富和資源不是為了生存必須，而是為了滿足貪慾。而私有制的邏輯是“顧頭不顧腚”——只管開頭，不管結果，只管 “起點平等”、“機會平等”、“規則平等”，不管“結果平等”，只要“程序正義”，個人財富可以無限制積累。然而“程序”是主觀意識的產物，總是由少數人 制定、少數人掌握，實際執行起來少數人總有辦法繞過一切限制“合法”地把財富資源據為己有，結果必定是少數人無限制地占有財富和資源——不管這種占有如何 “合法”、“程序正義”，但最終結果的性質是一樣的——少數人為了滿足自己的貪慾而占有遠遠超出自己生存需要的財富和資源，而且這種占有不受限制。既然貪 欲是無限的，那遲早發展到把有限的資源、有限的財富全都拿了去都不夠。這就意味着剝奪其他人的生存必須，也就是剝奪其他人的生存權——我不管你過程如何 “正義”、如何無懈可擊，但客觀的結果是少數人為了滿足自己的貪慾而占有了多數人的生存必須——你的貪慾不受制約，別人的生存就得受到制約；不犧牲你的貪 欲，就得犧牲別人的生存。不管這些，光強調“起點平等”、“機會平等”、“規則平等”、“程序正義”，真正的結果是不平等——犧牲別人生存權的人與生存權 被犧牲的人之間豈有平等？（開口就叫囂“打死無非賠X十萬”的人被害人之間豈有平等？）只要對“不能絕對平均”不加限制，結果必定是“絕對不平等”：量變 引起質變，無限發展的“不平均”=“絕對不平等”。 

“文 人”（“知識分子”）狡賴說，貧富差別大不要緊，只要起點公平、過程公平就行，只要窮人別絕望就行——“結果平等是不應該的，機會均等是不可能的”（厲以 寧）、“有哪個國家沒有貧富差距呢？”“比爾蓋茨這樣的富豪，跟紐約接頭的流浪漢比起來，差距一點也不會比中國的富豪與山區窮人的差距小。”“一個社會， 真正的問題，不是存在貧富差距，而是居於下位的窮人，無論如何努力，都罕有機會改變自己的地位，升上去。”“上升的通道還通暢如常，最窮的人，也能有起碼 的社會保障”、“公平公正，就是在起點上，給所有人平等的競爭機會。”“當絕望成為他們普遍的情緒時，社會的動盪，也就不可避免了”（張鳴：也說貧富差 距） 

“貧富 差距”是客觀存在，“普遍絕望”是主觀意識。沒有客觀存在，哪來主觀意識？如果社會問題是貧富差距巨大這客觀存在引起的，那要解決就必須縮小這個差距，就 必須改變客觀存在，要採取的措施就必須是實實在在看得見摸得着的，有效無效誰都能說得上話。而如果社會問題是“窮人普遍絕望”這主觀意識引起的，那要解決 問題根本不必改變客觀存在，不必縮小貧富差距，只要改變窮人的主觀意識、想方設法他們“不絕望”就行了。而要“讓人不絕望”花樣多的是，光拿話甜合人就行 ——賭場老闆就是靠這個吃飯：永遠告訴你有機會贏，永遠不讓你“完全絕望”。上當受騙的人哪怕輸一輩子，到死前也未必“完全絕望”。“縮小貧富差距”是客 觀行為，“讓窮人感到有希望、不絕望”是主觀誇張，沒有什麼客觀標準可衡量，開動宣傳機器一忽悠就行了——“文人”（“知識分子”）又故伎重演，靠花言巧 語把客觀存在的東西偷換成主觀誇張的東西，把實實在在有客觀標準衡量的東西偷換成虛無縹緲、沒有客觀標準、完全由自己信口開河胡說八道的東西。自古以來社 會動盪的原因從來都是少數人為了滿足自己的貪婪剝奪了多數人的生存必須，剝奪了多數人的生存權。導致窮人“普遍絕望”的真正原因是活不下去，而不是因為沒 有“上升的通道”。至於“社會保障”，西方國家能起作用的在中國就不起作用——西方國家的資產階級至少在歷史上起過革命的作用，至少還有一批從整個社會長 遠利益出發考慮問題的人，而中國的“文人”（“知識分子”）沒這個傳統——亡國亡慣了，叛國叛慣了，賣國賣慣了，換主子換慣了，從來不在乎再一次亡國、再 一次叛國、再一次賣國、再換一次主子，作為整體從來沒有打算為社會的長遠利益約束約束自己的貪婪，任何旨起社會保障作用的規章制度條文從來都避免不了被他 們陽奉陰違歪曲破壞而變成一紙空文的下場。當然“社會的動盪，也就不可避免了”。 

毛 澤東明確反對絕對平均主義：“必須反對不問一切理由的絕對平均主義，因為這不是鬥爭的需要，適得其反，是於鬥爭有妨礙的。”“就是在社會主義時期，物質的 分配也要按照‘各盡所能按勞取酬’的原則和工作的需要，決無所謂絕對的平均。”但毛澤東的反絕對平均主義同樣有明確的制約：“按照‘各盡所能按勞取酬’的 原則和工作的需要，決無所謂絕對的平均”、“紅軍人員的物質分配，應該做到大體上的平均，例如官兵薪餉平等”——注意：“按照‘各盡所能按勞取酬’的原則 和工作的需要”、“大體上的平均”。這些制約與“反對絕對平均主義”相輔相成，對立統一，能確保社會不發生貧富兩極分化。

由 此可見，毛澤東的反對絕對平均主義與“文人”（“知識分子”的反對絕對平均主義有本質的區別。一個是“人的能力有大小，不能絕對平均，但必須絕對平等”， 一個是“人的能力有大小，不能絕對平均，絕對不能平等”；一個是“不能絕對平均，但要大體平均，有所差異，相差不超過數量級”，一個是“不能絕對平均，沒 有任何限制，哪怕天壤之別，相差超過幾個數量級”。 

如 果沒有“必須絕對平等”的制約，“不能絕對平均”就是個用文字遊戲掩蓋的概念陷阱——什麼叫“不能絕對平均”？相差一倍是“不能絕對平均”，相差一億倍也 是“不能絕對平均”。奴隸主把奴隸剝個精光，成了無窮大比零，仍然符合“不能絕對平均”。“不能絕對平均”是個無底洞，在“不能絕對平均”的口號下可以無 限制地擴大差距，相應的就是無限制地擴大矛盾、製造階級、製造階級對立。 

“不能絕對平均”與“必須絕對平等”是對立統一。只要沒有“必須絕對平等”作為制約，“不能絕對平均”必定無限膨脹，直到把天脹破。

認 同了“精英論”，就必然認同“人與人不平等”，就必然認同貧富無窮分化，就必然認同社會分裂對立——說毛澤東搞階級鬥爭，“精英論”才是不折不扣的搞階級 鬥爭——改革就是製造不平等，製造階級，製造階級鬥爭。劃分“精英”即劃分階級。“精英論”即“階級鬥爭論”。“精英論”即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 “精英論”即階級專政論。“精英論”是社會的癌變基因。只要認同了“精英論”，社會癌變就開始了——“文人”（“知識分子”）喪失了自我制約功能，陷入了 貪腐進程——無限制地自我膨脹，瘋狂地、貪婪地吞噬一切資源，道德、黨紀、國法、一切監督實體（即便包括多黨制）之類任何外來作用的制約都無能為力：貪官 源源不斷，抓多少冒多少、抓得多冒得更多、抓得快冒得更快，社會走向瓦解崩潰動亂就只是時間問題。 

是 否認同“精英論”是區分敵我的根本原則。毛澤東說：“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識分子的最後的分界，看其是否願意並且實行和工農民眾相結合。 ”只要堅持“精英論”就必然視人民群眾為敵，就不但決不可能”願意並且實行和工農民眾相結合”。不管是誰，不管學文學工，只要認同“人與人一律平等，沒有 例外”、跟人民群眾站在一起的就屬於人民；只要堅持“精英論”、堅持“‘精英’與人民群眾不平等”的必定屬於敵我矛盾，毫無例外。 

當 年我很不理解為什麼毛澤東對林彪的“天才論”反應那麼強烈，批得那麼嚴厲，覺得有點小題大作大驚小怪。如今算是徹底明白了：毛澤東實在偉大，一眼就看穿了 “天才論”的實質跟“精英論”一樣，是“人與人不平等”。而不管是誰，不管過去功勞多大多親密，只要堅持“人與人不平等”就必定與人民為敵，就絕不容忍， 就立即堅持原則堅決鬥爭，哪怕會因此給自己帶來代價。由此可見毛澤東心目中人民群眾永遠是至高無上的，這樣真心愛民的最高領袖古今中外打着燈籠難找。中國 出了個毛澤東，實在是中國人民的福氣。 

⒋ 徹底清除“文人”（“知識分子”）產生的根源

只 要“文人”（“知識分子”）當權，他們就必然把中國扭入周期性動亂屠戮的軌道。這是經過中國幾千年歷史反覆證明了的鐵規則，不以人們的主觀意志為轉移。 “文人”（“知識分子”）把持“改開”三十多年把中國社會搞成了個危機四伏的火藥桶，他們卻還要自作聰明，還自以為自己偉大得可以玩弄客觀規律，可以用手 揪着自己的頭髮離開地球，可以用花言巧語、“普世價值”、 “憲政民主”、“嚴格法治”、嚴刑峻法消滅階級鬥爭、避免革命，就象有人以為可以用小聰明發明永動機、用豬羊狗血女人穢物破洋槍洋炮洋人妖法一樣。他們怎 麼做白日夢老百姓管不了，但老百姓自己的未來只有老百姓自己才會真正上心。在社會問題堆積如山積重難返的情況下，實際的問題已經不是革命不革命，而是文革 還是武革，是吃敬酒還是吃罰酒。理想的情況當然是要文不要武，儘量避免動亂內戰大流血。可惜這由不得老百姓，因為當權的“文人”（“知識分子”）已經鐵了 心要把中國搞垮搞崩潰。如果中國老百姓能凝聚出足夠的力量避免這種局面當然上上大吉。然而凡事總有兩種可能，總不能不想到最壞的情況——“文人”（“知識 分子”）陰謀得逞，中國陷入又一次大動亂。動亂的結局同樣有兩種可能：中國萬劫不覆，中國浴火重生。如果中國萬劫不覆，那就什麼都沒的可說了。如果中國浴 火重生，那就必須“認真反思”，切實吸取教訓，絕不允許“文人”（“知識分子”）再有機會作惡，一定要使中國從“文人”（“知識分子”）當權導致的周期性 動亂屠戮的軌道中跳出來。要如此就必須徹底清除“文人”（“知識分子”）產生的根源，就必須： 

⑴．決不允許“皇帝的新衣”有市場，決不允許推銷“皇帝的新衣”的騙子吃得開。

“皇帝的新衣”說穿了就是用虛擬的、憑主觀誇張出來的、實際不存在、根本一文不值東西冒充財富——例如“文人”（“知識分子”）連篇累牘堆積如山的文章講話論文。

不 管任何東西，只要落入少數人把持壟斷、只要絕大多數人沒有實際監督檢驗的機會，那就必定變成“皇帝的新衣”，即便一開始不是，也很快就會是——反正別人沒 法監督，把持壟斷了這一切的人不管如何偷天換日也沒人知道，豈能不做手腳？哪怕再神聖的東西也不例外。如古代有太監假傳聖旨，如今有“法律黨”玩弄法律。 

實踐是檢驗 真理的唯一標準，也是衡量人的唯一標準。一旦用脫離實踐、全憑主觀誇張的東西來衡量人，就必然讓推銷“皇帝的新衣”的騙子如魚得水。要杜絕推銷“皇帝的新 衣”的騙子，必須不看主觀的誇張，只看客觀的實踐；不看說的，只看做的；不看學位，只看“行位”；不看文憑，只看“行憑”。 嚴禁待遇與學歷掛鈎，待遇必須只與創造財富和解決實際問題的成果掛鈎。決不允許靠主觀誇張獲得的一紙文憑就能一勞永逸獲得不干實事也能白混日子的特權地 位。凡創造財富的，用創造的財富證明自己。凡為創造財富提供服務的，用創造財富的工農大眾的認同證明自己。凡既不能用創造的財富證明自己、又不能用創造財 富的工農大眾的認同證明自己、全靠主觀認定的文憑學位、自己的主觀誇張和相互的主觀吹捧證明自己的，必定是推銷“皇帝的新衣”的騙子，決不可容。 

學位、文憑等等全是主觀認定的東西。“學位至上”、“文憑至上”即“主觀誇張至上”。這等於敞開大門歡迎推銷“皇帝的新衣”的騙子。在社會科學領域內應徹底取消文憑學位。

凡 涉及絕大多數人切身利益的東西，絕大多數人必須有機會了解監督。社會科學涉及社會全體成員切身利益。社會科學是群眾的科學，實踐的科學。社會科學的一切必 須受到人民群眾的直接參與和監督管理，決不允許少數人以“學術”“專業”為藉口壟斷社會科學的任何領域。自然科學有循序漸進的問題，不學加減乘除乘開方就 沒法學微積分，不學高等數學就沒法學原子物理，相關知識是串聯關係。社會科學的相關知識是並聯關係，沒有“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的情況。靠實踐積累、經驗 積累，根本用不着象自然科學那樣非集中學理論知識拿學位不可。自然科學的研究範圍無窮無盡，研究深度無窮無盡，專業性強，不可能人人都懂，而且自然科學的 研究成果有客觀實踐的檢驗把關，掌握在少數人知道關係也不大。社會科學的研究範圍和研究深度幾千年來翻來復去就那麼多，根本沒那麼深奧神秘。人民群眾對涉 及自己切身利益的東西沒有不能懂的，根本不存在只有少數人能懂、絕大多數人永遠不能懂的情況。凡有利於人民群眾的東西，即便群眾一時不理解，經過擺事實、 講道理、實踐證明也能明白。社會科學的真理就象名著，可以只有幾個人寫得出，但必定最終得到多數人的理解和欣賞。只有寫不出，沒有永遠懂不得。當真理在少 數人手裡時，握有真理的人需要做的是宣傳群眾、教育群眾、說服群眾，而不是指手畫腳指責群眾——你說服不了群眾是你的問題，決不能因此說你有權強迫群眾。 凡藉口“真理在少數人手裡”而排斥群眾、強制群眾、排斥實踐者必推銷“皇帝的新衣”的騙子。 

讓全體人民遵守的法律必須讓全體人民都能理解明白。凡讓多數人不懂、只讓少數人懂的法律都沒有實際的可操作性和可執行性，實際不是讓人民群眾遵守，而是為了整人，為了把法律變成“皇帝的新衣”，由少數“法律黨”壟斷把持，肆意欺負老百姓。 

嚴禁不干實事的整干實事的，空談扯蛋的欺負埋頭實幹的。沒幹過實事的沒資格說話。要取得說話資格必須是幹過實事。

在涉及廣大人民群眾的上層建築領域內嚴禁文字遊戲、概念遊戲、繁瑣哲學。

⑵．消除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分庭抗禮的局面

學 自然科學需要精力，學社會科學需要經驗。搞物質生產自然科學的實踐過程就是積累經驗的過程。合理的安排是先體力後腦力，先自然科學後社會科學，趁年輕力壯 精力充沛時搞物質生產、自然科學，等年紀大了，精力不足了卻經驗豐富了，再搞社會科學正好。換句話說就是和平時期搞社會科學的人一律從退休病休的工農兵工 程技術人員中選拔培養。比如律師，如果全是從退休的工農兵工程技術人員中選拔培養的，那就不存在收費問題——有退休金保底，無生存的後顧之憂。這就可以實 現律師公有制，打官司不收費，再無法律商品化之弊。每年退休的工農兵工程技術人員有多少？哪怕錄取率是千分之一萬分之一，那數量也可觀了。每個律師要求不 高，一年處理兩三個案子，保質保量，難道做不到？只有這樣把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緊密結合，才能釜底抽薪，徹底杜絕“課堂里只能學出白痴或野心家”狀況，才 能讓“文人”（“知識分子”）斷子絕孫。 

⑶．杜絕“三門幹部”當權

“宰相必起於州部，猛將必發於卒伍”，凡無數年基層實踐經歷者不得提拔。和平時期機關院校一概不發展黨員。

留後手有後路、中國垮了照樣能過的人不能當權。

⑷．以眼還眼，以牙還牙，以超限戰對超限戰

以下言論屬於戰爭行為，屬於煽動“人與人不平等”、為人口滅絕製造根據、分裂中國、瓦解中國的超限戰：

——鼓吹“精英論”，鼓吹“人與人不平等”；

——詆毀人民群眾；

——散布“中國文明劣等”、“中國人劣根性”；

——鼓吹中國分裂；

——藉口義和團運動的錯誤做法否定義和團運動的鬥爭精神，或藉口肯定義和團運動的反抗精神煽動人們重複義和團運動的錯誤做法；

——污衊毛澤東；

——否定毛澤東領導的中國革命；

——拿境外機構或人員的錢說他們要求說的話。

“不 同質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質的方法才能解決。”“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質力量只能用物質力量來摧毀”，暴力只能用暴力來抵禦，輿論只能用輿論來 對付，系統只能用系統來對抗，系統性軟暴力輿論狂潮只能用系統性軟暴力輿論狂潮來抗衡，信息戰、超限戰只能用信息戰、超限戰來反擊。 

和平時期且不論，戰爭時期、緊急情況下任何國家任何地方對敵人的立場毫無例外都是“發現即消滅”，無須審判。

列寧說：“‘把官僚軍事國家機器打碎’這幾個字，已經簡要地表明了馬克思主義關於無產階級在革命中在對待國家方面的任務問題的主要教訓。”

馬克思說：“過去一切革命都是使國家機器更加完備，而這個機器是必須打碎，必須摧毀的。”“現代社會所需要的國家中央集權制，只能在和封建制度鬥爭中鍛煉出來的軍事官僚政府機器的廢墟上建立起來。”

過 去人們對“打碎舊國家機器”的理解僅僅是打碎硬件，沒想到要“舊的國家機器”還包括軟件。“文人”（“知識分子”）就是靠着“舊的國家機器”的軟件興風作 浪的。毛澤東首先認識到了這個問題。毛澤東提出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發動文化大革命等等一系列措施就是要解決“打碎軟件”的問題，就是要解決 “文人”（“知識分子”）當權毀導致中國陷入周期性動亂屠戮的老大難問題。可惜當時絕大多數中國人（包括我）都不理解，不配合。如今中國的現實充分證明了 毛澤東的預見和偉大。雖然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當時失敗了，但如今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已經意識到真理在毛澤東那裡。“文人”（“知識分子”）如今迫不及待 搞亂搞垮中國。如果他們真的得逞，恐怕事態不會按他們的願望發展——中國老百姓已經把他們看透了。他們聲名之狼藉是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民心如此，誰 主沉浮？“文人”（“知識分子”）必定事與願違，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死得更快更徹底，而且一勞永逸——對“文人無賴、文人當權是禍害”已經刻骨銘心的中 國老百姓那時豈能再讓“文人”（“知識分子”）有任何僥倖？豈能允許任何人誣衊毛澤東？如若不信，不妨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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