藤儿点评：纵观其革命生涯，孙中山一生念念不忘日本。在对日态度上，则一直主动积极，一厢情愿不惜牺牲国家主权和利益，潜心与日本人为伍。有关孙中山早期革命生涯书籍中，虽然语焉不详，躲躲闪闪，不时地总会闪出“日本友人”的影子。孙中山与狼共舞，在100多年前，就为中华民族埋下了祸根，延续至今…… 从人名“孙中山”、结党“同盟会”、直至孙中山的仕途历程，都离不开东瀛制造。一直被日本倭寇看作可能卖得出大价钱的“废物”的孙中山，确确实实地成为了国共两党的太祖，而且被拥戴至今。真是贻害子孙、后患无穷啊。不能不说是中华民族的巨大耻辱和悲哀！“孙中山”就是一款不折不扣的“日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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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父孙中山与日本人的关系

——别人洒血我摘“桃”——孙中山归来

武昌起义发生后，孙中山先生在干什么呢？他当时正在美国哈佛的华人餐馆端盘子。（这是历史大家唐德刚考证而出，非大王本人杜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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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武昌起义的成功，起先孙中山也大不以为然——长江流域从未入他的法眼。因为，他早先很崇拜洪秀全，走的是“边角革命”那条路——即从广东、广西开干，想趁当地清廷力量弱的机会，切开一块“富而通”的广东先占着，再下“勇而悍”的湖南，而后江西、湖北，走当年“太平天国”的道路。

孙中山这个人，运气确实好，连死都死得是时候。他死于1925年，时年59岁。我们假设（历史没有假设），如果他死于1924年“联俄容共”前，或是稍晚死于1927年国共分裂之后，他就不可能有日后国共两党都对他大表尊敬的历史地位。

我们抛开李敖大师的愤激言论的偏见（他与国民党深仇大恨，主要因为入狱数年而结，故而此老对老国民党一直有“剖 棺戮尸”之举），仔细探实孙中山的早年经历，可以发现，在得到黄兴支持之前，孙中山革命道路很不顺利。在国内，只有会党支持；在国外，只有部分华侨给钱。与黄兴联手后，同盟会成立，他才有了极大的腾挪空间。

纵观孙中山一生矜诩的“十次革命”，他只有一次亲历战阵。自1895年至1911年的十六年间，老孙都是在国外 遥控“革命”，专心致志地找钱，而对于中国革命真正方略性的具体指导，几乎没有。反观黄兴，亲自领导了八次起义。特别是1911年初夏的广州之役，连他十 八岁的儿子也被他带到起义现场，父子几乎同殉革命。

1911年12月25日，自美绕欧一路而来的孙中山，身穿笔挺西服，头戴博士帽，一脸笑容地走下海轮的舷梯。

掌声响起来，人群欢呼声此起彼伏。当人群中有记者高问他，是否带来一笔“巨款”支援革命时，老孙踌躇满志地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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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身上一文不名，今所带回者，乃革命精神耳！”

“群众”们仍旧鼓掌，对这位“革命伟人”的风趣、风度十分倾倒。

欢笑声中，惟独一些同盟会老会员心中发沉：“总理”仍旧如斯，大言故态不改。

12月29日，17省代表投票，有16票赞成，拥举革命大腕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其中一张反对票，竟然是同盟会老人谭人凤。作为湖南代表，他把票投给了黄兴。

1912年1月1日，南京礼炮轰鸣，孙中山正式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1月3日，各省代表投票，选举黎元洪为“副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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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就任后，表面看上去，南京政府一派新气象。实际上，危机重重。

黄兴负责临时政府人事安排。他不久前刚从湖北大败而走，故而对武昌集团诸人，心有怨恨，结果导致他在人事安排上严重失当——政府总长级人物，竟没有一个武昌首义之人入选。只有汤化龙一人，得了个陆军部秘书长一职（而汤本人在阳夏大败后离鄂赴沪，被武昌集团视为“逃 兵”）。次长级倒有五个湖北人，王鸿猷、居正、汤芗铭、魏宸组、蒋作宾，但这几个人，无一人是首义功臣，多为留日学生出身。

按常理，在首义中劳苦功高、名声又响的孙武，怎么也能捞个次长当当吧。孙武本人，还特意去了趟南京“跑官”，结果空手而归。

悻悻之余，在黎元洪的怂恿下，孙武等人四处张言南京政府是由败将逃官所把持，任人惟亲。于是，他跑去上海，与鄂籍人士及一大批失意政客串连，组成了“民社”。

孙武自任副社长，推黎元洪为社长。由此，黎元洪一个军头，也拥有了与南京临时政府分庭抗礼的政治组织。

1912年1月9日，武昌的黎元洪电告南京政府，坚请以铁血十八星旗为“国旗”。经反复磋商后，南京临时政府以及“上海集团”作出让步，决定以五色旗为国旗，十八星旗为陆军军旗，青天白日旗为海军军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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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中华民国的最早国旗，并非人们想当然的青天白日旗。

黎元洪本人并不出面，凡事皆由孙武等人操办，最大限度地垄断湖北一切利权，联袁（世凯）拒孙（中山）。同时，黎元洪马不停蹄，借“北伐”为名，大肆扩军，把湖北军队扩至八镇，以自己亲信作干将，暗中延展个人势力。

由于当时西方各国政府根本不看好孙中山和南京临时政府，都拒绝贷款给新政府。

据胡汉民日后回忆，有一次安徽特使来南京请饷，孙中山大笔一挥就给了20万元。待胡汉民拿批条去“财政部”，发现金库内仅有现洋10块。由此，可见这可怜的南京政府真是贫到骨里。

恰恰在孙中山是最需要钱的时候，日本人伸出了橄榄枝，枝头上挂满了诱人的支票薄。

为了及时争取更大限度获取长江中下游地区利益，日本人出奇地“积极”和“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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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浪人宫崎滔天、山田纯三郎等人的撮合下，孙中山以苏省铁路公司、汉冶萍公司、招商局为担保，准备向日本方面贷款。

2月2日，以500万日元为数额，孙中山以“中华民国政府”名义与三井株式会社正式签约。

消息传出后，国内舆论大哗，民众极其愤慨，使得孙中山处于十分狼狈的境地。

大实业家张謇致信孙、黄二人，苦口婆心地劝说：“凡他商业皆可与外人合资，惟铁厂则不可；铁厂容或可与他国合 资，惟日人则万不可。日人处心积虑以谋我，非一日矣，然断断不能得志。盖（日本）全国三岛，无一铁矿，为日本一大憾事……民国政府建立伊始，纵不能有善良 政策为国民所讴歌，亦何因区区数百万之借款，遗他日无穷之累，为万国所喧矣！”

为表愤慨，张謇辞去实业总长的职务。

远在武昌的黎元洪，闻此讯不禁勃然大怒，电斥道：“前清屡次抵债，尚顾此区（汉冶萍）而不之畀，（今）乃民国新造，反弃此权利，恐满清遗孽亦当笑人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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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要求南京方面取消协议，并声言要把参与对日本协议有关的盛宣怀等人（其实暗指孙黄）“判处死刑”。

捅了如此大马蜂窝，孙中山张惶，电告盛宣怀赶紧取消与日本公司的协议。

没过多久，日本大财阀阪谷芳郎提出“帮助”中国筹建中央银行。条件是，南京政府向日本借款1000万日元，以阪 谷芳郎为银行总监。集股成立后，资本金为日币1亿元，政府股份为3000万元，以官有财产为股份证券抵押，年利率6%。这个拟议中的银行，还有发行纸币的特权，特许札有效期50年。

如此巨大利益出卖，最终因南京政府的解散而未成事实。

仔细爬梳民国史料，可以发现，其实在日后，孙中山最让人诟病的、对日本的“依靠”，还不是上述两件事，而是让人几乎无法相信的、出卖中国主权的“割让满洲”贷款。

这一历史秘事，一直不为人所知。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因为日本三井财团档案《井上侯爵家交附的文件》的解密而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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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取得日本的贷款，在1912年2月3号与日人商谈汉冶萍公司合作的同时，孙中山就和日本三井物产管理人员森恪等人密议，主动提出把满洲（东三省）“租借”给日本，以换取日本方面以金钱援助中国的“革命派”。

当时在场人士，除孙中山、森恪、宫崎滔天、山田纯三郎以外，还有胡汉民（黄兴当时生病）。

孙中山表示，如果日本政府能在2月8号前把1000万日元贷款划拨到位，孙中山保证断绝与袁世凯的和谈，由他本人或派黄兴到东京，与日本政府缔结“出租”满洲的协议。

会议过后，孙中山在2月5日、6日两次急电森恪，催促力成此事，并说南京方面为此已经把与袁世凯媾和的日期延至2月9日，恳请日方在9日前答复。

日本政府出于慎重，一直迟迟未复。

2月12日，南北议和最终达成协议，清帝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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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3日，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之位，让予袁世凯。2月15日，南京临时参议院公推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

有关孙中山“出让”东三省给日本的事情，绝非笔者妄自杜撰，日本电气通信大学教授藤井升三著有《孙中山的对日态度》一文，并刊于中国公开出版物《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P2525-P2537）。

就连藤井升三这位研究辛亥革命历史的日本人，也痛心疾首说：

“孙中山为从日本得到援助资金，作为代价同意日本租借满洲，对中国的主权来说，是要担当重大损失的，不能不说是对中国独立的巨大威胁……即使孙中山从日本手里得到1000万日元的贷款，停止与袁世凯的和谈，以武力打垮清朝势力，完成国内统一，作为其代价的日本对满洲的租借，必将成为引起国内外纠纷的原因，给新生的中华民国带来巨大的灾难……。因此说，‘租借满洲’贷款或叫‘割让满洲贷款’，是一笔危险的交易。”

后来，讨袁失败后，孙中山念念不忘日本，不惜牺牲国家主权和利益，一直主张“联日抗袁”。

1914年5月11日，他向日本首相大隈重信写过密函；1915年3月14日，他给日本外务省政务局长小池张造写过密信；同年4月，他还与日本方面订有15条密约――所有这些密件，均在二战后被美国驻日盟军总部曝光，他们在清理日本政府档案中查出了密件的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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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1915年5月日本与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国内人心大愤之时，惟独孙中山默无一言。这是因为，老孙暗中与日本人的密议，远远超出《二十一条》的内容。

其实，在对日态度上，袁世凯从在朝鲜起就和日本人过过狠招，双方大有过节，且他本人内心中一直对日本人恨入骨髓。当大总统后，袁世凯是在被迫情况下与日本人签订，以至于他临死都念念不忘与日本人的仇怨。而孙中山呢，在对日态度上，则一直主动积极，一厢情愿。

正确看待历史人物，我们一定要抛却他们头上的“光环”，才能清晰、全面、辩证地审度当时彼地的真实情况。

看到这里，我们被教科书简化了脑袋的国人，可能不少人会茫然发问：日本人干吗支持孙中山，他们直接支持袁世凯不就得了？老袁日后，不也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了吗？

理由很简单，当时的袁世凯，手握数十万人强马壮枪精的北洋军。如果他迅速统一中国，这个国家会迅速强大起来，强大到日本人会心中害怕。如此一来，东方睡狮摇头，小日本那条软蚕再不能在东亚耀武炫威。而孙中山呢，一直主张美国式的“联省自治”，这种松垮联邦形式在中 国，肯定造成各省割据的事实，反而正是日本希望看到的局面。

至于后来袁世凯得势后，日本人与他做交易的细节、互相利用的关系、以及老袁缺钱少饷的苦衷，读者可参看前几年的公开出版物《袁氏当国》（作者唐德刚），笔者不想在此展开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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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详细加以介绍的，就是孙中山与日本的关系。

倾心真悦惟东瀛——孙中山与日本人的关系

有关孙中山早期革命生涯，如果我们看零散的书，总会闪过下列词语——日本友人，同情革命，中山樵、宫崎寅藏、黑龙会……——语焉不详，躲躲闪闪。

孙中山与日本发生深刻联系，是在1897年。当年8月16日，他从英国出发，经由加拿大等地停留后，抵达日本横滨。当时在船上，不仅有同船的欧美日旅客，还有清廷驻英国公使馆三等书记官曾广铨以及清廷所雇的英国密探。

到日本后，孙中山马上与同为“革命四大寇”的陈少白会面，住在了他家里。

转天，孙中山就去横滨加贺町警署拜会警长，表示自己被清政府跟踪，希望得到日本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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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一定的程序，日本政府方面答应了孙中山的请求。

本来，孙中山在日本仅是过境而已，他下一个目的地是越南，准备在那里筹钱发动下一次起义。

但是，一个日本人的来访，改变了他日后的行程。

这个日本人，就是大名鼎鼎的日本浪人宫崎寅藏。

宫崎寅藏，又名宫崎滔天（1870-1922年），别号白浪庵滔天。他比孙中山小三岁。

宫崎寅藏早就看过孙中山的《伦敦被难记》，心中十分崇拜这位中国人。拜访之下，相见倾心，畅谈许久，惺惺相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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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听孙中山大讲在中国革命的目的后，宫崎深加激赏――目的是要洗雪东亚黄种人的耻辱，。

二人越谈越入巷。于是，宫崎苦劝孙中山在日本多呆些日子。

孙中山应允。

通过宫崎，孙中山结识了另外一位日本人平山周。

孙中山（原名孙文） “中山”一名来历，就是平山周替他登记旅馆姓名时所取。当时孙文化名“中山樵”，后来就成为世人尽知的“孙中山”了。

在宫崎寅藏、平山周的引见下，孙中山与时为日本众议院议员的犬养毅打上交道。大养毅把孙中山介绍给当时的日本外相、进步党首领大隈重信。更进一步，孙中山还拜会了日本军国主义理论家福泽谕吉（1835-1901年）。日本万元大钞上的头像就是这个人，他倡导西化，亲自参与日本对朝鲜的侵略，是推动日本成为“禽兽国家”的关键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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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这些政界大佬搭上线后，孙中山在日本衣食无忧，并获准在东京居住（当时他是清廷通辑犯）。

孙中山本人，从感情上特别亲日，总想以自己的“大亚洲主义”感动倭人。

但是，日本人表面上对他的“好”，完全是出于功利性质——甲午战争后，日本和中国清廷恢复正常邦交，获取了空前的利益。但日本人清楚意识到，满清肯定要灭亡，所以他们要打提前量，与日后可能取代清廷的革命党人事先搞好关系，以求日后能获取更大的好处。

这一点，从犬养毅对平冈浩太郎（日本大商人，“玄阳社”头子，长期在中国活动，为日本搜集情报）的告诫中，即可发现端倪：

“愿吾兄将彼等（孙中山等人）握住，以备他日之用，但目下不一定即时可用。彼等虽是一批无价值之物，但现在愿以重金购置之。”（《孙中山年谱长编》，156页，陈锡祺编。）

可见，孙中山心目中热情好客的日本政要，不过拿他当作以后可能卖得出大价钱的“废物”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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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会址就是日本“黑龙会”大头领内田良平的家。

1901年，时年26岁的内田良平在东京成立“黑龙会”。名称来源，就是他们垂涎中国的黑龙江。这一浪人组织当时成立的目的，在于为日本对俄作战服务，使日本能顺利击败俄国，然后“使满洲、蒙古和西伯利亚连成一片，以建设经营大陆的基础”（《黑龙会宣言》）。

由于黑龙会向日本军界提供了不少情报，慢慢吸引了犬养毅、头山满、大井宪太郎、平冈浩太郎等一大批军国主义分子为这个组织招纳外援、资金。

1898年七月，在宫崎滔天引荐下，孙中山与内田良平见面。孙中山当时一席话，顿让内田觉得此人可居为奇货：“原本吾人（革命党）之目的，在于灭满兴汉，至革命成就之晓，即令满蒙西伯利亚送与日本亦可。”（内田良平回忆录《皇国史谈》）

为此，在1907年庆亲王奕劻与日本政府交涉驱逐孙中山之时，内田良平亲自劝说伊藤博文：

“孙文自前年以来，向我朝野诸人游说，言日本若能援助支那革命，将以满蒙（之地）让与日本。”（内田良平《硬石五拾年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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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辛亥革命发生前夕的1911年7月16日，孙中山曾写信给日本人宗方小太郎，表示说：“我将日本视为第二祖国。只是近来我国青年志士常误解日本经营‘满洲’对中国不利，真令人遗憾。”（《宗方小太郎文书》）

不仅孙中山身边聚集不少日本人，黄兴身边有萱野长知，宋教仁身边有北一辉。特别是北一辉，这个日本新泻酒厂主的儿子，与宫崎寅藏一样，都曾加入过中国同盟会。不同的是，北一辉特别讨厌孙中山，认为他是“西欧主义者”，反而与宋教仁、章太炎等人相交甚深。

熟悉日本史的人肯定知道，北一辉（1883-1937）是个法西斯主义理论家，宣扬暴力扩张，是日本国家主义最 重要的理论家。在他的鼓动下，日本政经界数位持温和主义态度的重要人物被刺杀（比如大财阀善次郎、原敬首相等）。1936年，受北一辉思想影响，日本一帮 青年军官发动“二二六事件”，杀害了内阁大臣斋藤实，占领了陆军省、国会等许多重要部门，引起朝野大震。事件发生后，受到日本政府镇压，北一辉等人被处 决。但是，他的野蛮扩张的军国主义思想，流传甚远。日后的著名作家三岛由纪夫，仍旧在他的影响下，剖腹自杀。

在所有聚集在孙中山等同盟会领导人身边的“日本友人”中，惟有宫崎寅藏算得上了个真正的“实在人”。他视孙文为“东亚之珍宝”，一生追随孙中山，并在武昌起义后到达上海（北一辉、萱野长知等人也在）。

当时，这些人除了“同情”革命外，还帮助黄兴等人购买枪支弹药以收取回扣。浪人们花了革命党几十万银元，却买回了一大堆报废枪支，连宫崎本人都感到十分难堪（《支那革命外史》）。

南北议和达成协议后，犬养毅和头山满两个人，急扯忽拉地跑到南京大总统府，恐吓孙中山不要去北京，而让袁世凯来南京就职，并恐吓说，孙中山去北京，肯定性命难保。可见，这些日本人对中国人之间的南北讲和是何等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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犬 养毅这个名字，中国人稍熟。他是个汉学家，曾在1931年组阁为首相，任内入侵中国东北，发动“一•二八事变”。在1932年日本“五•一五”事件中，他 被日本军部极右分子刺死。头山满呢（1855-1944），乃鼎鼎大名的日本右翼团体“向阳社”头子，自称“天下浪人”，多年来一直密切与日本军部配合，积极参加日本数次对外侵略活动。日本侵华大鳄土肥原贤二以及广田弘毅（曾任首相），皆是他的门生。

知道了这些细节，就不难猜想孙中山身边的“日本友人”们最早帮助老孙的初衷是什么了。

国内教科书，言及同盟会成立，一般绝不提及成立地点。如果言及“黑龙会”，倒可能性引起不少人的注意，会更有兴趣深入研究一下孙中山、黑龙会以及日本人为什么在那时候那么“热情”帮助中国革命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