藤兒點評：縱觀其革命生涯，孫中山一生念念不忘日本。在對日態度上，則一直主動積極，一廂情願不惜犧牲國家主權和利益，潛心與日本人為伍。有關孫中山早期革命生涯書籍中，雖然語焉不詳，躲躲閃閃，不時地總會閃出“日本友人”的影子。孫中山與狼共舞，在100多年前，就為中華民族埋下了禍根，延續至今…… 從人名“孫中山”、結黨“同盟會”、直至孫中山的仕途歷程，都離不開東瀛製造。一直被日本倭寇看作可能賣得出大價錢的“廢物”的孫中山，確確實實地成為了國共兩黨的太祖，而且被擁戴至今。真是貽害子孫、後患無窮啊。不能不說是中華民族的巨大恥辱和悲哀！“孫中山”就是一款不折不扣的“日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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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父孫中山與日本人的關係

——別人灑血我摘“桃”——孫中山歸來

武昌起義發生後，孫中山先生在幹什麼呢？他當時正在美國哈佛的華人餐館端盤子。（這是歷史大家唐德剛考證而出，非大王本人杜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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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武昌起義的成功，起先孫中山也大不以為然——長江流域從未入他的法眼。因為，他早先很崇拜洪秀全，走的是“邊角革命”那條路——即從廣東、廣西開干，想趁當地清廷力量弱的機會，切開一塊“富而通”的廣東先占着，再下“勇而悍”的湖南，而後江西、湖北，走當年“太平天國”的道路。

孫中山這個人，運氣確實好，連死都死得是時候。他死於1925年，時年59歲。我們假設（歷史沒有假設），如果他死於1924年“聯俄容共”前，或是稍晚死於1927年國共分裂之後，他就不可能有日後國共兩黨都對他大表尊敬的歷史地位。

我們拋開李敖大師的憤激言論的偏見（他與國民黨深仇大恨，主要因為入獄數年而結，故而此老對老國民黨一直有“剖 棺戮屍”之舉），仔細探實孫中山的早年經歷，可以發現，在得到黃興支持之前，孫中山革命道路很不順利。在國內，只有會黨支持；在國外，只有部分華僑給錢。與黃興聯手後，同盟會成立，他才有了極大的騰挪空間。

縱觀孫中山一生矜詡的“十次革命”，他只有一次親歷戰陣。自1895年至1911年的十六年間，老孫都是在國外 遙控“革命”，專心致志地找錢，而對於中國革命真正方略性的具體指導，幾乎沒有。反觀黃興，親自領導了八次起義。特別是1911年初夏的廣州之役，連他十 八歲的兒子也被他帶到起義現場，父子幾乎同殉革命。

1911年12月25日，自美繞歐一路而來的孫中山，身穿筆挺西服，頭戴博士帽，一臉笑容地走下海輪的舷梯。

掌聲響起來，人群歡呼聲此起彼伏。當人群中有記者高問他，是否帶來一筆“巨款”支援革命時，老孫躊躇滿志地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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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身上一文不名，今所帶回者，乃革命精神耳！”

“群眾”們仍舊鼓掌，對這位“革命偉人”的風趣、風度十分傾倒。

歡笑聲中，惟獨一些同盟會老會員心中發沉：“總理”仍舊如斯，大言故態不改。

12月29日，17省代表投票，有16票贊成，擁舉革命大腕孫中山為“臨時大總統”。其中一張反對票，竟然是同盟會老人譚人鳳。作為湖南代表，他把票投給了黃興。

1912年1月1日，南京禮炮轟鳴，孫中山正式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

1月3日，各省代表投票，選舉黎元洪為“副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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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中山就任後，表面看上去，南京政府一派新氣象。實際上，危機重重。

黃興負責臨時政府人事安排。他不久前剛從湖北大敗而走，故而對武昌集團諸人，心有怨恨，結果導致他在人事安排上嚴重失當——政府總長級人物，竟沒有一個武昌首義之人入選。只有湯化龍一人，得了個陸軍部秘書長一職（而湯本人在陽夏大敗後離鄂赴滬，被武昌集團視為“逃 兵”）。次長級倒有五個湖北人，王鴻猷、居正、湯薌銘、魏宸組、蔣作賓，但這幾個人，無一人是首義功臣，多為留日學生出身。

按常理，在首義中勞苦功高、名聲又響的孫武，怎麼也能撈個次長噹噹吧。孫武本人，還特意去了趟南京“跑官”，結果空手而歸。

悻悻之餘，在黎元洪的慫恿下，孫武等人四處張言南京政府是由敗將逃官所把持，任人惟親。於是，他跑去上海，與鄂籍人士及一大批失意政客串連，組成了“民社”。

孫武自任副社長，推黎元洪為社長。由此，黎元洪一個軍頭，也擁有了與南京臨時政府分庭抗禮的政治組織。

1912年1月9日，武昌的黎元洪電告南京政府，堅請以鐵血十八星旗為“國旗”。經反覆磋商後，南京臨時政府以及“上海集團”作出讓步，決定以五色旗為國旗，十八星旗為陸軍軍旗，青天白日旗為海軍軍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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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中華民國的最早國旗，並非人們想當然的青天白日旗。

黎元洪本人並不出面，凡事皆由孫武等人操辦，最大限度地壟斷湖北一切利權，聯袁（世凱）拒孫（中山）。同時，黎元洪馬不停蹄，借“北伐”為名，大肆擴軍，把湖北軍隊擴至八鎮，以自己親信作干將，暗中延展個人勢力。

由於當時西方各國政府根本不看好孫中山和南京臨時政府，都拒絕貸款給新政府。

據胡漢民日後回憶，有一次安徽特使來南京請餉，孫中山大筆一揮就給了20萬元。待胡漢民拿批條去“財政部”，發現金庫內僅有現洋10塊。由此，可見這可憐的南京政府真是貧到骨里。

恰恰在孫中山是最需要錢的時候，日本人伸出了橄欖枝，枝頭上掛滿了誘人的支票薄。

為了及時爭取更大限度獲取長江中下游地區利益，日本人出奇地“積極”和“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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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浪人宮崎滔天、山田純三郎等人的撮合下，孫中山以蘇省鐵路公司、漢冶萍公司、招商局為擔保，準備向日本方面貸款。

2月2日，以500萬日元為數額，孫中山以“中華民國政府”名義與三井株式會社正式簽約。

消息傳出後，國內輿論大嘩，民眾極其憤慨，使得孫中山處於十分狼狽的境地。

大實業家張謇致信孫、黃二人，苦口婆心地勸說：“凡他商業皆可與外人合資，惟鐵廠則不可；鐵廠容或可與他國合 資，惟日人則萬不可。日人處心積慮以謀我，非一日矣，然斷斷不能得志。蓋（日本）全國三島，無一鐵礦，為日本一大憾事……民國政府建立伊始，縱不能有善良 政策為國民所謳歌，亦何因區區數百萬之借款，遺他日無窮之累，為萬國所喧矣！”

為表憤慨，張謇辭去實業總長的職務。

遠在武昌的黎元洪，聞此訊不禁勃然大怒，電斥道：“前清屢次抵債，尚顧此區（漢冶萍）而不之畀，（今）乃民國新造，反棄此權利，恐滿清遺孽亦當笑人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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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要求南京方面取消協議，並聲言要把參與對日本協議有關的盛宣懷等人（其實暗指孫黃）“判處死刑”。

捅了如此大馬蜂窩，孫中山張惶，電告盛宣懷趕緊取消與日本公司的協議。

沒過多久，日本大財閥阪谷芳郎提出“幫助”中國籌建中央銀行。條件是，南京政府向日本借款1000萬日元，以阪 谷芳郎為銀行總監。集股成立後，資本金為日幣1億元，政府股份為3000萬元，以官有財產為股份證券抵押，年利率6%。這個擬議中的銀行，還有發行紙幣的特權，特許札有效期50年。

如此巨大利益出賣，最終因南京政府的解散而未成事實。

仔細爬梳民國史料，可以發現，其實在日後，孫中山最讓人詬病的、對日本的“依靠”，還不是上述兩件事，而是讓人幾乎無法相信的、出賣中國主權的“割讓滿洲”貸款。

這一歷史秘事，一直不為人所知。直到上世紀八十年代，因為日本三井財團檔案《井上侯爵家交附的文件》的解密而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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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取得日本的貸款，在1912年2月3號與日人商談漢冶萍公司合作的同時，孫中山就和日本三井物產管理人員森恪等人密議，主動提出把滿洲（東三省）“租借”給日本，以換取日本方面以金錢援助中國的“革命派”。

當時在場人士，除孫中山、森恪、宮崎滔天、山田純三郎以外，還有胡漢民（黃興當時生病）。

孫中山表示，如果日本政府能在2月8號前把1000萬日元貸款劃撥到位，孫中山保證斷絕與袁世凱的和談，由他本人或派黃興到東京，與日本政府締結“出租”滿洲的協議。

會議過後，孫中山在2月5日、6日兩次急電森恪，催促力成此事，並說南京方面為此已經把與袁世凱媾和的日期延至2月9日，懇請日方在9日前答覆。

日本政府出於慎重，一直遲遲未復。

2月12日，南北議和最終達成協議，清帝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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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3日，孫中山辭去臨時大總統之位，讓予袁世凱。2月15日，南京臨時參議院公推袁世凱為臨時大總統。

有關孫中山“出讓”東三省給日本的事情，絕非筆者妄自杜撰，日本電氣通信大學教授藤井升三著有《孫中山的對日態度》一文，並刊於中國公開出版物《紀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學術討論會論文集》中（P2525-P2537）。

就連藤井升三這位研究辛亥革命歷史的日本人，也痛心疾首說：

“孫中山為從日本得到援助資金，作為代價同意日本租借滿洲，對中國的主權來說，是要擔當重大損失的，不能不說是對中國獨立的巨大威脅……即使孫中山從日本手裡得到1000萬日元的貸款，停止與袁世凱的和談，以武力打垮清朝勢力，完成國內統一，作為其代價的日本對滿洲的租借，必將成為引起國內外糾紛的原因，給新生的中華民國帶來巨大的災難……。因此說，‘租借滿洲’貸款或叫‘割讓滿洲貸款’，是一筆危險的交易。”

後來，討袁失敗後，孫中山念念不忘日本，不惜犧牲國家主權和利益，一直主張“聯日抗袁”。

1914年5月11日，他向日本首相大隈重信寫過密函；1915年3月14日，他給日本外務省政務局長小池張造寫過密信；同年4月，他還與日本方面訂有15條密約――所有這些密件，均在二戰後被美國駐日盟軍總部曝光，他們在清理日本政府檔案中查出了密件的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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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1915年5月日本與袁世凱簽訂《二十一條》，國內人心大憤之時，惟獨孫中山默無一言。這是因為，老孫暗中與日本人的密議，遠遠超出《二十一條》的內容。

其實，在對日態度上，袁世凱從在朝鮮起就和日本人過過狠招，雙方大有過節，且他本人內心中一直對日本人恨入骨髓。當大總統後，袁世凱是在被迫情況下與日本人簽訂，以至於他臨死都念念不忘與日本人的仇怨。而孫中山呢，在對日態度上，則一直主動積極，一廂情願。

正確看待歷史人物，我們一定要拋卻他們頭上的“光環”，才能清晰、全面、辯證地審度當時彼地的真實情況。

看到這裡，我們被教科書簡化了腦袋的國人，可能不少人會茫然發問：日本人幹嗎支持孫中山，他們直接支持袁世凱不就得了？老袁日後，不也與日本簽訂《二十一條》了嗎？

理由很簡單，當時的袁世凱，手握數十萬人強馬壯槍精的北洋軍。如果他迅速統一中國，這個國家會迅速強大起來，強大到日本人會心中害怕。如此一來，東方睡獅搖頭，小日本那條軟蠶再不能在東亞耀武炫威。而孫中山呢，一直主張美國式的“聯省自治”，這種松垮聯邦形式在中 國，肯定造成各省割據的事實，反而正是日本希望看到的局面。

至於後來袁世凱得勢後，日本人與他做交易的細節、互相利用的關係、以及老袁缺錢少餉的苦衷，讀者可參看前幾年的公開出版物《袁氏當國》（作者唐德剛），筆者不想在此展開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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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詳細加以介紹的，就是孫中山與日本的關係。

傾心真悅惟東瀛——孫中山與日本人的關係

有關孫中山早期革命生涯，如果我們看零散的書，總會閃過下列詞語——日本友人，同情革命，中山樵、宮崎寅藏、黑龍會……——語焉不詳，躲躲閃閃。

孫中山與日本發生深刻聯繫，是在1897年。當年8月16日，他從英國出發，經由加拿大等地停留後，抵達日本橫濱。當時在船上，不僅有同船的歐美日旅客，還有清廷駐英國公使館三等書記官曾廣銓以及清廷所雇的英國密探。

到日本後，孫中山馬上與同為“革命四大寇”的陳少白會面，住在了他家裡。

轉天，孫中山就去橫濱加賀町警署拜會警長，表示自己被清政府跟蹤，希望得到日本的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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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一定的程序，日本政府方面答應了孫中山的請求。

本來，孫中山在日本僅是過境而已，他下一個目的地是越南，準備在那裡籌錢發動下一次起義。

但是，一個日本人的來訪，改變了他日後的行程。

這個日本人，就是大名鼎鼎的日本浪人宮崎寅藏。

宮崎寅藏，又名宮崎滔天（1870-1922年），別號白浪庵滔天。他比孫中山小三歲。

宮崎寅藏早就看過孫中山的《倫敦被難記》，心中十分崇拜這位中國人。拜訪之下，相見傾心，暢談許久，惺惺相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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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聽孫中山大講在中國革命的目的後，宮崎深加激賞――目的是要洗雪東亞黃種人的恥辱，。

二人越談越入巷。於是，宮崎苦勸孫中山在日本多呆些日子。

孫中山應允。

通過宮崎，孫中山結識了另外一位日本人平山周。

孫中山（原名孫文） “中山”一名來歷，就是平山周替他登記旅館姓名時所取。當時孫文化名“中山樵”，後來就成為世人盡知的“孫中山”了。

在宮崎寅藏、平山周的引見下，孫中山與時為日本眾議院議員的犬養毅打上交道。大養毅把孫中山介紹給當時的日本外相、進步黨首領大隈重信。更進一步，孫中山還拜會了日本軍國主義理論家福澤諭吉（1835-1901年）。日本萬元大鈔上的頭像就是這個人，他倡導西化，親自參與日本對朝鮮的侵略，是推動日本成為“禽獸國家”的關鍵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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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這些政界大佬搭上線後，孫中山在日本衣食無憂，並獲准在東京居住（當時他是清廷通輯犯）。

孫中山本人，從感情上特別親日，總想以自己的“大亞洲主義”感動倭人。

但是，日本人表面上對他的“好”，完全是出於功利性質——甲午戰爭後，日本和中國清廷恢復正常邦交，獲取了空前的利益。但日本人清楚意識到，滿清肯定要滅亡，所以他們要打提前量，與日後可能取代清廷的革命黨人事先搞好關係，以求日後能獲取更大的好處。

這一點，從犬養毅對平岡浩太郎（日本大商人，“玄陽社”頭子，長期在中國活動，為日本搜集情報）的告誡中，即可發現端倪：

“願吾兄將彼等（孫中山等人）握住，以備他日之用，但目下不一定即時可用。彼等雖是一批無價值之物，但現在願以重金購置之。”（《孫中山年譜長編》，156頁，陳錫祺編。）

可見，孫中山心目中熱情好客的日本政要，不過拿他當作以後可能賣得出大價錢的“廢物”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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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同盟會在日本東京成立，會址就是日本“黑龍會”大頭領內田良平的家。

1901年，時年26歲的內田良平在東京成立“黑龍會”。名稱來源，就是他們垂涎中國的黑龍江。這一浪人組織當時成立的目的，在於為日本對俄作戰服務，使日本能順利擊敗俄國，然後“使滿洲、蒙古和西伯利亞連成一片，以建設經營大陸的基礎”（《黑龍會宣言》）。

由於黑龍會向日本軍界提供了不少情報，慢慢吸引了犬養毅、頭山滿、大井憲太郎、平岡浩太郎等一大批軍國主義分子為這個組織招納外援、資金。

1898年七月，在宮崎滔天引薦下，孫中山與內田良平見面。孫中山當時一席話，頓讓內田覺得此人可居為奇貨：“原本吾人（革命黨）之目的，在於滅滿興漢，至革命成就之曉，即令滿蒙西伯利亞送與日本亦可。”（內田良平回憶錄《皇國史談》）

為此，在1907年慶親王奕劻與日本政府交涉驅逐孫中山之時，內田良平親自勸說伊藤博文：

“孫文自前年以來，向我朝野諸人遊說，言日本若能援助支那革命，將以滿蒙（之地）讓與日本。”（內田良平《硬石五拾年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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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辛亥革命發生前夕的1911年7月16日，孫中山曾寫信給日本人宗方小太郎，表示說：“我將日本視為第二祖國。只是近來我國青年志士常誤解日本經營‘滿洲’對中國不利，真令人遺憾。”（《宗方小太郎文書》）

不僅孫中山身邊聚集不少日本人，黃興身邊有萱野長知，宋教仁身邊有北一輝。特別是北一輝，這個日本新瀉酒廠主的兒子，與宮崎寅藏一樣，都曾加入過中國同盟會。不同的是，北一輝特別討厭孫中山，認為他是“西歐主義者”，反而與宋教仁、章太炎等人相交甚深。

熟悉日本史的人肯定知道，北一輝（1883-1937）是個法西斯主義理論家，宣揚暴力擴張，是日本國家主義最 重要的理論家。在他的鼓動下，日本政經界數位持溫和主義態度的重要人物被刺殺（比如大財閥善次郎、原敬首相等）。1936年，受北一輝思想影響，日本一幫 青年軍官發動“二二六事件”，殺害了內閣大臣齋藤實，占領了陸軍省、國會等許多重要部門，引起朝野大震。事件發生後，受到日本政府鎮壓，北一輝等人被處 決。但是，他的野蠻擴張的軍國主義思想，流傳甚遠。日後的著名作家三島由紀夫，仍舊在他的影響下，剖腹自殺。

在所有聚集在孫中山等同盟會領導人身邊的“日本友人”中，惟有宮崎寅藏算得上了個真正的“實在人”。他視孫文為“東亞之珍寶”，一生追隨孫中山，並在武昌起義後到達上海（北一輝、萱野長知等人也在）。

當時，這些人除了“同情”革命外，還幫助黃興等人購買槍支彈藥以收取回扣。浪人們花了革命黨幾十萬銀元，卻買回了一大堆報廢槍支，連宮崎本人都感到十分難堪（《支那革命外史》）。

南北議和達成協議後，犬養毅和頭山滿兩個人，急扯忽拉地跑到南京大總統府，恐嚇孫中山不要去北京，而讓袁世凱來南京就職，並恐嚇說，孫中山去北京，肯定性命難保。可見，這些日本人對中國人之間的南北講和是何等焦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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犬 養毅這個名字，中國人稍熟。他是個漢學家，曾在1931年組閣為首相，任內入侵中國東北，發動“一•二八事變”。在1932年日本“五•一五”事件中，他 被日本軍部極右分子刺死。頭山滿呢（1855-1944），乃鼎鼎大名的日本右翼團體“向陽社”頭子，自稱“天下浪人”，多年來一直密切與日本軍部配合，積極參加日本數次對外侵略活動。日本侵華大鱷土肥原賢二以及廣田弘毅（曾任首相），皆是他的門生。

知道了這些細節，就不難猜想孫中山身邊的“日本友人”們最早幫助老孫的初衷是什麼了。

國內教科書，言及同盟會成立，一般絕不提及成立地點。如果言及“黑龍會”，倒可能性引起不少人的注意，會更有興趣深入研究一下孫中山、黑龍會以及日本人為什麼在那時候那麼“熱情”幫助中國革命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