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文字獄”（1）

作者：劉小萌　　 
 

    在歷史上，封建統治者為了防止和鎮壓知識分子的反抗，往往故意從作品中摘取字句羅織罪名，構成冤獄，叫“文字獄”。統治者大搞“文字獄”弄得人人自危，清人龔自珍《詠史》詩中因有“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粱謀”之句。“四人幫”興起的現代“文字獄”，至少在涉及範圍上有過之而無不及，它以無辜群眾為對象，而不管你文化知識的多或少。一些知識青年，也遭其荼毒。

    (一)王亞卓致書黃帥

    這起冤案的導火索是報紙刊登的一封小學生的來信。1971年，“四人幫”炮製了流毒深廣的“兩個估計”，全盤否定“文革”前17年的教育工作，把廣大知識分子說成“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認為教育領域“右傾復辟勢力泛濫成災”。從此，學校的教育工作者被戴上了“緊箍咒”，終日謹小慎微，逆來順受，舉手投足之間仍不免獲咎。

    1973年12月，北京市海淀區中關村一小五年級學生黃帥因與班主任有隙，經家長捉刀代筆，給《北京日報》寫了一封信。信中用誇大的語句敘述了與班主任發生矛盾的緣由，末尾反問道：“難道還要我們毛澤東時代的青少年再做舊教育制度‘師道尊嚴’奴役下的奴隸嗎?”

    12月12日，《北京日報》以《一個小學生的來信和日記摘抄》為題，發表了她的信和日記摘抄。日記摘抄是報社按反“師道尊嚴”的需要摘編而成。這個材料先是刊登在《北京日報》的一個內部刊物上。當時控制國務院科教組的“四人幫”心腹遲群、謝靜宜見到後，如獲至寶，立即接見了黃帥，並由謝指令《北京日報》加編者按發表。《北京日報》編者按說：“這個十二歲的小學生以反潮流的革命精神，提出了教育革命中的一個大問題，就是在教育戰線上，修正主義路線的流毒還遠沒有肅清，舊的傳統觀念還是很頑強的。”“黃帥同學提出的問題雖然直接涉及到的主要是‘師道尊嚴’的問題，但在教育戰線上修正主義路線的流毒遠不止於此，在政治與業務的關係、上山下鄉、工農兵上大學、‘五七’道路、開門辦學、考試制度、教師的思想改造、工人階級領導學校等問題上，也都存在着尖銳的鬥爭，需要我們努力作戰。”編者按還聳人聽聞地提出：“要警惕修正主義的回潮。”

    12月28日，《人民日報》全文轉載《北京日報》發表的黃帥來信和日記摘抄以及編者按，又另加了篇按語，讚揚黃帥“敢於向修正主義教育路線開火”，並提出“要注意抓現實的兩個階級、兩條路線、兩種思想的鬥爭”。此後，各地報刊、電台、電視台廣為傳播。一個被極左派所利用的黃帥在經過官方喉舌的大力吹捧下成為紅極一時的“反潮流典型”。

    國務院科教組還用電話通知各省、市、自治區教育局，組織學校師生學習這些材料。於是，在全國各地的中小學中迅即掀起一股“破師道尊嚴”、“橫掃資產階級復辟勢力”、“批判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回潮”的浪潮，有些地方還樹立了本地的黃帥式的反潮流人物。在這股濁浪的衝擊下，學校為建立正常教學秩序所採取的措施，教師對學生的教育管理嚴格要求，統統被指斥為搞“師道尊嚴”、“復辟”、“回潮”；許多教師被迫作檢查、受批判；一些學校又陷入“幹部管不了，教師教不了，學生學不了”的混亂局面；一些學校桌椅被拆毀，門窗被砸壞，玻璃被打碎，學校財產遭到損壞。所有這一切反常現象，不能不引起社會上的強烈反響。

    1974年1月，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十九團政治處的三名知識青年王文堯、邢卓、恩亞立在閒談中共同流露出對黃帥所作所為以及新聞媒介藉此煽風點火的不滿。他們認為，對黃帥的讚揚加劇了師生間的對立，學生動不動就給老師提意見，簡直成了“學道尊嚴”。而且，《北京日報》不應該登這封信。於是他們決定以3個人的名義給黃帥寫一封信，闡明自己的觀點，對黃帥進行教育，替老師們說幾句公道話。他們天真地認為，即便不能說服黃帥，也可以在報紙上展開辯論，完全沒有想到此舉可能招致的嚴重後果。

    1月14日，由邢卓執筆寫就了給黃帥的信。信中寫道：“看了報紙上你的信和日記，我想了許多問題，歸根一點，對於你的信和日記中所反映的問題，覺得未免有些逼人太甚!”“老師和學生是同一戰壕里的戰友，老師不能把學生當敵人，那麼學生就能把老師當敵人嗎?”“你的信和日記，細分析起來，很多地方不通理，關鍵是矛頭指錯了。”“請設身處地地為老師們想想吧。他們大多忠誠黨的教育事業，為培養革命後一代努力地工作着。”“他們多麼希望同學們滿腔熱忱地協助搞好工作啊！他們歡迎的是誠心者，不是‘造反派’，不是師長式的學生。”信最後說：“我們要看的是批判修正主義的文章，不是看指責老師的文章，有些老師在認識問題上可能有錯誤，在路線問題上他們沒罪，有罪者是劉少奇、林彪一類騙子。”《人民日報》，1977年12月24日。信末落款：“內蒙古生產建設部隊十九團政治處王亞卓”。“王亞卓”系從三人姓名中各取一字，作為筆名。

    1月29日，王亞卓收到了黃帥的回信。信中的口吻是比較謙和的，表示從對方的來信中得到了“教益”，對提出的意見和批評“正在認真考慮”，並希望進一步展開討論。誰知這些表示只是“虛晃一槍”。黃帥父親在接到王亞卓給其女的信後立即複寫了兩份，將其中的一份直接寄給科教組負責人遲群。王亞卓的信既對小學生黃帥進行了批評和幫助，又對極左派教唆煽動學生以“反潮流”為名，破壞師生關係，破壞教學秩序的卑劣做法進行了譴責，因此觸怒了遲群。他在信的第一頁上批道：“有反革命，還要革命，革命就是要革反革命的命。”在後面一頁上又批：“完全是資產階級復辟勢力的語言。”《內蒙古青年》，1978年第11期。一句語就將王亞卓的信定為“反革命”性質。

現代“文字獄”（2）

緊接着，他們通過《人民日報》，精心策劃了以黃帥名義發表的復王亞卓的公開信。1974年2月7日，《人民日報》將《公開信》、本報編者按語，連同王亞卓的來信呈送“四人幫”之一的姚文元審閱。後者當即批示：“擬同意發表黃帥駁王亞卓的公開信(王亞卓的信的主要論點已有，可不發)，這封信回答了一些責難。寫得也有力。”其實，這封所謂“公開信”並未反映王亞卓信中的主要觀點。王亞卓信中反覆強調要正確處理師生關係，這個貫穿全信的基本觀點，也被公開信有意刪除了。姚文元之所以主張不將原信公布於眾，而聽憑公開信對它斷章取義，除了擔心它會在社會中引起廣泛共鳴外，用意還在於隱瞞事實真相，以便對來信作者任意上綱上線，強加罪名。

    公開信在經過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圈閱同意後，於2月21日在《人民日報》頭版頭條位置發表。以黃帥名義發表的這封公開信一反她上封回信中願“很好學習”的表示，態度上前後判若兩人，把來信升級到“資產階級老爺的悲哀嚎叫”，是“別有用心”，是“資產階級復辟勢力的語言”這樣嚇人的高度。《公開信》歪曲王亞卓的原意，蠻橫地強加上一把革命師生引向分裂”，“引向劉少奇、林彪利用孔老二搞資本主義復辟的邪路”等莫須有的罪名。《人民日報》的編者按語還說是“教育戰線兩條路線兩種思想的鬥爭”。“四人幫”調動了他們所控制的各種輿論工具，採用種種手段，發動了一場思想的大討伐。據不完全統計，一個多月時間內，僅中央和省市級地方報紙上就發了近百篇批判文章。甚至連備受侮辱的黃帥所在班的班主任也違心地加入到對王亞卓圍剿的行列。

    隨着公開信的發表，立刻開始了對王亞卓的政治迫害。2月12日，即公開信廣播的第二天，專門處理“王亞卓”事件的工作組就開到十九團，並且做出了“發動群眾，掀起批判王亞卓右傾思潮的高潮”的決定，指出“王亞卓是資產階級復辟勢力的急先鋒”，“批林批孔聯繫實際就是批王亞卓”。公開信發表時，王文堯正在天津家中休假，隨即收到兵團加急電報，令其火速歸隊。一出火車站即被工作組用專車接到團里隔離。邢卓是給黃帥寫信的執筆人，與恩亞立也同時被隔離。工作組責令他們交待問題。給黃帥的信寫畢寄發，未留底稿，工作組查問信的內容，3人分別憑記憶追憶，多有出入，日久不能落實。工作組對3人以外還有什麼人參與、指使，頗感興趣，反覆查問，未得滿意結果。2月16日，十九團黨委上報了《關於對王亞卓錯誤思想檢查認識的報告》。同日，兵團黨委擬出了《關於二師十九團政治處“王亞卓”寫信攻擊革命小將黃帥問題的報告》。3月1日，二師黨委上報了《關於對王亞卓同志嚴重錯誤的檢查認識》。與此同時，對王亞卓展開了各種形式的批判。批判中，“否定文化大革命，攻擊新生事物”，“把矛頭對準黨中央、毛主席”、“氣焰囂張，立場反動”等數十頂政治大帽子扣在他們頭上。甚至把他們同林彪、孔老二相提並論，編出“孔老二要復禮，林彪要復辟，王亞卓要復舊”的順口溜。

    但正義的呼聲是鉗制不了的。王亞卓的遭遇得到許多人的同情。《公開信》發表時，十九團中心學校的部分知青教師，正在北京探親，他們聽到廣播，義憤填膺，立即找到北京市教育局，要求同黃帥就教育革命問題展開辯論。隨後到《人民日報》社，對該報發表《公開信》提出不同意見。在連隊，王亞卓得到不少知青在吃、住、勞動等方面無微不至的關照。有的鼓勵他們“要頂住，前途是光明的”。一些兵團戰士貼出大字報質問：“為什麼不堅持批林批孔大方向，偏偏揪住王亞卓不放!”全國各地，都有人致書有關部門，對“王亞卓事件”製造者表示不滿、反對、抗議。僅王亞卓所在單位就收到180多封對他們表示支持、同情的信件。這些信雖然沒有達到他們手裡，但人們的態度和政治傾向，他們是了解的。

    黃帥則收到上千封反對她的信。一位工人在給她的信里說過這樣的話：“請你想想那些把你捧起來的人都是些什麼玩藝兒?為什麼拿一個五年級的小學生做文章，又為什麼竟借題發揮?當然，你還小，容易受壞人影響，但是相信隨着歷史的演變，你一定會明白，而那伙獨夫民賊，竊國大盜，早晚會被人民押上歷史的絞架。”歷史已經證明了他的預言。

    1974年4月5日，王亞卓在經過二十多次批判會後，被分別送到三個條件最差的連隊進行“勞動改造”。同時在組織上做出處理：給予王文堯黨內警告處分，恩亞立團內警告處分，邢卓團內嚴重警告處分。內蒙古兵團黨委對王亞卓的處理意見是，“在未查出是屬於別有用心或其他政治問題之前，暫時按思想問題、世界觀問題對待。主要是進行批判，促使他們提高覺悟，改造世界觀，進行認真的檢查，堅決改正錯誤。”在“四人幫”直接插手和巨大政治壓力下，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黨委對他們做出了在當時看來較輕的處分，也是難能可貴的。

    在當時的形勢下，王亞卓的家屬也受到種種歧視、打擊。邢卓的妹妹只有14歲，正在上初中，聽說哥哥被打成了反革命，精神上受到極大刺激，積鬱成疾。1974年9月，邢卓獲准回家探親，妹妹哭着問他“挨整了沒有?”“到底是不是反革命?我該不該同你劃清界限？”說罷昏倒在床，送到醫院一直昏迷，18天后死去。年老多病的母親聽說兒子被打成反革命，痛苦萬分。逢人就講：“邢卓只寫了那麼一封信，怎麼就遭那麼大罪呀，我死也不相信我的孩子是反革命!”從此病情惡化。女兒的死，對她更是突如其來的沉重打擊。數日後，老人悲憤而亡。

    “四人幫”製造這起軒然大波的目的是殺一儆百，誰若對他們的倒行逆施不滿，誰就是“復辟勢力”、“反革命”，難免要遭到與王亞卓相同的厄運。事件發生後，新聞媒體一片聲討，“反潮流”、“反覆辟”的口號甚囂塵上。災難深重的教育部門更加凋敝，惡劣影響波及社會的其他領域。

現代“文字獄”（3）

作者：劉小萌　　出版社：當代中國出版社　

(二)張揚與《第二次握手》

    張揚是“文革”前下鄉的老知青，“文革”中兩度入獄，幾陷不測，他的經歷在不勝枚舉的現代“文字獄”中是很有代表性的。

    張揚的舅父周昌齡，曾任北京中國醫學科學院藥物研究所副研究員。1963年，年僅19歲的張揚，在舅父家裡認識了一些科學家，聽說了一些科學家如吳有訓、錢學森等從海外回到祖國、從事科研的故事，使他深受感動。回到長沙，他根據這些故事，寫成一篇5000字的小說，名曰《浪花》。1964年，他把《浪花》重寫，改名《香山葉正紅》。

    1965年，高中畢業的張揚來到湖南省瀏陽縣大圍山區中嶽人民公社南嶽大隊書塘生產隊插隊落戶。不久，“文化大革命”爆發。1967年夏季，武鬥的槍炮聲傳遍三湘四水，他躲在生產隊的土屋裡，繼續改寫《香山葉正紅》。

    1970年初，在轟轟烈烈的“一打三反”運動中，他成了追捕對象，並第一次鋃鐺入獄。起因是：瀏陽有位知青羅孟寅，很讚佩張揚的文才，兩人相互通信，引為知己。羅在給張的信中寫道：我是多麼高興地看到中國的牛氓利銳筆刺向那些騎在人民頭上的“吸血鬼”和“寄生蟲”，我更指望在祖國的大地上有真正的猛士舉起斧頭把那些“林立的偶像”砍倒，或者像魯迅先生那樣鐵面無情地揭開那蒙泰尼里人的虛偽面紗。信中還抨擊了“非神學的聖經”。這些話的含義一目了然：“林立的偶像”指“文革”中的個人崇拜潮，所謂“林立的”，也可以理解作“林彪搞起來的”；“非神學的聖經”，則影射當時瀰漫在全中國的“三忠於”“四無限”“早請示、晚匯報”“背誦老三篇”等教條主義、形式主義的舛謬；而那個蒙泰尼里式的人物(見英國女作家伏尼契的小說《牛氓》)則指“副統帥”林彪。

    張揚年長於羅，閱歷較多，對這封鋒芒畢露的信，他沒有正面答覆，也未予揭發。但他曾在通信中提醒羅不要保存信件。羅不聽，竟保存了一千多封。實際上羅早受到監視，“一打三反”運動中終被抄家。搜出成捆的“黑信”，其中有張揚的幾封。於是羅被定為“反革命集團”首犯，張揚也在劫難逃。張揚竭力逃避這次意外的打擊，在朋友的掩護下開始了東躲西藏的漂泊生活。在逃亡的日子裡，他重新改寫書稿，加以充實，改名為《歸來》，以喻書中女主人公丁潔瓊教授不僅人從海外來歸，最終連心也真正“歸來”了。

    1970年2月下旬，張揚被公安部門緝獲。書稿《歸來》因預先藏在一位知青朋友家幸得保全。此後，他在瀏陽縣公安局看守所“蹲”了近三年大獄，罪名是“反革命”、“惡毒攻擊文化大革命”、“惡毒攻擊林副統帥”，但始終沒向他出示過拘留證或逮捕證。1971年9月13日林彪外逃身亡，“攻擊林副統帥”的罪名不能成立。一直拖到1972年12月29日，他才獲釋，重返大圍山區。

    1973年，他在肺病、肝炎折磨下，第五次修改書稿。至此，《歸來》一書大體成形，脫稿後共20萬字。其間，《歸來》已不脛而走，首先在當地知青中輾轉傳抄，接着手抄本從湖南擴散到華北、東北、西北、北京等地，又經過許多無名讀者的修改潤色，衍生出不同的本子。有的本子將書名由《歸來》改為《歸國》或《第二次握手》。

    《歸來》(正式出版時更名《第二次握手》)的主要情節：青年男女蘇冠蘭與丁潔瓊在海灣的一次風暴救助中相識、相愛。由於家庭反對、社會動亂和小人離間，兩人被迫離散。二十多年後，丁潔瓊作為著名核物理學家不顧帝國主義阻撓，返回祖國效力。她卻發現化學家蘇冠蘭已經與其乾姐葉玉菡結婚，當丁潔瓊悲傷地要離開北京時，周總理親赴機場進行說服，丁潔瓊決心留在祖國。5年後，中國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

    就是這樣一部以愛國知識分子的戀愛故事為主線，突出周總理對知識分子關心愛護的普通手抄本小說，成為“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幫”直接下令立案追查的大案。1974年，湖南有關部門已經在情況匯報中反映了“壞書”《歸國》的傳抄情況，但尚未着手調查作者。

    1974年10月，《北京日報》編印的《內部參考》第960期，反映了手抄本《第二次握手》在北京一些單位群眾中傳抄的情況。10月12日，姚文元看到這期內參後立即批示：“請找一本給我，並查一下作者在哪裡！”14日下午他又打電話給報社：“你們的內參反映一本壞書《第二次握手》，今天把書送來了。我翻了一下，這是一本很壞的東西，實際上是搞修正主義，反對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它寫了一個科學家集團，以[如]郭老、吳有訓，寫了許多人，如果不熟悉情況，不可能寫出來。還寫了與外國的關係，如寫了吳健雄。不是一般的壞書，也決不是工人能搞出來的。要查一下，作者是誰，怎麼搞出來的?必要時可請公安部門幫助查。”姚文元命令查這本書意在打擊陷害一批知識分子。在《北京日報》960期《內部參考》上，還有北京市革命委員會主任?國鈺的批示：“請傳新同志(劉傳新，北京市公安局局長，後因參與鎮壓1976年4月5日“天安門事件”，於“文革”後畏罪自殺)一閱，似應查出此書是出自何人。”

    繼姚文元批示之後，新華社《國內動態清樣》1974年12月7日第3297期，也以《北京市發現許多單位秘密流傳手抄本反動小說〈第二次握手〉》為題，反映了《歸來》的流傳情況，並指出：“這本書的中心思想是宣揚資產階級戀愛觀——愛情至上，鼓吹資本主義國家科學先進，散布崇洋媚外的洋奴思想，鼓吹個人奮鬥、成名成家的資產階級白專道路”，“欺騙性很大”，“流毒很廣”。

    北京日報社將姚文元的指示雷厲風行地傳達給北京市公安局，公安局成立專案小組追查。他們查明作者是張揚後，立即給該省公安局發函。後者遂於1975年1月7日將張逮捕。為了向姚文元等權勢炳赫的大人物獻媚邀功，辦案人員竭力給他羅織種種莫須有的罪狀：第一是“反黨”；第二是吹捧“臭老九”(“文革”中對知識分子的蔑稱)；第三是鼓吹“科學救國”；第四是描寫“愛情”。

現代“文字獄”（4）

作者：劉小萌　　出版社：當代中國出版社　

為了在法律上“站住腳”，他們先給書中人物分別“定性定案”。女主人公丁潔瓊教授是“叛徒”，另一位女主人公葉玉菡是“地主階級的少爺小姐”，男主人公蘇冠蘭教授是“特務”，中共老幹部魯寧是“走資派”，老天文學家蘇鳳麒是“反動學術權威”、“洋奴買辦”，美國神甫查爾斯是“帝國主義分子”。

    張揚被定為“反革命”，親屬好友廣受株連，辦案人員在他插隊的地方，組織召開“聲討會”，挨家挨戶收集農民的印章，編造所謂“控訴書”，盜用“廣大貧下中農”的名義一致要求將他判處死刑。

    1976年6月，湖南省公安局向省法院起訴，建議對張揚從嚴懲處。《起訴書》宣布他的主要罪行是：出於反動階級本能，躲在陰暗的角落裡寫出反動小說《歸來》，變本加厲地、非常露骨地鼓吹“叛徒哲學”和“天才論”。文字越寫越冗長，內容越寫越反動。這本反動小說的要害是要資本主義“歸來”，為反革命復辟製造輿論；為劉少奇、林彪翻案，反對文化大革命；捧出地主、資產階級和一切牛鬼蛇神的亡靈，在意識形態領域裡搞和平演變，為劉少奇、周揚文藝黑線招魂；美化資本主義制度；攻擊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制度；宣揚資產階級意識形態，毒害青少年，同無產階級爭奪接班人。這本黑書的主人公都是叛徒、特務、反動學閥、洋奴買辦、死不改悔的走資派、地主資產階級的少爺小姐。《起訴書》認為《歸來》突出歌頌周總理是“打着紅旗反紅旗”，並指摘他“攻擊中央首長張春橋同志”，“矛頭直指無產階級司令部”。

    除主罪外，《起訴書》還羅織了其他一些罪狀。1967年10月，張揚曾與另外三個知識青年合寫過一篇題為《劉氏上山下鄉運動是對毛主席青年運動方向的徹底背叛》的大批判文章，登在一派群眾組織的小報上。當時，在瀏陽地區群眾組織中，有人提出“趕走長沙佬”、“殺死長沙佬”的口號。張揚等來自長沙的知青感到受排擠，加之知青工作中確實存在種種問題，他們不滿，因而在大批判文章中講到知識青年在農村受苦，上山下鄉是“新型農奴制度”。這就構成了“惡毒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的罪行。

    張揚的祖父是地主，父親張效立在閻錫山部隊辦的“民族革命第九中學”當過教員，後因反對軍官逼婚女學生，受迫害，逃到河南長葛縣，辦了一所學校，進行抗日宣傳，組織過一個農業合作社。1949年1月，張揚出生僅一個月，張效立被當地地主“黑槍”打死(兇手已在解放初期被政府鎮壓)。張揚之母連夜攜子逃離河南。爾後張揚靠寡母養活成人。“文革”中，張因父親這段歷史，被算成“惡霸地主”出身。入獄後，就被認定是“猖狂進行階級報復”。

    此外，《起訴書》還編造了“燒毀《毛澤東選集》”，“頑固不化，不認罪服法，實屬不堪改造的死硬分子”等罪名。這時，張揚的處境已十分危險。公安局的《起訴書》給他鍛造了一系列重罪，要求對他嚴懲，一旦罪名成立，他必死無疑。

    值得慶幸的是，省法院負責審理本案的審判員為人正派，辦事一絲不苟。他不能認定《歸來》是反動小說，又發現提交的判刑依據不足，於是採取拖延的辦法，遲遲不提出審判意見。一個多月以後，惡貫滿盈的“四人幫”被一舉逮捕，形勢陡變，張揚才擺脫死亡陰影的籠罩。

    “文革”中大批冤、假、錯案，並不都是“四人幫”親手鑄成的。歸根結底，是極左路線肆虐橫行、法制受到空前踐踏的產物。然而，極左路線的淫威只能鉗制人們的言語，卻不能禁錮人們的思想，也正是通過一起又一起的現代“文字獄”，越來越多的青年認清了極左路線的反動本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