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一生收入究竟有多少錢-續篇

其四，至於將“魯迅所有發表的文字和編輯出版的書刊”，倒過來統計“應有的收入”，以便與已有的記載進行“對照”，這說說便當，其實是很難做到的。僅要了解當年相關的書、報、刊的稿費標準這一項，要調查清楚就非常難。如“小說月報匯單一紙”，即使能考證出是哪篇文字及其稿酬數額，但數額恐只能估計，很難“準確”。所以，這種“倒過來”的統計，事實上是很難實行的。

　　陳明遠從商品價格，並通過一些家庭、社會群體的經濟生活來研究計算幣值對比，以此對照魯迅收入情況，是大致接近歷史事實的

　　陳明遠還做了幣值對照的工作。在2004年定稿的《文化人的經濟生活》一書中，陳明遠根據大米、豬肉、白糖、植物油、食鹽、棉布等當年有記載的市場價格的對照，修訂了幣值對比：1911至1919年，一塊錢約合今（2004年）40至50元；1920至1925年，一塊錢約合今35至40元；1926至1936年，一塊錢約合今30至35元。

　　筆者手頭有一本《從上海發現歷史（1927—1937）》（忻康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刊有大量的各種社會調查統計表，其中有 《1926至1936年上海市零售物價表》，列有許多商品的十年間變遷的價格。陳明遠書中原只對大米和豬肉的價格進行對照，但不久前看到他書作的增訂本，已對多種商品價格進行對照。商品價格變遷和幣值對比，是經濟學、社會學研究中的一項專門課題，這方面的著作也很多。根據比對，可以說，陳明遠根據多種商品價格對照提出的幣值對比，是大致接近歷史事實的，是科學的。

　　陳明遠不僅從商品價格計算出幣值對比，他還通過一些家庭、社會群體的經濟生活來研究幣值對比。如他的著作初版中有一篇《1930年小知識者的生活》，是從1930年2月的《大公報》上找到材料的，說的是一個剛走上工作崗位的青年知識者，月薪50元，剛結婚，妻子不工作。他的50元是這麼分配的：房租10元（月薪的20％）、伙食費11元（22％）、衣服5元（10％）、車費3元（6％）、日用雜費10元（20％）、儲蓄8元（16％）、備用特別費3元（6％）。幾個月下來，儲蓄落了空。

　　這個小家庭如在1999年，按照陳明遠的幣值對比，收入當是1500元左右。住房如是單位分配的公房，房租不到 300元；兩人伙食費330元，是不夠的；總體說來，這個小家庭的生活還過得去，安排得好還可有點小積蓄。陳明遠大著修訂版中仍保存這例子。這個小家庭如在2004年，收入當約1750元，物價雖然漲了，生活還過得去，但如要交幾百元的房租，那生活就緊巴巴了。從這個小家庭生活的綜合對照來看，陳明遠所擬的幣值對比，沒有太大的離譜。陳明遠著作中，還有一些工人家庭經濟生活的例子，大致也還說得過去。

陳明遠是這樣對照魯迅收入的幣值的：

　　1927年共收入3770元，平均每月314．17元（倪按：應為314．75元）。

　　1928年共收入5971．52元，平均每月497．63元。

　　1929年共收入15382．334元，合今人民幣53．5萬元（倪按：計算有誤，按一塊錢合30元計，為46．14萬元）；平均每月1281．86元，合今為4．5萬元（倪按：計算有誤，按一塊錢合30元計，為3．84萬元）。

　　1930年共收入15128．895元，合今為45．8萬元；平均每月1260．74元，合今為3．8萬元。

　　1931年共收入8909．30元，平均每月742．44元。

　　1932年共收入 4788．50元，平均每月399．04元，約合今為1．2萬元。

　　1933年共收入10300．93元，約合今為32萬元；平均每月858．41元，約合今為2．6萬元。

　　1934年共收入5679．62元，約合今為17萬多元；平均每月473．30元，合今為1．4萬元。

　　1935年共收入5671．37元，約合今為17萬元；平均每月472．61元，合今為1．4萬元。

　　1936年l月至10月 （實際上因魯迅病危，只能算8個月）共收入2575．94元，平均每月321．99元，約合今為1萬元。

　　王錫榮把傭工作為家人統計，用來平均收入，測量魯迅的“生活水平”，這是違反生活常識的，這樣測算出來的“生活水平”恐怕很難讓人信服

　　對於上述魯迅收入的約合數據，王錫榮又在此基礎上提出了“生活水平”的說法。他認為：“魯迅每月幾百元的收入，是‘收入水平’，而不是‘生活水平’，‘生活水平’是要看家庭人口狀況才能確定的。”當今社會衡量一個人的經濟狀況，當然先看他的“收入水平”，要進一步核計他的“生活水平”，當然也可以。

　　對於魯迅的“生活水平”，王錫榮是這樣測算的。他把魯迅1912年至1936年的“生活水平”分為六個時期作介紹，今摘要如下：

　　第一時期：1917年4月以前，魯迅月收入在230元左右，實際總供養人口至少可算6人，平均每人每月40元左右，屬於中等水平。

　　第二時期：1917至1923年7月，全家在八道灣大院裡，魯迅月收入到手約250元，周作人約200元。供養人口12人（魯迅、母親、朱安、作人夫婦及兩孩子、羽太重久及福子，建人夫婦及一孩子，還有管家、女工），每人每月38元左右，也屬於中等生活水平。

　　第三時期：1923年7月以後，僅供養自己和母親、朱安及女工，並補貼周建人、朱安親屬，月收入230元，每人每月約合50元，已接近上等生活水平。

　　第四時期：1926年8月到廈門、廣州後，月收入增加到400元至500元，再加稿費，供養人口僅為3人，再加上北京寓所的女工。平均每人每月可達100多元，屬於上等水平。

　　第五時期：1927年10月到1929年9月海嬰出生前，生活負擔4人（母親和朱安另有北京方面所得版稅，這裡的另兩人是魯迅的學生，所謂“義子”夫婦），收入達到每人每月150多元，是狀況最好的時候。

　　第六時期：1929年9月以後，海嬰出生，又在上海寓所增加了女工，一度曾達到兩個女工，但每人每月也達100元以上，也是很寬裕的。

王先生對於魯迅“生活水平”的這份敘述，我粗粗一讀，真感到問題成堆，統計不正確。為什麼1923年7月以前，魯迅月收入到手250元，而7月以後是230元了？魯迅在廈門、廣州期間，北京方面由北新書局每月送去版稅150元。既然北京人口和魯迅一起平均收入，那廈門期間每月收入應是工資400元+版稅150元=550元，廣州期間每月收入應是工資500元+版稅150元=650元，為什麼不把這150元計算在內？上海期間每月的收入也和史實出入很大。 1917年4月即周作人到北京前，魯迅每月匯款給紹興家裡100元，其餘由他自己安排。紹興全家有全家的“生活水平”，魯迅一個人在北京有一個人的“生活水平”，為什麼要混同起來計算“生活水平”？這並不合乎實際情況。魯迅在廈門、廣州都有自己的“生活水平”，為什麼要把不生活在一起的北京家人扯在一起，搞出一個平均數，作為魯迅的“生活水平”？

　　顯然，這樣統計出來的魯迅的“生活水平”是不合乎實際的。傭工怎麼可以算作 “家庭人口”？把傭工作為家人統計在內，用來平均收入，作為測量“生活水平”的依據，是違反生活常識的。魯迅有時接濟周建人、朱安娘家，以及有學生來住在他家的招待費用，這應算在“支出”項下，這種不固定的接濟，是不能作為“家庭人口”計算在內的。

　　不過即使按照這樣的算法，王先生還是不得不承認，魯迅全家的“生活水平”在1923年7月以後就“已接近上等”，之後更有些階段過着“上等”或是比“上等”更好的“寬裕”、“很富裕”的生活。這些標準的劃分依據從何而來，王先生依然沒有說明。這樣測算出來的“生活水平”恐怕很難讓人信服。

　　（摘自《真假魯迅辨》，倪墨炎著，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