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寧遺孀談斯大林執政：列寧活到現在 一定進監獄

作者：徐錦棟

列寧遺孀突然死亡

1939年2月26日，是列寧的夫人娜傑日達·康斯坦丁諾夫娜·克魯普斯卡婭的生日。賀電和賀信源源不斷地寄往克里姆林宮，而這時她正住在克里姆林宮醫院裡。2月26日夜裡，娜傑日達·康斯坦丁諾夫娜的病情急劇惡化。2月27日早晨6時15分，克魯普斯卡婭與世長辭。

2月28日，出版了帶有誌哀黑框的報紙。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及人民委員會，向全國通告了娜傑日達·康斯坦丁諾夫娜逝世的消息。

儘管疾病的診斷結果已經公布——腸血栓，因此又引起腹膜炎，但懷疑官方對死因說法的流言在國內慢慢傳開。有的說，好像在克魯普斯卡婭的生日那天，有人拿來了斯大林送的大蛋糕。嘗了嘗蛋糕後，她突然感到非常難受，有時劇痛得失去知覺。請來的醫生吩咐將她轉到克里姆林宮醫院去，在那裡她就因中毒去世。

在《反對派簡報》中登載了已被逐出國的托洛茨基對克魯普斯卡婭死亡的反應：“我們並不想怪罪娜傑日達·康斯坦丁諾夫娜沒有決心同波拿巴主義的官僚制度公開斷絕關係……責任感在極大程度上是克魯普斯卡婭固有的品德。她有足夠的膽量，但缺乏思想勇氣。我們懷着深深的悲痛，為她——列寧的忠實伴侶、無可指責的革命家和最可悲的一位歷史人物送行。”

克魯普斯卡婭是否曾試圖同“波拿巴主義的官僚制度”斷絕關係呢？是的，並且不止一次。克魯普斯卡婭在1926年說過：“假若伊里奇(列寧)還活着，大概他已經坐牢了。”這就是列寧的妻子對斯大林攫取權力後的反應。1930年夏天，克魯普斯卡婭在一次會上發言，表示不贊成斯大林的集體化方法。例如她說，斯大林實行的集體化與列寧的合作制計劃毫無共同之處。中央委員會的領導人既沒有徵詢黨的意見，也沒有徵詢人民的意見。但是，拉·卡岡諾維奇和安·布勃諾夫做了反對克魯普斯卡婭的尖銳的粗暴的發言。後者甚至聲稱：“克魯普斯卡婭——她不是指引我黨奔向幸福的那座燈塔。”

一個悲劇人物

克魯普斯卡婭個人的悲劇發生在斯大林集權制度產生及其加強的條件下是必然的。作為列寧的妻子和朋友，她尤其感到心情沉痛的是，被碾進可怕的龐大鎮壓機器輪子下面的首先是那些最老的黨員、那些長年在列寧身邊工作的同志。克魯普斯卡婭是否曾利用自己的威望保護那些人不受迫害呢？事實上，內務人民委員部各機關對她的抗議乾脆不理睬也不予答覆。

比如說，她曾兩眼含淚地懇求保護葉梅利亞諾夫的生命。葉梅利亞諾夫原是彼得堡的一名工人，曾經將逃亡的列寧隱藏在拉茲利夫的一個窩棚里。1921年，列寧請求給他以最充分的信任和多方幫助。但克魯普斯卡婭的保護無濟於事，1935年已超過退休年齡的葉梅利亞諾夫照樣被逮捕。總共算起來他度過了約20年的監禁和流放生活。悲痛萬分的列寧遺孀要求對葉梅利亞諾夫的一家人、對他的那三個曾經幫助列寧隱藏在拉茲利夫的兒子也要寬恕的哀求和眼淚沒有感動任何人。等待他們的是同樣悲慘的命運。

是什麼導致斯大林及其周圍最親近的人以怠慢的態度，對待曾是列寧多年最親密的朋友和戰友、同列寧一起締造黨和蘇維埃國家的這樣一個人呢？列寧逝世後，斯大林起初還有點容忍她。雖然為了批評和制止克魯普斯卡婭在介紹列寧和一系列黨史問題上所犯的錯誤，斯大林曾經指使聽話的報界和學術界要“改造”這個固執者。但是，這並沒有妨礙他後來又指示要組織高規格的克魯普斯卡婭的葬禮。但是就在葬禮後的第二天，一大清早就有一夥陌生人來到死者住宅進行搜查，部分檔案被搜去，其命運如何至今不得而知。

人民尊敬克魯普斯卡婭，因為她分擔過列寧在非常艱苦的生活中的苦惱和不幸，她那列寧忠實伴侶的形象是極富魅力的。現在突然與歷史一下子一刀兩斷，她過去所作的事情幾乎統統被忘卻。她的著作不予發表，以前出版的書從書架上撤掉，關於她本人的情況報刊保持沉默，甚至在革命節的日子裡也不提。

克魯普斯卡婭在世時，他們對她的尊重表面上還過得去。在黨的第十三大和十四大上，她被選進中央執行委員會，而從十五大起她是中央委員。她還擔任過副教育人民委員。

與此同時，高層對克魯普斯卡婭越來越疏遠、輕視和不友好。克魯普斯卡婭的私人秘書B·德里佐說，列寧去世後，斯大林同克魯普斯卡婭只交談過一次，這還是在1925年。那時克魯普斯卡婭同意季諾維也夫反對派的觀點。斯大林非常不願意看到列寧的遺孀同反對派走到一起。他長時間地勸說，並許諾如果她拒絕反對派，就讓她當政治局委員，但克魯普斯卡婭說，她不準備改變自己的信念。B·德里佐認為，斯大林當然不會饒恕她這一點。從此以後，斯大林再也沒有接見過她。

斯大林的這種態度很快就被他的親信們覺察出來。完全不能容忍的是安·布勃諾夫，這位新任教育人民委員根本就不尊重克魯普斯卡婭；不僅不理解她，而且還常常在教育人民委員部的部務會議上粗暴地侮辱她。克魯普斯卡婭默默地忍受屈辱，但她實在忍受不住時，便請求辭職。政治局沒有批准她的辭呈，在最後的數年中，她很少到教育人民委員部自己的辦公室去。在她撰寫的關於教育課題的文章中，經常出現她根本不清楚哪裡來的一些讚揚斯大林的字句段落，但她默認了。她確實妥協了，如准許對她的關於列寧的回憶錄作重大刪節。她明白，為被“懲罰”的同志們進行辯護只能是害了他們，沒有任何益處。她沉默了。只有一次在審判布哈林的時候，她對B·德里佐說：“瑪涅奇卡多幸運啊(指瑪麗亞·烏里揚諾娃——列寧的妹妹，死於1937年6月)，她沒有看到這個情況。”

衝突起源於列寧

斯大林同克魯普斯卡婭最初的不快是發生在1922年12月，據B·德里佐1989年寫的回憶錄：“1923年3月初，有一天娜傑日達·康斯坦丁諾夫娜和列寧正在交談某個話題。電話鈴響了，娜傑日達·康斯坦丁諾夫娜走過去接電話。當她接完電話回來後，列寧問道：‘誰來的電話？’她說：‘是斯大林打來的，我們已經和好了。’‘究竟怎麼回事？’列寧又問。

“於是娜傑日達·康斯坦丁諾夫娜不得不都說出來：事情發生在1922年12月，當時斯大林通過電話同她進行了非常粗暴的談話，還以監察委員會的名義相威脅。娜傑日達·康斯坦丁諾夫娜請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對此不要在意，因為一切都已經調解好了，她已經忘了這件事。但弗拉基米爾·伊里奇沒有被說服，他深感斯大林不尊重娜傑日達·康斯坦丁諾夫娜是對他的莫大侮辱，緊接着就在1923年3月5日口授了給斯大林的一封信，信的復製件送給了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信中要求斯大林道歉。

“斯大林不得不道歉，但這件事情他沒有忘掉，也沒有饒恕娜傑日達·康斯坦丁諾夫娜，於是就影響了他對她的態度。”

斯大林為什麼在電話里嚴厲申斥克魯普斯卡婭呢？從表面上看，斯大林打電話是出於關心列寧、關心他的健康。斯大林訓斥娜傑日達·康斯坦丁諾夫娜，是因為她不讓列寧得到安寧，允許列寧違犯醫生們關於不從事腦力勞動、讓神經系統得到最充分休息的規定。重病臥床的列寧做了口授，有時每天口授文章和建議達5～10分鐘，甚至還要求看他需要的雜誌和報紙。作為政治局裡承擔“隔離弗拉基米爾·伊里奇”責任的人，斯大林嚴厲地訓斥了克魯普斯卡婭。他認為她破壞了立下的規矩，拿列寧的生命當兒戲。急於掌權的總書記把政治局的委託視為改變自己命運的好機會。這樣，他就有可能名正言順地監視病中列寧的一舉一動，監視他的每一次會見，乃至來往函件的每一個字。相當重要的是，生病的列寧再也無法同托洛茨基接觸了，因此不會產生在列寧生命垂危時他們兩人之間特別親近的感覺。

在斯大林表面關心伊里奇健康的背後，還存在着另外某種東西。列寧抱病口授的最後一些意見就是針對斯大林的。甚至不只是遺囑，列寧的其他一些較早的文章也都含有這方面的內容。例如：《我們應當怎樣改組工農檢查院》和《寧肯少些，但要好些》。在這些文章里，列寧尖銳地批評了不久前還由斯大林領導的工農檢查人民委員部。列寧的文章引起了斯大林的暗暗的憤懣，斯大林從文章里看到了對他個人的抨擊。文章是提供給報刊使用的，列寧堅持要求將它們最快發表。

當然，有關列寧口授記錄不光是提供報刊使用的說法也傳到了斯大林那裡。斯大林利用政治局委託他保護伊里奇健康的權力，幾乎是目不轉睛地盯着列寧。現在已經知道，斯大林甚至在列寧周圍的技術人員中也安插上自己的人。有關列寧口授記錄不是供報紙使用的說法激起了斯大林的暴怒和恐懼，這種狂怒的心情在給克魯普斯卡婭打電話時充分流露了出來。

列寧之死確實使斯大林頓感輕鬆。這下子斯大林可以把死者奉若神明了。斯大林需要的是一個不再使他害怕和再也不用設法對付的列寧。

突然間冒出一顆“炸彈”——列寧的遺囑。在遺囑中，列寧建議考慮將斯大林調離總書記崗位的方法，並任命另一個人擔任此職。列寧認為，總書記斯大林手中握有極大的權力，很難說他能否始終非常謹慎地使用這個權力。“為什麼娜傑日達·康斯坦丁諾夫娜如此長久地不交出列寧的遺囑呢？”——克魯普斯卡婭多年的秘書B·德里佐提出了這個問題。她自問自答說：“克魯普斯卡婭堅持使列寧的心願得到實現，堅持在黨的十三大會議上宣讀列寧的遺囑。但是，斯大林和其他政治局委員堅決反對。因此，娜傑日達·康斯坦丁諾夫娜同各政治局委員進行了如此長時間的交談，長達三個半月。只是在代表大會召開前夕，5月18日(代表大會5月23日開幕)，娜傑日達·克魯普斯卡婭才交出遺囑，同意在代表大會的各代表團中宣讀遺囑。”

關於死亡的推測

一些研究人員最近在報刊上發表的文章中提出了一些推測，說什麼克魯普斯卡婭準備報復，為此選擇了計劃於1939年3月10日開幕的十八大作為講台。據說被大規模鎮壓所激怒的克魯普斯卡婭準備在會上發言，揭露斯大林的罪行。據安·格·克拉夫琴科(她是克魯普斯卡婭在教育人民委員部里的親密同事，早在革命前就認識她了)回憶，克魯普斯卡婭很想出席代表大會並很想講一講斯大林制度對革命成果產生的致命影響。但是，有一次她憂鬱地說，即便她去參加代表大會，她也不發言。“如果我無意中談到了那些醜事，他們就會把我趕下台。因為有一次就是這樣做的。”克魯普斯卡婭說的是她在黨的十六大上的發言。

據某些人推斷，正是懼怕在十八大會議上克魯普斯卡婭可能作揭露性發言，斯大林才下達了除掉這位倔強的列寧遺孀的密令。

克魯普斯卡婭也感到自己處境不安全。她被強迫搬出了高爾克村。雖然沒有讓她從克里姆林宮的住宅搬出去，但即使留在克里姆林宮的住宅里，她也不像原來那樣心裡踏實。恐懼感已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克里姆林宮也不例外。

當時阿爾漢格爾斯科耶有一個老布爾什維克休養所，許多著名革命家都到那裡度假。克魯普斯卡婭在生命的最後幾年裡也經常去那裡，在老朋友中間她感到休息得很好。2月23日，星期六，她在俄羅斯聯邦人民委員會裡幾乎忙碌了一整天，傍晚時分才回到家裡。這是她的生命中最後一個工作日。

在阿爾漢格爾斯科耶她過了一夜。從早晨開始，客人們就陸陸續續到來，他們已決定在休息日慶祝克魯普斯卡婭生辰這富有紀念意義的一天。人們坐下來吃早飯。祝福活動開始了，人們回憶往昔，開玩笑，笑聲陣陣。克魯普斯卡婭情緒很好……早飯後，大家去照相。毫無悲劇結局的預兆。

很快，從莫斯科來的客人都走了。近黃昏時，娜傑日達·康斯坦丁諾夫娜感到不舒服，回到了自己的房間。由於疼痛很厲害她不時失去知覺。

由於她是突然病倒的，所以就有了她是被害死的流言。除了關於有毒蛋糕的說法以外，還流傳一種說法——斯大林送來了在內務人民委員部毒品實驗室經過特殊加工的新鮮麝香草莓。令人遺憾的是，直到現在這兩種說法既沒有被證實也沒有被駁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