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以農立國，是中國古代歷朝的基本國策;重農勸農，也隨即成為不少皇帝日常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跟如今的領導清明節種棵樹、工程奠基挖鍬土不同的是，宋朝有好幾位皇帝不但有“自留地”，還親自下地體驗稼穡之艱難，考察、研究農業技術與生產情況，有的皇帝似乎農技水平還不低。

　　先從一則詔書說起。宋神宗元豐七年(1084)，詔：“舊制，薦新米麥之屬，皆取於市，今後宜令玉津、瓊林、宜春、瑞聖諸園及金明池後苑供具，其所無者，乃索之雜買務。”薦新是宋朝皇家一年四季都要舉行的大禮，主要內容是以新收穫的五穀和時鮮果品等祭獻祖先和神靈。雜買務是官方的採買機構，“掌和市百物，凡宮禁、官府所需，以時供納。”

　　那麼，這則詔書為何違反“舊制”而行採買新法?其中的“玉津、瓊林”等諸園，是神馬地方?且聽趙炎細細道來。

　　皇帝的“自留地”

　　原來呀，雜買務在市場上買回來的五穀果品等多數時候都不夠“薦新”標準，這是對祖先和神靈的大不敬。

　　早在仁宗皇祐三年(1051)，太常寺王洙就上奏：“每內降新物，有司皆擇吉日，至涉三四日，而物已損敗。”元豐元年(1078)，宗正寺又奏：“據太常寺報，選日薦新兔、藷藇、栗黃。今三物久鬻於市，而廟猶未薦，頗違禮意。”因此，需要另外想轍。為了確保所採買的東西新鮮，宋神宗下此詔，選擇京都本地所產。

　　京都本地所產又是產自何處?從這則詔書可知，至少自元豐七年開始，用以薦新的，系來自玉津、瓊林、宜春、瑞聖諸園苑及金明池、後苑。這就是皇家的“自留地”。

　　後苑原本是皇帝賞花遊玩之處，如太宗太平興國九年(984)三月十五日詔宰相、近臣後苑賞花，雍熙二年(985)之後，後苑賞花便成為禮制，三館學士都必須參加的。禁中內苑何時開始出產各種農產品的?從現有的史料來看，大概起自宋太祖。如《宋史》中就有某年仲夏時節宋太祖幸玉津園觀刈麥、觀種稻、觀稼的記錄。

　　宋朝皇帝的“自留地”分為兩部分，除了上文提及的禁中內苑，還有就是皇帝和大臣們共同參與農事的“藉田”。

　　藉田始於周，後歷代相承。雖名義上為天子親耕之田，實際就是在京郊設置的國營農場。神宗元豐二年(1079)，下詔於京城東南劃出千畝土地作為藉田，設置藉田令一員，將先農壇遷入其中，在東南角建神倉，選拔士兵中有農事知識的人為藉田兵。

　　宋朝第一任藉田令，由郊社令辛公佑兼任。辛公佑請求在舊鈸麥殿規地為田，引蔡河水灌溉其中，並種植果樹蔬菜，冬季還負責收藏冰塊，一年中所有祀祭用的祭品都要由藉田來提供。藉田上的產品首先是用來薦獻，而後是進御，還有富餘的話，則用來賣錢，以支付其它的一些雜費開支，剩下的就上交內藏庫。藉田上還修建了用於耕作人居住的房舍和牲口棚。

　　皇帝愛做“農技員”

　　皇帝的“自留地”，其中的藉田分布在京城四周，與郊區接壤，裡面含有農業成份不足為怪。但在皇宮大內也有農田分布，就比較稀奇。後苑本是皇宮帝妃們宴遊之處，然而，在宋朝皇帝的後苑，農業場景卻隨處可見。這些地方也就成為皇帝和大臣們了解農業、體察民情、觀察莊稼，甚至進行農事實驗的場所。

　　這方面，那位跟蝗蟲鬧過笑話的宋真宗做得比較好，他不僅致力於在皇宮內苑親自督種研究占城稻，還做過大力推廣的工作。大中祥符五年(1012)，真宗在後苑玉宸殿對小香稻、占城稻做過許多試驗和觀察後，下詔向江、淮、兩浙等地推廣種植，還曰：“禁中種稻，暇日觀刈獲，見其勞力，愈知耕農可念也”，並以聖制五言詩示之。

　　次年七月，宋真宗又召近臣觀嘉穀於後苑，有七穗至四十八穗，繪以示百官。同年七月二十九日，詔輔臣觀粟於後苑御山子。天禧二年(1018)十月又在玉宸殿召近臣觀刈占城稻。天禧四年(1020)七月十一日，詔近臣及寇準、馮拯觀內苑谷。十月二十九日，又詔皇太子、宗室、近臣、諸帥赴玉宸殿翠芳亭觀稻，並以稻分賜來賓。來賓中可能就有寫“賜禁中所種稻米”一詩的宋祁。

　　景祐二年(1035)，宋仁宗在後苑建造了專門的觀(一作親)稼殿，用以觀種稻。皇祐五年(1053)，又於苑中作寶岐殿，用以種麥。仁宗在對輔臣們解釋作寶岐殿的用意時說：“朕新作此殿，不欲植花，歲以種麥，庶知穡事不易也。”

　　紹聖元年(1094)八月丙戌，宋哲宗召輔臣觀稼後苑。

　　令趙炎不解的是，史料中獨不見那位詩書畫俱佳的徽宗皇帝去後苑參加農業生產或觀稼的記錄，奇哉怪也!

　　水平最高的皇帝“農技員”

　　紹興二年四月二十四日，宋高宗對輔臣曰：“朕聞祖宗時禁中有打麥殿，今朕於後圃令人引水灌畦種稻，不惟務農重谷，示王政所先，亦欲知稼穡之艱難。”你看，人家趙構在戰爭時期就開始研究水稻種植技術了，不僅如此，他還對養蠶技術頗有心得。

　　我們如今找不到趙構如何自學成才的資料，但從他跟大臣的對話里，可以發現，他的“農技員”頭銜絕不是白給的，水平真的不低，起碼不低於宋真宗。

　　紹興七年(1137)七月，張浚等言：“雨澤稍愆，乞禱。”上(趙構)曰：“朕患不知四方水旱之實，宮中種稻兩區，其一地下，其一地高，高者其苗有槁意矣，須精加祈禱，以救旱暵。”

　　趙構的觀察很仔細，地勢高的地，秧苗稍微有點發黃，他就能推斷出旱情的存在。

　　紹興八年，宰臣奏積雨傷蠶，上曰：“朕宮中自蠶一薄，欲知農桑之候，久雨葉濕，豈不有損。”乃命往天竺祈晴。

　　這就更牛了，趙構不但自己親自養蠶，還籍此研究了解影響農桑之氣候因素，那些做宰相的人(可能就是秦檜)，在他面前說什麼“積雨傷蠶”，簡直就是拿常識當學問，班門弄斧。

　　話說回來，皇帝畢竟是皇帝，無論是觀稼還是親自動手搞種養及實驗，其出發點，無非藉此了解農業、體察民情，並向臣下傳達重農勸農的思想。在整個勞動的過程中，主要體力活，還是由266人(有的朝代是262人)的軍校兵隸及主典來分擔的，他們分三班倒，由內侍監領，“歲時節物進供入內，孟秋駕省斂谷”。若是讓宋朝的皇帝個個學劉備，自己挑糞種菜，恐怕是不可能的。(趙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