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三事件後如何處理林彪等人的屍體

本文摘自《往事不忍成歷史》，

閻明著，文化藝術出版社出版

1969年1月，尼克松就任美國總統。美國從全球戰略考慮，要對付蘇聯的挑戰，需要改善同中國的關係；就中國方面而言，要應對蘇聯的戰爭威脅，也需要實現同美國的和解。中共中央、中央軍委通過調研，經毛澤東同意，形成了新的戰略決策：對蘇聯政治上進攻，軍事上防禦；着手同美國改善關係。

中美關係的緩和，打破了“冷戰”時期東西方相持已久的“核平衡”，對蘇聯領導層無疑產生了極大刺激，迫使他們重新調整思緒與美國人抗衡。此後就發生了在越南胡志明主席葬禮上，蘇方向中方獻媚和1969年9月11日中蘇總理北京首都機場的會晤。儘管由於蘇方缺乏誠意，使會晤沒有取得實質性進展，但此舉也讓世界看到，經多年交惡後，蘇聯向中國舉起了“橄欖枝”。蒙古為了自身利益，也對改善中蒙關係做出姿態。在這種情況下，1971年8月20日，許文益大使受命到達烏蘭巴托蒞任。（此前駐蒙大使張燦明於1967年春節返京參加外交部文化大革命未歸，駐蒙大使近五年空缺）然而，20天后的一件突發事件，使許文益大使成為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一次重要事件的見證人。

蒙古外交部突然約見

許文益大使到達烏蘭巴托後，隨即展開工作。24日便向蒙古大人民呼拉爾主席團（相當於中國人大常委會）主席桑布遞交了國書，並開始了一系列的到任拜會活動。蒙方的反應積極主動，氣氛相當友好。

9月14日上午8時，中國駐蒙使館人員和往常一樣吃完早飯正準備上班，蒙古外交部突然打來電話，說蒙古副外長額爾敦比列格上午8時30分緊急約見許文益大使。

按慣例，外交約見一般應提前一天，至少應提前半天打招呼。而今天這樣倉促的約見，即使在中蒙關係十分緊張的年月也是罕見的。加之許大使到任後尚未拜會過這位副部長，這樣的既無事先預約、時間又這麼急促的約見，讓許大使這個在外交戰線工作多年的老同志頗感突然。這種情況的發生，顯然是兩國之間發生了什麼重大事件。是發生了邊境衝突？還是蘇蒙兩國又在搞什麼名堂？許大使與使館同志迅速分析了可能出現的各種情況，但始終找不出發生“大事”的任何跡象，許大使頓生不祥感覺。8時20分，他懷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帶着譯員劉振魯匆匆登車趕往蒙古外交部。

額爾敦比列格副部長已在他寬敞明亮的辦公室等候。沙發前的長茶几上擺放着糖果、點心和煙茶，似有歡迎新任大使的拜會感覺。額首先對大使剛到任20多天尚未正式拜會就倉促約見表示了歉意，接着話鋒一轉說，我今天受政府委託，通知如下事情：13日凌晨2時左右，在我國肯特省貝爾赫礦區以南10公里處，有一架噴氣式飛機失事。此事我們有關部門當天上午才知道，昨天雖然天氣不好，我們仍然派人去了出事地點了解情況。經多方證據表明，那架飛機屬於中國人民解放軍某部的飛機，乘員9人，其中包括一名婦女，不幸全部遇難。這件事情因為發生在夜間，我們還要派人去了解情況，所以通知中國大使館遲了些。他緊接着說：“中國軍用飛機深入我國領土，我代表我國政府提出口頭抗議。希望中國政府就此事的原因做出正式解釋，蒙方保留再提出交涉的權利。”他又說：“中國飛機失事，乘員全部死亡，現在因天氣還比較暖，屍體是需要按照某種方式予以掩埋的。”最後他再次強調，要中國政府在近期內就中國軍用飛機深入我國的原因做出正式解釋。

許大使立即表明了自己的態度，說：“感謝副部長通知我這件事，正當中蒙關係開始正常化的時候，我國飛機由於某種原因在蒙古領土上失事，這當然是很遺憾的。”接着他以提問的口氣說：“但我希望出於人道主義的考慮，請蒙古方面幫助了解，我國飛機因為什麼原因誤入蒙古境內的？對於副部長提出的口頭抗議，在我未全部弄清楚和了解事實真相之前不能接受。但我可以把此事轉告我國政府。”最後許大使說：“今天我跟副部長初次見面，雖然碰上中國飛機在蒙古領土失事的事情，但我希望這不會影響兩國關係的改善。”並提出：“我們可以派人去出事地點看看嗎？”

額爾敦比列格就許大使提出的問題做了一些解釋：“蒙古是一個以牧業為主的國家，國家法律規定，一旦草原失火，必須全力撲救。貝爾赫礦區有人見飛機失事着火，馬上派人去滅火。火滅了，發現只有9名乘員的屍體，當時沒有一個人活着。我認為，天氣還暖，較長時間保存屍體比較困難。”接着問：“大使提出大使館派人去現場的問題，我是否可以理解為你們正式提出派人去看的要求？”許大使回答：“可以這樣理解。”許大使告辭時，額讓中方將去失事現場的時間、人員迅速通知蒙方。

冒風險，克服困難，迅速向國內報告

回到使館已是9時30分，許大使立即召集使館領導幹部開會。大家攤開了蒙古150萬分之一的地圖，查明了貝爾赫礦區的位置。此礦離肯特省會溫都爾汗不遠，離中蒙邊界約350公里。對於發生這樣的事件，大家感到既突然又迷惘。許大使指出這一事件雖然嚴重，但要沉着鎮靜，注意保密，當務之急是迅速向國內報告情況，聽候國內指示。同時要加強調查研究，注意搜集情況和各方反應，會後大家分頭去辦理有關事項。

不一會，負責機要工作的同志神色不安地報告：蒙古電報局稱，由於線路故障，電報要經過莫斯科轉，最快也得4小時以後。當時我國駐外使館除了一些重要地區的大館設有短波電台外，許多使館的通訊業務只能通過所在國當地郵電局辦理，不但效益低，而且不保密（據說林彪墜機後，周恩來指示外交部，在有條件的使館均要設立短波電台）。在這樣緊急情況下，蒙古郵電局的不合作，是偶然巧合還是成心刁難？大家心如火燎，都用眼睛直愣愣地瞪着許大使。許大使雖然表面冷靜，但內心和大家一樣焦急。俗話說情急生智。這時他忽然想起使館有一部直通北京的專線電話，雖然已封閉多年，但如能啟用，豈不能解決燃眉之急？

這個專線電話是50年代中蘇關係密切友好時期中蒙蘇三國協議架設的高頻長途“熱線”，從莫斯科經烏蘭巴托到北京，供國家領導人、中央專業部門和大使館使用。後來由於中蘇關係惡化，中蒙關係變冷，特別是我國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基本停用，但沒有掐斷，設在烏蘭巴托的蘇軍高頻通訊站定期派人來使館維修。1969年3月，中蘇“珍寶島事件”發生後，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曾用這條電話線路找周恩來直接通話。外交部總機的造反派一聽是蘇修頭子要找周總理，拒絕接轉，立刻掛斷沒商量。外交部鑑於這種情況特轉告柯西金，國與國之間的事情要通過外交途徑交涉，並下令將這條“熱線”封閉。

因外交工作授權有限，未經請示就恢復這條“熱線”是冒着違抗周總理命令的風險的。許大使考慮到當前首要任務是將蒙方通知的情況迅速報告中央，出於身居前線的責任感，他認為事不宜遲，應當機立斷，決定立即開封啟用專線。辦公室賈長禹急忙從庫房拿出一抽屜鑰匙。由於時間久遠，大家都不記得是哪把鑰匙了，只得一把一把試着開，站在一旁的同志急得頭上熱汗直流。大概花了半個小時，才打開封閉的房門。拂去電話機上厚厚的塵土，立即要通了北京的電話總台，請接線員立即接外交部。不料接線員卻推託不知道外交部的電話號碼，又推說外交部電話線路壞了，“啪”的一聲把電話掛斷了。這可慘了這邊蒙古使館的同志，無奈他們急得抓耳撓腮，跳腳哀喚，北京總台竟無動於衷，怎麼也不出聲了。

怎麼辦？此時許大使極力讓大家保持鎮靜，並果斷決定使用蒙方的國際長途電話線路溝通北京外交部，說使館有緊急情況報告，必須啟用專設“熱線”電話。蒙古的國際長途電話和它的服務一樣缺乏效率，而且通話質量相當差，使館要了近一個小時才要通北京。外交部辦公廳接到電話倒很痛快，馬上請示同意啟用。費盡周折，許大使和大家心中的一塊石頭才算落了地，飛機失事的電報通過這條“熱線”傳送完畢，已是中午12時20分了。

據說駐蒙使館14日中午的電報傳送到外交部時，外交部核心領導小組會議還沒散。值班秘書顧不得敲門就闖入會議室，徑直把使館電報送到代外長姬鵬飛面前。姬鵬飛讀完電報後，立即派人把電報報送毛澤東、周恩來。周恩來對駐蒙古使館在不了解事實真相的情況下，為了使國內儘快知道我國有一架飛機在蒙古失事，當機立斷啟用封停多年之久的專線電話，以最快速度把電報傳回北京，表示滿意。周恩來要求外交部將電報用三號鉛字打印18份，當天下午6時由符浩親自送到人民大會堂，交中辦副主任王良恩。周還專門強調，知道電報內容的人要絕對保密，從現在起，要指定專人譯辦駐蒙使館來的電報，由符浩密封后送他親啟。

國內指示，大使親赴現場勘察

14日中午12時左右，正當我蒙古使館緊張地同國內進行聯絡的時候，蒙古外交部又來電話，稱飛機已經準備好了，催問使館人員何時動身去現場察看。許大使原定派一秘孫一先帶兩個助手去現場，自己留館等待國內指示。在蒙方催問時，許大使考慮去現場事情重大，在未得到國內指示之前，不能貿然行動。於是便以尚未準備好為由，請求推遲飛機起飛時間。兩小時後，蒙方又來電催問，大使便直率相告，正在等待國內指示，蒙方也不再催了。

下午6時許，終於盼來了國內指示，外交部要大使偕隨員親赴現場查看。許大使頓感事情比預想的還要嚴重。此時蒙古外交部已經下班，他決定打破常規，緊急約見額爾敦比列格副部長。副部長當晚有外事活動，會見安排在晚上8時半，地點仍在他的辦公室。許大使表示奉政府之命通知蒙方：13日凌晨2時許失事的那架飛機，可能是由於迷失方向誤入蒙古人民共和國國境。對此我們表示遺憾。對蒙古政府願意提供飛機並指派人員陪同去現場表示感謝。我將親自率領有關人員前往現場，請蒙方予以幫助。

額聽完後立即要許大使澄清：中國方面關於飛機可能是迷失方向誤入蒙古國境的解釋是否可以認為是“正式答覆”，許大使回答可以這樣認為。他又追問到是否是“最後答覆”。對方緊追不捨的態度使許大使警覺起來，他思索了一下說：“這是我國政府在得到使館的第一次報告後給我的指示，是正式答覆，但不是最後答覆。”他又追問失事飛機是從哪裡起飛的？往哪裡飛？許大使坦率地告訴他，這個問題目前無法回答，並反問他，蒙古方面是否有飛機失事的進一步材料可提供給使館，他回答暫時沒有，但以後會有進一步的通知。額抱怨：中方不及時赴現場勘察，如果屍體變化太大，惟恐中方提出更多問題，並問許大使有無權利處理屍體，看來蒙方急於處理屍體。許大使問額蒙方有無可能將屍體火化，讓我們把骨灰帶回去。額表示蒙古沒有火葬習慣，在那個地方火化屍體可能性不大。他要許大使等候飛機起飛消息，做好明天赴現場的準備。

許大使回到使館後立即把約見情況報告國內，並請求如果屍體不能火化，可否就地埋葬，待將來適當時候，再把遺骸運回國內。翌日凌晨，國內指示：屍體儘量爭取火化，將骨灰帶回；如火化確有困難，可拍照作證，就地深埋，豎立標誌，以便以後將遺骸運回國內。

勘察飛機墜毀現場

9月15日下午1時30分，蒙古外交部通知我使館，溫都爾汗地區氣象好轉，專機2時30分以後可以起飛。許大使和孫一先、沈慶沂、王中遠三位同志帶着應用物品，並準備了一箱備用的酒、煙、茶等禮品匆忙動身。除此之外，許大使有每天收聽外語新聞的習慣，他還隨身帶上了收音機和照相機。臨上車時，呂子波參贊把一件夾大衣塞到大使手中。蒙古草原的秋天，晝夜溫差大，這件夾大衣讓許大使在隨後的勘察中免受了冷凍之苦。

為勘察現場，蒙方組織了一個龐大的班子。他們有：蒙古外交部領事司司長高陶布、二司專員古爾斯德，邊防內務管理局桑加上校，還有法律小組、衛生醫務小組，蒙古通訊社、報社及電影攝製組人員，看來蒙方對這次墜機非常重視。

2時45分他們乘坐的伊爾14飛機起飛，航程300公里，目的地是鄰近中央省的肯特省省會溫都爾汗。從飛機往下望去，烏蘭巴托東北烏蘭花的北山上，蘇軍的幾部遠程警戒雷達正在不停地轉動着，當飛機飛經烏市東南那來赫礦區上空時，一個蘇聯空軍基地盡收眼底。大約3500米長的主跑道和滑行道組成的矩形機場，呈東南--西北方向躺在草原上，幾十架噴氣式殲擊機都脫去了機罩，在太陽照耀下熠熠發光。在飛機身後滑行道的外緣，一串串機窩歷歷可數。下午3時45分，飛機在肯特省省會溫都爾汗簡易的機場降落。在蒙古，肯特省以水草豐美而着稱，肯特省的肯特縣是一代天驕成吉思汗的故鄉。該省一位副省長和機場場長前來迎接。大家寒暄了幾句後，蒙方說，中國飛機墜毀現場離這裡還有70公里，趁天氣尚早，可換乘汽車去看看，晚上回溫都爾汗休息。在徵得中方同意後，大家匆匆改乘兩輛嘎斯69和一輛大轎車向目的地出發。

汽車沿着克魯倫河前進。克魯倫河是蒙古境內的一條大河，它向東匯入中國境內的呼倫貝爾湖，注入黑龍江，流進太平洋。這條河下游東方省的哈拉欣河尤為出名。1939年，蘇聯元帥朱可夫指揮蘇蒙聯軍在此對日本關東軍進行了一次大會戰，蘇蒙聯軍大勝，致使整個衛國戰爭期間，日軍不敢染指蘇聯東方戰線，保障了蘇對德戰爭大後方的安全。三輛汽車在高低不平的草原上顛簸了近兩個小時，下午6時左右抵達現場。在一片漫坡上，黑乎乎一條燒焦了的草地和一個高高翹起的噴氣飛機尾巴映入眼帘。失事現場邊緣上，有蒙古哨兵在游動。據說該地區原為蘇軍防區，飛機失事後，蘇軍立即封鎖了現場。隨後，蘇軍撤出，蒙軍進入。

飛機失事現場位於溫都爾汗西北70公里的蘇布拉嘎盆地。這是一塊不太規則的長方形丘陵間的盆地，沙質土壤，南北長3000多米，東西寬800多米，地勢開闊平坦，牧草茂盛，有膝蓋那麼深，踩下去軟綿綿的。飛機是由北向南降落，着陸點正好是盆地中央，墜毀在盆地的南半部。草地燃燒面積長800米，寬度由北的50米擴展至南面的200米，呈梯形。許大使環顧了一下現場，在蕭瑟的秋風中，焦黑色的草地上散落着大大小小的飛機殘骸，覆蓋着白布的屍體分外顯眼，一片淒涼悲慘的景象。

蒙方人員簇擁着許大使等人向現場走去，照相機和電影攝影機喀嚓喀嚓響個不停。高陶布對許大使講，現場有死難者的一些遺物，是否只看不取，待視察完畢由蒙方統一移交。許大使表示同意。

勘察從現場北端看起，飛機着陸點以南約30米長的草皮被機腹擦光，西側平行處，是右機翼劃出的深約20厘米的一道槽溝。再往南，擦地痕跡消失，進入燃燒區，飛機碎片越來越多，越來越大，面越來越廣。至200米處有一段帶舷窗的機身，其東南20米左右處有一段左機翼，上有“……56”號碼；至320米左右處有一扇艙門，門上釘有“旅客止步”的塑料牌，門東南30米處有一發動機；約400米處有三個連裝座位架和座墊，其東側40米處有一段右機翼的外展部分，上有“中國”二字；機頭在530米處猛烈燒毀，只剩下鑲嵌儀表的空架子和殘碎機件，機殼都已化為灰燼；機頭正東20米處有一段右機翼的內展部分，上有“民航”二字，“航”字旁邊有一個直徑約40厘米的大洞；機頭以南80米處有一起落架。再往南200米，在未燃燒的草叢中躺着一個完好的輪胎；機頭西北60米處是斜臥着的機尾，它的正南和東面20至40米處各有一個發動機，機尾上的五星紅旗和機號“256”等標記清晰可見。這些標誌明白無誤地顯示這是我國民航256號飛機。

機頭以北50米處散布着九具屍體，屍體中間有一炸壞的方形食品櫃，旁邊堆放着蒙方收集起來的死者遺物。屍體大都仰面朝天，四肢叉開，頭部多被燒焦，面部模糊不清，難以辨認。許大使將屍體由北向南編成1至9號。並讓孫一先等從各個角度拍成照片，以便以後鑑別確認。根據事後查證，5號屍體是林彪，瘦削禿頂，頭皮綻裂，頭骨外露，眉毛燒光，眼睛成黑洞，鼻尖燒焦，牙齒摔掉，舌頭燒黑，脛骨炸裂，肌肉外翻。8號屍體是葉群，是惟一女屍，燒灼較輕，頭髮基本完好，左肋部綻裂，肌肉外翻。2號屍體是林立果，個子較高，面部燒成焦麻狀，表情痛苦，死前似在烈火中掙扎過。現場遺物中有林立果空軍大院0002號出入證。此外，1號屍體是林彪座車司機楊振綱。3號屍體是劉沛豐。4號屍體是特設機械師邵起良，身穿皮夾克，九人中只有他的衣服未被燒光。6號屍體是機械師張延奎。7號屍體是空勤機械師李平。9號屍體是駕駛員潘景寅。這些屍體和一般飛機失事的屍體不一樣，並非個個焦骨殘骸，而是驅干都完整，大多數皮肉挫裂，骨骼折斷，肢體變形，燒傷嚴重，系飛機墜毀時摔撞燃燒所造成的。由於燃燒時伴有一氧化碳中毒，屍體皮下呈櫻桃紅色，加之停放時間過長，個個僵硬腫脹像蠟一樣。值得注意的是，每具屍體腕上都無手錶，腳上沒有鞋子，看來飛機緊急降落前，為避免衝撞扭傷，機上人員是做了些準備的。

許大使讓孫一先等人抓緊落日前的陽光進行拍照，同時對現場情況進行了初步梳理：蒙古方面基本保護了飛機失事現場；飛機是由於不明原因着陸時失去平衡，右機翼觸地引起爆炸燃燒；飛機的毯子上有巴基斯坦航空公司PIA字樣，說明飛機是從巴基斯坦買來的，但不知機上所乘何人，為何在蒙古境內失事。據筆者了解，70年代初，因巴基斯坦發生水災，中國政府向巴發放了為數不多的無息貸款，作為還貸的一部分，當時的葉海亞總統將巴方購買的三架英國三叉戟飛機以實物還貸形式轉讓給了中國。那時，在廣州白雲機場、北京首都機場和一些三叉戟航線上，經常能看見一些大眼睛、皮膚黝黑的巴基斯坦技師在培訓我們的飛行員。

按蒙方意見土葬死難者

視察完現場後，天色逐漸灰暗下來。雙方人員站在已化為灰燼的飛機機頭旁討論屍體處理問題。高陶布司長一再強調蒙古沒有火化習慣，而且已裸屍三天令人不忍，必須立刻土葬。許大使觀察了一下現場，也覺得當地根本沒有火化條件。根據國內提示，便同意了按蒙方意見進行土葬。蒙方建議，失事現場不宜讓死難者“居住”。按照蒙古人的習俗，墓地要選在高地上，面向東方，從早到晚都能見到太陽象徵着吉祥。

桑加上校帶着大家踩着沒膝的茅草，先是向東走去，然後又折回來，最後來到飛機主機西北的高地上。桑加上校說：“這裡地勢較高，向東可以看到失事現場。而且每天迎着剛升起的太陽，葬在這裡好。”他的一片好心不應辜負，許大使決定照他的意見辦，並表示感謝。

桑加上校隨即調來一個班士兵連夜挖墓穴。此時已是晚上8點多鐘，天完全黑透了，氣溫降到2℃左右，冷風刺透衣裳。在汽車大燈的照射下，許大使接見了前來挖坑的士兵。這班士兵還穿着夏季軍裝，在寒風中凍得瑟縮發抖，嘟嘟囔囔頗有怨言。許大使讓孫一先拿來隨身帶來的兩瓶二鍋頭送給他們。蒙古民族是一個好飲酒的民族，烏蘭巴托酒廠生產的白酒不好喝，而蘇聯的伏特加度數又不夠，見到有度數這樣高的好酒，戰士們立刻精神抖擻，嘰嘰呱呱興高采烈地開始連夜幹活了。

回到溫都爾汗已是晚上10點多了。中蒙雙方下榻在省政府招待所--克魯倫旅館。洗漱完畢便下樓與蒙方人員一起用餐。由於對方白天在現場態度友好，大家雖然鞍馬勞頓，但心情還算舒暢。蒙方準備的飯菜比較豐盛，為了酬謝蒙方人員的合作，許大使又拿來幾瓶汾酒、一聽罐裝中華香煙和一些罐頭助興。蒙古朋友非常喜歡這種高度數的白酒，三杯下肚，餐桌上便活躍起來了。席間高陶布司長說：“我們已經看了現場，現在應該寫個正式文件，這個問題飯後商量。”許大使趁機詢問他們是否知道飛機失事的具體情況和原因，高陶布說，飛機在空中時沒人看到，但燃燒時火光沖天，有人看到了。至於飛機迫降原因，也許是發生了不明原因的故障。

對於第二天安葬事宜，許大使提出四項建議：

1.墓旁立一塊碑，上寫“中國民航1971年9月13日遇難九同志之墓，”下寫“中華人民共和國駐蒙古大使館”。

2.按照蒙古習俗，在墓頂放一件失事飛機的殘骸，如標有“中國民航”字樣的機翼。

3.請蒙方把遇難者的文件和遺物交給中方，我們寫張收條。

4.請蒙方人員幫助畫一張飛機失事現場圖，註明出事地點的經緯度。

高陶布表示他們要研究一下，還要向上級請示。

這頓晚餐吃到將近午夜，中方人員正準備就寢，蒙方又提出馬上商談飛機失事的正式文件。9月16日0時25分，雙方開始第一輪會談，談到凌晨3時結束（談判部分見後）。雙方協議當天為死者舉行安葬，然後雙方回溫都爾汗繼續會談。

9月16日上午7時30分，雙方人員再次乘車駛往蘇布拉嘎盆地，在途中發生了一起事故。許大使和沈慶沂乘坐的汽車因司機車速過快，在丘嶺間顛簸前行時，一個塄坎將車高高彈起，坐在後排的沈慶沂鼻梁蹭在車棚橫梁上，擦破了好長一塊，血流不止，眼鏡也蹭掉了。幸虧許大使坐在前排死死抓住了車把手，否則也要受傷。車子不得不停下來，等待後面大車上的醫療小組救援。古爾斯德專員上來後看到這樣情景大為惱火，咆哮着將那個司機訓斥了一通。

上午9時30分，在蒙方人員陪同下到達現場。昨夜降霜，草地比較濕潤，肅殺的秋氣顯得格外濃重。許大使囑咐隨行人員利用天氣晴朗光照好的條件，仔細複查一遍現場情況，特別注意觀察飛機失事的原因。多拍些照片，以便送回國內研究鑑定。

高布陶司長詢問許大使，法醫是否可以開始工作，逐個進行檢驗？許大使認為死因已十分明顯，不必再折騰了。儘管如此，雙方對屍體仍然看得比較仔細，我使館人員從各個角度拍攝照片。蒙方攝影人員除了拍攝屍體外，還對準許大使和隨員拍個不停。

上午10時許，蒙古士兵抬來九口白茬棺材放在屍體旁。大家對九具屍體從不同角度拍照，然後按編號順序入殮。9號屍體因身驅高大而兩手上舉，裝進棺材不能合蓋，蒙古士兵請示是否可以折斷。高陶布司長用目光徵詢許大使的意見，大使痛苦地點了點頭。只聽喀嚓喀嚓的骨折聲入耳森然，之後兩個士兵用勁按住棺蓋釘上釘子，裝殮後由蒙古士兵運往墓地。

墓地位於飛機失事現場西邊1。1公里處，在一塊高地的東坡上。墓穴長10米，寬3米，深1。5米。正準備下葬時，高陶布司長指着剛到的卡車對許大使說，按蒙古習慣，應在屍體上覆蓋紅布、黑布，現在汽車來遲，屍體已經入殮，是否可以把紅布，黑布鋪在棺材上。許大使表示同意，並感謝蒙方的好意。九具棺材入穴後，許大使和高陶布、桑加先後執鏟做象徵性填土，接着使館其他同志填土，最後由蒙古士兵填土修墓。

蒙方建議利用戰士填土的時間，繼續商談。會談是在大轎車上進行的，主要是談蒙方起草的《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飛機失事遇難人員安葬紀要》。為避免在這種場合進行爭論，許大使表示這個紀要作為第一個文件的補充，可以簡單一些，只寫九具屍體怎樣埋葬，埋在什麼地方就行了。接着就轉到從飛機上拿一樣東西放在墓上作為標記的問題。沈慶沂建議把寫有“中國民航”的一段機翼放到墓上，蒙方稱那個東西太大，搬不動。王中遠又提議把機尾上炸掉的發動機進氣口環放在墓頂，蒙方接受了。蒙古士兵用汽車把進氣口環和環中間的分流錐拉來放在墳頂上，一眼望去，明晃晃的十分扎眼，不僅可作為永久的紀念，也是一個顯着的航空標誌。隨後，許大使帶領使館人員站成一排，懷着難言的心情，畢恭畢敬地三鞠躬，向死難者致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