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新总理成长轨迹

李克强奋斗史

《凤凰周刊》2013年第八期，总第465期

记者汪东亚

2013年3月，李克强正式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七位国务院总理。从这位“50后”的成长经历来看，基层出身和知青经历、独特的国学熏陶和完备的法律和经济学科训练，构成了他的学识和性格底座；而从团中央空降地方，再回到中央政府，步调紧凑、履历丰富的政治历练，构成了其鲜明的施政风格。凡此种种，有助于我们观察中国政局演进、预测这艘巨型航船的未来走向。

“文革”风暴中打下国学根底

李克强出身地方官员家庭。父亲李奉三在抗战期间参加工作，在安徽省定远县任过乡长、县民政科科长等职，1951年起出任凤阳县县长。李性格直爽，一次开会与县委书记发生冲突，甚至拿起板凳要砸向对方。后来，李奉三调离凤阳县，历任安徽省统战部处长、蚌埠市法院院长、安徽省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等职。他在省地方志办公室这个清闲部门任职时间最长，直至退休。熟识李父的人称他是位两袖清风的好官，也是一位严父。李父2006年于合肥病逝，遵其遗愿，丧礼从简。当地官员闻讯，悄悄送礼吊唁，也被李克强婉拒。

李克强是家中的次子，出生于1955年7月。李克强大约3岁时，父亲受调安徽省地方志办公室工作，携家搬入位于合肥市的省属机关家属院，他在那里度过了童年和少年。

1966年，“文化大革命”席卷中国大陆，大字报和批斗会中断了课堂学习，11岁的李克强暂别校园回到家中。父亲带他找到了同住一个大院的安徽省文史馆馆员李诚，请这位1906年出生的“桐城派”国学师傅教授文史知识。因两家早有交谊，李诚一口答应，此后五年间每天都要教习李克强一小时的课程，还把他管理的一座小型图书馆尽可能地向这位关门弟子开放。

“桐城派”是晚清文坛中的重要一脉，重视史学涵养，讲究言之有物，章法有序而且语言典雅简洁。李诚给李克强开出的阅读书目中，以《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等史籍为主，兼修《昭明文选》《古文辞类篆》《经史百家钞》等古文。相较于同辈人来说，李克强在“停课闹革命”的红色大潮中，难得地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

每晚9时，李克强准时坐到李诚家中，老先生手捧书卷，常常一边用热水泡脚，一边夹叙夹议，传道授业。20多年后，时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的李克强曾撰文《追忆李诚先生》，其中写道，“就在这段时间里，李先生用平和的语调，时断时续地向我讲中国的国学，讲治学的方法，讲古今逸事……几乎穿越了我的少年时代，但李先生的话似乎仍未讲完”。

11岁～16岁，这是一个人开眼认识世界的重要时段。这时的李克强青春年少，由于父亲在官场的边缘化地位而有幸远离“文革”政治旋涡，国学老师的私下传授又填补了他对知识的渴求，使他与如火如荼的街头革命运动保持了某种距离。

1972年，李克强重回校园，就读于安徽省合肥市第八中学高中部。当时“文革”并未结束，学校里还没有恢复正常的教学秩序。合肥八中也不是当地最好的中学，不过因为很多大学教授被下放到这里，学校的教学队伍一点也不差。李克强成绩很好，是学生会宣传干部，不过他的生物老师说他“有点小调皮，上课会跟同学说说话。”

那时候高中是两年，李克强所在的高二（六）班有18位女同学、21位男同学，班长就是现任国务院部委负责人之一的苗圩，和李克强同岁。两人在合肥八中同窗两年后各奔东西，却在30多年后重新在北京聚首，成为国务院同事。

对于曾经的同窗岁月，苗圩曾撰有一篇回忆文章，收录在2006年合肥八中50周年校庆学生纪念册中。此文写道：“我们是在‘文革’的混乱中上了7年小学（实际上“文革”开始后不久学校就不能正常上课了。当时不谙世事，感觉不要上课，整日疯玩真好），懵懵懂懂地进入了八中。记得当时学校满目疮痍，一下子来了这么多学生实在难以招架……学校按部队编制几个班组成连。学工是到铸锻厂，一去就是半个月，我们跟着工人师傅一起做砂模。我学会推独轮车运沙，也学会使用捣固机，当时想，将来能当个铸造工人该多好。”

高中毕业的李克强赶上了最后一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1974年3月，一辆满载着高中应届毕业生的大客车，离开了省城合肥，将李克强送到离祖籍不远的凤阳县，成为贫瘠乡村的一名插队知青。

插队知青先进分子

中共十八大产生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31.7%的中央委员、28%的中央政治局委员都有过知青经历，7位政治局常委中，有4人都是“上山下乡”的知青出身。无论是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还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官方报道都着重提到了他们在农村插队的基层历练。

李克强插队地点是安徽省凤阳县大庙公社东陵大队，这里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祖陵所在地，号称“帝王之乡”，但也穷得出名。时隔20多年后，被记者问及那个年代最大的困难时，李克强不假思索地回答：“吃不饱肚子，物质极其匮乏。”

住在东陵大队给知青新修的集体宿舍里，由于水土不服，李克强一度全身皮肤溃烂，不过他照样劳动。知青们每天干农活的时间长达10小时。他经常背着“为人民服务”的挎包，里面装着干粮和咸菜，和土生土长的农民一样日出而作，日入而息。

一同劳动的村民至今还记得李克强的样子，“黑瘦黑瘦的，用扁担挑水一晃一晃”。由于不吝惜自己的劳力，李克强成为同时下放劳动的同学中表现最突出的一个。“李克强跟村民关系好，本地话讲就是‘特性’好、脾气好，从来没跟谁红过脸。”当地村民陈学义回忆说。

插队期间，李克强被评为安徽省学习毛泽东思想先进个人。那时候，中国大陆从最基层的大队、公社一级，然后县、地市、省级，直到全国，都会层层评选“学习毛泽东思想先进个人”，在“政治挂帅”的年代，这是一个光荣的标签，代表着优秀和先进。李克强以一个插队知青能够获得省一级先进，尤为难得，这一光荣印记直到他考入北京大学时，还一直受到周边人群的羡慕和夸赞。

1976年，21岁的李克强在当地人的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不久后担任大队支书。他尝试带领农民科学种田，推广水稻良种。据当地人回忆，李克强不爱搞政治活动，对“批林批孔”不太热衷，人也不喜欢说话，很沉默。

这段大队支书的经历让李克强对中国的基层治理感受良深。多年后，他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美国前总统卡特时，谈起基层选举，以自己为例说：“过去我当村长的时候，每天早上要指挥每一个生产队甚至是每一个农民，你干什么、他干什么。现在我们的村委会主任没这个权力。农民有权决定自己今天做什么、生产什么，当然，不能违犯法律。而村委会主任如果违背村规、违背法律强迫他们，就可能被选掉，当不成这个官。”

在艰苦劳动的间隙，李克强爱读书是出名的。据村民回忆，当年他很少跟人说话，每天手里都有一本书，夜幕降临之后还经常挑灯夜读。在炎热的夏天，他有时候会独自躲在朱元璋祖陵幽静的树荫下捧书阅读。

知识改变命运，1977年恢复高考，李克强立即报名参加，并在570万考生中脱颖而出，成功地被北京大学法律系录取，从此走出凤阳县，走出安徽省。他离开凤阳不到半年，小岗村18户农民就用按红手印的方式，冒死签订了集体土地包产到户的契约，率先拉开农村改革的大幕，中国社会由此进入一个波澜壮阔的大变革时代。

燕园的事业和爱情

1977年8月，“文革”十年后首次高考，从录取比例看这是竞争最为激烈的一年。李克强根本没想到自己会被北京大学录取，他更实际地选择了安徽师范学院作为报考第一志愿，一方面考虑录取把握大一些；另一方面他听说师范学院不用交学费。但是第二志愿的北大有优先权，寄来了录取通知书。

北京大学法律系1977级共招收80多人，分成8个组，李克强在第一组。那时候，尽管政治气候回暖，开始解冻的法科仍是绝密专业，分高学优、根正苗红是当时法科学生的选拔标准，聚集了军人、农村支部书记、中小学教员、地方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等又红又专的各路英雄。改革初兴，国门大开，他们共同的特点是渴望把丢失在“革命”年代的时间补回来，几乎把所有课余时间都用来读书，同时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好奇，个人权利、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这些新鲜词汇一次又一次撩拨着年轻人躁动的心弦。

李克强遇到了多位良师，曾赴英国深造的宪法行政法专家龚祥瑞就是其中一位，他将李克强视为得意门生，有一次还把一篇论文草稿交给他补充修改，最后两人一起署名发表在学术杂志上。从龚祥瑞执教的课堂上，李克强知道了何谓真正的自由主义和宪政精神，并渐渐着重转向外国宪法和比较政治的学习。大三那年，在龚祥瑞指导下，李克强和另外两名同学翻译了英国著名法官丹宁勋爵（AlfredDenning）的名著《法律的正当程序》；几乎同时，他早前翻译的《英国宪法资料》也被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录用。

很多海外媒体都注意到了李克强所受到的正统的法律学科训练，这是国务院以前的几任主要负责人所不具备的优势。十八大以后的新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对于“依法治国”理念的论述上，较之以往淡化了对“党的领导”的强调，转而强调“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外界猜测，这或许与李早年在北大所接受的法学教育和熏陶有关。

李克强虽然读的是法律系，但对经济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北大开设“经济法”、“国际商法”等课程，学习期间，他曾到荣毅仁新创立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实习，并实地考察天津新港，对他潜移默化，影响颇深。1988-1994年，李克强在共青团中央任内，继续到北大经济学院攻读在职研究生，关注中国农村经济，以《农村工业化：结构转换中的选择》一文获得经济学硕士。后来，他又师从经济学家厉以宁，取得博士学位。

80年代初的北京大学民主氛围浓厚。李克强平时沉默寡言，但思想活跃，在跨学科小组讨论中，常常妙语连珠，言词犀利。由于热心于社团活动，他很快成为校内活跃的学生骨干，曾被选为北大法律系团支部书记、党支部委员。当时北大学生会学习香港一些高校学生会的制度，也尝试创立了有“学生人大”之称的学生会常务代表委员会，专门监督和制约学生会主席，李克强就任第一届会长。

这是一次很好的校园民主改革的体验。学代会有权对学生会活动经费进行严格审查，获得学代会多数支持者即能当选学生会主席，而学代会成员则从每个系、每个年级公开竞选，由学生投票选举产生。北大学代会制度此后不断完善，从运转过程和实际效果来看，类似于西方议会民主制的校园版。多年后，当年同窗回忆说，这一创新机制很大程度上源于李克强的主张和推动，“在（学生会）常代会上……在文科学生中，李克强发言较多，而且见解尖锐深刻。”

在毕业之际，李克强只用两个月时间复习托福课程，就取得了630分左右的高分，足以申请任何一所美国名校。出国留学的道路是一马平川、金光灿灿。而李克强最终的选择有点出乎同学们的意外，他听从了北大党委副书记马石江的多次谈话，留校担任了北大团委书记。同学们听到这条爆炸性消息后，多数人的反应是“克强，你可亏了”。因为在当时看来，团干部和学生工作都偏离了北大正牌法律系毕业生的职业路径，而且看不到未来。

马石江看重的是李克强的沉稳和思虑周全，到了实际工作中，李克强则同时展现了自己的拼搏精神。当时，北大团委只有八个专职干部，但是李克强带领他们组织了北大首届文艺周，9天内演出了7台105个文艺节目。李克强还创造性地在北大办起了团校，这是一个解决团委组织困境的捷径，一支“政治代表队”在燕园崛起。

任职北大团委书记期间，李克强还收获了爱情，他在朋友的介绍下，与在清华大学进修英文的程虹相识、结婚。两人有很多相似之处，程虹同样出身基层公务员家庭，父亲曾任共青团河南省委副书记，她本人也曾在“文革”期间下乡插队。

婚后不久，程虹到北京经济学院（即首都经贸大学前身）外语系任教，后又到中国社科院读博士，师从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赵一凡，专研美国文坛新流派自然文学，2000年获博士学位，次年晋升正教授，时年44岁。两人育有一女，毕业于北京大学。

程虹如今是首都经贸大学外语系教授，平时基本不上讲堂，主要做研究工作，行事低调，讲得一口娴熟的英语。李克强在香港大学百年校庆上直接以英文发表演讲，有人说，这可能与她有个教英文的妻子有关。

团中央政治新星

当上北大团委书记后，李克强继续保持求学时的锐气，虽然在北大莘莘学子中受到欢迎，但在其他行业团干部看来，有时显得很“另类”。他公开对一些重大政治、社会议题发表思想解放的独立看法，在共青团系统内并不总是能够得到多数人赞成。

不过，当时中共中央正着力提拔年轻干部，以解决“文革”造成的干部队伍断层问题，李克强在北大的亮眼表现得到了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王照华的赏识。在全国共青团十一大上，李克强应邀列席了会议。1983年，李克强从燕园的北大团委到前门东大街10号楼的共青团中央工作，任职团中央学校部部长兼全国学联秘书长，年仅28岁。

团中央当时聚集了一批政界青年精英。共青团十一大选出的17人组成常务委员会，王兆国为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胡锦涛（时年42岁）、刘延东（时年39岁）等为书记处书记，张宝顺（时年34岁）为书记处候补书记。次年的共青团十一届二中全会上，增补李源潮（时年34岁）为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李克强（时年29岁）为团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

1985年，李克强任职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兼全国青联副主席，成为团中央领导班子核心成员。由于外语好而且具有开放思维，李克强最早是分管外事工作。他当时是组织出访最多的团干部，常常带队去日本、法国、美国、英国参访。在团中央书记处任书记时，已经是副省部级官员的李克强还参加了1991年的中共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学习。

在1980年代中、后期的几次学潮中，李克强作为团中央主管学校工作的书记处书记，与中共其他部门和地方领导协同处理，其风格也像当年在北大当学生干部那样，“控制学潮，但不搞政治迫害”。

李克强还是“希望工程”早期督办人，1990年，大陆第一所“希望小学”落户安徽省金寨县，就是由他亲自选址。“希望工程”把务虚的共青团工作具体事业化，吸引社会力量促进社会发展，成为李克强在共青团系统创造的经典案例。

1993年5月，时年38岁的李克强当选为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成为正部级高级干部。主政团中央伊始，他就要求团中央机关的105名工作人员，由书记处全体成员分头带队，分7路深入基层进行一个多月的大调研，然后在北京郊区举行为期三天的务虚会。会上，李克强主张“大家放开说，可以各持己见，也可以各执一端”。这次会上，李克强敏锐地意识到要在私营企业等新的经济生长带中覆盖组织的触角。

李克强主持实施“跨世纪青年文明工程”。目前活跃于社会各个角落、几乎无处不在的青年志愿者，就是由这个工程最初发起的，当时倡导的“青年文明号”，如今在各地公交车上、国企生产车间里依然能够看到。与这个侧重于精神文明建设的工程相对应，李克强还主持实施了“跨世纪青年人才工程”，较早开始大规模培训青年科技和经营管理人才。

团中央15年的工作经历是李克强重要的人生阶段。他精明强干，备受历练，交出了一份份优异的成绩单，借助于共青团这个特殊通道，加上中共中央提拔年轻干部的难得机遇，快速成长为中共高级领导干部群体中受人瞩目的政治新星。

工农业大省的地方历练

1998年，时年43岁的李克强离开北京，履新河南，成为当时最年轻的省长，也是中共建政后第一位博士省长。初到地方，李克强锐气逼人，提出推进城镇化的大战略，以行政力量加速聚集资本，然后增扩城市容量，建设园区和工厂。他最大的手笔是在省会城市郑州的东边划出大约150平方公里的地方，力图打造一个全新的城市。郑东新区作为河南省加快城市化进程的龙头项目，一改大中城市“摊大饼”式的扩张模式，为内地走新型城市化道路提供了示范。

李克强提出了“区域中心城市、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三头并进”的城镇化发展战略。这一战略思路后来成为中共十六大上城镇化方针的实践基础，李克强在河南的探索升华为国家意志的一部分。

前后主政6年，李克强在这个中原大省留下深刻的个人烙印。他在河南亲自选定了26个中小城市、115个重点镇和中原城市群作为突破口，郑汴一体化、郑洛城市工业走廊、中原城市群城际轨道交通半小时经济圈、建设生态宜居城和若干生态带、生态涵养区等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战略构想，到现在仍旧是该省经济发展的主要支撑动力。

河南在中原地区的经济地位也后来居上。李克强2004年底离任时，河南全省GDP增长13.2%，经济总量跃居全国第5位，居中西部省份之首；粮食产量也突破历史纪录，居大陆首位；而人均GDP则由他主政初期居全国第21位，跃升到第18位。这些政绩为后来“中部崛起”上升为国家战略作了很好的铺垫。

李克强在艾滋病防治方面的工作也为人称道。河南艾滋病的历史欠账在他任期内被曝光，他没有支持基层政府力图掩盖的行为，而是三次探访艾滋病高发村，深入病情严重的患者家中，主动与他们握手，促膝攀谈。还请民间著名防艾人士、70多岁的退休医生高耀洁到自己的办公室询问情况，听取建议。

李克强亲自部署省政府高级官员带工作队在全省范围内“拉网式”普查，在全国开启艾滋病普查工作先河。当时河南全省共查出25000余名艾滋病感染者、11800余名现症病人。这一状况通过新闻媒体向社会公开。随后，省政府对因卖血感染艾滋病的患者实施免费治疗、免费检测、免费母婴阻断、艾滋孤儿免费上学等救助措施，使艾滋病病死率从2004年的9.23%下降到2010年10月的4.16%。这些政府干预措施后来上升为对艾滋病患者“四免一关怀”的国策，沿续至今。

2004年底，李克强调任辽宁省委书记后，延续了“工程化”的工作思路，不过施政重点放在了低矮破落的棚户区改造上，全力推动“棚改”民心工程，“砸锅卖铁，也要让群众搬出棚户区”。次年3月，辽宁公布棚户区改造方案，一场全省动员之后，辽宁老工业基地上集中连片的棚户区当年扒掉，当年建新楼，效果立竿见影。这一举措连同开放开发“五点一线沿海经济带”的战略决策，使辽宁成为振兴东北的主战场。

“五点一线”战略是李克强主政辽宁期间的大手笔。在辽宁约2000公里的临海地区，部署五大产业园区基地，然后一条滨海公路将其贯通，总规划面积482.9平方公里，这是比河南的郑东新区更为宏大的布局。依照李克强的构想，在这些成片废弃的盐田和荒滩上建设新园区，就像南方城市在1980、1990年代那样，通过招商引资和鼓励民营经济，在东北亚经济圈里第二次“改革开放”。

主政地方期间，李克强明快直接的施政风格多有体现。一次调研现场，阜新市政府汇报失业保险金缺口5000万元，他当场通过电话与国家发展银行行长陈元协调解决，然后市政府汇报中又提到市属矿业集团在内蒙古选中了一个新的煤田，但受到种种限制无法开工生产，他又当场打通内蒙古自治区区委书记储波的电话，予以解决。

在辽宁，李克强注意到当地GDP数据中有人为痕迹。2007年他在一次接待美国驻华大使时透露，他更喜欢通过全省铁路货运量、用电量和银行已放贷款量三个指标，来追踪辽宁的经济动向。花旗银行据此编制了一个指数，用来模拟中国工业企业利润走势，模拟结果很好地解释了过去三年中国经济的起落，被经济学界称为“李克强指数”。

平民本色为官“三气”

先后在中部农业大省、东北工业大省主政之后，李克强回到北京政治中心，于2007年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成为国务院排名第一的副总理，分管经济事务，开始为接班总理做准备。

在温家宝的国务院班底中，李克强一度兼任六个以上国务院级别的“领导协调小组”组长、两个以上国务院级别的“领导协调小组”副组长，这些没有列入正式机构名录的小组，在高层政治运作体系中，是公共权力的交汇点和公共政策的决策枢纽。

他所兼任的这些小组，几乎涵盖了中国经济与公共政策除金融以外最重要的几个领域，其中最受重视的是“国务院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和“国务院保障性住房安居工程领导小组”。比较起来，虽然保障房小组成立较晚，却比医改工作进展更为顺利，媒体评论这得益于李克强在辽宁积累的棚户区改造经验，无论是筹集资金还是协调社会力量，都有着辽宁的痕迹。

中国现行体制下的权力运作，多呈现条状或者块状结构，尤其是分管负责人常常有特定的联系单位。李克强在国务院副总理任内分管发展改革、财政、住建、卫生、社会保障等领域，面临的却是牵扯到几乎所有部门机构的老大难问题，需要打破樊篱，全局统筹，横向决策，才有可能取得局部突破。比如医改，李克强打破单一结构，除了对口的职能管理部门卫生部外，在他领导下的医改小组中引入财政部、发改委、人社部、教育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多个关联部门，产生多部门博弈和争执。

李克强还一反常规，在医改小组下设立专家、顾问委员会，并让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也成立相关公共政策研究中心。这一较为中立的智囊机构往往会提出不同于政府部门的调研结果。每出台一项新政策，李克强往往都要经过多轮的反复酝酿。他曾先后多次批示，把几个部门对医改的不同看法重新研拟，形成最佳提案。这种跨界决策显示了李克强全局统筹的能力和谨慎周全的工作风格。

一位卫生部官员对本刊评价说：“虽然克强总理不是医疗专业出身，但是他善于用设置某种工作机制的方式，优化整个工作的结果。”经过几年努力，医改成效初显，中国基本医保制度已经覆盖了全国95%以上人口，民众看病难和医疗负担也得到明显缓解。

在外界眼中，李克强是一位坚定的“改革派”。公开场合，他多次阐述自己的“改革红利论”，称“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2012年12月，他将改革与城镇化联系起来说：“城镇化这个最大的潜力，只有通过改革这个最大的红利才能得以实现。”

他还被视为开明的“市场派”。在2012年12月19日的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调研座谈会上，李克强要求参会的中央部委和地方负责人认真研究鼓励民间资本投资的政策。他说：“一些领域的盈利亏损，可以让民营企业来投资、承担。而政府要做的，是把握宏观，把握经济总量。”

舆论注意到，尽管身居高位，李克强一直保持着低调的平民本色。在河南和辽宁担任地方大员时，他基本没有出国访问，也很少参加各类应酬，宁可让秘书做些简单饭菜；在以政治局常委、副总理身份到贫困地区考察时，李克强和当地官员一起吃泡面。年轻时在安徽贫困农村的四年插队生活，让李克强的平民形象真实自然。

李克强的低调让外界有些难以看清他的个性风格。其实早在1980年代，李克强就对从政进行过深刻的总结。他说，在中国的社会条件下，为官应该具备“三气”：官气、书生气和义气。官气并不是官架子，而是遇到大事时能镇住场面；书生气就是在视野和知识结构上要跟上时代；义气就是既要让领导放心，也要让同僚和下属信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他为官和选官的标准。

 

李克强经济改革路线图

李克强接手的是一个经济规模更大、竞争力更强的国家，但他面临的任务并不轻松。中国经济经过30多年改革，剩下的都是难啃的骨头：经济发展结构失衡，内需不振；收入和贫富差距扩大，分配格局失调；人口红利和改革红利消耗殆尽，老龄化带来沉重的社会保障压力……

记者／熊剑锋

《凤凰周刊》2013年第八期，总第465期

和前任总理温家宝就任时相比，李克强接手的是一个经济规模更大、竞争力更强的国家。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与和平发展，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02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约为12万亿元，排名世界第六，而十年后，这一数字已经变成了52万亿元。

强大的经济也为政府带来了丰沛的财力和资源。2002年政府掌握的收入约为2万亿元，而到10年后，仅税收和土地出让等政府基金收入就已经超过15万亿元。

但李克强面临的任务并不轻松。正如国务院参事夏斌所言，中国经济经过30多年改革，容易改的都已改或者正在改，剩下的都是难啃的骨头：经济发展结构失衡，内需不振；收入和贫富差距扩大，分配格局失调；人口红利和改革红利消耗殆尽，老龄化带来沉重的社会保障压力。

新领导层对此也有清晰的认识，2012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推动下一步改革。在落实已经出台改革措施的同时，要从解决当前突出矛盾出发，及时推出改革新举措。要深入研究全面深化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明确提出改革总体方案、路线图、时间表。

在未来的5年甚至10年，中国改革到底会怎么改？李克强带领的新一届政府团队将会交出一份什么样的答卷？

城镇化潜力

中共十八大后，国务院总理的继任者李克强就城镇化发展问题，高密度地发表意见，引起外界广泛关注。

2012年11月21日，李克强在《人民日报》撰文指出：“展望未来，城镇化是我国经济增长的巨大引擎。”11月28日，李克强会见世界银行行长金墉时指出，“未来几十年最大的发展潜力在城镇化”。

12月5日，李克强会见美国前财长鲍尔森时指出，“未来中国会越来越开放，我们扩大内需、激发城镇化潜力乃至发展各项事业”。今年1月15日，李克强在国家粮食局科学研究院考察调研时指出，“城镇化蕴含着最大的内需潜力，是现代化建设的载体”。

东兴证券公司观察李克强在会议、考察调研等公开场合的言论，总结出李克强的经济思想：主线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其主攻方向为经济结构战略调整，而结构调整的首要任务就是扩大内需，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在于城镇化。

2012年年初，李克强在《求是》杂志发表的文章中系统地阐述了城镇化拉动内需的思路。李克强在文中表示，有关方面数据表明，2010年中国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为4455元，城镇居民为15900元，城镇居民消费水平是农村居民的3.6倍。按此测算，一个农民转化为市民，消费需求将会增加1万多元。城镇化率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可以吸纳1000多万农村人口进城，进而带动1000多亿元的消费需求，而相应增加的投资需求会更多。目前中国农民工总量达2.4亿人，其中外出农民工约1.5亿人，农村还有相当数量的富余劳动力，城镇化蕴含的内需潜力巨大。

2012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被看作是“习李”组合的经济宣言。这次会议制定的2013年主要任务，在加强和改善宏调、夯实农业基础、加快调整产业结构、加强民生保障、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这5项上和去年都是相同，但2013年新增加了一条——推进城镇化，这意味着，习李十年将把城镇化当成经济增长的新动力点。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斯蒂格利茨断言，21世纪对世界影响最大的有两大事件：一是美国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二是中国的城市化。

但何谓城镇化？城镇化与城市化的区别何在？中国选择什么样的城镇化发展思路和路径,将对未来1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中国经济产生巨大影响

海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认为，城市化（urbanization）是一个反映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国际通用词汇，已经用了100多年。从词义上看，城镇化似乎既包含了“城市化”又包含了“乡镇化”，涵义比城市化更广，更能体现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

但实际上，中国国内所指的城镇化，尤指农村的城镇化，即以乡镇企业和小城镇为依托，实现农村人口由第一产业向二、三产业的职业转换过程，居住地由农村区域向城镇区域（主要为农村小城镇）迁移的空间聚集过程。

从最早的“进厂不进城”、“离土不离乡”的乡镇企业模式，到2001年城镇化的首次提出，再到最近“放宽农村户口转城镇户口条件”的城镇化措施，实际上都体现出城镇化主要以农村的城镇化为特征。

破解就业难题

城镇化道路具体如何走？厉以宁表示，城镇化道路应该走“老城区+新城区+新社区”的道路。

所谓老城区是历史形成的。让改造的工业企业向外搬，以免造成进一步的污染，使环境清洁；对棚户区进行改造，变成商业区、服务区。这样，老城区变为适合居民居住的城区，同时老城区仍在这里。

新城区是为了使工业得到发展，在老城区的周围或者在某些镇的周围形成新城区，使新的工业企业进入新城区，另发展一定的文化设施、教育设施、服务设施，这样新城区便有了价值，人们不一定住到老城区里，新城区便建起来了。而所谓新社区，现在还都叫社会主义新农村，即将来代替农村的社区组织。

李克强在河南和辽宁的主政经历印证了这个思路。1998年，李克强赴河南任省长。当年河南的城镇化率只有20.8%，仅高于西藏，在全国排名倒数第二。李克强到任不久就提出了“城镇化”概念，在当时的河南政坛掀起了轩然大波。

1990年代末，河南省官员坚持河南是“传统农业大省”，对“城镇化”提出异议，“农业省不需要城市化”“城市大了不好解决就业和公共服务”。李克强答：“要先弄清是市长提供了就业、给了市民饭碗，还是就业繁荣了城市、养活了市长的问题。”推动城镇化，李克强意在提高消费扩大内需，推动经济增长。

随后河南省出台了规划建设郑东新区、谋划中原城市群、振兴小城镇等一系列重大举措。他在2000年底主持制订“十五”计划时，进一步提出了“区域中心城市、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三头并进”的城镇化发展战略，选定了26个中小城市、115个重点镇和中原城市群作为突破口。

李克强在河南近七年的耕耘收到了丰厚的回报。2004年底离任时，河南的经济总量已经位居中西部地区首位，在全国也属前列，人均GDP从1990年代初期的全国第28位上升为第18位。河南省城镇化率从1998年的20%提高到2004年的29%，当前城镇化率已经达到42.2％。

在河南的城镇化中，李克强提出把产业的集聚和人口的转移作为城镇化工作的核心，而这两点恰恰是城镇化的难题所在。他的老师厉以宁在一些地方调查后，发现农业人口转为市民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就业难以解决，二是公共服务缺位，三是生活习惯的问题。

对于城镇化的就业问题，2012年年底，李克强在江西、湖北视察时曾有表态。在湖北，李克强听村民说到搬迁到镇上的困难：“一是缺资金；二是怕搬出去扎不住，附近几乎没就业机会。”李克强说，恩施还要多发展产业，才能更好地让大家在家门口就业。到江西九江调研，李克强说，我们不仅要支持就业，还要帮助有能力的人创业。

发展产业是过去30年地方政府一直在做的事情。在地方政府间竞争激烈的背景下，为了吸引外资和投资，各地兴建了大量的工业园区并配套以极其优惠的政策，但除了沿海地区之外，最后获得成功者寥寥可数。发展产业必须转换思路。

实际上，中国经济整体上的就业压力可能并不会很大。一方面，中国经济内需已经越来越强劲，足以创造足够多的就业机会，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数据，2012年，即使经济增速已经下滑到8%左右的水平，中国每年创造的就业机会却创出了新高。另外一方面，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就业压力也有所下降。

但就业的空间分布仍存在错位的问题，当前超过2.1亿农民工在城市和农村之间迁徙，其工作岗位如何从大城市转移到“家门口”？服务业可能是李克强将来解决就业问题的方向所在。2012年9月，李克强出席省部级领导干部推进城镇化建设研讨班学员座谈会时表示，城镇化与服务业发展更是密切相关，企业生产和居民生活的相互联系，会形成大量的服务需求。要顺应这一趋势，做大做强服务业，推进产业融合，充分发挥服务业这个最大就业“容纳器”的作用，增强就业创业的活力。

 

筑底市场经济

如果说1990年代末朱镕基的市场经济改革是为了解决激励机制的问题，建立了市场经济的最基本的框架，让资源得到正确的配置，让强者在市场竞争中能够脱颖而出的话，那么李克强的改革，将为这个框架铸造一个坚实的底部，承担政府的托底责任，为市场经济的运行建立一个安全阀和缓冲带。

回顾2007年李克强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后6年多的经济工作经历，在公共政策的各个领域，他最为重视的无疑是医改和保障房两个领域。

为了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中国政府2009年启动新一轮医改，李克强作为主要的操盘手，从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基本药物制度、基层医疗卫生体系、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公立医院改革等五个方面，对中国医疗体制系进行系统化的梳理与改变。

三年过后，虽然尚有种种争议，但无可否认，“看病难、看病贵”的痼疾已经从基层开始初步“消融”。对于很多农民来说，近10年来受益最大、印象最深的两项改革：一项是温家宝废除农业税，另一项就是李克强主导的医改。

国务院医改办的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年末，近13亿中国居民享受到了广覆盖的基本医疗保障。三年中，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三项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达到13亿，覆盖95%以上的城乡居民。

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新生儿计划免疫、部分妇科癌症筛查已经可以免费，外地务工人员子女第一次也可以享受当地免费计划免疫；70%以上的地区拥有了达标的县级医院、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所有政府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都建立了基本药物制度，全部实施基本药物零差率销售。据统计，中央财政在2009-2011年三年间共新增医改资金3318亿元，个人卫生支出在卫生总费用中所占比重连续下降，群众就医负担初步减轻。2011年11月，李克强在《求是》杂志发表署名文章，要求凝聚共识、统筹安排、突出重点、循序推进，继续探索医改这一世界性难题的中国式解决办法。

对于下一步的改革，在今年1月6日的医改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上，李克强指出，医改正在向纵深推进，“十二五”时期将从打基础向提质量转变，从搭框架向建制度转变，从试点探索向全面推进转变。

保障房也是李克强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从2008年进入中央工作以来，李克强关于保障房的考察和会议多达50多次，考察保障房建设的足迹遍布中国各个地区。

2008年第四季度，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形势下，中央将加快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作为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大措施之首。保障性住房不仅仅是扩大内需，还是健全中国住房制度的重要举措，从单一的市场轨转变为市场轨加保障轨双轨制

1990年代以前，城市居民住宅主要由国家或企业配租，但居民住宅改善速度很慢。90年代中期开始“房改”，实行市场化提供方式，居民自购商品房为主，政府配售“经济适用房”为辅，城镇人口居住条件得到较大改善。但经过15年左右的实践，现行模式也暴露出其缺陷，突出问题是商品房价格脱离理性，过快上涨，影响人民生活和社会稳定，甚至可能影响中国的和谐发展与国际竞争中的现代化进程。

2011年4月16日，李克强在《求是》杂志发表文章阐述保障房建设的重大意义及其策略。他在文中表示，城镇住房市场化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但商品住房市场不可能解决所有群众的基本居住问题。低收入家庭不具备在市场上购房或租房的条件，需要政府履行公共服务职能，保障其基本住房条件，形成政府保障和市场机制结合的住房供应体系。

李克强在文章指出，保障性安居工程是“十二五”时期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标志性工程，也是当前经济工作的硬任务。他要求未来五年建设保障性住房、棚户区改造住房3600万套，其中2011年开工建设1000万套。

自2008年中央启动保障性安居工程，截至2011年底，受惠于保障房建设的总人数约3000万户，将近1亿人。这3000万户中，有2650万户城镇低收入和中等偏下收入家庭的住房困难通过实物解决，此外还有近450万户通过货币补贴形式受益。

但在保障房分配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下属的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发布《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的住房保障问题研究》报告提出，当前保障房建设中存在顶层设计不够、供需矛盾突出、地方政府不够积极、管理工作亟待规范等四大突出问题。

另外，由于地方保障房资金一直处于紧缺状态，各地上报的保障房数量中，至少有一半以上是由国企和企业员工福利房组成的。2011年10月，课题组赴辽宁省对保障性住房进行实地考察，完成了《辽宁省保障性住房政策调研报告》，报告中提到相关案例：沈阳铁路局大连工务段利用企业自有土地、资金自筹，建设了7800套保障性住房，建好以后产权归企业所有，建成的住房主要用作铁路工人的宿舍。

对此，李克强及时作出调整。在2012年2月的保障性住房公平分配工作座谈会上，李克强指出，要公正程序——准入、审核、轮候、分配、退出等方面的程序要严格规范，对保障房申请人、入住者的收入、住房、财产等情况全面审核、动态监测，使所有符合条件者都能公平公正地参加申请、轮候和逐步获得保障房；同时要完善纠错机制，堵塞漏洞，使不符合条件者能够及时清退。

攻坚双轨制

尽管医改和保障房领域已经小有所成，但是摆在李克强面前阻碍市场经济运行的藩篱和障碍仍然不少。

在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看来，中国经济继续前行，必须解决双轨制的问题，包括户籍、金融等双轨制。“比如，我们的户籍制度保证了人口的流动比较有序，但负面效果就是公共服务不均等，如城乡二元结构里的不均等、城市里面的居民和农民工的不均等。”林毅夫说。

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的官方统计数字是51.27%，但这其中，城镇户籍人口占总人数的比例却只有35%。前后相差的16个百分点之中，蕴含的是数以亿计的农民工不能与城市居民享有同等待遇，不能真正融入城市社会。

要将这些农民工从大城市吸引到本乡本土的小城镇，不仅需要创造就业机会，更要拆掉目前挡在农民工进城道路上的栅栏——户籍制度。

对于这些改革，李克强有着清晰的思路。在2012年12月19日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调研工作座谈会上，李克强指出，推动城镇化，把农民工逐步转为城市市民，需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户籍的根本问题是其蕴含的公共服务，解决农民的户籍问题其实就是要让他们与城镇居民一起享受福利待遇、医疗、住房、义务教育等各方面的公共服务。

去年4月、5月间，国家城镇化专题调研组完成了对浙江、广东、江西和贵州等8个代表性省份的调研，发现在不同城市，“户改几乎遭遇所有市长的反对”。这和现行财税体制密切相关。在当前体制下，地方政府预算收入由上级支付，按其户籍人口核定。因此，地方政府如果要扩大城镇福利制度覆盖的范围，只会主要考虑本地户籍农业人口。

有经济学家测算，当前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约为8万元/人左右，以2.5亿农民工为基数计算，总成本将达20余万亿元。除此之外，面对城市高房价，农民工更没有购买能力，只有靠政府提供廉租房等公共产品。李克强在辽宁所进行的棚户区改造其实就是一个样本。

主政辽宁期间，他大力推动辽宁老工业基地的棚户区改造工程，改造城市棚户区2910万平方米。进入中央工作之后，李克强又主导出台了在全国建设3600万套保障性住房的决策。但目前政府所能提供的保障房连城市户籍的低收入群体都难以完全满足。这意味着依托城镇化毫不费力地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今后城镇化率越上升，政府所要支付的成本就越大。

据媒体报道，由发改委牵头制定的新型城镇化的纲领性文件《全国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规划(2011—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已经编制完成，上报国务院，预计将于全国“两会”后出台。

《规划》提出了统筹推进农民工户籍改革，用中央财政安排专项资金解决农民工集聚区的供排水管网、燃气和集中供热、城镇污水和垃圾处理等基础设施问题，并进一步加码保障房建设等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