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新總理成長軌跡

李克強奮鬥史

《鳳凰周刊》2013年第八期，總第465期

記者汪東亞

2013年3月，李克強正式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七位國務院總理。從這位“50後”的成長經歷來看，基層出身和知青經歷、獨特的國學薰陶和完備的法律和經濟學科訓練，構成了他的學識和性格底座；而從團中央空降地方，再回到中央政府，步調緊湊、履歷豐富的政治歷練，構成了其鮮明的施政風格。凡此種種，有助於我們觀察中國政局演進、預測這艘巨型航船的未來走向。

“文革”風暴中打下國學根底

李克強出身地方官員家庭。父親李奉三在抗戰期間參加工作，在安徽省定遠縣任過鄉長、縣民政科科長等職，1951年起出任鳳陽縣縣長。李性格直爽，一次開會與縣委書記發生衝突，甚至拿起板凳要砸向對方。後來，李奉三調離鳳陽縣，歷任安徽省統戰部處長、蚌埠市法院院長、安徽省地方志辦公室副主任等職。他在省地方志辦公室這個清閒部門任職時間最長，直至退休。熟識李父的人稱他是位兩袖清風的好官，也是一位嚴父。李父2006年於合肥病逝，遵其遺願，喪禮從簡。當地官員聞訊，悄悄送禮弔唁，也被李克強婉拒。

李克強是家中的次子，出生於1955年7月。李克強大約3歲時，父親受調安徽省地方志辦公室工作，攜家搬入位於合肥市的省屬機關家屬院，他在那裡度過了童年和少年。

1966年，“文化大革命”席捲中國大陸，大字報和批鬥會中斷了課堂學習，11歲的李克強暫別校園回到家中。父親帶他找到了同住一個大院的安徽省文史館館員李誠，請這位1906年出生的“桐城派”國學師傅教授文史知識。因兩家早有交誼，李誠一口答應，此後五年間每天都要教習李克強一小時的課程，還把他管理的一座小型圖書館儘可能地向這位關門弟子開放。

“桐城派”是晚清文壇中的重要一脈，重視史學涵養，講究言之有物，章法有序而且語言典雅簡潔。李誠給李克強開出的閱讀書目中，以《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資治通鑑》等史籍為主，兼修《昭明文選》《古文辭類篆》《經史百家鈔》等古文。相較於同輩人來說，李克強在“停課鬧革命”的紅色大潮中，難得地接受了中國傳統文化的薰陶。

每晚9時，李克強準時坐到李誠家中，老先生手捧書卷，常常一邊用熱水泡腳，一邊夾敘夾議，傳道授業。20多年後，時任共青團中央書記處第一書記的李克強曾撰文《追憶李誠先生》，其中寫道，“就在這段時間裡，李先生用平和的語調，時斷時續地向我講中國的國學，講治學的方法，講古今逸事……幾乎穿越了我的少年時代，但李先生的話似乎仍未講完”。

11歲～16歲，這是一個人開眼認識世界的重要時段。這時的李克強青春年少，由於父親在官場的邊緣化地位而有幸遠離“文革”政治旋渦，國學老師的私下傳授又填補了他對知識的渴求，使他與如火如荼的街頭革命運動保持了某種距離。

1972年，李克強重回校園，就讀於安徽省合肥市第八中學高中部。當時“文革”並未結束，學校里還沒有恢復正常的教學秩序。合肥八中也不是當地最好的中學，不過因為很多大學教授被下放到這裡，學校的教學隊伍一點也不差。李克強成績很好，是學生會宣傳幹部，不過他的生物老師說他“有點小調皮，上課會跟同學說說話。”

那時候高中是兩年，李克強所在的高二（六）班有18位女同學、21位男同學，班長就是現任國務院部委負責人之一的苗圩，和李克強同歲。兩人在合肥八中同窗兩年後各奔東西，卻在30多年後重新在北京聚首，成為國務院同事。

對於曾經的同窗歲月，苗圩曾撰有一篇回憶文章，收錄在2006年合肥八中50周年校慶學生紀念冊中。此文寫道：“我們是在‘文革’的混亂中上了7年小學（實際上“文革”開始後不久學校就不能正常上課了。當時不諳世事，感覺不要上課，整日瘋玩真好），懵懵懂懂地進入了八中。記得當時學校滿目瘡痍，一下子來了這麼多學生實在難以招架……學校按部隊編制幾個班組成連。學工是到鑄鍛廠，一去就是半個月，我們跟着工人師傅一起做砂模。我學會推獨輪車運沙，也學會使用搗固機，當時想，將來能當個鑄造工人該多好。”

高中畢業的李克強趕上了最後一撥知識青年“上山下鄉”，1974年3月，一輛滿載着高中應屆畢業生的大客車，離開了省城合肥，將李克強送到離祖籍不遠的鳳陽縣，成為貧瘠鄉村的一名插隊知青。

插隊知青先進分子

中共十八大產生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31.7%的中央委員、28%的中央政治局委員都有過知青經歷，7位政治局常委中，有4人都是“上山下鄉”的知青出身。無論是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還是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官方報道都着重提到了他們在農村插隊的基層歷練。

李克強插隊地點是安徽省鳳陽縣大廟公社東陵大隊，這裡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祖陵所在地，號稱“帝王之鄉”，但也窮得出名。時隔20多年後，被記者問及那個年代最大的困難時，李克強不假思索地回答：“吃不飽肚子，物質極其匱乏。”

住在東陵大隊給知青新修的集體宿舍里，由於水土不服，李克強一度全身皮膚潰爛，不過他照樣勞動。知青們每天干農活的時間長達10小時。他經常背着“為人民服務”的挎包，裡面裝着乾糧和鹹菜，和土生土長的農民一樣日出而作，日入而息。

一同勞動的村民至今還記得李克強的樣子，“黑瘦黑瘦的，用扁擔挑水一晃一晃”。由於不吝惜自己的勞力，李克強成為同時下放勞動的同學中表現最突出的一個。“李克強跟村民關係好，本地話講就是‘特性’好、脾氣好，從來沒跟誰紅過臉。”當地村民陳學義回憶說。

插隊期間，李克強被評為安徽省學習毛澤東思想先進個人。那時候，中國大陸從最基層的大隊、公社一級，然後縣、地市、省級，直到全國，都會層層評選“學習毛澤東思想先進個人”，在“政治掛帥”的年代，這是一個光榮的標籤，代表着優秀和先進。李克強以一個插隊知青能夠獲得省一級先進，尤為難得，這一光榮印記直到他考入北京大學時，還一直受到周邊人群的羨慕和誇讚。

1976年，21歲的李克強在當地人的介紹下，加入中國共產黨，並在不久後擔任大隊支書。他嘗試帶領農民科學種田，推廣水稻良種。據當地人回憶，李克強不愛搞政治活動，對“批林批孔”不太熱衷，人也不喜歡說話，很沉默。

這段大隊支書的經歷讓李克強對中國的基層治理感受良深。多年後，他在中南海紫光閣會見美國前總統卡特時，談起基層選舉，以自己為例說：“過去我當村長的時候，每天早上要指揮每一個生產隊甚至是每一個農民，你幹什麼、他幹什麼。現在我們的村委會主任沒這個權力。農民有權決定自己今天做什麼、生產什麼，當然，不能違犯法律。而村委會主任如果違背村規、違背法律強迫他們，就可能被選掉，當不成這個官。”

在艱苦勞動的間隙，李克強愛讀書是出名的。據村民回憶，當年他很少跟人說話，每天手裡都有一本書，夜幕降臨之後還經常挑燈夜讀。在炎熱的夏天，他有時候會獨自躲在朱元璋祖陵幽靜的樹蔭下捧書閱讀。

知識改變命運，1977年恢復高考，李克強立即報名參加，並在570萬考生中脫穎而出，成功地被北京大學法律系錄取，從此走出鳳陽縣，走出安徽省。他離開鳳陽不到半年，小崗村18戶農民就用按紅手印的方式，冒死簽訂了集體土地包產到戶的契約，率先拉開農村改革的大幕，中國社會由此進入一個波瀾壯闊的大變革時代。

燕園的事業和愛情

1977年8月，“文革”十年後首次高考，從錄取比例看這是競爭最為激烈的一年。李克強根本沒想到自己會被北京大學錄取，他更實際地選擇了安徽師範學院作為報考第一志願，一方面考慮錄取把握大一些；另一方面他聽說師範學院不用交學費。但是第二志願的北大有優先權，寄來了錄取通知書。

北京大學法律系1977級共招收80多人，分成8個組，李克強在第一組。那時候，儘管政治氣候回暖，開始解凍的法科仍是絕密專業，分高學優、根正苗紅是當時法科學生的選拔標準，聚集了軍人、農村支部書記、中小學教員、地方黨政機關工作人員等又紅又專的各路英雄。改革初興，國門大開，他們共同的特點是渴望把丟失在“革命”年代的時間補回來，幾乎把所有課餘時間都用來讀書，同時對外面的世界充滿了好奇，個人權利、市場經濟和民主制度，這些新鮮詞彙一次又一次撩撥着年輕人躁動的心弦。

李克強遇到了多位良師，曾赴英國深造的憲法行政法專家龔祥瑞就是其中一位，他將李克強視為得意門生，有一次還把一篇論文草稿交給他補充修改，最後兩人一起署名發表在學術雜誌上。從龔祥瑞執教的課堂上，李克強知道了何謂真正的自由主義和憲政精神，並漸漸着重轉向外國憲法和比較政治的學習。大三那年，在龔祥瑞指導下，李克強和另外兩名同學翻譯了英國著名法官丹寧勳爵（AlfredDenning）的名著《法律的正當程序》；幾乎同時，他早前翻譯的《英國憲法資料》也被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委員會錄用。

很多海外媒體都注意到了李克強所受到的正統的法律學科訓練，這是國務院以前的幾任主要負責人所不具備的優勢。十八大以後的新一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在對於“依法治國”理念的論述上，較之以往淡化了對“黨的領導”的強調，轉而強調“任何組織和個人都不能凌駕於法律之上”。外界猜測，這或許與李早年在北大所接受的法學教育和薰陶有關。

李克強雖然讀的是法律系，但對經濟表現出濃厚的興趣。北大開設“經濟法”、“國際商法”等課程，學習期間，他曾到榮毅仁新創立的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實習，並實地考察天津新港，對他潛移默化，影響頗深。1988-1994年，李克強在共青團中央任內，繼續到北大經濟學院攻讀在職研究生，關注中國農村經濟，以《農村工業化：結構轉換中的選擇》一文獲得經濟學碩士。後來，他又師從經濟學家厲以寧，取得博士學位。

80年代初的北京大學民主氛圍濃厚。李克強平時沉默寡言，但思想活躍，在跨學科小組討論中，常常妙語連珠，言詞犀利。由於熱心於社團活動，他很快成為校內活躍的學生骨幹，曾被選為北大法律系團支部書記、黨支部委員。當時北大學生會學習香港一些高校學生會的制度，也嘗試創立了有“學生人大”之稱的學生會常務代表委員會，專門監督和制約學生會主席，李克強就任第一屆會長。

這是一次很好的校園民主改革的體驗。學代會有權對學生會活動經費進行嚴格審查，獲得學代會多數支持者即能當選學生會主席，而學代會成員則從每個系、每個年級公開競選，由學生投票選舉產生。北大學代會制度此後不斷完善，從運轉過程和實際效果來看，類似於西方議會民主制的校園版。多年後，當年同窗回憶說，這一創新機制很大程度上源於李克強的主張和推動，“在（學生會）常代會上……在文科學生中，李克強發言較多，而且見解尖銳深刻。”

在畢業之際，李克強只用兩個月時間複習托福課程，就取得了630分左右的高分，足以申請任何一所美國名校。出國留學的道路是一馬平川、金光燦燦。而李克強最終的選擇有點出乎同學們的意外，他聽從了北大黨委副書記馬石江的多次談話，留校擔任了北大團委書記。同學們聽到這條爆炸性消息後，多數人的反應是“克強，你可虧了”。因為在當時看來，團幹部和學生工作都偏離了北大正牌法律系畢業生的職業路徑，而且看不到未來。

馬石江看重的是李克強的沉穩和思慮周全，到了實際工作中，李克強則同時展現了自己的拼搏精神。當時，北大團委只有八個專職幹部，但是李克強帶領他們組織了北大首屆文藝周，9天內演出了7台105個文藝節目。李克強還創造性地在北大辦起了團校，這是一個解決團委組織困境的捷徑，一支“政治代表隊”在燕園崛起。

任職北大團委書記期間，李克強還收穫了愛情，他在朋友的介紹下，與在清華大學進修英文的程虹相識、結婚。兩人有很多相似之處，程虹同樣出身基層公務員家庭，父親曾任共青團河南省委副書記，她本人也曾在“文革”期間下鄉插隊。

婚後不久，程虹到北京經濟學院（即首都經貿大學前身）外語系任教，後又到中國社科院讀博士，師從社科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研究員趙一凡，專研美國文壇新流派自然文學，2000年獲博士學位，次年晉升正教授，時年44歲。兩人育有一女，畢業於北京大學。

程虹如今是首都經貿大學外語系教授，平時基本不上講堂，主要做研究工作，行事低調，講得一口嫻熟的英語。李克強在香港大學百年校慶上直接以英文發表演講，有人說，這可能與她有個教英文的妻子有關。

團中央政治新星

當上北大團委書記後，李克強繼續保持求學時的銳氣，雖然在北大莘莘學子中受到歡迎，但在其他行業團幹部看來，有時顯得很“另類”。他公開對一些重大政治、社會議題發表思想解放的獨立看法，在共青團系統內並不總是能夠得到多數人贊成。

不過，當時中共中央正着力提拔年輕幹部，以解決“文革”造成的幹部隊伍斷層問題，李克強在北大的亮眼表現得到了時任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王照華的賞識。在全國共青團十一大上，李克強應邀列席了會議。1983年，李克強從燕園的北大團委到前門東大街10號樓的共青團中央工作，任職團中央學校部部長兼全國學聯秘書長，年僅28歲。

團中央當時聚集了一批政界青年精英。共青團十一大選出的17人組成常務委員會，王兆國為團中央書記處第一書記，胡錦濤（時年42歲）、劉延東（時年39歲）等為書記處書記，張寶順（時年34歲）為書記處候補書記。次年的共青團十一屆二中全會上，增補李源潮（時年34歲）為團中央書記處書記，李克強（時年29歲）為團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

1985年，李克強任職共青團中央書記處書記兼全國青聯副主席，成為團中央領導班子核心成員。由於外語好而且具有開放思維，李克強最早是分管外事工作。他當時是組織出訪最多的團幹部，常常帶隊去日本、法國、美國、英國參訪。在團中央書記處任書記時，已經是副省部級官員的李克強還參加了1991年的中共中央黨校省部級幹部進修班學習。

在1980年代中、後期的幾次學潮中，李克強作為團中央主管學校工作的書記處書記，與中共其他部門和地方領導協同處理，其風格也像當年在北大當學生幹部那樣，“控制學潮，但不搞政治迫害”。

李克強還是“希望工程”早期督辦人，1990年，大陸第一所“希望小學”落戶安徽省金寨縣，就是由他親自選址。“希望工程”把務虛的共青團工作具體事業化，吸引社會力量促進社會發展，成為李克強在共青團系統創造的經典案例。

1993年5月，時年38歲的李克強當選為共青團中央書記處第一書記，成為正部級高級幹部。主政團中央伊始，他就要求團中央機關的105名工作人員，由書記處全體成員分頭帶隊，分7路深入基層進行一個多月的大調研，然後在北京郊區舉行為期三天的務虛會。會上，李克強主張“大家放開說，可以各持己見，也可以各執一端”。這次會上，李克強敏銳地意識到要在私營企業等新的經濟生長帶中覆蓋組織的觸角。

李克強主持實施“跨世紀青年文明工程”。目前活躍於社會各個角落、幾乎無處不在的青年志願者，就是由這個工程最初發起的，當時倡導的“青年文明號”，如今在各地公交車上、國企生產車間裡依然能夠看到。與這個側重於精神文明建設的工程相對應，李克強還主持實施了“跨世紀青年人才工程”，較早開始大規模培訓青年科技和經營管理人才。

團中央15年的工作經歷是李克強重要的人生階段。他精明強幹，備受歷練，交出了一份份優異的成績單，藉助於共青團這個特殊通道，加上中共中央提拔年輕幹部的難得機遇，快速成長為中共高級領導幹部群體中受人矚目的政治新星。

工農業大省的地方歷練

1998年，時年43歲的李克強離開北京，履新河南，成為當時最年輕的省長，也是中共建政後第一位博士省長。初到地方，李克強銳氣逼人，提出推進城鎮化的大戰略，以行政力量加速聚集資本，然後增擴城市容量，建設園區和工廠。他最大的手筆是在省會城市鄭州的東邊劃出大約150平方公里的地方，力圖打造一個全新的城市。鄭東新區作為河南省加快城市化進程的龍頭項目，一改大中城市“攤大餅”式的擴張模式，為內地走新型城市化道路提供了示範。

李克強提出了“區域中心城市、中小城市和小城鎮三頭並進”的城鎮化發展戰略。這一戰略思路後來成為中共十六大上城鎮化方針的實踐基礎，李克強在河南的探索升華為國家意志的一部分。

前後主政6年，李克強在這個中原大省留下深刻的個人烙印。他在河南親自選定了26個中小城市、115個重點鎮和中原城市群作為突破口，鄭汴一體化、鄭洛城市工業走廊、中原城市群城際軌道交通半小時經濟圈、建設生態宜居城和若干生態帶、生態涵養區等一系列影響深遠的戰略構想，到現在仍舊是該省經濟發展的主要支撐動力。

河南在中原地區的經濟地位也後來居上。李克強2004年底離任時，河南全省GDP增長13.2%，經濟總量躍居全國第5位，居中西部省份之首；糧食產量也突破歷史紀錄，居大陸首位；而人均GDP則由他主政初期居全國第21位，躍升到第18位。這些政績為後來“中部崛起”上升為國家戰略作了很好的鋪墊。

李克強在艾滋病防治方面的工作也為人稱道。河南艾滋病的歷史欠賬在他任期內被曝光，他沒有支持基層政府力圖掩蓋的行為，而是三次探訪艾滋病高發村，深入病情嚴重的患者家中，主動與他們握手，促膝攀談。還請民間著名防艾人士、70多歲的退休醫生高耀潔到自己的辦公室詢問情況，聽取建議。

李克強親自部署省政府高級官員帶工作隊在全省範圍內“拉網式”普查，在全國開啟艾滋病普查工作先河。當時河南全省共查出25000餘名艾滋病感染者、11800餘名現症病人。這一狀況通過新聞媒體向社會公開。隨後，省政府對因賣血感染艾滋病的患者實施免費治療、免費檢測、免費母嬰阻斷、艾滋孤兒免費上學等救助措施，使艾滋病病死率從2004年的9.23%下降到2010年10月的4.16%。這些政府干預措施後來上升為對艾滋病患者“四免一關懷”的國策，沿續至今。

2004年底，李克強調任遼寧省委書記後，延續了“工程化”的工作思路，不過施政重點放在了低矮破落的棚戶區改造上，全力推動“棚改”民心工程，“砸鍋賣鐵，也要讓群眾搬出棚戶區”。次年3月，遼寧公布棚戶區改造方案，一場全省動員之後，遼寧老工業基地上集中連片的棚戶區當年扒掉，當年建新樓，效果立竿見影。這一舉措連同開放開發“五點一線沿海經濟帶”的戰略決策，使遼寧成為振興東北的主戰場。

“五點一線”戰略是李克強主政遼寧期間的大手筆。在遼寧約2000公里的臨海地區，部署五大產業園區基地，然後一條濱海公路將其貫通，總規劃面積482.9平方公里，這是比河南的鄭東新區更為宏大的布局。依照李克強的構想，在這些成片廢棄的鹽田和荒灘上建設新園區，就像南方城市在1980、1990年代那樣，通過招商引資和鼓勵民營經濟，在東北亞經濟圈裡第二次“改革開放”。

主政地方期間，李克強明快直接的施政風格多有體現。一次調研現場，阜新市政府匯報失業保險金缺口5000萬元，他當場通過電話與國家發展銀行行長陳元協調解決，然後市政府匯報中又提到市屬礦業集團在內蒙古選中了一個新的煤田，但受到種種限制無法開工生產，他又當場打通內蒙古自治區區委書記儲波的電話，予以解決。

在遼寧，李克強注意到當地GDP數據中有人為痕跡。2007年他在一次接待美國駐華大使時透露，他更喜歡通過全省鐵路貨運量、用電量和銀行已放貸款量三個指標，來追蹤遼寧的經濟動向。花旗銀行據此編制了一個指數，用來模擬中國工業企業利潤走勢，模擬結果很好地解釋了過去三年中國經濟的起落，被經濟學界稱為“李克強指數”。

平民本色為官“三氣”

先後在中部農業大省、東北工業大省主政之後，李克強回到北京政治中心，於2007年進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成為國務院排名第一的副總理，分管經濟事務，開始為接班總理做準備。

在溫家寶的國務院班底中，李克強一度兼任六個以上國務院級別的“領導協調小組”組長、兩個以上國務院級別的“領導協調小組”副組長，這些沒有列入正式機構名錄的小組，在高層政治運作體系中，是公共權力的交匯點和公共政策的決策樞紐。

他所兼任的這些小組，幾乎涵蓋了中國經濟與公共政策除金融以外最重要的幾個領域，其中最受重視的是“國務院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領導小組”和“國務院保障性住房安居工程領導小組”。比較起來，雖然保障房小組成立較晚，卻比醫改工作進展更為順利，媒體評論這得益於李克強在遼寧積累的棚戶區改造經驗，無論是籌集資金還是協調社會力量，都有着遼寧的痕跡。

中國現行體制下的權力運作，多呈現條狀或者塊狀結構，尤其是分管負責人常常有特定的聯繫單位。李克強在國務院副總理任內分管發展改革、財政、住建、衛生、社會保障等領域，面臨的卻是牽扯到幾乎所有部門機構的老大難問題，需要打破樊籬，全局統籌，橫向決策，才有可能取得局部突破。比如醫改，李克強打破單一結構，除了對口的職能管理部門衛生部外，在他領導下的醫改小組中引入財政部、發改委、人社部、教育部、國家中醫藥管理局等多個關聯部門，產生多部門博弈和爭執。

李克強還一反常規，在醫改小組下設立專家、顧問委員會，並讓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也成立相關公共政策研究中心。這一較為中立的智囊機構往往會提出不同於政府部門的調研結果。每出台一項新政策，李克強往往都要經過多輪的反覆醞釀。他曾先後多次批示，把幾個部門對醫改的不同看法重新研擬，形成最佳提案。這種跨界決策顯示了李克強全局統籌的能力和謹慎周全的工作風格。

一位衛生部官員對本刊評價說：“雖然克強總理不是醫療專業出身，但是他善於用設置某種工作機制的方式，優化整個工作的結果。”經過幾年努力，醫改成效初顯，中國基本醫保制度已經覆蓋了全國95%以上人口，民眾看病難和醫療負擔也得到明顯緩解。

在外界眼中，李克強是一位堅定的“改革派”。公開場合，他多次闡述自己的“改革紅利論”，稱“改革是中國最大的紅利”。2012年12月，他將改革與城鎮化聯繫起來說：“城鎮化這個最大的潛力，只有通過改革這個最大的紅利才能得以實現。”

他還被視為開明的“市場派”。在2012年12月19日的經濟社會發展和改革調研座談會上，李克強要求參會的中央部委和地方負責人認真研究鼓勵民間資本投資的政策。他說：“一些領域的盈利虧損，可以讓民營企業來投資、承擔。而政府要做的，是把握宏觀，把握經濟總量。”

輿論注意到，儘管身居高位，李克強一直保持着低調的平民本色。在河南和遼寧擔任地方大員時，他基本沒有出國訪問，也很少參加各類應酬，寧可讓秘書做些簡單飯菜；在以政治局常委、副總理身份到貧困地區考察時，李克強和當地官員一起吃泡麵。年輕時在安徽貧困農村的四年插隊生活，讓李克強的平民形象真實自然。

李克強的低調讓外界有些難以看清他的個性風格。其實早在1980年代，李克強就對從政進行過深刻的總結。他說，在中國的社會條件下，為官應該具備“三氣”：官氣、書生氣和義氣。官氣並不是官架子，而是遇到大事時能鎮住場面；書生氣就是在視野和知識結構上要跟上時代；義氣就是既要讓領導放心，也要讓同僚和下屬信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他為官和選官的標準。

 

李克強經濟改革路線圖

李克強接手的是一個經濟規模更大、競爭力更強的國家，但他面臨的任務並不輕鬆。中國經濟經過30多年改革，剩下的都是難啃的骨頭：經濟發展結構失衡，內需不振；收入和貧富差距擴大，分配格局失調；人口紅利和改革紅利消耗殆盡，老齡化帶來沉重的社會保障壓力……

記者／熊劍鋒

《鳳凰周刊》2013年第八期，總第465期

和前任總理溫家寶就任時相比，李克強接手的是一個經濟規模更大、競爭力更強的國家。經過30年的改革開放與和平發展，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2002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約為12萬億元，排名世界第六，而十年後，這一數字已經變成了52萬億元。

強大的經濟也為政府帶來了豐沛的財力和資源。2002年政府掌握的收入約為2萬億元，而到10年後，僅稅收和土地出讓等政府基金收入就已經超過15萬億元。

但李克強面臨的任務並不輕鬆。正如國務院參事夏斌所言，中國經濟經過30多年改革，容易改的都已改或者正在改，剩下的都是難啃的骨頭：經濟發展結構失衡，內需不振；收入和貧富差距擴大，分配格局失調；人口紅利和改革紅利消耗殆盡，老齡化帶來沉重的社會保障壓力。

新領導層對此也有清晰的認識，2012年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以更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推動下一步改革。在落實已經出台改革措施的同時，要從解決當前突出矛盾出發，及時推出改革新舉措。要深入研究全面深化體制改革的頂層設計和總體規劃，明確提出改革總體方案、路線圖、時間表。

在未來的5年甚至10年，中國改革到底會怎麼改？李克強帶領的新一屆政府團隊將會交出一份什麼樣的答卷？

城鎮化潛力

中共十八大後，國務院總理的繼任者李克強就城鎮化發展問題，高密度地發表意見，引起外界廣泛關注。

2012年11月21日，李克強在《人民日報》撰文指出：“展望未來，城鎮化是我國經濟增長的巨大引擎。”11月28日，李克強會見世界銀行行長金墉時指出，“未來幾十年最大的發展潛力在城鎮化”。

12月5日，李克強會見美國前財長鮑爾森時指出，“未來中國會越來越開放，我們擴大內需、激發城鎮化潛力乃至發展各項事業”。今年1月15日，李克強在國家糧食局科學研究院考察調研時指出，“城鎮化蘊含着最大的內需潛力，是現代化建設的載體”。

東興證券公司觀察李克強在會議、考察調研等公開場合的言論，總結出李克強的經濟思想：主線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其主攻方向為經濟結構戰略調整，而結構調整的首要任務就是擴大內需，擴大內需的最大潛力在於城鎮化。

2012年年初，李克強在《求是》雜誌發表的文章中系統地闡述了城鎮化拉動內需的思路。李克強在文中表示，有關方面數據表明，2010年中國農村居民消費水平為4455元，城鎮居民為15900元，城鎮居民消費水平是農村居民的3.6倍。按此測算，一個農民轉化為市民，消費需求將會增加1萬多元。城鎮化率每年提高1個百分點，可以吸納1000多萬農村人口進城，進而帶動1000多億元的消費需求，而相應增加的投資需求會更多。目前中國農民工總量達2.4億人，其中外出農民工約1.5億人，農村還有相當數量的富餘勞動力，城鎮化蘊含的內需潛力巨大。

2012年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被看作是“習李”組合的經濟宣言。這次會議制定的2013年主要任務，在加強和改善宏調、夯實農業基礎、加快調整產業結構、加強民生保障、深化改革擴大開放這5項上和去年都是相同，但2013年新增加了一條——推進城鎮化，這意味着，習李十年將把城鎮化當成經濟增長的新動力點。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教授斯蒂格利茨斷言，21世紀對世界影響最大的有兩大事件：一是美國高科技產業的發展，二是中國的城市化。

但何謂城鎮化？城鎮化與城市化的區別何在？中國選擇什麼樣的城鎮化發展思路和路徑,將對未來10年甚至更長時間的中國經濟產生巨大影響

海通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李迅雷認為，城市化（urbanization）是一個反映農村人口向城市轉移的國際通用詞彙，已經用了100多年。從詞義上看，城鎮化似乎既包含了“城市化”又包含了“鄉鎮化”，涵義比城市化更廣，更能體現中國特色的發展模式。

但實際上，中國國內所指的城鎮化，尤指農村的城鎮化，即以鄉鎮企業和小城鎮為依託，實現農村人口由第一產業向二、三產業的職業轉換過程，居住地由農村區域向城鎮區域（主要為農村小城鎮）遷移的空間聚集過程。

從最早的“進廠不進城”、“離土不離鄉”的鄉鎮企業模式，到2001年城鎮化的首次提出，再到最近“放寬農村戶口轉城鎮戶口條件”的城鎮化措施，實際上都體現出城鎮化主要以農村的城鎮化為特徵。

破解就業難題

城鎮化道路具體如何走？厲以寧表示，城鎮化道路應該走“老城區+新城區+新社區”的道路。

所謂老城區是歷史形成的。讓改造的工業企業向外搬，以免造成進一步的污染，使環境清潔；對棚戶區進行改造，變成商業區、服務區。這樣，老城區變為適合居民居住的城區，同時老城區仍在這裡。

新城區是為了使工業得到發展，在老城區的周圍或者在某些鎮的周圍形成新城區，使新的工業企業進入新城區，另發展一定的文化設施、教育設施、服務設施，這樣新城區便有了價值，人們不一定住到老城區里，新城區便建起來了。而所謂新社區，現在還都叫社會主義新農村，即將來代替農村的社區組織。

李克強在河南和遼寧的主政經歷印證了這個思路。1998年，李克強赴河南任省長。當年河南的城鎮化率只有20.8%，僅高於西藏，在全國排名倒數第二。李克強到任不久就提出了“城鎮化”概念，在當時的河南政壇掀起了軒然大波。

1990年代末，河南省官員堅持河南是“傳統農業大省”，對“城鎮化”提出異議，“農業省不需要城市化”“城市大了不好解決就業和公共服務”。李克強答：“要先弄清是市長提供了就業、給了市民飯碗，還是就業繁榮了城市、養活了市長的問題。”推動城鎮化，李克強意在提高消費擴大內需，推動經濟增長。

隨後河南省出台了規劃建設鄭東新區、謀劃中原城市群、振興小城鎮等一系列重大舉措。他在2000年底主持制訂“十五”計劃時，進一步提出了“區域中心城市、中小城市和小城鎮三頭並進”的城鎮化發展戰略，選定了26個中小城市、115個重點鎮和中原城市群作為突破口。

李克強在河南近七年的耕耘收到了豐厚的回報。2004年底離任時，河南的經濟總量已經位居中西部地區首位，在全國也屬前列，人均GDP從1990年代初期的全國第28位上升為第18位。河南省城鎮化率從1998年的20%提高到2004年的29%，當前城鎮化率已經達到42.2％。

在河南的城鎮化中，李克強提出把產業的集聚和人口的轉移作為城鎮化工作的核心，而這兩點恰恰是城鎮化的難題所在。他的老師厲以寧在一些地方調查後，發現農業人口轉為市民存在三個方面的問題：一是就業難以解決，二是公共服務缺位，三是生活習慣的問題。

對於城鎮化的就業問題，2012年年底，李克強在江西、湖北視察時曾有表態。在湖北，李克強聽村民說到搬遷到鎮上的困難：“一是缺資金；二是怕搬出去扎不住，附近幾乎沒就業機會。”李克強說，恩施還要多發展產業，才能更好地讓大家在家門口就業。到江西九江調研，李克強說，我們不僅要支持就業，還要幫助有能力的人創業。

發展產業是過去30年地方政府一直在做的事情。在地方政府間競爭激烈的背景下，為了吸引外資和投資，各地興建了大量的工業園區並配套以極其優惠的政策，但除了沿海地區之外，最後獲得成功者寥寥可數。發展產業必須轉換思路。

實際上，中國經濟整體上的就業壓力可能並不會很大。一方面，中國經濟內需已經越來越強勁，足以創造足夠多的就業機會，根據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的數據，2012年，即使經濟增速已經下滑到8%左右的水平，中國每年創造的就業機會卻創出了新高。另外一方面，隨着人口老齡化的到來，就業壓力也有所下降。

但就業的空間分布仍存在錯位的問題，當前超過2.1億農民工在城市和農村之間遷徙，其工作崗位如何從大城市轉移到“家門口”？服務業可能是李克強將來解決就業問題的方向所在。2012年9月，李克強出席省部級領導幹部推進城鎮化建設研討班學員座談會時表示，城鎮化與服務業發展更是密切相關，企業生產和居民生活的相互聯繫，會形成大量的服務需求。要順應這一趨勢，做大做強服務業，推進產業融合，充分發揮服務業這個最大就業“容納器”的作用，增強就業創業的活力。

 

築底市場經濟

如果說1990年代末朱鎔基的市場經濟改革是為了解決激勵機制的問題，建立了市場經濟的最基本的框架，讓資源得到正確的配置，讓強者在市場競爭中能夠脫穎而出的話，那麼李克強的改革，將為這個框架鑄造一個堅實的底部，承擔政府的托底責任，為市場經濟的運行建立一個安全閥和緩衝帶。

回顧2007年李克強進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後6年多的經濟工作經歷，在公共政策的各個領域，他最為重視的無疑是醫改和保障房兩個領域。

為了解決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中國政府2009年啟動新一輪醫改，李克強作為主要的操盤手，從基本醫療保障制度、基本藥物制度、基層醫療衛生體系、基本公共衛生服務均等化、公立醫院改革等五個方面，對中國醫療體制系進行系統化的梳理與改變。

三年過後，雖然尚有種種爭議，但無可否認，“看病難、看病貴”的痼疾已經從基層開始初步“消融”。對於很多農民來說，近10年來受益最大、印象最深的兩項改革：一項是溫家寶廢除農業稅，另一項就是李克強主導的醫改。

國務院醫改辦的數據顯示，截至2011年年末，近13億中國居民享受到了廣覆蓋的基本醫療保障。三年中，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三項基本醫保，參保人數達到13億，覆蓋95%以上的城鄉居民。

公共服務均等化方面，新生兒計劃免疫、部分婦科癌症篩查已經可以免費，外地務工人員子女第一次也可以享受當地免費計劃免疫；70%以上的地區擁有了達標的縣級醫院、鄉鎮衛生院和社區衛生服務機構；所有政府辦基層醫療衛生機構都建立了基本藥物制度，全部實施基本藥物零差率銷售。據統計，中央財政在2009-2011年三年間共新增醫改資金3318億元，個人衛生支出在衛生總費用中所占比重連續下降，群眾就醫負擔初步減輕。2011年11月，李克強在《求是》雜誌發表署名文章，要求凝聚共識、統籌安排、突出重點、循序推進，繼續探索醫改這一世界性難題的中國式解決辦法。

對於下一步的改革，在今年1月6日的醫改領導小組第十二次會議上，李克強指出，醫改正在向縱深推進，“十二五”時期將從打基礎向提質量轉變，從搭框架向建制度轉變，從試點探索向全面推進轉變。

保障房也是李克強關注的焦點問題之一。從2008年進入中央工作以來，李克強關於保障房的考察和會議多達50多次，考察保障房建設的足跡遍布中國各個地區。

2008年第四季度，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形勢下，中央將加快建設保障性安居工程作為擴大內需、促進經濟增長的十大措施之首。保障性住房不僅僅是擴大內需，還是健全中國住房制度的重要舉措，從單一的市場軌轉變為市場軌加保障軌雙軌制

1990年代以前，城市居民住宅主要由國家或企業配租，但居民住宅改善速度很慢。90年代中期開始“房改”，實行市場化提供方式，居民自購商品房為主，政府配售“經濟適用房”為輔，城鎮人口居住條件得到較大改善。但經過15年左右的實踐，現行模式也暴露出其缺陷，突出問題是商品房價格脫離理性，過快上漲，影響人民生活和社會穩定，甚至可能影響中國的和諧發展與國際競爭中的現代化進程。

2011年4月16日，李克強在《求是》雜誌發表文章闡述保障房建設的重大意義及其策略。他在文中表示，城鎮住房市場化改革的方向是正確的，但商品住房市場不可能解決所有群眾的基本居住問題。低收入家庭不具備在市場上購房或租房的條件，需要政府履行公共服務職能，保障其基本住房條件，形成政府保障和市場機制結合的住房供應體系。

李克強在文章指出，保障性安居工程是“十二五”時期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標誌性工程，也是當前經濟工作的硬任務。他要求未來五年建設保障性住房、棚戶區改造住房3600萬套，其中2011年開工建設1000萬套。

自2008年中央啟動保障性安居工程，截至2011年底，受惠於保障房建設的總人數約3000萬戶，將近1億人。這3000萬戶中，有2650萬戶城鎮低收入和中等偏下收入家庭的住房困難通過實物解決，此外還有近450萬戶通過貨幣補貼形式受益。

但在保障房分配的過程中也出現了一些問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下屬的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發布《我國城鎮化進程中的住房保障問題研究》報告提出，當前保障房建設中存在頂層設計不夠、供需矛盾突出、地方政府不夠積極、管理工作亟待規範等四大突出問題。

另外，由於地方保障房資金一直處於緊缺狀態，各地上報的保障房數量中，至少有一半以上是由國企和企業員工福利房組成的。2011年10月，課題組赴遼寧省對保障性住房進行實地考察，完成了《遼寧省保障性住房政策調研報告》，報告中提到相關案例：瀋陽鐵路局大連工務段利用企業自有土地、資金自籌，建設了7800套保障性住房，建好以後產權歸企業所有，建成的住房主要用作鐵路工人的宿舍。

對此，李克強及時作出調整。在2012年2月的保障性住房公平分配工作座談會上，李克強指出，要公正程序——准入、審核、輪候、分配、退出等方面的程序要嚴格規範，對保障房申請人、入住者的收入、住房、財產等情況全面審核、動態監測，使所有符合條件者都能公平公正地參加申請、輪候和逐步獲得保障房；同時要完善糾錯機制，堵塞漏洞，使不符合條件者能夠及時清退。

攻堅雙軌制

儘管醫改和保障房領域已經小有所成，但是擺在李克強面前阻礙市場經濟運行的藩籬和障礙仍然不少。

在前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林毅夫看來，中國經濟繼續前行，必須解決雙軌制的問題，包括戶籍、金融等雙軌制。“比如，我們的戶籍制度保證了人口的流動比較有序，但負面效果就是公共服務不均等，如城鄉二元結構里的不均等、城市裡面的居民和農民工的不均等。”林毅夫說。

2011年，中國城鎮化率的官方統計數字是51.27%，但這其中，城鎮戶籍人口占總人數的比例卻只有35%。前後相差的16個百分點之中，蘊含的是數以億計的農民工不能與城市居民享有同等待遇，不能真正融入城市社會。

要將這些農民工從大城市吸引到本鄉本土的小城鎮，不僅需要創造就業機會，更要拆掉目前擋在農民工進城道路上的柵欄——戶籍制度。

對於這些改革，李克強有着清晰的思路。在2012年12月19日經濟社會發展和改革調研工作座談會上，李克強指出，推動城鎮化，把農民工逐步轉為城市市民，需要推進戶籍制度改革。戶籍的根本問題是其蘊含的公共服務，解決農民的戶籍問題其實就是要讓他們與城鎮居民一起享受福利待遇、醫療、住房、義務教育等各方面的公共服務。

去年4月、5月間，國家城鎮化專題調研組完成了對浙江、廣東、江西和貴州等8個代表性省份的調研，發現在不同城市，“戶改幾乎遭遇所有市長的反對”。這和現行財稅體制密切相關。在當前體制下，地方政府預算收入由上級支付，按其戶籍人口核定。因此，地方政府如果要擴大城鎮福利制度覆蓋的範圍，只會主要考慮本地戶籍農業人口。

有經濟學家測算，當前農民工市民化成本約為8萬元/人左右，以2.5億農民工為基數計算，總成本將達20餘萬億元。除此之外，面對城市高房價，農民工更沒有購買能力，只有靠政府提供廉租房等公共產品。李克強在遼寧所進行的棚戶區改造其實就是一個樣本。

主政遼寧期間，他大力推動遼寧老工業基地的棚戶區改造工程，改造城市棚戶區2910萬平方米。進入中央工作之後，李克強又主導出台了在全國建設3600萬套保障性住房的決策。但目前政府所能提供的保障房連城市戶籍的低收入群體都難以完全滿足。這意味着依託城鎮化毫不費力地推動經濟高速增長的黃金時代已經過去，今後城鎮化率越上升，政府所要支付的成本就越大。

據媒體報道，由發改委牽頭制定的新型城鎮化的綱領性文件《全國促進城鎮化健康發展規劃(2011—2020年)》(以下簡稱《規劃》)已經編制完成，上報國務院，預計將於全國“兩會”後出台。

《規劃》提出了統籌推進農民工戶籍改革，用中央財政安排專項資金解決農民工集聚區的供排水管網、燃氣和集中供熱、城鎮污水和垃圾處理等基礎設施問題，並進一步加碼保障房建設等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