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俄肃反委员会特派员阿格拉诺夫报告 |
| 送交者: 比较政策 2013年03月23日10:32:06 于 [史地人物] 发送悄悄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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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叛乱调查结果给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团的报告 全俄肃反委员会特派员 阿格拉诺夫[1]
在起义的喀琅施塔得被攻陷后大部分叛变的革命委员会成员、整个要塞司令部和大部分起义的积极参加者都逃到了芬兰。这样，就侦察不到最重要的活动家的活动。 侦察材料和对一些被捕的兵变积极参与者的单独审讯表明了以下一幅喀琅施塔得武装起义爆发、发展过程以及发生原因的画面。 喀琅施塔得驻防军和工人发动的反革命起义(今年3月1日至3月17日)是今年2月下旬彼得格勒一些工厂突然爆发的骚动和罢工的直接的合乎逻辑的发展。集中于彼得格勒工厂的绝大部分人，被征召参加义务劳动的行列，随后在今年2月初由于原料危机大部分刚刚开工的工厂突然宣布关闭，这引起较为落后的彼得堡工人的不满和愤恨。被征召来劳动的人从农村给工人们带来了小私有者的具有腐蚀性的情绪，他们已经被余粮征集、禁止自由贸易和阻击队的行动搞得快发疯了。 随后在2月中旬缩减粮食定额使得部分彼得格勒工人长期积累起来的不满直接一下子表现出来，并引起一系列工厂罢工：波罗的海厂、特鲁博奇厂、拉费尔姆厂等等。这一骚动最基本的原因之一是代表大会前关于俄共队伍的激烈讨论，党内团结的削弱以及很大一部分党员纪律性的丧失。罢工的工人不仅要求提高粮食份额和取消阻击队，更多的落后工人甚至要求召开立宪会议。但总的来说，运动是在取消共产党专政和建立自由选举的苏维埃政权的口号号召下进行的。如果说彼得格勒发生的骚动没有组织性，并且没有发展为大的骚乱，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及时而迅速地消灭了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右翼社会革命党和无政府主义者在彼得格勒的组织，这样就使骚动很快地失去了组织领导。 类似的情况和情绪在喀琅施塔得兵变前夕也同样存在。存在于饿坏了的工人群众中的神经紧张不断地恶化了现存的条件。对一些起义参加者的审讯表明，海军和红军中不满的氛围几乎同农民一样十分紧张，不可抑制的不满主要由于从家乡农村传来的消息而积累起来，这些人没有同农村失去联系，农村常常给他们捎来关于农村经济危机、地方政权滥用权力、征集的沉重等等消息。 集中于喀琅施塔得不大范围内的士兵，总的来说是不尽职的，在集体军营生活的条件下很快地酝酿起一种对无产阶级专政制度十分敌视的情绪。 喀琅施塔得共产党组织由于有不受约束的水兵和成员政治水平不高而开始瓦解，甚至早在起义前已开始迅速瓦解，激烈的争论更是使当前共产党队伍中的基本问题变得严重。 在现有条件下把整体组织分到各军队集中的地方和意见的不同不可避免地会导致组织的分裂。普通党员的政治觉悟比非党员的水兵、工人的政治觉悟并未高出许多，后者向党员灌输那些思想分歧，这破坏了共产党组织，并进一步促进了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群众从共产党中脱离出来，他们似乎从中看到了全面崩溃的罪魁祸首。 但这些大众的消极情绪是由于彼得格勒突然爆发的骚动而受到了剧烈的震动，他们失去了本已有些不稳的镇定状态。广大海军骚动起来。在随后的形势突然急转直下的情况下，俄共喀琅施塔得组织的领导、波罗的海舰队和喀琅施塔得要塞政委从未有过的惊慌起了很大作用。即使喀琅施塔得组织的绝大部分成员迅速退出共产党，并且手持武器在兵变者一方作战，担任职位的共产党员也不应该因为不了解骚动的意义和目标而不采取任何措施去驱散充满火药味的气氛，而且尽管是无意识但直接促使了起义的爆发，有人甚至允许在海军如此激动不安的情况下号召召开海军队伍全体大会，并协助从喀琅施塔得派遣代表团前往彼得格勒起义的工厂。 如果兵变的军舰“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和“塞瓦斯托波尔”号的政委们在俄共大部分党员都还在的时候迅速采取果断措施，不允许召开会议，控制通讯部门，想到用团结的共产党员的集体力量去对抗虽然激动、但无组织的群众，骚动是会得到控制的，并从一开始就会被消灭。但恰恰是没有任何这方面的想法，更谈不上付诸实施。软弱无力的党组织发展下去，就渐渐溶解于它周围充满着不满情绪的群众中了。 起义总的过程如下：当彼得格勒发生罢工的消息传到喀琅施塔得后，广大海军骚动不安起来。这表现在纪律的迅速丧失、海军们在公开的交谈中尖刻地攻击共产主义制度并表示对起义工人的同情。 今年2月25日，巨型战列舰支队政委佐西莫夫同志允许召开的“塞瓦斯托波尔”号战列舰全体大会根据政委奇斯佳科夫的建议决定派遣由五名水兵组成的代表团前往彼得格勒以查明彼得格勒工厂骚动原因以及工人提出的要求。“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战列舰选出了由七名水兵组成的代表团。代表的准确姓名除一名叫萨夫琴科的之外均不得而知，他无党籍，是古斯塔纳县农民出身的文盲水兵。在该舰上，作为最后一次水兵大会，选出了上述一批候选人。抵达彼得格勒后，代表们被分成了几个小组深入到罢工的工厂中，既同个别工人交谈，也同工人团体交谈。这样，代表们片面地了解了彼得格勒的形势，无疑地感染了罢工工人们的情绪，尽管一些反动的口号在一定程度上仍使他们感到不安，这些口号在一部分工厂取得了成功，比如：召开立宪会议，要求给予所有政党言论、结社、集会自由，这些走得太远的口号均出现在海军中。今年2月27日代表们返回自己的舰队并向舰队全体大会作了报告，报告了波罗的海厂、特鲁博奇厂、停泊在涅瓦河上的“甘古特”号和“波尔塔瓦”号战列舰发生骚动的原因，彼得格勒的形势被他们描绘得十分郁闷。他们还报告了罢工工人大批被抓的情况并且宣读了波罗的海厂工人的反革命决议。由于这些向舰队大会作的报告，“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战列舰全体成员于2月28日通过了著名的决议，共13点，由7～8名水兵组成的小组撰写而成。该小组包括佩特里琴科——“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战列舰的文书，韦伊尔-金捷尔·杨·扬诺维奇——“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战列舰的枪炮电工兵，后来成为该舰的舰艇委员会委员。其他人的姓名暂时没有查明。这份决议最初仅仅是在原则上通过，最后的校订交给了该委员会。就在2月28日那天，“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战列舰最后通过了这项决议，之后是“塞瓦斯托波尔”号战列舰通过，并且已查明大部分党员对这项决议表示赞成。仅仅是少部分党员反对通过决议。3月1日，有第二战列舰支队代表参加的战列舰支队全体大会通过了这项决议。在这次大会上，对该决议补充了第14、15点。波罗的海舰队政委库兹明参加了这次舰艇支队大会。几乎所有的这种大会都有共产党员参加。舰艇支队大会的主席是佩特里琴科。3月1日，这项决议提交喀琅施塔得驻防军全体大会审议，这次会议在雅科尔广场举行，全俄中央执委会主席加里宁同志和波罗的海舰队政委库兹明同志参加了这次会议。喀琅施塔得委员会主席瓦西里耶夫同志是这次大会的主席。在大会上无政府主义者舒斯托夫发表了演讲，他是“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上的司炉，在兵变期间担任侦察拘留所所长，佩特里琴科也发表了演讲。后者提出的上述议案获得驻防军多数通过。同天在“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和“塞瓦斯托波尔”号战列舰上从水兵中选举了舰艇委员会以维持秩序。这些委员会取代了政委权力。“塞瓦斯托波尔”号选出的舰艇委员会有9人，其中有：科罗夫金，过去的共产党员，1920年秋天重新登记后退党，佩列佩尔金和奥索索夫，他们后来成为兵变的革命委员会成员。科罗夫金被选为“塞瓦斯托波尔”号舰艇委员会主席。舰艇上的通讯部门和警戒卫队由舰艇委员会控制。3月1日晚上举行了舰艇委员会会议，停泊在彼得格勒涅瓦河上的“特鲁沃尔”号和“奥戈利”号的代表参加了会议。“特鲁沃尔”号和“奥戈利”号舰队会议根据担任会议主席的舰队政委的建议解决了派遣代表团参加喀琅施塔得无党派舰队大会的问题。公民坦-法比安·格奥尔基·弗兰采耶夫是代表之一，他在被捕后声称自己同情右翼社会革命党。 在上面提到的“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晚间会议后部分代表决定留在喀琅施塔得，晚些时候同喀琅施塔得代表团一起去彼得格勒，另一部分人于3月2日返回彼得格勒，在那里的“特鲁沃尔”号和“奥戈利”号由于坦-法比安的报告全体通过了喀琅施塔得的决议，而反对决议的只有几个人。 在3月1日晚上“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那次会议上还提议逮捕加里宁同志并把他作为人质，但大部分与会者反对这项决议，之后从喀琅施塔得放走了加里宁同志。 3月2日，根据上面提到的舰队会议的决定，确定召开喀琅施塔得驻防军、工人的无党派代表会议，改选代表苏维埃。选举前的大多数会议由共产党员主持。由于“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场地拥挤，会议挪到了“教育楼”举行。佩特里琴科主持会议。参加会议的库兹明同志和瓦西里耶夫同志根据该会议决定被捕。然后，在会议上突然有谣言传播开来，说军事院校学员兵队伍将要带着机枪开进召开代表大会的地方，意图是逮捕所有与会者。会场慌作一团。根据佩特里琴科的提议，会议选举了有5人组成的临时革命委员会，他们是：佩特里琴科、雅科文科、奥索索夫、图金和奥列申。革命委员会被赋予喀琅施塔得政权的全权，并受委托将驻防军会议通过的决议付诸实施，如有必要，用武力实现这项决议。以后的代表大会被确定于3月4日召开，之后，会议很快就解散了。“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战列舰被选为革命委员会的驻地。3月2日整整一天“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和“塞瓦斯托波尔”号最积极的水兵——佩列佩尔金、韦尔希宁等跑到各要塞和红军部队，号召响应革命委员会政权，去消灭政委。3月2日晚上，大多数要塞和要塞的全体红军决定和临时革命委员会联合。通讯部门所有的机关都被革命委员会的警戒队占领。革命委员会对喀琅施塔得居民发出了几个号召，其中阐明了正在发生的事件的意义。通过审讯被捕的兵变参加者可以知道，起初无论是革命委员会还是推举它的群众都相信喀琅施塔得是不会被攻破的，并且相信，工农政府是不愿走向流血的，是会被迫让步的。 3月2日晚上在奥拉宁包姆召开了第一舰艇大队全体会议，大队长科列索夫(已被捕)主持了会议。在几个人反对的情况下会议通过了喀琅施塔得的决议并决定派代表团前往“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以取得信息和联系。深夜，“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上有人建议科列索夫占领车站和粮库。对于科列索夫因其所辖武力不足希望从喀琅施塔得获得武力援助的要求，“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向科列索夫许诺会派海军队伍来。舰艇大队司令部加强了自己的警戒，可见，它是预备给起义实际帮助的，但就在那天晚上司令部被军事院校的学员兵所包围，全体成员被捕。 3月3日大量俄共党员和预备党员的退党声明开始寄往革命委员会。在共产党组织如此迅速的瓦解中，刊登于《喀琅施塔得革命委员会消息报》上的所谓俄共喀琅施塔得组织临时局的号召起了很大的作用，该号召由俄共党员伊利因(粮食部人民委员)、佩尔武申(劳动部人民委员)和卡巴诺夫(工会委员会主席)签署。号召中说，没有任何武力可以强迫共产党员，全体共产党员应响应号召留守自己的岗位以把著名的决议付诸实施。在兵变期间革命委员会和编辑部大约收到了800～900封退出俄共的声明。绝大部分声明是1919～1920年加入俄共的党员和预备党员发出的。这种从共产党大规模的逃跑是对俄共及其领袖厚颜无耻的侮辱和威胁，它还使得非理智的大众更加相信共产主义制度将不可避免地破产。 3月4日，在有202人参加的喀琅施塔得驻防军、工人代表大会上，根据佩特里琴科的提议补选了10名革命委员会成员，因为老成员的工作过于繁忙。这样，革命委员会的成员确定为以下15名：阿尔希波夫、巴拜科夫、瓦利克、韦尔希宁、基利加斯特、古巴洛夫、奥列申、奥索索夫、帕夫洛夫、佩特鲁舍夫、佩列佩尔金、佩特里琴科、罗曼年科、图金和雅科文科。佩特里琴科被选举为委员会主席，雅科文科和阿尔希波夫任主席助理；基利加斯特任秘书(他曾负责情报)；瓦利克和罗曼年科负责公民事务；巴拜科夫负责交通工具；帕夫洛夫领导侦察部队；图金负责粮食部门。编辑部成员包括：奥列申、基利加斯特和佩特里琴科。 大部分革命委员会成员的党籍归属没有查明，因为革命委员会成员作为兵变的参加者，在无党派这个幌子下小心翼翼地隐藏了自己的党籍特征。起义的领导者料到实质上是小资产阶级大众一般什么党都反对的自然反应，所以每走一步都标明自己无党籍的身份，并推荐无党派人士担任重要职位等等。但通过侦察，我们已经确定了一些运动领导者的党籍归属。是这样的，瓦利克·弗拉季斯拉夫·安东诺维奇，根据他自己的交代，他从1917年起就是俄国社会民主党(孟什维克)党员，是地下工作人员，1917年起就成为喀琅施塔得执委会成员；罗曼年科也是俄国社会民主党党员(参见洛马诺夫的供状)；奥列申，劳动学校教师，是人民社会主义党党员；佩特里琴科，依我看是右派社会革命党成员。所有不利于佩特里琴科的供状在这一点上都是一致的。《喀琅施塔得革命委员会消息报》的技术指导是积极的社会革命党成员、极端主义者洛马诺夫·安纳托利·尼古拉耶维奇，此人于1917年曾任喀琅施塔得苏维埃主席。这份报纸最重要的工作人员是普季林，几乎所有重要的文章都出自他之手，是人民社会主义党党员。领导喀琅施塔得国民经济委员会的扎哈洛夫，在担任该职务期间直到起义前是孟什维克成员。除佩特里琴科、基利加斯特(远洋航海长)和奥列申，革命委员会的成员都为水手和工人。 在上面提到的代表大会上，佩特里琴科在自己关于国内政治形势的报告中强调要塞和舰队、驻防军要作好充分的准备。会议一致决定武装全体喀琅施塔得工人并委托他们进行城市的内部防御，会议还决定在三天内改选工会和苏维埃的管理委员会。 3月4日，革命委员会从自己的成员中选出三人组成军事三人小组，分别是佩特里琴科、雅科文科和奥索索夫，他们被委托与要塞司令部商量，制定总的行动计划。 3月5日，军事三人小组向军事委员会报告，已同司令部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司令部的专家愿意从各方面向革命委员会提供帮助和知识，司令部同意保持密切的接触并在军事三人小组的监督下工作。 3月6日，要塞和革命委员会司令部命令所有部队领导人、队伍指挥、要塞和舰队指挥人员前往要塞司令部。原来的要塞卫戍司令科兹诺列克没有参与随后的行动。聚集在要塞司令部的有要塞参谋长、前沙俄中校索洛维亚诺夫，要塞司令部作战部部长阿尔卡尼科夫，炮兵司令、前沙俄将军科兹洛夫斯基，空军司令、通讯指挥营长、大型战列舰支队队长、前沙俄海军少将德米特里耶夫，“塞瓦斯托波尔”号舰长卡尔宾斯基，“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舰长赫里斯托福洛夫，海岸部主任、校官济列诺伊，港口负责人叶尔马科夫，海军、陆军部队的代表，军事三人小组成员佩特里琴科、奥索索夫、雅科文科及其他指挥人员代表。索洛维亚诺夫和阿尔卡尼科夫要求来宾通报他们每个队伍的人数，并开始把他们分到各战区和要塞。司令部建议坚持进攻的战术，并打算为打击苏维埃部队采取行动，但革命委员会的代表因为该委员会通过的决议仅限于防卫要塞，所以反对采取进攻的计划，司令部的建议遭到反对。 之后，司令部通过了防御性的计划，包括在海湾的整个海岸线上部署除“塞瓦斯托波尔”号和“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舰队以外的步兵和水兵部队，因为这两艘军舰的军队需留在军舰上。在靠近彼得格勒门户的港湾区域应部署560步兵团；其余的海岸线被分为三个区域，为海军舰队占领，在叶戈罗夫港南岸部署工人护卫队(队长佩尔斯涅夫)，在北岸部署主鱼雷水兵以及舰艇部队汇编队(队长沃扎涅先斯基)。其余的岸上部队有：学员鱼雷手队、机械学校队、枪炮电工兵队、海军专家连以较小的军队集群被划到各要塞，以加强要塞驻防军力量。海军部队以及被派到海岸线区域的560团的总人数达3千人，而有将近2千人的海军部队被派往各要塞。然后，在索洛维亚诺夫的主持下要塞指挥人员讨论了关于炮台、军舰射击的问题和进攻北岸，占领利西诺斯、谢斯特罗列茨克的方案。这个方案本准备由560团和工人护卫队中的2千人实施，但由于如果这样要塞留下的战士将会太少，不足以防卫海湾的安全，这个方案后来被推翻了。总的来说，全体指挥人员留守原来的岗位。旧俄将军科兹洛夫斯基，作为炮兵司令对参谋长起到了明显的作用。 由于革命委员会的粮食储备有限，后来司令部决定每天供给要塞占领者1/2磅面包代用品和1/2听罐头，成年居民每天可获得1磅燕麦，而儿童每天只可获得1/2磅大麦或小麦。3月7日，防卫司令索洛维亚诺夫向集中的指挥人员代表通报，以这样的配额可保证驻防军和城市在今年3月31日前的粮食供应。战列舰的燃料状况是这样的：临近3月1日，“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和“塞瓦斯托波尔”号有大约用到3月10日至12日的液体、固体燃料储备，3月7日至8日，战列舰大队队长德米特里耶夫在港口破冰工人的帮助下给两艘军舰弄到了一驳船的液体燃料，这样，“塞瓦斯托波尔”号的燃料储备还能维持大约18天，而“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则可维持大约14天。 后来证明，总的来说，绝大部分指挥人员是自愿参加兵变，没有受到来自革命委员会的一丁点压力。个别军事专家的动摇和些许忧虑说明他们对战斗尽快结束没有信心，他们的家人住在国家大陆上，他们有理由为家人的命运担心。司令部表现出的狂热行动，多少让那些习惯于看到早先呆板消沉的司令部的人感到震惊。根据司令部的命令，上述的指挥人员代表必须每天在司令部集中，但已不邀请部队代表。索洛维亚诺夫向与会者通报过去一天里全部的军事消息，佩特里琴科则通报政治形势和驻防军的情绪。然后，陆军军事专家讨论军事问题，主要集中于组织射击，炮火和步兵部队行动的协调，打退进攻的方法以及其他的军事问题，总的来说集中于防卫问题。 在这样的一次指挥人员会议上，佩特里琴科说，部队，特别是舰队在催促革命委员会采取进攻及其他积极措施方面施加给委员会很大的压力。索洛维亚诺夫对他说，以部署在要塞的力量，是不可以采取积极的行动的，所以必须授意部队，让他们耐心等待并承受被包围的压力。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兵变要塞总的管理情况如下：最高政权集中于革命委员会，它完全掌握了政治权力；军事权力集中于防卫司令部，成员包括：防卫司令索洛维亚诺夫和参谋长阿尔卡尼科夫。关于步兵行动、开火、停火的命令都是由这个司令部发出的。控制火力，修正射击，是由炮兵部队司令科兹洛夫斯基和他的助手布尔克谢尔对炮兵部队的控制来实现的。他们还控制着舰队炮火。要塞工事防御司令由Ｈ.Ａ.尼基京担任。当军事问题的解决取决于政治问题或同它有联系时，防卫司令会同革命委员会主席或副主席商量，而革命委员会主席一般会服从防卫司令的决定，不反对他采取的军事措施。索洛维亚诺夫和阿尔卡尼科夫一般独立行事，这样，有一次他们甚至与旧俄将军科兹洛夫斯基发生了冲突，他们根据防卫要求命令解除科兹洛夫斯基对火力的控制。他们是根据营长们的报告作出这样的决定的。营长们发现，科兹洛夫斯基行事太呆板，太犹豫。但到第二天，这一命令因为佩特里琴科的坚持而被撤消。成立了附属于步兵部队领导人的革命三人小组，其职责是监督指挥人员的行动，鼓舞部队士气。 如果说运动一开始是水兵和工人群众自发的起义，那么从革命委员会成立的那天起，特别是要塞司令部开始掌握军事工作，起义就具有了计划性，并且开始有前沙俄将领有经验的领导。但侦察材料无法确定，在兵变发生以前，反革命组织在要塞指挥人员中做过什么工作，也未发现协约国间谍的活动。运动的整个过程都说明没有这样的可能性。如果兵变是由某个在它发生之前就存在的秘密组织发起的，那么这个组织无论如何不会把它安排在那个时候，剩下的燃料、粮食储备仅够两周用，而且在冰面解冻之前也有太长的时间可以安排。但要塞高层指挥人员的团结一致表明，他们互相是非常了解的，正因如此，在起义的过程中战争机器可以很快地把他们组织起来。无法确定要塞司令部的政治立场，因为它总是小心地掩盖这一点，而且司令部的成员都逃到芬兰去了。但3月4日前沙俄中尉卡尔宾斯基向“塞瓦斯托波尔”号发出的命令对指挥人员的隐秘情绪和希望作了些许的说明，此命令也由舰队委员会主席签署。这个命令尽管只是顺便提到革命委员会政权，但它的撰写却与一般的白卫军传单相符。命令中讲到二月革命的自由，讲到为“多灾多难的、忧愁的、痛苦不堪的俄罗斯”而战，讲到对祖国和俄国人民的义务等等。 指挥人员多少有点相信革命委员会关于彼得格勒急于援助喀琅施塔得的通告，但军事专家觉得最可靠的是他们希望如果起义不成功可退到芬兰。 革命委员会成员党籍归属的不确定性说明了它不具有稳定而明朗的政治。它只是偶尔可以解决问题。革命委员会对留下来坚信共产主义的共产党员实行的镇压似乎公开反驳了起义者要求和平的情绪。几乎所有的革命委员会记录表明，同留下来没有被捕以及被捕的共产党员作斗争是他们专心致力的目标。最后他们甚至用战地法庭相威胁，不顾他们已经宣布撤消死刑。 3月16日，革命委员会讨论过枪决重要共产党员的问题。关于这一问题的提议是由侦察拘留所所长、无政府主义者舒斯托夫提交给革命委员会的。革命委员会没有采纳他的提议，但给了他在共产党员逃跑或企图枪杀他本人的情况下对他们处以枪决的权力。仅有佩特里琴科和图金同意枪决共产党员。这意味着被捕共产党员的命运实际交予了舒斯托夫掌握。喀琅施塔得很快被攻陷才阻止了舒斯托夫实现自己的罪恶意图。 革命委员会的宣传部是由革命委员会成员佩列佩尔金(已被捕)负责的。舰艇委员会给他派去了水兵以前往喀琅施塔得外更远的地方。佩列佩尔金给他们提供文字材料——革命委员会的号召和报纸，水兵必须带着这些材料穿过包围圈前往彼得格勒、奥拉宁包姆、佩捷尔戈弗、加特其纳等等其他区域。但这些人绝大多数被红军部队逮捕。革命委员会在3月13日的会上讨论了委员瓦利克、阿尔希波夫等人醉酒行为的问题。革命委员会对他们仅仅作了警告，并决定对这些令人不快的事情加以保密。 革命委员会委托负责各部门的委员要研究形势、部门的管理制度以及自己工作的内容和方向。但没有人可以介绍形势，革命委员会的各部开始迅速走向衰败。革命委员会撤消了工人十字勋章。检查机关和它的职权交给工会委员会。 在兵变的最后时期，瓦利克和罗曼年科(二人都是孟什维克)提出了组建城市管理局的问题，但这个方案没来得及实现。 在《喀琅施塔得革命委员会消息报》编辑部中除上面提到的人外还有以下人物起到了重要作用：报纸的出版者、该报的技术指导弗拉季米罗夫曾担任情报部主任——“新闻经纪人”(被捕)和公民别洛夫。发往编辑部的文章都出自革命委员会。但所有的材料都经过社会革命党人、极端主义者洛马诺夫修改，他力图使报纸符合社会革命党的精神。佩特里琴科十分关注报纸。没有一期是没经过他预先审查而出版的。佩特里琴科、奥列申、别洛夫曾制止洛马诺夫放入针对立宪会议的文章，他们说明自己的制止理由是希望保持自己队伍的团结一致。这说明在某些革命委员会委员的内心深处对立宪会议抱有希望，只是暂时没决定公开把它说出来。革命委员会发布了许多明显的假消息，为的是鼓舞兵变者的士气，让他们一直相信各地都在发生起义，彼得格勒人会紧急援助等等。这里值得注意的一个情况是，彼得格勒国防委员会劳动防卫会议对喀琅施塔得居民发出的号召激怒了喀琅施塔得水兵和工人，号召说协约国间谍和科兹洛夫斯基将军是起义的发动者。而当时广大的群众几乎不知道谁是科兹洛夫斯基。另一方面，群众自己觉悟到这一运动的自发性而更加相信群众自身的力量，他们充满了好战的热情，认为白卫军间谍不可能在他们中间工作。几乎所有的苏维埃政府的号召不经删节都刊登在喀琅施塔得报刊上。 3月9～10日，“塞瓦斯托波尔”号过去的舰长维利肯男爵率领的美国红十字会委员会抵达喀琅施塔得。委员会向革命委员会和要塞司令部表示愿意提供粮食、药品援助，但同时指出，由于没有得到芬兰政府的许可，这些物资只是偷运过来。革命委员会在没有承担任何政治义务的情况下接受了提供的援助。但革命委员会被捕的委员瓦利克和佩列佩尔金的口供表明，革命委员会十分清楚这些资产阶级的赠与把他们联系在了一起，将来最终要同这些资产阶级妥协。 在3月11日的代表大会上佩特里琴科报告了红十字会的提议，并且向全会强调，革命委员会是在没有任何政治义务的前提下接受这一提议的。会议批准了革命委员会的决定。红十字会的提议还被拿到“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和“塞瓦斯托波尔”号舰队上讨论，自然，他们赞成革命委员会的决定。之后，维利肯留在了喀琅施塔得，红十字会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则返回芬兰。维利肯参观了“塞瓦斯托波尔”号战列舰、《消息报》编辑部成员经常出现在司令部。3月1日，革命委员会向芬兰派去两名委员——奥列申和阿尔希波夫，好像是同芬兰政府谈判允许把粮食运往喀琅施塔得。但革命委员会不知为什么把派遣代表团的事实严加保密。革命委员会从芬兰获得了400普特的粮食。在革命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佩特里琴科报告说他们得到了维克多·切尔诺夫[维·米·切尔诺夫(1873～1952)，俄国社会革命党的领导人之一。1917年二月革命后曾担任临时政府土地事务部长、立宪会议主席。十月革命后，加入“保卫立宪会议联盟”。1920年流亡国外，并领导社会革命党在国外的代表团。]的关注，他从雷瓦尔派来了信使。切尔诺夫的建议是，允许他以立宪会议主席的身份到喀琅施塔得，这样可以在为立宪会议斗争的旗帜下同苏维埃政权展开斗争，同苏维埃政权作斗争的领导权都可交给立宪会议。切尔诺夫表示愿意提供武力援助。佩特里琴科说，他已经给了切尔诺夫答复，感谢他的支持，但拒绝了他的提议。在革命委员会会议上瓦利克赞成接受切尔诺夫的提议，佩特里琴科和基利加斯特的态度不甚明确，但大部分与会者反对切尔诺夫的提议。革命委员会决定对切尔诺夫的提议和关于这一问题的决定加以保密。 在革命委员会3月11日的会议上根据佩特里琴科的提议讨论了起义者以后的战术问题，因为被包围的喀琅施塔得已陷入困难的境地。可以确定，彼得格勒工人没有响应喀琅施塔得要求给予帮助的号召，粮食储备到3月31日将被用尽，对兵变要塞已形成强而有力的包围圈，为了挽救局势必须下决心采取一些积极而有力的行动。 佩特里琴科提醒与会者注意，在当前形势下有三条路：1、完全投降，祈求布尔什维克和红军的宽恕；2、把喀琅施塔得的全体居民迁移到芬兰沿岸，然后在喀琅施塔得布雷，分出一部分军队进攻奥拉宁包姆，其余的部队留守岗位从要塞和军舰上向红军开火，进行战斗，大炮和弹药暂时还够用，然后炸毁喀琅施塔得；3、向全世界发出呼吁，请求援助，为了防卫不惜用任何方法去获得援助，援助方也不会有什么损失。经过讨论，大部分委员会成员赞成最后一种办法，并通过了这一决定，以在部队和工人中进行讨论。确实进行了类似的讨论，大家都赞成革命委员会的决定。这样，战斗自身发展的逻辑结果是促使喀琅施塔得起义者不顾那些战斗一开始为之奋斗的目标，而直接与反动势力拥抱。迅速地镇压了兵变让白卫军分子和口号没能最终显现出来。 根据海岸部主任扎列诺伊的口供，在喀琅施塔得被攻陷的前一两天，在要塞司令部佩特里琴科、索洛维亚诺夫、通讯部部长和一名要塞工程师举行了会议，讨论了恢复伊诺要塞现有电缆的电话通讯问题以及铺设电缆至更远的捷里奥克的问题。但这个计划照现在看来是没有来得及实现。革命委员会向国外发射了一系列电波。兵变者因为维利肯男爵的到来，稍稍有所振作，但很快士气又低落下来了。 3月17日，佩特里琴科通知革命委员会成员，司令部决定退到克拉斯诺阿尔梅伊斯基和托特列边要塞，在要塞的掩护下退到芬兰岸边。当天晚上，“塞瓦斯托波尔”号和“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也得到了司令部这样的命令。司令部从众所周知的革命委员会发出炸掉炮闩以毁掉军舰上的大炮的命令，但舰队不愿执行这项命令。“塞瓦斯托波尔”号和“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的部分共产党员(“塞瓦斯托波尔”号上水兵没有逮捕一名共产党员)利用混乱状态和舰队的犹豫不决迅速逮捕了指挥官。“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军舰仅仅一小部分人在舰长的领导下躲了起来。这两艘军舰的成员几乎都留守原地。从喀琅施塔得逃出了约800人。仅仅抓住了三名委员会成员——佩列佩尔金、韦尔希宁和瓦利克，重要的军事专家——德米特里耶夫、卡尔宾斯基、扎列诺伊，编辑部工作人员——洛马诺夫和弗拉季米罗夫，少数其他的或重要或不太重要的运动参与者也被逮捕。我在这里没有提及红军在进攻起义的喀琅施塔得的军事行动中的种种细节。我侦察的任务是查明个别党和军事集团在起义发生、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这次起义的组织者和鼓动者与在苏维埃俄国境内和国外活动的反革命政党和组织的联系。但这样的联系并未建立。正如我已经指出的那样，起义是自发产生的，要塞几乎所有居民和驻防军都卷入了这一旋涡。喀琅施塔得起义是现阶段小资产阶级自发运动的最后和弦，这一运动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主义制度的反映，是农民和工人阶级的落后阶层对苏维埃政权粮食政策的不满，是他们对政权加于小私有者自由周转上的桎梏的公开反抗。原料危机，随后发生的缩减运输工具和部分工业企业停产，饥饿加剧——这都加速了不满的爆发。如果说喀琅施塔得的起事起到了用武装力量批判苏维埃政权的作用，这是因为：第一，大部分水兵没有中断同农村的经常性联系，而他们的社会成分都属于农民；第二，水兵常常趋向于武力，这就是武力；第三，共产主义组织灾难性的崩溃。喀琅施塔得没有一支无产阶级、哪怕是半无产阶级的队伍。影响喀琅施塔得起义产生、发展的口号，大多是有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工人提出的右翼口号。我重复一句，惟一的大型政治组织——共产党组织的瓦解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这一组织本是善于团结大众的。喀琅施塔得驻防军和工人通过决议的基本要求与右翼社会革命党、社会革命党这些极端主义分子的基本要求是一致的。这点由社会革命党重要成员、极端主义分子洛马诺夫是兵变的参与者得到证明。总的印象是，整个起义带有右翼社会革命党的性质。值得注意的是，广大人民群众不想听到关于立宪会议的声音。最后应该说，落后工人和半无产阶级的热月党人的情绪，是由于长期危机造成的疲惫和全世界共产主义革命速度的放慢引起的，代表大会的无党派工人和红军有可能成为我们敌人的危险武器，他们企图在无党派的幌子下利用大众的情绪。在召开类似的代表大会时应十分谨慎，因为到那时任何无党派代表大会都有可能宣布自己为罢工或起义委员会。
1921年4月5日
[作为补充，加入报告者简介。“阿格拉诺夫：1919-1920年任人民委员会秘书，1919年5月起兼任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团特派员，积极参与镇压喀琅施塔得起义及后来对喀琅施塔得人的迫害，1921年任小人民委员会秘书，1923-1937年担任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政治保卫局的领导职务，1938年被捕并被枪决。”[2]“1934年7月10日，政治局最终通过了关于成立内务人民委员部和特别会议的决定，并在当天获得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批准。根力赫·亚戈达被任命为内务人民委员，而他的副手分别是：阿格拉诺夫（第一副手）”[3]。] [1] 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7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 [2] 《1921年的喀琅施塔得》，纳乌莫夫、科萨科夫斯基编，任建华等译，人民出版社，2007年。467页。 [3] 转引自李庆华“古拉歌：苏联强制劳动经济体系的形成”，沈志华编《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397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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