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叛亂調查結果給全俄肅反委員會主席團的報告

全俄肅反委員會特派員 阿格拉諾夫[1]

在起義的喀琅施塔得被攻陷後大部分叛變的革命委員會成員、整個要塞司令部和大部分起義的積極參加者都逃到了芬蘭。這樣，就偵察不到最重要的活動家的活動。��

偵察材料和對一些被捕的兵變積極參與者的單獨審訊表明了以下一幅喀琅施塔得武裝起義爆發、發展過程以及發生原因的畫面。��

喀琅施塔得駐防軍和工人發動的反革命起義(今年3月1日至3月17日)是今年2月下旬彼得格勒一些工廠突然爆發的騷動和罷工的直接的合乎邏輯的發展。集中於彼得格勒工廠的絕大部分人，被徵召參加義務勞動的行列，隨後在今年2月初由於原料危機大部分剛剛開工的工廠突然宣布關閉，這引起較為落後的彼得堡工人的不滿和憤恨。被徵召來勞動的人從農村給工人們帶來了小私有者的具有腐蝕性的情緒，他們已經被餘糧徵集、禁止自由貿易和阻擊隊的行動搞得快發瘋了。��

隨後在2月中旬縮減糧食定額使得部分彼得格勒工人長期積累起來的不滿直接一下子表現出來，並引起一系列工廠罷工：波羅的海廠、特魯博奇廠、拉費爾姆廠等等。這一騷動最基本的原因之一是代表大會前關於俄共隊伍的激烈討論，黨內團結的削弱以及很大一部分黨員紀律性的喪失。罷工的工人不僅要求提高糧食份額和取消阻擊隊，更多的落後工人甚至要求召開立憲會議。但總的來說，運動是在取消共產黨專政和建立自由選舉的蘇維埃政權的口號號召下進行的。如果說彼得格勒發生的騷動沒有組織性，並且沒有發展為大的騷亂，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及時而迅速地消滅了社會革命黨、孟什維克、右翼社會革命黨和無政府主義者在彼得格勒的組織，這樣就使騷動很快地失去了組織領導。��

類似的情況和情緒在喀琅施塔得兵變前夕也同樣存在。存在於餓壞了的工人群眾中的神經緊張不斷地惡化了現存的條件。對一些起義參加者的審訊表明，海軍和紅軍中不滿的氛圍幾乎同農民一樣十分緊張，不可抑制的不滿主要由於從家鄉農村傳來的消息而積累起來，這些人沒有同農村失去聯繫，農村常常給他們捎來關於農村經濟危機、地方政權濫用權力、徵集的沉重等等消息。��

集中於喀琅施塔得不大範圍內的士兵，總的來說是不盡職的，在集體軍營生活的條件下很快地醞釀起一種對無產階級專政制度十分敵視的情緒。��

喀琅施塔得共產黨組織由於有不受約束的水兵和成員政治水平不高而開始瓦解，甚至早在起義前已開始迅速瓦解，激烈的爭論更是使當前共產黨隊伍中的基本問題變得嚴重。��

在現有條件下把整體組織分到各軍隊集中的地方和意見的不同不可避免地會導致組織的分裂。普通黨員的政治覺悟比非黨員的水兵、工人的政治覺悟並未高出許多，後者向黨員灌輸那些思想分歧，這破壞了共產黨組織，並進一步促進了無產階級半無產階級群眾從共產黨中脫離出來，他們似乎從中看到了全面崩潰的罪魁禍首。��

但這些大眾的消極情緒是由於彼得格勒突然爆發的騷動而受到了劇烈的震動，他們失去了本已有些不穩的鎮定狀態。廣大海軍騷動起來。在隨後的形勢突然急轉直下的情況下，俄共喀琅施塔得組織的領導、波羅的海艦隊和喀琅施塔得要塞政委從未有過的驚慌起了很大作用。即使喀琅施塔得組織的絕大部分成員迅速退出共產黨，並且手持武器在兵變者一方作戰，擔任職位的共產黨員也不應該因為不了解騷動的意義和目標而不採取任何措施去驅散充滿火藥味的氣氛，而且儘管是無意識但直接促使了起義的爆發，有人甚至允許在海軍如此激動不安的情況下號召召開海軍隊伍全體大會，並協助從喀琅施塔得派遣代表團前往彼得格勒起義的工廠。��

如果兵變的軍艦“彼得羅巴甫洛夫斯克”號和“塞瓦斯托波爾”號的政委們在俄共大部分黨員都還在的時候迅速採取果斷措施，不允許召開會議，控制通訊部門，想到用團結的共產黨員的集體力量去對抗雖然激動、但無組織的群眾，騷動是會得到控制的，並從一開始就會被消滅。但恰恰是沒有任何這方面的想法，更談不上付諸實施。軟弱無力的黨組織發展下去，就漸漸溶解於它周圍充滿着不滿情緒的群眾中了。��

起義總的過程如下：當彼得格勒發生罷工的消息傳到喀琅施塔得後，廣大海軍騷動不安起來。這表現在紀律的迅速喪失、海軍們在公開的交談中尖刻地攻擊共產主義制度並表示對起義工人的同情。��

今年2月25日，巨型戰列艦支隊政委佐西莫夫同志允許召開的“塞瓦斯托波爾”號戰列艦全體大會根據政委奇斯佳科夫的建議決定派遣由五名水兵組成的代表團前往彼得格勒以查明彼得格勒工廠騷動原因以及工人提出的要求。“彼得羅巴甫洛夫斯克”號戰列艦選出了由七名水兵組成的代表團。代表的準確姓名除一名叫薩夫琴科的之外均不得而知，他無黨籍，是古斯塔納縣農民出身的文盲水兵。在該艦上，作為最後一次水兵大會，選出了上述一批候選人。抵達彼得格勒後，代表們被分成了幾個小組深入到罷工的工廠中，既同個別工人交談，也同工人團體交談。這樣，代表們片面地了解了彼得格勒的形勢，無疑地感染了罷工工人們的情緒，儘管一些反動的口號在一定程度上仍使他們感到不安，這些口號在一部分工廠取得了成功，比如：召開立憲會議，要求給予所有政黨言論、結社、集會自由，這些走得太遠的口號均出現在海軍中。今年2月27日代表們返回自己的艦隊並向艦隊全體大會作了報告，報告了波羅的海廠、特魯博奇廠、停泊在涅瓦河上的“甘古特”號和“波爾塔瓦”號戰列艦發生騷動的原因，彼得格勒的形勢被他們描繪得十分鬱悶。他們還報告了罷工工人大批被抓的情況並且宣讀了波羅的海廠工人的反革命決議。由於這些向艦隊大會作的報告，“彼得羅巴甫洛夫斯克”號戰列艦全體成員於2月28日通過了著名的決議，共13點，由7～8名水兵組成的小組撰寫而成。該小組包括佩特里琴科——“彼得羅巴甫洛夫斯克”號戰列艦的文書，韋伊爾-金捷爾·楊·揚諾維奇——“彼得羅巴甫洛夫斯克”號戰列艦的槍炮電工兵，後來成為該艦的艦艇委員會委員。其他人的姓名暫時沒有查明。這份決議最初僅僅是在原則上通過，最後的校訂交給了該委員會。就在2月28日那天，“彼得羅巴甫洛夫斯克”號戰列艦最後通過了這項決議，之後是“塞瓦斯托波爾”號戰列艦通過，並且已查明大部分黨員對這項決議表示贊成。僅僅是少部分黨員反對通過決議。3月1日，有第二戰列艦支隊代表參加的戰列艦支隊全體大會通過了這項決議。在這次大會上，對該決議補充了第14、15點。波羅的海艦隊政委庫茲明參加了這次艦艇支隊大會。幾乎所有的這種大會都有共產黨員參加。艦艇支隊大會的主席是佩特里琴科。3月1日，這項決議提交喀琅施塔得駐防軍全體大會審議，這次會議在雅科爾廣場舉行，全俄中央執委會主席加里寧同志和波羅的海艦隊政委庫茲明同志參加了這次會議。喀琅施塔得委員會主席瓦西里耶夫同志是這次大會的主席。在大會上無政府主義者舒斯托夫發表了演講，他是“彼得羅巴甫洛夫斯克”號上的司爐，在兵變期間擔任偵察拘留所所長，佩特里琴科也發表了演講。後者提出的上述議案獲得駐防軍多數通過。同天在“彼得羅巴甫洛夫斯克”號和“塞瓦斯托波爾”號戰列艦上從水兵中選舉了艦艇委員會以維持秩序。這些委員會取代了政委權力。“塞瓦斯托波爾”號選出的艦艇委員會有9人，其中有：科羅夫金，過去的共產黨員，1920年秋天重新登記後退黨，佩列佩爾金和奧索索夫，他們後來成為兵變的革命委員會成員。科羅夫金被選為“塞瓦斯托波爾”號艦艇委員會主席。艦艇上的通訊部門和警戒衛隊由艦艇委員會控制。3月1日晚上舉行了艦艇委員會會議，停泊在彼得格勒涅瓦河上的“特魯沃爾”號和“奧戈利”號的代表參加了會議。“特魯沃爾”號和“奧戈利”號艦隊會議根據擔任會議主席的艦隊政委的建議解決了派遣代表團參加喀琅施塔得無黨派艦隊大會的問題。公民坦-法比安·格奧爾基·弗蘭采耶夫是代表之一，他在被捕後聲稱自己同情右翼社會革命黨。��

在上面提到的“彼得羅巴甫洛夫斯克”晚間會議後部分代表決定留在喀琅施塔得，晚些時候同喀琅施塔得代表團一起去彼得格勒，另一部分人於3月2日返回彼得格勒，在那裡的“特魯沃爾”號和“奧戈利”號由於坦-法比安的報告全體通過了喀琅施塔得的決議，而反對決議的只有幾個人。��

在3月1日晚上“彼得羅巴甫洛夫斯克”號那次會議上還提議逮捕加里寧同志並把他作為人質，但大部分與會者反對這項決議，之後從喀琅施塔得放走了加里寧同志。��

3月2日，根據上面提到的艦隊會議的決定，確定召開喀琅施塔得駐防軍、工人的無黨派代表會議，改選代表蘇維埃。選舉前的大多數會議由共產黨員主持。由於“彼得羅巴甫洛夫斯克”號場地擁擠，會議挪到了“教育樓”舉行。佩特里琴科主持會議。參加會議的庫茲明同志和瓦西里耶夫同志根據該會議決定被捕。然後，在會議上突然有謠言傳播開來，說軍事院校學員兵隊伍將要帶着機槍開進召開代表大會的地方，意圖是逮捕所有與會者。會場慌作一團。根據佩特里琴科的提議，會議選舉了有5人組成的臨時革命委員會，他們是：佩特里琴科、雅科文科、奧索索夫、圖金和奧列申。革命委員會被賦予喀琅施塔得政權的全權，並受委託將駐防軍會議通過的決議付諸實施，如有必要，用武力實現這項決議。以後的代表大會被確定於3月4日召開，之後，會議很快就解散了。“彼得羅巴甫洛夫斯克”號戰列艦被選為革命委員會的駐地。3月2日整整一天“彼得羅巴甫洛夫斯克”號和“塞瓦斯托波爾”號最積極的水兵——佩列佩爾金、韋爾希寧等跑到各要塞和紅軍部隊，號召響應革命委員會政權，去消滅政委。3月2日晚上，大多數要塞和要塞的全體紅軍決定和臨時革命委員會聯合。通訊部門所有的機關都被革命委員會的警戒隊占領。革命委員會對喀琅施塔得居民發出了幾個號召，其中闡明了正在發生的事件的意義。通過審訊被捕的兵變參加者可以知道，起初無論是革命委員會還是推舉它的群眾都相信喀琅施塔得是不會被攻破的，並且相信，工農政府是不願走向流血的，是會被迫讓步的。��

3月2日晚上在奧拉寧包姆召開了第一艦艇大隊全體會議，大隊長科列索夫(已被捕)主持了會議。在幾個人反對的情況下會議通過了喀琅施塔得的決議並決定派代表團前往“彼得羅巴甫洛夫斯克”號以取得信息和聯繫。深夜，“彼得羅巴甫洛夫斯克”號上有人建議科列索夫占領車站和糧庫。對於科列索夫因其所轄武力不足希望從喀琅施塔得獲得武力援助的要求，“彼得羅巴甫洛夫斯克”號向科列索夫許諾會派海軍隊伍來。艦艇大隊司令部加強了自己的警戒，可見，它是預備給起義實際幫助的，但就在那天晚上司令部被軍事院校的學員兵所包圍，全體成員被捕。

3月3日大量俄共黨員和預備黨員的退黨聲明開始寄往革命委員會。在共產黨組織如此迅速的瓦解中，刊登於《喀琅施塔得革命委員會消息報》上的所謂俄共喀琅施塔得組織臨時局的號召起了很大的作用，該號召由俄共黨員伊利因(糧食部人民委員)、佩爾武申(勞動部人民委員)和卡巴諾夫(工會委員會主席)簽署。號召中說，沒有任何武力可以強迫共產黨員，全體共產黨員應響應號召留守自己的崗位以把著名的決議付諸實施。在兵變期間革命委員會和編輯部大約收到了800～900封退出俄共的聲明。絕大部分聲明是1919～1920年加入俄共的黨員和預備黨員發出的。這種從共產黨大規模的逃跑是對俄共及其領袖厚顏無恥的侮辱和威脅，它還使得非理智的大眾更加相信共產主義制度將不可避免地破產。��

3月4日，在有202人參加的喀琅施塔得駐防軍、工人代表大會上，根據佩特里琴科的提議補選了10名革命委員會成員，因為老成員的工作過於繁忙。這樣，革命委員會的成員確定為以下15名：阿爾希波夫、巴拜科夫、瓦利克、韋爾希寧、基利加斯特、古巴洛夫、奧列申、奧索索夫、帕夫洛夫、佩特魯舍夫、佩列佩爾金、佩特里琴科、羅曼年科、圖金和雅科文科。佩特里琴科被選舉為委員會主席，雅科文科和阿爾希波夫任主席助理；基利加斯特任秘書(他曾負責情報)；瓦利克和羅曼年科負責公民事務；巴拜科夫負責交通工具；帕夫洛夫領導偵察部隊；圖金負責糧食部門。編輯部成員包括：奧列申、基利加斯特和佩特里琴科。��

大部分革命委員會成員的黨籍歸屬沒有查明，因為革命委員會成員作為兵變的參加者，在無黨派這個幌子下小心翼翼地隱藏了自己的黨籍特徵。起義的領導者料到實質上是小資產階級大眾一般什麼黨都反對的自然反應，所以每走一步都標明自己無黨籍的身份，並推薦無黨派人士擔任重要職位等等。但通過偵察，我們已經確定了一些運動領導者的黨籍歸屬。是這樣的，瓦利克·弗拉季斯拉夫·安東諾維奇，根據他自己的交代，他從1917年起就是俄國社會民主黨(孟什維克)黨員，是地下工作人員，1917年起就成為喀琅施塔得執委會成員；羅曼年科也是俄國社會民主黨黨員(參見洛馬諾夫的供狀)；奧列申，勞動學校教師，是人民社會主義黨黨員；佩特里琴科，依我看是右派社會革命黨成員。所有不利於佩特里琴科的供狀在這一點上都是一致的。《喀琅施塔得革命委員會消息報》的技術指導是積極的社會革命黨成員、極端主義者洛馬諾夫·安納托利·尼古拉耶維奇，此人於1917年曾任喀琅施塔得蘇維埃主席。這份報紙最重要的工作人員是普季林，幾乎所有重要的文章都出自他之手，是人民社會主義黨黨員。領導喀琅施塔得國民經濟委員會的扎哈洛夫，在擔任該職務期間直到起義前是孟什維克成員。除佩特里琴科、基利加斯特(遠洋航海長)和奧列申，革命委員會的成員都為水手和工人。��

在上面提到的代表大會上，佩特里琴科在自己關於國內政治形勢的報告中強調要塞和艦隊、駐防軍要作好充分的準備。會議一致決定武裝全體喀琅施塔得工人並委託他們進行城市的內部防禦，會議還決定在三天內改選工會和蘇維埃的管理委員會。

3月4日，革命委員會從自己的成員中選出三人組成軍事三人小組，分別是佩特里琴科、雅科文科和奧索索夫，他們被委託與要塞司令部商量，制定總的行動計劃。��

3月5日，軍事三人小組向軍事委員會報告，已同司令部建立了緊密的聯繫，司令部的專家願意從各方面向革命委員會提供幫助和知識，司令部同意保持密切的接觸並在軍事三人小組的監督下工作。��

3月6日，要塞和革命委員會司令部命令所有部隊領導人、隊伍指揮、要塞和艦隊指揮人員前往要塞司令部。原來的要塞衛戍司令科茲諾列克沒有參與隨後的行動。聚集在要塞司令部的有要塞參謀長、前沙俄中校索洛維亞諾夫，要塞司令部作戰部部長阿爾卡尼科夫，炮兵司令、前沙俄將軍科茲洛夫斯基，空軍司令、通訊指揮營長、大型戰列艦支隊隊長、前沙俄海軍少將德米特里耶夫，“塞瓦斯托波爾”號艦長卡爾賓斯基，“彼得羅巴甫洛夫斯克”號艦長赫里斯托福洛夫，海岸部主任、校官濟列諾伊，港口負責人葉爾馬科夫，海軍、陸軍部隊的代表，軍事三人小組成員佩特里琴科、奧索索夫、雅科文科及其他指揮人員代表。索洛維亞諾夫和阿爾卡尼科夫要求來賓通報他們每個隊伍的人數，並開始把他們分到各戰區和要塞。司令部建議堅持進攻的戰術，並打算為打擊蘇維埃部隊採取行動，但革命委員會的代表因為該委員會通過的決議僅限於防衛要塞，所以反對採取進攻的計劃，司令部的建議遭到反對。

之後，司令部通過了防禦性的計劃，包括在海灣的整個海岸線上部署除“塞瓦斯托波爾”號和“彼得羅巴甫洛夫斯克”號艦隊以外的步兵和水兵部隊，因為這兩艘軍艦的軍隊需留在軍艦上。在靠近彼得格勒門戶的港灣區域應部署560步兵團；其餘的海岸線被分為三個區域，為海軍艦隊占領，在葉戈羅夫港南岸部署工人護衛隊(隊長佩爾斯涅夫)，在北岸部署主魚雷水兵以及艦艇部隊匯編隊(隊長沃扎涅先斯基)。其餘的岸上部隊有：學員魚雷手隊、機械學校隊、槍炮電工兵隊、海軍專家連以較小的軍隊集群被劃到各要塞，以加強要塞駐防軍力量。海軍部隊以及被派到海岸線區域的560團的總人數達3千人，而有將近2千人的海軍部隊被派往各要塞。然後，在索洛維亞諾夫的主持下要塞指揮人員討論了關於炮台、軍艦射擊的問題和進攻北岸，占領利西諾斯、謝斯特羅列茨克的方案。這個方案本準備由560團和工人護衛隊中的2千人實施，但由於如果這樣要塞留下的戰士將會太少，不足以防衛海灣的安全，這個方案後來被推翻了。總的來說，全體指揮人員留守原來的崗位。舊俄將軍科茲洛夫斯基，作為炮兵司令對參謀長起到了明顯的作用。

由於革命委員會的糧食儲備有限，後來司令部決定每天供給要塞占領者1/2磅麵包代用品和1/2聽罐頭，成年居民每天可獲得1磅燕麥，而兒童每天只可獲得1/2磅大麥或小麥。3月7日，防衛司令索洛維亞諾夫向集中的指揮人員代表通報，以這樣的配額可保證駐防軍和城市在今年3月31日前的糧食供應。戰列艦的燃料狀況是這樣的：臨近3月1日，“彼得羅巴甫洛夫斯克”號和“塞瓦斯托波爾”號有大約用到3月10日至12日的液體、固體燃料儲備，3月7日至8日，戰列艦大隊隊長德米特里耶夫在港口破冰工人的幫助下給兩艘軍艦弄到了一駁船的液體燃料，這樣，“塞瓦斯托波爾”號的燃料儲備還能維持大約18天，而“彼得羅巴甫洛夫斯克”號則可維持大約14天。

後來證明，總的來說，絕大部分指揮人員是自願參加兵變，沒有受到來自革命委員會的一丁點壓力。個別軍事專家的動搖和些許憂慮說明他們對戰鬥儘快結束沒有信心，他們的家人住在國家大陸上，他們有理由為家人的命運擔心。司令部表現出的狂熱行動，多少讓那些習慣於看到早先呆板消沉的司令部的人感到震驚。根據司令部的命令，上述的指揮人員代表必須每天在司令部集中，但已不邀請部隊代表。索洛維亞諾夫向與會者通報過去一天裡全部的軍事消息，佩特里琴科則通報政治形勢和駐防軍的情緒。然後，陸軍軍事專家討論軍事問題，主要集中於組織射擊，炮火和步兵部隊行動的協調，打退進攻的方法以及其他的軍事問題，總的來說集中於防衛問題。��

在這樣的一次指揮人員會議上，佩特里琴科說，部隊，特別是艦隊在催促革命委員會採取進攻及其他積極措施方面施加給委員會很大的壓力。索洛維亞諾夫對他說，以部署在要塞的力量，是不可以採取積極的行動的，所以必須授意部隊，讓他們耐心等待並承受被包圍的壓力。��

在過去的一段時間裡兵變要塞總的管理情況如下：最高政權集中於革命委員會，它完全掌握了政治權力；軍事權力集中於防衛司令部，成員包括：防衛司令索洛維亞諾夫和參謀長阿爾卡尼科夫。關於步兵行動、開火、停火的命令都是由這個司令部發出的。控制火力，修正射擊，是由炮兵部隊司令科茲洛夫斯基和他的助手布爾克謝爾對炮兵部隊的控制來實現的。他們還控制着艦隊炮火。要塞工事防禦司令由Ｈ.Ａ.尼基京擔任。當軍事問題的解決取決於政治問題或同它有聯繫時，防衛司令會同革命委員會主席或副主席商量，而革命委員會主席一般會服從防衛司令的決定，不反對他採取的軍事措施。索洛維亞諾夫和阿爾卡尼科夫一般獨立行事，這樣，有一次他們甚至與舊俄將軍科茲洛夫斯基發生了衝突，他們根據防衛要求命令解除科茲洛夫斯基對火力的控制。他們是根據營長們的報告作出這樣的決定的。營長們發現，科茲洛夫斯基行事太呆板，太猶豫。但到第二天，這一命令因為佩特里琴科的堅持而被撤消。成立了附屬於步兵部隊領導人的革命三人小組，其職責是監督指揮人員的行動，鼓舞部隊士氣。

如果說運動一開始是水兵和工人群眾自發的起義，那麼從革命委員會成立的那天起，特別是要塞司令部開始掌握軍事工作，起義就具有了計劃性，並且開始有前沙俄將領有經驗的領導。但偵察材料無法確定，在兵變發生以前，反革命組織在要塞指揮人員中做過什麼工作，也未發現協約國間諜的活動。運動的整個過程都說明沒有這樣的可能性。如果兵變是由某個在它發生之前就存在的秘密組織發起的，那麼這個組織無論如何不會把它安排在那個時候，剩下的燃料、糧食儲備僅夠兩周用，而且在冰面解凍之前也有太長的時間可以安排。但要塞高層指揮人員的團結一致表明，他們互相是非常了解的，正因如此，在起義的過程中戰爭機器可以很快地把他們組織起來。無法確定要塞司令部的政治立場，因為它總是小心地掩蓋這一點，而且司令部的成員都逃到芬蘭去了。但3月4日前沙俄中尉卡爾賓斯基向“塞瓦斯托波爾”號發出的命令對指揮人員的隱秘情緒和希望作了些許的說明，此命令也由艦隊委員會主席簽署。這個命令儘管只是順便提到革命委員會政權，但它的撰寫卻與一般的白衛軍傳單相符。命令中講到二月革命的自由，講到為“多災多難的、憂愁的、痛苦不堪的俄羅斯”而戰，講到對祖國和俄國人民的義務等等。��

指揮人員多少有點相信革命委員會關於彼得格勒急於援助喀琅施塔得的通告，但軍事專家覺得最可靠的是他們希望如果起義不成功可退到芬蘭。��

革命委員會成員黨籍歸屬的不確定性說明了它不具有穩定而明朗的政治。它只是偶爾可以解決問題。革命委員會對留下來堅信共產主義的共產黨員實行的鎮壓似乎公開反駁了起義者要求和平的情緒。幾乎所有的革命委員會記錄表明，同留下來沒有被捕以及被捕的共產黨員作鬥爭是他們專心致力的目標。最後他們甚至用戰地法庭相威脅，不顧他們已經宣布撤消死刑。��

3月16日，革命委員會討論過槍決重要共產黨員的問題。關於這一問題的提議是由偵察拘留所所長、無政府主義者舒斯托夫提交給革命委員會的。革命委員會沒有採納他的提議，但給了他在共產黨員逃跑或企圖槍殺他本人的情況下對他們處以槍決的權力。僅有佩特里琴科和圖金同意槍決共產黨員。這意味着被捕共產黨員的命運實際交予了舒斯托夫掌握。喀琅施塔得很快被攻陷才阻止了舒斯托夫實現自己的罪惡意圖。��

革命委員會的宣傳部是由革命委員會成員佩列佩爾金(已被捕)負責的。艦艇委員會給他派去了水兵以前往喀琅施塔得外更遠的地方。佩列佩爾金給他們提供文字材料——革命委員會的號召和報紙，水兵必須帶着這些材料穿過包圍圈前往彼得格勒、奧拉寧包姆、佩捷爾戈弗、加特其納等等其他區域。但這些人絕大多數被紅軍部隊逮捕。革命委員會在3月13日的會上討論了委員瓦利克、阿爾希波夫等人醉酒行為的問題。革命委員會對他們僅僅作了警告，並決定對這些令人不快的事情加以保密。��

革命委員會委託負責各部門的委員要研究形勢、部門的管理制度以及自己工作的內容和方向。但沒有人可以介紹形勢，革命委員會的各部開始迅速走向衰敗。革命委員會撤消了工人十字勳章。檢查機關和它的職權交給工會委員會。��

在兵變的最後時期，瓦利克和羅曼年科(二人都是孟什維克)提出了組建城市管理局的問題，但這個方案沒來得及實現。��

在《喀琅施塔得革命委員會消息報》編輯部中除上面提到的人外還有以下人物起到了重要作用：報紙的出版者、該報的技術指導弗拉季米羅夫曾擔任情報部主任——“新聞經紀人”(被捕)和公民別洛夫。發往編輯部的文章都出自革命委員會。但所有的材料都經過社會革命黨人、極端主義者洛馬諾夫修改，他力圖使報紙符合社會革命黨的精神。佩特里琴科十分關注報紙。沒有一期是沒經過他預先審查而出版的。佩特里琴科、奧列申、別洛夫曾制止洛馬諾夫放入針對立憲會議的文章，他們說明自己的制止理由是希望保持自己隊伍的團結一致。這說明在某些革命委員會委員的內心深處對立憲會議抱有希望，只是暫時沒決定公開把它說出來。革命委員會發布了許多明顯的假消息，為的是鼓舞兵變者的士氣，讓他們一直相信各地都在發生起義，彼得格勒人會緊急援助等等。這裡值得注意的一個情況是，彼得格勒國防委員會勞動防衛會議對喀琅施塔得居民發出的號召激怒了喀琅施塔得水兵和工人，號召說協約國間諜和科茲洛夫斯基將軍是起義的發動者。而當時廣大的群眾幾乎不知道誰是科茲洛夫斯基。另一方面，群眾自己覺悟到這一運動的自發性而更加相信群眾自身的力量，他們充滿了好戰的熱情，認為白衛軍間諜不可能在他們中間工作。幾乎所有的蘇維埃政府的號召不經刪節都刊登在喀琅施塔得報刊上。��

3月9～10日，“塞瓦斯托波爾”號過去的艦長維利肯男爵率領的美國紅十字會委員會抵達喀琅施塔得。委員會向革命委員會和要塞司令部表示願意提供糧食、藥品援助，但同時指出，由於沒有得到芬蘭政府的許可，這些物資只是偷運過來。革命委員會在沒有承擔任何政治義務的情況下接受了提供的援助。但革命委員會被捕的委員瓦利克和佩列佩爾金的口供表明，革命委員會十分清楚這些資產階級的贈與把他們聯繫在了一起，將來最終要同這些資產階級妥協。��

在3月11日的代表大會上佩特里琴科報告了紅十字會的提議，並且向全會強調，革命委員會是在沒有任何政治義務的前提下接受這一提議的。會議批准了革命委員會的決定。紅十字會的提議還被拿到“彼得羅巴甫洛夫斯克”號和“塞瓦斯托波爾”號艦隊上討論，自然，他們贊成革命委員會的決定。之後，維利肯留在了喀琅施塔得，紅十字會委員會的其他成員則返回芬蘭。維利肯參觀了“塞瓦斯托波爾”號戰列艦、《消息報》編輯部成員經常出現在司令部。3月1日，革命委員會向芬蘭派去兩名委員——奧列申和阿爾希波夫，好像是同芬蘭政府談判允許把糧食運往喀琅施塔得。但革命委員會不知為什麼把派遣代表團的事實嚴加保密。革命委員會從芬蘭獲得了400普特的糧食。在革命委員會的一次會議上，佩特里琴科報告說他們得到了維克多·切爾諾夫[維·米·切爾諾夫(1873～1952)，俄國社會革命黨的領導人之一。1917年二月革命後曾擔任臨時政府土地事務部長、立憲會議主席。十月革命後，加入“保衛立憲會議聯盟”。1920年流亡國外，並領導社會革命黨在國外的代表團。]的關注，他從雷瓦爾派來了信使。切爾諾夫的建議是，允許他以立憲會議主席的身份到喀琅施塔得，這樣可以在為立憲會議鬥爭的旗幟下同蘇維埃政權展開鬥爭，同蘇維埃政權作鬥爭的領導權都可交給立憲會議。切爾諾夫表示願意提供武力援助。佩特里琴科說，他已經給了切爾諾夫答覆，感謝他的支持，但拒絕了他的提議。在革命委員會會議上瓦利克贊成接受切爾諾夫的提議，佩特里琴科和基利加斯特的態度不甚明確，但大部分與會者反對切爾諾夫的提議。革命委員會決定對切爾諾夫的提議和關於這一問題的決定加以保密。��

在革命委員會3月11日的會議上根據佩特里琴科的提議討論了起義者以後的戰術問題，因為被包圍的喀琅施塔得已陷入困難的境地。可以確定，彼得格勒工人沒有響應喀琅施塔得要求給予幫助的號召，糧食儲備到3月31日將被用盡，對兵變要塞已形成強而有力的包圍圈，為了挽救局勢必須下決心採取一些積極而有力的行動。��

佩特里琴科提醒與會者注意，在當前形勢下有三條路：1、完全投降，祈求布爾什維克和紅軍的寬恕；2、把喀琅施塔得的全體居民遷移到芬蘭沿岸，然後在喀琅施塔得布雷，分出一部分軍隊進攻奧拉寧包姆，其餘的部隊留守崗位從要塞和軍艦上向紅軍開火，進行戰鬥，大炮和彈藥暫時還夠用，然後炸毀喀琅施塔得；3、向全世界發出呼籲，請求援助，為了防衛不惜用任何方法去獲得援助，援助方也不會有什麼損失。經過討論，大部分委員會成員贊成最後一種辦法，並通過了這一決定，以在部隊和工人中進行討論。確實進行了類似的討論，大家都贊成革命委員會的決定。這樣，戰鬥自身發展的邏輯結果是促使喀琅施塔得起義者不顧那些戰鬥一開始為之奮鬥的目標，而直接與反動勢力擁抱。迅速地鎮壓了兵變讓白衛軍分子和口號沒能最終顯現出來。��

根據海岸部主任扎列諾伊的口供，在喀琅施塔得被攻陷的前一兩天，在要塞司令部佩特里琴科、索洛維亞諾夫、通訊部部長和一名要塞工程師舉行了會議，討論了恢復伊諾要塞現有電纜的電話通訊問題以及鋪設電纜至更遠的捷里奧克的問題。但這個計劃照現在看來是沒有來得及實現。革命委員會向國外發射了一系列電波。兵變者因為維利肯男爵的到來，稍稍有所振作，但很快士氣又低落下來了。��

3月17日，佩特里琴科通知革命委員會成員，司令部決定退到克拉斯諾阿爾梅伊斯基和托特列邊要塞，在要塞的掩護下退到芬蘭岸邊。當天晚上，“塞瓦斯托波爾”號和“彼得羅巴甫洛夫斯克”號也得到了司令部這樣的命令。司令部從眾所周知的革命委員會發出炸掉炮閂以毀掉軍艦上的大炮的命令，但艦隊不願執行這項命令。“塞瓦斯托波爾”號和“彼得羅巴甫洛夫斯克”號的部分共產黨員(“塞瓦斯托波爾”號上水兵沒有逮捕一名共產黨員)利用混亂狀態和艦隊的猶豫不決迅速逮捕了指揮官。“彼得羅巴甫洛夫斯克”號軍艦僅僅一小部分人在艦長的領導下躲了起來。這兩艘軍艦的成員幾乎都留守原地。從喀琅施塔得逃出了約800人。僅僅抓住了三名委員會成員——佩列佩爾金、韋爾希寧和瓦利克，重要的軍事專家——德米特里耶夫、卡爾賓斯基、扎列諾伊，編輯部工作人員——洛馬諾夫和弗拉季米羅夫，少數其他的或重要或不太重要的運動參與者也被逮捕。我在這裡沒有提及紅軍在進攻起義的喀琅施塔得的軍事行動中的種種細節。我偵察的任務是查明個別黨和軍事集團在起義發生、發展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這次起義的組織者和鼓動者與在蘇維埃俄國境內和國外活動的反革命政黨和組織的聯繫。但這樣的聯繫並未建立。正如我已經指出的那樣，起義是自發產生的，要塞幾乎所有居民和駐防軍都捲入了這一旋渦。喀琅施塔得起義是現階段小資產階級自發運動的最後和弦，這一運動是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和共產主義制度的反映，是農民和工人階級的落後階層對蘇維埃政權糧食政策的不滿，是他們對政權加於小私有者自由周轉上的桎梏的公開反抗。原料危機，隨後發生的縮減運輸工具和部分工業企業停產，飢餓加劇——這都加速了不滿的爆發。如果說喀琅施塔得的起事起到了用武裝力量批判蘇維埃政權的作用，這是因為：第一，大部分水兵沒有中斷同農村的經常性聯繫，而他們的社會成分都屬於農民；第二，水兵常常趨向於武力，這就是武力；第三，共產主義組織災難性的崩潰。喀琅施塔得沒有一支無產階級、哪怕是半無產階級的隊伍。影響喀琅施塔得起義產生、發展的口號，大多是有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工人提出的右翼口號。我重複一句，惟一的大型政治組織——共產黨組織的瓦解起到了巨大的作用，這一組織本是善於團結大眾的。喀琅施塔得駐防軍和工人通過決議的基本要求與右翼社會革命黨、社會革命黨這些極端主義分子的基本要求是一致的。這點由社會革命黨重要成員、極端主義分子洛馬諾夫是兵變的參與者得到證明。總的印象是，整個起義帶有右翼社會革命黨的性質。值得注意的是，廣大人民群眾不想聽到關於立憲會議的聲音。最後應該說，落後工人和半無產階級的熱月黨人的情緒，是由於長期危機造成的疲憊和全世界共產主義革命速度的放慢引起的，代表大會的無黨派工人和紅軍有可能成為我們敵人的危險武器，他們企圖在無黨派的幌子下利用大眾的情緒。在召開類似的代表大會時應十分謹慎，因為到那時任何無黨派代表大會都有可能宣布自己為罷工或起義委員會。

1921年4月5日

[作為補充，加入報告者簡介。“阿格拉諾夫：1919-1920年任人民委員會秘書，1919年5月起兼任全俄肅反委員會主席團特派員，積極參與鎮壓喀琅施塔得起義及後來對喀琅施塔得人的迫害，1921年任小人民委員會秘書，1923-1937年擔任內務人民委員部國家政治保衛局的領導職務，1938年被捕並被槍決。”[2]“1934年7月10日，政治局最終通過了關於成立內務人民委員部和特別會議的決定，並在當天獲得中央執行委員會決議批准。根力赫·亞戈達被任命為內務人民委員，而他的副手分別是：阿格拉諾夫（第一副手）”[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