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幼田：中共壯大之謎（5） - 在血肉長城後面 和平奪權的山西模式
作者謝幼田，明鏡出版社出版
第三卷 一、在血肉長城後面
日本人侵略中國，是一群狂熱而無知的軍國主義份子主導的結果。他們沒有稍微深刻一點的關於中國歷史文化知識，只是利慾薰心，迷信武力解決一切。
本世紀的中國歷史，由上層的戊戌變法拉開序幕，然後是席捲全國的辛亥革命；再後是波瀾壯闊的五四文化思潮運動，直到抗日戰爭爆發。其根本的動力是民族復興運動。哪怕這運動曲曲折折。
日本侵略中國，從根本上觸及到了方興未艾的中國民族主義問題。這就全面地引起了中國人的極大反抗，這是日本侵略者失敗的根本原因。
但是中國是一個弱國，從鴉片戰爭起的一切對外大小戰爭都是戰敗者，如果無準備地倉促抵抗，很可能招致亡國。所以蔣介石領導的國民政府一再忍讓，受盡了屈辱謾罵，但是，日軍所挑起的“七七事變”已經使得中國沒有退路。蔣介石委員長在1937年7月17日在廬山發表了著名的最後關頭演說，體現了中國不能再忍讓，而要奮起抵抗的民族精神：“我們既是一個弱國，如果臨到‘最後關頭’，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國家生存。那時候，再不許我們中途妥協，須知中途妥協的條件，便是整個投降，整個滅亡的條件。全國國民要最認清所謂‘最後關頭’的意義。……”蔣介石的談話非常沉痛，有理有情：“今日的北平，如果變成昔日的瀋陽；今日的冀察，亦將變為昔日的東四省。北平可以變成瀋陽，南京又何嘗不可變成北平！所以蘆溝橋事變的推演，是關係中國國家的整個問題，此事能否結束，就是最後關頭的境界。萬一，真到了無可避免的‘最後關頭’，我們當然只有犧牲，只有抗戰；但我們的態度只是應戰，而不是求戰；應戰是‘最後關頭’必不得已的方法。……我們固然是一個弱國，但不能不保持我們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負擔起祖宗先民所遺留給我們歷史上的責任……。”（注1）
事雖至此，蔣介石仍然沒有放棄最後一刻交涉的機會，因為弱國對強國的情勢下，爭取時間準備戰爭，至關重要，並且日本內部對中國那致允賈彰揮腥〉靡恢碌囊餳０湊戰槭墓婊泄鷳胄枰魷執氖Σ拍芏願度氈揪櫻墒譴?ldquo;九一八”到“七七”事變悄悄準備的結果，中國的現代化師，只有大約二十四個。
在一切和平的努力都失敗以後，中日之間的全面戰爭終於爆發。蔣介石在1937年7月31日，發表了《告抗戰全體將士書》，這一歷史性的文告全文如下：
“這次蘆溝橋事變，日本利用了卑劣欺騙的方法，占據了我們的北平、天津，殺死我們同胞百姓，奇恥大辱，痛心之至！自從九一八以後，我們愈忍耐退讓，他們愈兇橫壓迫，得寸進尺，了無止境。到了今日，我們忍無可忍，退無可退了。我們要全國一致起來，與倭寇拼個你死我活！我們軍人，平日受全國同胞的血汗供養，現在該怎樣忠勇奮發，以盡保國保民責任！我個人做了全國的統帥，負着國家的存亡、將士生死的全責，自然要竭我心力，操着最後必勝的把握。在此時刻，將要與倭寇拼命抗戰的時候，特地提出下面重要五點，希望大家注意：
“一、要有犧牲到底的決心──戰場的勝負，全在精神。我不怕他，他必怕我。怕人的一定失敗，不怕人的一定勝利。只要我們抱定犧牲到底，忠勇不怕的革命精神，向前殺去，倭寇必敗無疑。
“二、要相信最後勝利一定屬於我們──倭寇到我國內地來作戰，因為到處地形生疏；而且到處人民都是我們的同胞，就是他們的仇人，幾乎到處都有寸步走不得的形勢。只要我們誓死拼命，消耗他們的勢力，一定能夠爭得最後勝利。
“三、要運用智能自動抗戰──關於整個得戰略，當然由最高統帥部頒發指示；而對於各部隊所擔任範圍以內的事，都應該由各單位的主官自動運用智能，以謀爭取勝利。
“四、要軍民團結一致親愛精誠──任何戰爭，得到民眾幫助的，一定勝利。這次抗戰，應該發動全體民眾來和敵人拼命。但是要希望民眾和軍隊合力一心，一定要先對民眾表示親愛精誠，痛癢相關，甘苦與共。這樣軍民團結，民眾自然樂於幫助，漢奸自然不會發生，敵人未有不打敗仗的。
“五、要堅守陣地有進無退──我們革命軍的精神，就在於有進無退。我們革命的成功，也就在於有進無退的連坐法。過去作戰如此，現在對倭寇作戰，更應該實行連坐法。使得勇敢的可以放心，怕死的要退也不敢退，才可以得到最後勝利。”（注2）
沒有精良的武器，就只有靠全國的軍隊民眾的團結一心，築成血肉長城，抵抗侵略。蔣介石的這篇文告，正是出於這點。後來在戰爭一再失敗，退卻再退卻，每一次日本侵略者都以為中國會投降屈服，但是中國始終堅持到底。這體現的，正是在以上公告中的不屈服的民族精神。中國軍民以血肉長城阻擋了日本軍隊極為精良的飛機大炮和坦克。
七月七日，日軍在蘆溝橋挑釁以後，二十九軍司令部立即發出保衛蘆溝橋和宛平的命令，要求前線的官兵與蘆溝橋共存亡：“蘆溝橋即為爾等之墳場”，駐守鐵路橋頭的二十九軍兩個排的士兵，在凌晨最初的衝突中幾乎全部戰死，無一後退；與此同時，日軍炮轟緊靠蘆溝橋頭的宛平城，並由六輛裝甲車為前導，企圖占領，被二十九軍官兵擊退。晚上十時，兩連步兵組成大刀隊，每人帶大刀、手槍、和四枚手榴彈，摸入鐵橋附近的日軍陣地，將敵人殲滅；二十八日，日軍進攻南宛，曾經參加長城抗戰的二十九軍副軍長佟麟閣直接到第一線指揮，他在腿部受傷以後仍然不下火線，接着犧牲在日本飛機的轟炸之中，而第一三二師的師長趙登禹幾處負傷，在左臂受重傷後仍然堅持指揮，最後拼死在南宛。
蘆溝橋事變一開始的戰鬥，就象徵着中國人的拼死精神和以血肉抵抗強敵的勇氣，這是日本軍閥所不曾料到的。
八月十三日，面對日本軍人在上海的一再挑釁，軍事委員會蔣介石委員長在深夜下令精銳的第五軍向日本軍隊發動總攻擊，第八十七師進攻日本俱樂部和海軍操場；第八十八師在八字橋一帶與日軍展開激烈的肉搏戰，“八一三”淞滬抗戰爆發。在大約一百天的時間內，日本軍隊指揮前後投入十幾個師團接近三十萬人，飛機五百多架，艦艇三十餘艘，長官幾次易人。日本軍隊傷亡超過四萬人，日本人狂妄地打算三個月滅亡中國的計劃完全被中國軍民所粉碎；中國軍隊以比日本軍隊差的多的武器，忍受着日本飛機大炮的強力攻擊，每小時的傷亡人數以千計，犧牲人數接近三十萬，有時候整營整連犧牲，卻沒有退後的；中國軍隊的將軍在前線陣亡了十幾位。中國人以血肉之軀保衛國土。
這就是在抗戰爆發的時候，華北和華東兩個戰場上，中國軍隊所體現的不屈辱、不投降的中華民族氣概。
十二月十三日，南京淪陷。日寇瘋狂大屠殺，有三十萬以上軍民慘死，日本軍閥再次企圖迫使中國屈服。蔣介石發表了《我軍退出南京告國民書》說：“這次抗戰，為國民革命過程必經之途徑。中國欲外求獨立，內求生存，解放全民族之束縛，完成新中國之建立，總不能不經過此艱難奮鬥之一役。既明革命過程中之中國當以抗戰到底為本務，則無論目前形勢如何，惟有向前邁進，萬無中途屈服之理。屈服即是自促滅亡；”蔣介石抗戰到底的決心，與國民革命的理論聯繫起來，就更加不可動搖。
日本人在遠東，從來以蘇聯為假想敵，不把中國人放在眼裡，只想迅速占領中國以後與其它列強打世界大戰，現在開始陷入了其戰略計劃以外的戰爭泥淖。日本近衛內閣擔心戰爭會長期化，損害日本根本目標與和利益，為了不始戰爭擴大，發表《一·一六聲明》，參謀本部也規定進軍界限，並且在中國扶植傀儡政權，也通過德國、英國調停，但是中國聲明在主權問題上不可談判，日本軍方的狂妄也使得戰爭突破每次規定的界限。
在國際環境方面，英國忙於對付德國的威脅，美國普遍的孤立主義傾向，只想在戰爭以外，法國則自顧不暇。因此在1937年11月在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開幕的九國公約會議，日本可以漠視不參加，最後通過的宣言也就輕描淡寫。
可是蘇聯的態度不一樣。“九一八”以後不久，中國國民政府和蘇聯政府為了對付日本，在1932年12月正式復交。因為蘇聯一直占領着中國外蒙古問題，兩國正在進行交涉。可是蘇聯乘人之危，在1936年3月和外蒙古簽訂《俄蒙互助協定》，那時候中國政府內有中共的武裝蘇維埃割據，外有日本霸占中國的東北，根本無法顧及。蘆溝橋事變發生以後，中國的堅決抵抗，極大地減輕了蘇聯在遠東所受到威脅，蘇聯希望戰爭長期化，拖住日本，所以中蘇在8月21日簽訂了《中蘇互不侵犯條約》，中國從這裡得到了一些國際援助。但是蘇聯毫無信義，在受到的威脅減輕以後，卻先後與德國和日本簽訂條約，中止了對中國抗戰的援助。
在這樣的國際環境之下，誰也依靠不住，中國國民政府只有依靠自己的人民，依靠人民同仇敵愾的志氣，依靠士兵（拿着武器的人民）以劣質的武器，以血肉與世界一流的日本軍隊較量，沒有任何其它可能的選擇餘地。
在上海淞滬抗戰在緊張進行的時候，華北的日本軍隊進攻山西，太原會戰開始。華北的日本軍隊要南侵，山西是南下的側翼，必須要先清除之，所以日軍在忻口、娘子關與國軍展開激戰。
太原北面的最後一道關口是忻口，以衛立煌統領第十四集團軍為前敵總指揮，並且以第六和第七集團軍配合。十月一日，日軍發動進攻。為了使忻口獲得時間做防守準備，在崞縣的十九軍受命死守縣城。在日軍重炮和飛機的猛轟之下，第四零一團從團長到士兵全部壯烈陣亡，第四零七團也大部份陣亡，官兵以血肉阻擋日軍整整一個星期；堅守原平鎮的第三十四軍第一九六旅在旅長姜春貞帶領下，冒着日軍的飛機、坦克、大炮死守，用大刀和日本鬼子展開巷戰，足足守了三天，姜旅長與大多數士兵壯烈成仁；十月十三日，日軍猛攻忻口西北側南懷化高地，中國軍隊頑強抵抗，陣地幾次失而復得。在保衛忻口得戰鬥中，中國軍隊傷亡五萬多，日軍傷亡兩萬餘人，國軍第九軍軍長郝夢麟、第五十四師師長劉家騏、第五旅旅長鄭廷珍等將軍都流盡了最後一滴血。
十月中旬，占領石家莊的日軍從東部沿着正太鐵路向山西進犯，第三軍、第二十六路軍、第二十七路軍奉命扼守東部門戶娘子關，孫連仲帶領第二十六路軍在陽關和日軍激戰，在日軍優勢火力掩護下雖然一度阻擋了敵人的進攻，但是在十月二十六日，娘子關仍然失陷，太原也就在十一月八日被日軍占領。中國軍隊以近八萬人傷亡的代價，阻擋了日軍一個多月的進攻。
十二月十三日，日軍占領南京，進行了大屠殺。根據中國政府檢察官在一九四六年五月向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提交的被殺害最後數字，共有軍民三十九萬一千一百七十一人被殺；南京大學歷史系和中國第二檔案錧在一九八四年的統計，被屠殺的有三十四萬人，其中集體被屠殺的有十九萬人。
最激烈的戰鬥是徐州會戰，徐州自古是戰略要地。徐州位於京浦與隴海兩鐵路的交點，國軍控有徐州，可使北平、南京兩地日軍隔絕，也可阻自東海登陸之日軍，不能沿着隴海路西進。如果日軍奪得徐州，則可使其已攻占的北平、南京取得聯繫，使華北與華中的日軍兩股軍隊會合，進而可循隴海鐵路西進，威脅西安；或自平漢鐵路南下，直趨武漢。
開戰以前，根據中華民國國防部的資料，中國軍隊總兵力為四十五萬人，由第五戰區負責防守，司令官李宗仁。日軍總兵力為二十四萬人，南北方的司令官都是大將軍銜，並且由大本營作戰部長赴濟南，擔任南北軍的聯絡指導。國軍對沿津浦路南下的日軍展開攻勢，對北上的日軍展開守勢。
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四日，國軍在濟寧、汶上附近發動攻勢，企圖阻止日軍華北方面軍南下，雙方激戰至二月二十五日，日軍占領嘉祥，國軍付出大約九千人的傷亡才撤退。
滕縣為津浦路北段要點，日軍在三月十五日發動進攻，駐守滕縣的是川軍第二十二軍代軍長兼第一二二師師長王銘章將軍指揮的三千多人。日軍三萬多人以飛機、大炮、坦克等優勢火力猛攻，城牆多處被攻破。王將軍在十七日發出與城共存亡的電報：“目前敵用野炮、飛機，從晨至午，不斷猛轟，城牆缺口數處，敵步兵屢登城垣，屢被擊退。憶委座成仁之訓，開封面諭嘉獎之詞，決心死力扼守，以報國家，以報知遇。”（注3）王將軍受傷後仍然擊斃日軍三人而犧牲，一同犧牲的還有參謀長趙渭濱等。國軍在滕縣損失兵力大約兩千人，滕縣失陷。但是滕縣的阻擊，為台兒莊後來的勝利創造了條件。順便提及的是，王將軍在成都鹽市口街的銅像在一九五零年中共入城之初就被毀掉，王將軍和趙參謀在成都的墳墓也相繼被毀，屍骨無存，毛澤東當局一直用各種方式企圖抹去國軍抗戰功勞。鄧小平時代予以恢復的王、趙二位將軍的墳墓是空空的。
在三月十四日開始的魯南的重鎮臨沂保衛戰也是非常激烈的，是徐州會戰的重要組成部份。龐炳熏率領的第四十軍和張自忠率領的五十九軍在戰區參謀長指揮下激戰。龐軍長在三月二十五日向戰區的報告顯示戰鬥的殘酷：“……職軍前摧破板垣部隊，已苦戰月余。今當敵新銳之眾，縱傷亡十之七八，然為國家、為主義而奮鬥，全體官兵苦戰精神始終貫注，死而無怨，益自北伐十餘年以來革命意志如願以償。惟當此緊要關頭，遭此摧殘，殺敵有心，恨乏勢力，揆之現勢，臨沂城危急萬分。”（注4）臨沂在四月十九日失守，國軍在該戰役中參戰部隊約五萬人，傷亡官兵約一萬人。
台兒莊附近的戰鬥在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七日至四月十九日進行，這是中國軍隊在抗日初期第一場獲得勝利的著名戰鬥。參戰的兩個軍團的數萬人，幾乎人人視死如歸，沒有一個逃兵；堅守台兒莊中心的第三十一師，在犧牲極大的時候，仍然不退後，最後等待到了援軍，一起反攻。日軍在《戰鬥詳報》中所反映的中國軍隊的抵抗情況，是在台兒莊戰鬥的所有國軍的寫實：“敵軍二十七師第八十旅，昨日以來，其戰鬥精神，其決死勇敢的氣概，無愧於蔣介石對他們的最大信任。他們憑藉着散兵壕，全部頑強抵抗至最後。該敵在狹窄的散兵坑內，重疊相枕，力戰而死之狀，雖是敵人，觀其壯烈之態，亦為之感嘆。戰鬥中曾使用翻譯勸其投降，但無一應者。敢於戰至屍山血海，此種情形並非獨為皇軍所特有，為皇軍計，對此應有所警惕。”（注5）最後在台兒莊內的來不及撤退的日軍，都集體自焚而不投降，可見勝利來之不易。台兒莊戰役的總指揮官李宗仁在回憶錄中說：“戰後檢點戰場，掩埋敵屍達數千具之多。敵軍總死傷當在二萬人以上。坦克車被毀三十餘輛，擄獲大炮機槍等戰利品不計其數。磯谷師團的主力被徹底殲滅。台兒莊一役，不特是我國抗戰以來一個空前的勝利，可能也是日本新式陸軍建立以來第一次的慘敗，”（注6）
由於台兒莊大捷，使不可戰勝的“天皇軍”受辱，並且發現中國軍隊大批集中在徐州附近，日本最高統帥部決定抓住戰機，企圖在徐州殲滅中國軍隊的主力，以便迫使中國政府屈服，於是立即發動了徐州會戰。日軍在中國關內的總兵力是十五個師團又四個混合旅團，徐州會戰投入了九個師團，占在華總兵力的一半以上，並且從關外抽調部隊，總共約三十餘萬。中國軍隊則有六十餘萬，共六十四個師又三個旅。戰爭從四月下旬至五月十九日，前後經歷一月余，非常激烈，例如鎮守蒙城的廣西軍隊一七五師的一個整團，一千多官兵全部英勇犧牲，無一個投降後退。雖然徐州被放棄，但是日本方面企圖殲滅中國軍隊主力的企圖沒有得逞。日本軍方以為中國軍隊會向西沿着隴海鐵路撤退，但是中國軍隊成功地撤向西南方面，日軍的戰略企圖並沒有實現。
從淞滬抗戰到徐州會戰的五個多月的時間內，在世界一流的強敵面前，中國的國土不斷被日軍侵占，但是日本人速戰的戰略企圖被粉碎。中國人以血肉換取了時間。
日本軍隊乘占領徐州之勢，立即發動武漢會戰，武漢會戰主要是在武漢周圍的戰鬥。武漢的重要性在於：“武漢三鎮，為華中之政治、經濟、交通、工業中心，且為南京撤離後之軍事指揮中心，關係重大，為一嚴重地區，若日軍欲以武力屈服中華民國者，則非攻略武漢不可。國軍則為達成‘持久戰略’之目的，亦將利用江北之大別山，江南之幕阜山有利地形，遲滯日軍，換取時間，俾東南之人力、物力，得有餘裕時間向西南大後方轉移。”國軍集結得總兵力約七十五萬人，主要是陸軍，空軍、海軍微不足道。日軍總兵力約二十五萬人，但是日軍有重炮兵兩個旅團，和戰車兩個聯隊，海軍艦艇一百二十艘，飛機三百架。沿着隴海鐵路西進的日軍被花園口決堤得黃河所阻了幾個月，只好從長江溯江而上，在大巴山區卻被國軍孫連仲部阻擊，日軍第十三、十六兩個師團損失慘重，但是因為武器訓練都很差，中國軍隊的損失也慘重，如第七十一軍的三十六師，在防守金富山時，只剩下一個團。經過三個多月的抵抗，左右翼兵團皆難以繼續支持，並且廣東被日軍在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一日占領，於是在十月二十五日晚放棄武漢。
從七七事變到廣州、武漢失守，經歷了十六個月。日本的速決戰失敗了，日本軍隊一再尋求的消滅中國軍隊主力的計劃也沒有實現，反而陷在了中國的持久抗戰之中，這一切完全在東京的意料之外。另一方面，中國的大量土地被日軍占領，人民生命財產損失巨大，幾乎以中國人的血肉來阻擋住日本軍隊的進攻。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凝聚在抗戰，凝聚在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中國沒有屈服投降，而是將首都遷移到四川重慶繼續抗戰。
武漢的失守，標誌着中國的抗戰進入新的階段。
在開始浴血抗戰的時候，中共在做什麼？
中共向外發展選中了山西省。還在中共從江西撤退至貴州的時候，毛澤東在遵義會議掌權的最初，就打算至四川建立根據地，結果丟盔卸甲，被趕往四川最西部靠近西藏的最苦寒的大山區，在四川根本立不住腳，中共不可能向南發展；往西北發展，企圖打通新疆與蘇聯建立聯繫的軍隊，幾乎全軍覆沒於河西走廊，陝西北面是蒙古高原，對於志在奪取全中國的中共來說，沒有意義。只有向東的山西，面向華北平原，既有太行山、恆山、五台山易守，又有豐富的資源可以養活軍隊，北平、天津近在咫尺，毛澤東說：“如山西高原全境保持我軍手中，則隨時可以居高臨下，由太行山脈伸向平漢北段和平綏東段，威脅敵在華北之平津軍事基地，使敵向平漢南進及向綏遠的進攻感受困難。故山西為敵我必爭之戰略要地。”（注7）還在西安事變以前，中共軍隊就以抗戰為名東渡黃河，結果被閻錫山統帥的軍隊打了回來，陝北根據地的創始人之一劉志丹就死在那次戰鬥中。
如今日本軍隊要奪取山西，以抵禦日本軍隊為名在山西發展，對於中共來說，是天賜良機。早在一九三六年九月，為了對付日本人，第二戰區長官閻錫山就與中共黨人薄一波等建立抗日組織“犧牲救國同盟會”；在一九三七年平津淪陷不久，閻錫山感受到日本侵入山西的壓力，不得不與共產黨人聯合建立新軍，新軍達五萬多。還在各個基層建立的“民族革命戰爭戰地動員委員會”等組織，以擴大抗日力量。但是抗日者與共產黨合作，想到的是抗日，而共產黨人與國民黨人合作，想到的是奪權。這些“犧牲救國同盟”等抗日組織，正是這樣被共產黨人利用而篡權，成為了中共的外圍組織。如今日軍全面進犯山西，國民政府和閻錫山都歡迎八路軍開赴第一線去抵抗日本軍隊，進一步加強抵禦日本軍隊的力量。
一九三七年八月下旬第一一五師先頭部隊開入山西；八路軍的另外兩個師也在九月開入山西，朱德、彭德懷、任弼時等中共軍隊主要指揮官也在九月中旬到達太原。中共中央最初將三個師都部署在太原以北的恆山山脈的五台、孟縣等地。這是八路軍第一次開赴抗日前線，也是按照洛川會議的保存和發展壯大勢力的決議的第一次行動。
這時，日本軍隊正在沿着平綏鐵路南下，中國軍隊第九軍、第十四軍、第十五軍、第十七軍、第十九軍、第三十三軍、第三十四軍、第三十五軍、第六十一軍等中國軍隊都集結在太原北面準備保衛太原。按理說，正好在太原北面的八路軍也應該參加這保衛太原的行列。但是在日軍開始南下的九月，毛澤東立即命令在太原北面八路軍轉移，全面重新布置三個八路軍的師的防地。中共中央黨史出版社出版的《抗日戰爭時期國共關係紀事》一書對一九三七年九月十七日記載道：“……由於日軍在華北以相當數量兵力沿平綏線進攻山西，企圖奪取太原，威脅友軍側背，為使八路軍在戰略上展開於敵人之側翼，鉗制敵人進攻太原和繼續南下，援助友軍，進行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中共中央決定變更八路軍全部去恆山的部署，改為三個師分散配置。”即在日軍到達山西以前，其他中國軍隊都待命拼殺的時候，八路軍突然化整為零。
中共中央黨校研究抗日史的專着中，就毛澤東這一策略敘述道：“短短一個多月時間裡，八路軍三大主力揮師東進，氣勢如虹。中共中央軍委原擬將三大主力部署在五台、定襄、孟縣為中心的恆山山脈地區，創建抗日根據地，鉗制與消耗敵人，配合友軍作戰。但由於華北戰場敗退，九月中旬，由板垣征四郎指揮的七萬多日軍已先後占領晉北要地大同、廣靈、蔚縣等地，正向雁門關、平型關一線的長城各口進擊，企圖直下太原；沿平漢線南下的日軍也正向石家莊一線發動進攻，這樣，恆山山脈勢必成為日軍奪取晉察冀三省之戰略中樞，我軍將處於敵之大迂迴的極其被動的地位。鑑於此，中共中央軍委毅然改變計劃，決定第一二零師轉至以管溱山脈為依託的晉西北地區；第一二九師於適當時機以呂梁山脈為依託的晉西南地區；第一一五師進入恆山山脈南段，並準備逐漸南移，展開於太行太岳兩山脈中。”（注8）這樣，一一五師立即離開恆山山脈，開向五台、繁峙、靈丘等晉東北地區，並且向河北省阜平地區前進；一二零師主力則開赴寧武等晉西北地區；而九月底才從陝北出發的一二九師，直接進入晉東南地區。八路軍的三個師在太原會戰和忻口保衛戰前夕，迅速脫離在太原北面可能和南下日軍作戰的位置。
現在公布的文件中缺乏國民政府的有關文件，但是從毛澤東的有關命令中，可以看見閻錫山希望八路軍參戰，但是毛澤東命令不要動搖避戰的方針。這個電報指令在九月十六日，即正是八路軍從晉北可能的正面前線迅速撤退到安全地帶的時候，電報如下“林彪同志並告朱、任、賀、關、雪楓：（甲）據彭雪楓稱，日寇某軍自天鎮向廣靈，關東軍自蔚縣急進，晉閻擬集中十四個團與敵決戰，希望我百十五師參加作戰等語。（乙）我軍應堅持既定方針用游擊戰鬥配合友軍作戰，此方針在京與蔣如何決定，周彭又在晉與閻當面決定，基本不應動搖此方針……。”（注9）非常明顯，不管形勢如何危急，閻錫山如何希望八路軍的一個師，而不是三個師參戰，毛澤東仍然不動分毫。九月二十一日，朱德和周恩來抵達山西代縣和嶺口第二戰區長官司令部，同閻錫山會商，就是貫徹毛澤東的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的指令，即將和日本軍隊決戰的閻錫山也不得不同意。
毛澤東在太原會戰即將開始的九月二十二日，進一步直接命令彭德懷，只能將部隊放在敵人的側翼，“以創造根據地發動群眾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為主”。在毛澤東保存進入山西抗戰的兵力時，在山西的忻口血戰中，國軍將士傷亡五萬多人。
但是毛澤東雖然把“自由作戰”的八路軍，在十月一日的開戰前夕轉移到了安全地帶，仍然不滿足，毛澤東需要宣傳效果，所以後來一再命令八路軍的將領要打小仗，以便進行宣傳。毛澤東指令朱德、任弼時、周恩來、劉少奇、楊尚昆：“多打小仗，興奮士氣，用以影響全國”；直接命令林彪、徐向前、賀龍也是“打幾個小仗”；命令劉伯承也要“多打幾個小仗”。（注10）毛澤東的居心，國共兩方面的領導人皆知，而老百姓知道的卻是共產黨的宣傳。
林彪所參與的平型關戰役，正好滿足毛的打小仗，大宣傳的需要。
平型關戰役的確是一次重要戰鬥，是太原會戰的一部分；太原會戰分東部和北部兩部份，平型關戰役屬於北部的戰役；北部的戰役包括廣靈、平型關、忻口、雁門關；在民國五十一年（一九六二年）中華民國國防部史政局，根據大量原始命令的文件編的最詳盡的《抗日戰史》（共有幾十冊）的“太原會戰”專冊中有三次大戰，平型關算一次，主要戰鬥發生在外圍，平型關本身又只是一部分；但是經過中共長期幾十年的宣揚，其它所有戰鬥都被完全不堤及的情況下，平型關戰役變成了“八路軍打的，林彪指揮的”，幾乎家喻戶曉，也是中共大半個世紀以來僅僅能夠鼓吹參與抗戰的兩次戰役之一（另一次是被毛澤東批評的百團大戰）。因此不得不按照史料，主要是中國大陸最近十多年以來所發表的研究結果略加以敘述。
首先是平型關戰役的參戰部隊問題。
在一九四二年參加新四軍，參加過韓戰，在中共空軍中任職到軍一級參謀長的王輔，在離休後有研究抗日戰爭的兩百多萬字的巨着“日軍侵華戰爭”。關於平型關戰役的參與部隊，該書敘述道：
“（一）楊愛源的第六集團軍負責防守內長城由應縣的北樓口向東經凌雲口至平型關，和由凌雲口經恆山、亂嶺關、松樹山達廣靈東南的刁村一線地區。（按：括弧內是按照中華民國國防部的檔案資料加以補充：包括楊澄源統帥的第三十四軍和孫楚統率第三十三軍）
“（二）傅作義的第七集團軍負責守衛內長城之北樓口向西至溯線的利民堡一線。（包括傅作義統率的第三十五軍和陳長捷統率的六十一軍）
“（三）何柱國的騎兵第二軍守衛平魯至以西的下水角地帶。
“（四）趙承綬的騎兵第一軍防守偏關以東之老營和偏關以北長城外之清水河地區。
“（五）林彪的第一一五師守衛平型關以東至靈丘地區。
“（六）擔任預備隊的第七十一師位於繁峙，七十二師位於代縣，三十五軍位於陽明堡。
“（七）戰區指揮部設於嶺口。”
（按：以上沒有包括前敵總指揮湯恩伯統率的高桂滋的第十七軍和第七十三師；劉茂恩統率的第十五軍，閻錫山所屬王靖國統率的第十九軍）
以上證明，林彪所指揮的一一五師，只是參加戰鬥的一小部份。
其次是戰鬥過程。
平型關戰役參與的部隊是如此之多，現在保留下來的戰鬥過程也就很長，僅僅就平型關一地的記錄簡要摘錄之：
還是根據《日軍侵華戰爭》的敘述：“九月二十一日，在渾源的敵第二十一聯隊粟飯原大佐，率其第一、第二兩個步兵大隊出發，按計劃攻向平型關以北的小道口、羊頭崖、棚子溝等內長城地區，以策應平型關方向作戰，但因遭到國民黨第十七軍的有力抵抗而未達到目的。
二十二日，日軍三浦敏事率輜重部隊（因天氣寒冷，隨軍運輸了大量的服裝），從靈丘出發攻向平型關。該隊從宣化出發向西占領陽原、廣靈、渾源、靈丘等地的作戰中，因未受到大的打擊而放鬆了警惕。
“九月二十五日晨，這支部隊居然在未向兩側山地派出遠方警戒的情況下，以一路縱隊進入了東河南至平型關一一五師設伏的山底夾道陣地。五時左右，一一五師根據林彪師長的命令，在敵人尚未發覺的情況下，突然開始猛烈的攻擊，輕重機槍、步槍、迫擊炮，以濃密的火力對敵射擊，隨之從兩側衝下山的部隊，以大量的手榴彈投向敵陣，緊接着就是近戰衝殺。
“此時日軍的步兵、騎兵、炮兵、汽車部隊等，因已進入山區谷底的一線式夾道，互相受阻運動不開。部份步兵沖向夾道兩旁的高坡，企圖擴大防守陣地，但遭到山上設伏部隊的反擊而被多次打退。谷底的敵軍，則利用兩旁的地形，進行頑抗。此刻敵之炮兵已無法射擊。”
台灣商務印書錧出版的《民國閻伯川先生錫山年譜初稿》中，對於激烈的平型關戰記錄如下：“九月二十二日敵步兵聯合五千人由靈邱南進，薄暮向我七十三師平型關陣地攻擊。翌日（二十三日）大舉來犯，孫楚副總司令當即令八十四師出擊，戰況激烈，小獲勝利，敵勢稍挫。先生（按：此指閻錫山）特令傅總司令作義率領預備隊加入右地區，並與楊總司令愛源聯合指揮作戰，將左地區交第十九軍王軍長靖國代行，二十四日平型關正面之敵，增援數千人，猛烈來攻，我軍奮勇抵抗。是夜，天適大雨，一部守軍放棄陣地，是時，我出擊軍郭宗汾部，已推進至團城口附近，陳長捷部繼之，與敵遭遇於山隘內，敵優勢火力為地形所限，不易發揮，陣地爭奪，全恃肉搏，我程繼賢團長，率部二百餘人，沖入敵陣，與敵同歸於盡，我守團城口高地掩護出擊之蔣延齡連，阻敵十倍之眾，血戰兩日夜，達成任務，全連光榮殉職，其餘各部，亦均士氣激昂，爭相擊敵，每一要點爭奪，常血肉橫飛，敵我莫辨，往複數次，必歸我有而已，雙方犧牲，以此為最，斃敵在五千以上……。”（注11）以上敘述可見平型關戰役戰之激烈程度，是太原戰役的重要組成部份，而林彪的確是襲擊了日軍輜重部隊。
中華民國國防部編寫的多卷戰史《抗日禦侮》中，《廣靈及平型關附近的戰鬥》一節有一萬幾千字，現在選錄與林彪率領的一一五師有關部份如下。先是一一五師為何參加平型關的戰鬥
“九月二十二日拂曉，國軍各部隊配備尚未完成之際，日軍步兵第二十一團以三個大隊為基幹之步炮聯合部隊四、五千人，由臨邱方面向平型關前進，薄暮，向國軍第七十三師平型關陣地攻擊，被國軍第七十三師之第一七九旅擊退，二十三日拂曉，又向平型關口、團城口迄師福溝一帶陣地攻擊，其戰車數十輛沿靈邱至平型關道前進，第八十四師之五零二團立予迎擊，戰鬥激烈，該團團長艾捷三上校重傷，同時日軍二千餘人攻占東跑池高地，國軍獨立第八師兩個連全部犧牲，孫楚副總司令即令第七十三師以一部向北攻擊；第八十四師之第四九九團、第五零一團向南攻擊；獨立第八旅之第六二四團向東攻擊，激戰至晚，雙方均無進展。
“閻長官於當日令總司令傅作義上將率領預備軍加入右地區，並與右地區總司令楊愛源上將聯合指揮該地區之作戰，將右地區之任務交由第十九軍軍長王靖國中將代行。並命令第十八集團軍以第一一五師，由國軍右翼向北攻擊平行關附近敵之側背；新編第二師赴西河口地區待命；第七十師於當晚向大營東北地區前進；第七十二師即向沙河集結待命。”
然後，由第六集團軍總司令部發布傅作義、楊愛源兩位將軍命令，命令原件第四點如下：“第一一五師擔任敵後攻擊，以東河南、蔡家峪為攻擊目標。”（注12）一一五師所承擔的任務，只是全部戰役的極小部份。而且大概因為周恩來、彭德懷向閻錫山提出的不擔任正面戰場阻擊的任務，按命令八路軍只是從側面攻擊。
關於一一五師的戰鬥結果，根據王輔著作：“平型關勝利後，八路軍總部隨即於第二天向南京軍委會等單位發出了捷報：南京：軍事委員會、軍政部、中央日報社：
“捷報：九月二十五日，我八路軍在晉北平型關與敵萬餘人激戰，反覆衝鋒我軍英勇無比，將進攻之敵全部擊潰，所有平型關以北及辛莊、關沙、車跑池一帶陣地完全奪取，敵兵被擊斃者屍橫山野，一部被俘虜。並繳獲汽車、坦克車、槍炮及其他軍用品甚多，正清理中，現殘敵潰退至小婁村，被我四面包圍中。八路軍參謀處。九月二十六日（一九三七年）”這捷報立即成為全國所有報紙的頭一條新聞，全國民眾也為八路軍的勝利受到鼓舞，蔣介石也給八路軍總部發出賀電。中共當局也作為八路軍參加抗戰的最突出成果，被宣傳了半個世紀。那時候能夠將精銳的日軍一萬多全部殲滅，太鼓舞中國人了！
但是，國民政府國防部後來的記載就不一樣：在一九六二年台灣出版的‘《抗日戰史──太原會戰》根據檔案記載：‘第一一五師報稱，向蔡家峪、小寨攻擊之部隊，於十二時左右，在小寨村將敵兵站守備隊步兵約一營全部殲滅，並擊毀汽車八十輛，平型關至靈邱之交通，遂為我截斷。’蔣緯國後來編輯的《抗日禦侮》一書的記載與此大同小異，只是將“一營”改為日軍通常說的“一個大隊”。
究竟是究竟被消滅的日軍是“一萬多”還是一個大隊呢？如果中共的宣傳不能夠相信，國民黨的官方著作也不能相信，都有宣傳之嫌。
日本陸軍部在華北作戰的檔案公布以後，關於平型關作戰的戰果有全部的改正：在一九八三年，權威的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在《朱德選集》的第一百條【注釋】中這樣註解道：“平型關一戰是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五日八路軍一一五師在山西東北部平型關附近伏擊日本侵略軍的一次戰鬥。這次伏擊戰，殲滅日軍精銳的板垣師團第二十一旅一千多人，繳獲大量軍用物資，是抗日戰爭開始後的第一個大勝仗。”這【注釋】把“一萬多人”悄悄改成“一千多人”，通常宣傳殲滅“板垣師團的主力部隊”的戰績沒有了，其中“繳獲大量軍用物資”一說，暴露出是“輜重部隊”，卻仍然說成是“精銳部隊”。
北京出版的《日軍侵華戰爭》一書中這樣敘述戰果：“後來這些逃不脫的敵軍，則用車輛進行防禦，有的躲至車底，戰鬥至最後時，進入伏擊圈的一千多敵人，除有幾個躲在山坡的雨瀝中之外，全數被消滅。敵第五師團司令部的情報參謀橋本順正中佐，因隨先頭部隊搜集情報也在戰鬥中被擊斃。第五師團的作戰計劃圖也被繳獲”。這裡沒有說明是輜重部隊或精銳部隊，沒有再採用中共傳統的殲滅日軍一萬人之說。該書記錄了輝煌的戰果：“這次平型關殲滅戰，一一五師繳獲了野炮一門，輕重機槍二十餘挺，步槍一千多枝，擲彈筒二十餘門，軍馬五十三匹，服裝更多，僅軍大衣即夠一一五師全體指戰員每人一件。繳獲的其它物資，由部隊和民眾兩天也未運完，最後將擊壞的大量汽車等物資全部焚毀。”這證明被殲的是輜重部隊，而不是主力作戰精銳部隊。
在一九八八年，由南京大學的教授專家們編寫的《抗日戰爭的正面戰場》一書中這樣寫道：“第十八集團軍第一一五師奉命向平型關敵側後東河南、蔡家峪發起進攻。二十五日在平型關以東小寨村對日軍第五師團預備隊及輜重隊千餘人進行了伏擊，將其全殲，其中包括中佐一名，摧毀日軍汽車八十餘輛，繳獲大量槍枝彈藥及軍需用品。切斷了平型關日軍與其後方的聯絡，有力地配合了主力出擊，使日軍陷入被包圍的困境。”（注13）這預備隊大概是掩護輜重部隊的。
這樣，具有求是精神的中國學術界的說法，已經和中華民國國防部的記載趨於一致。
日本方面如何記載其損失呢？日本人臼井勝美着《中日戰爭》一書，在昭和四十二年五月二十五日，由中央公論社印行，第十三卷第一二○頁是關於平型關戰鬥，有詳實的記載。之前：“駐靈邱日軍第二十一旅團部接到第二十一聯隊天雨變冷，急需補給的報告，命第二十一連隊輜重隊（大行李隊）以馬五十匹大車七十輛，滿載衣服、糧食、彈藥，由靈邱西行平型關。此一輜重隊系由第十二中隊第三小隊長高橋義夫少尉率領，有輜重兵十五人，特務兵七十人護衛；輜重隊前，則有第五師情報參謀橋本順正中佐乘團司令部小型木炭巴士同行。……此一時刻，新莊淳所率領之日軍第六兵站汽車隊，由矢島俊彥大尉率領第二中隊一百七十六人，乘日產卡車五十輛在前，中西次第八少佐率領第三中隊三十輛卡車在後，自關溝向東出發。新莊淳則乘卡車兵站要員六人、士兵十五人，走在隊伍最前頭（車隊總共八十一輛卡車）。此輛支本非戰鬥部隊──由靈邱向西開的平型關輜重隊，及由關溝向東開靈邱的汽車隊，均於二十五日十時以後，進入第一一五師的埋伏陷井。……在第六八六團居高臨下及第六八七團夾擊衝殺下，日軍輜重之大車隊、馬匹亂擠成一堆，處處挨打。至下午二時戰鬥結束，日軍輜重隊及遂行師團情報參謀橋本順正共八十六人，除輜重兵大賀春一被俘外，其餘均被當場擊斃。”當輜重隊受到襲擊時，在平型關的日軍旅團長三浦急忙派兵救援。“但救援隊開進關溝東面，即遭第一一五師第六八五團伏擊……。至下午戰事結束，日軍第六兵站汽車隊計損失卡車七十五輛，指揮官新莊淳以下四十三人戰死，三十四人負傷，”（注14）根據這些材料，八路軍殲滅的日軍人數是：突擊日軍輜重隊與汽車隊共約二百八十三人，阻攔日軍救援隊約一千人，實際消滅日軍二百多人，焚毀日軍各種車輛一百四十多輛。
抗日戰爭史，就是這樣被中共幾十年的反覆宣傳所扭曲，真正作出重大犧牲和貢獻的國民政府統率的軍隊，卻如此默默無聞。例如就同在山西太原北面的忻口保衛戰中，北京出版社在一九九五年出版的書籍中說：“此次戰役，中國方面投入十三萬人，日本方面開始投入二萬餘人，後增加到五萬餘人。戰役從十月十三日開始，一直打到月底。……軍長郝夢麟、師長劉家祺等數萬人戰死。在忻口戰役中，日軍傷亡在四萬餘人，中國軍隊傷亡在十萬人左右。”（注15）平型關戰役照中共現在的說法，使得日軍傷亡一千人，僅僅是忻口戰役日軍損失的四十分之一。“平型關大捷”如今在中國大陸家喻戶曉，卻很少有人知道在一個月以內同樣發生在山西北面的壯烈的忻口戰役。這正是毛澤東的打小仗，多宣傳，影響全國的策略的成功，而且在這以後，中共連平型關這樣的伏擊戰也不打了，只是躲在中國軍隊所築成的血肉長城背後，發展黨和軍隊的勢力。
現在公布的中共中央有關華北抗日的文件，除了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選集》外，還有根據中央檔案錧的史料編的《晉察冀抗日根據地》一書，其中有平型關戰役正在進行，中國軍隊在忻口正在傷亡十萬的時候，毛澤東在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四日以後連續三天，發出的與正在進行的戰爭毫無關係，而只是發展中共黨的力量的重要指令。毛澤東致朱德、彭德懷、任弼時，並轉告劉少奇、楊尚昆、朱瑞，指令：“林師及王震部均使用於作戰，關於五台山脈之游擊戰爭，應着重發展地方黨的組織。”就是將“着重發展地方黨的組織”，作為游擊戰爭的主要內容，而不是怎樣努力進行戰爭而取得勝利。在二十五日命令道：“整個華北工作，應以游擊戰爭為唯一方向”；並且說：“為此目的，應着重於高級幹部之分配及獨立領導的黨政軍集體機關之組織。要設想在敵整個占領華北後，我們能堅持廣泛有力的游擊戰爭。要告訴全黨，今後沒有別的工作，唯一就是游擊戰爭（要發動黨內外）。”（注16）根據頭一天的指令，中共的所謂游擊戰爭，就是着重發展黨的組織。在二十六日的指令中，指出目前的游擊戰爭“暫時尚無執行的條件，要待敵人更深入、後方更空虛時才可進行”。也就是等到日本軍隊把在山西的中國軍隊都消滅或趕走以後，才能夠有行動。毛澤東有任何在具體的戰爭中去消滅日寇的命令嗎？全部都是如何發展黨的力量；對比這時期蔣介石委員長的有關文件，全部都是去消滅日寇的策劃。日本人的侵略，使得中國共產黨立即從陝北的幾個貧困的小縣城，發展到占領延安的整個陝北地區；再以激昂慷慨的聲明和函電請求奔赴山西參戰，於是不費一槍一彈就將勢力擴張到山西；到了山西除了在平型關參加伏擊以外，迅速將中國共產黨的勢力，以抗日游擊戰爭的名義，擴張至整個華北。
中國共產黨躲在中國軍民的血肉長城的背後，開始了進一步壯大勢力的行動。
【注釋】：
1、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四上下冊，第八十頁，台北，中華民國六十七年。
2、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十五，台北。
3、蔣緯國編著：《抗日禦侮》第五卷第一三四頁，黎明文化事業公司出版，台北，中華民國第六十七年。
4、王輔著：《日軍侵華戰爭》第二集第七四七頁，遼寧人民出版社，瀋陽，一九九零年。
5、黃彥榮著：《抗日戰爭時期國共關係記事》第七六八頁，中共黨史出版社，北京，一九九五年。
6、李宗仁著：《李宗仁回議錄》第七三四頁，廣西人民出版社，南寧，一九六五年。
7、任弼時著：《任弼時選集》第七十七頁，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北京。
8、田酉如著：《中國抗日根據地發展史》的一七八～一七九頁，北京出版社，一九九五年。
9、《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十一集第三三八頁。
10、《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三九一頁。
11、閻伯川先生紀念會編：《民國閻伯川先生錫山年譜》（五）第二零四七～二零四八頁，台灣商務印書錧發行，台北，民國四十二年。
12、蔣緯國編著：《抗日禦侮》第四卷第一五二～一五三頁。
13、張憲文主編：《抗日戰爭的正面戰場》第六一頁，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年。
14、轉引自簡笙簧着《八路軍與平型關戰役》，《國史錧刊復刊第二期》。國史錧印行，中華民國七十六年，台北。
15、《中國抗日根據地發展史》第七九～八三頁。
16、《晉察冀抗日根據地》史料叢書編審委員會，中央檔案錧編：《晉察冀抗日根據地》，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北京，一九八八年。
第三卷 二、和平奪權的山西模式
中共創立華北根據地有兩種不同的模式：第一種是以共同抗戰的名義和國民政府的地方當局合作，幾乎不聲不響，不費一槍一彈就建立了中共的地方政權，即所謂抗日根據地，國民政府及其地方當局在應付日本進攻時根本顧不得，等到察覺和應付時，為時已晚，如山西省就是這樣；在山西得根據地站穩之後就採取另外方式，就是直接用武裝從正在抗日的國民政府的地方政府手中奪取政權，如河北、山東兩省的所謂抗日根據地。這些根據地大多數都是不僅僅在一個省份，而在兩個或幾個省份交界處，使得一個省的地方當局更難於應付。
太原會戰以後，日軍將兵力緊急抽調到徐州參加會戰，想一舉殲滅中國軍隊的主力，山西就空虛了。山西省對於合法活動的中共來說，對比過去井岡山和陝北的窮山惡水來說，好比是海闊天空任魚躍的大好天地。
抗戰爆發以前，中共曾經在江西等地創建過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最後以失敗告終，向西逃跑而有所謂長征之舉。但是抗戰爆發以後就完全兩樣，以抗擊日本侵略者的名義成功地建立了一系列變相的蘇維埃政權──國中之國。首先建立了晉察冀根據地，主要在山西省。
中國共產黨在山西省，利用和地方當局的政治和軍事合作，將閻錫山的政權和新組建的軍隊變成中國共產黨的政權和軍隊。
在河北失陷以後，山西省面臨日本軍隊的直接威脅。閻錫山不得不聯合剛剛發表過《共赴國難宣言》的中共，期望以國共的共同力量來保衛山西。關於中共以閻錫山的名義組織的武裝力量，然後公開舉起中共的旗幟的原委和過程，有關閻錫山的年譜中簡要敘述如下：“‘九一八’事變後，先生鑑於日本軍閥圖我日亟，中日之戰殆不可免，我國以弱敵強，預料此一戰爭將是持久性的全民全面的民族革命戰爭，故認組織、訓練、武裝民眾十分重要，乃先後成立公務人員健身團，以民訓方式調訓公道團幹部及公務人員，並成立軍政訓練委員會、民眾幹部訓練團，分批調訓全省編村村長、小學校長以上各級地方幹部，於調訓公道團幹部時，發起成立犧牲救國同盟會，凡此均為組訓民眾開展游擊戰爭的準備。又鑑於共產份子長於秘密地下工作，而按共產黨紀律，凡黨員被捕自首者，回歸組織必受嚴厲制裁，基於發動民眾，組織民眾之需要，於是將經政府反省院審定釋放之自首反省之共產份子一部願竭誠投效抗戰工作者，如薄一波等，為利用其長於組織民眾，乃收容使參與此項工作。……以後又因戰事需要，全省分設一、二、三、四區行政公署，由楊澄源、趙承綬、孫楚、陳長捷分任行署主任。成立一、二、三、四，四個決死總隊後改為四個決死縱隊，每縱隊轄三個總隊，縱隊相當於一個旅，總隊相當於一個團，……另有在晉西北離石地區有郭挺一成立之工人武裝自衛隊，人數也不到一千人，郭原系共產，於反省後真正反共者，晉西事變時郭被共產份子殺害，部隊被共產份子所裹脅，散歸者不在少數。”（注1）閻錫山在一九三九年九月十八日犧盟成立三周年大會上曾經說過：“犧盟是我親手培養的一個組織，是我直接領導的一個組織，是對抗戰復興已有很多貢獻，盡到絕大努力，今後還要有更多貢獻的一個組織……”其實他培養、領導的這些抗日組織，特別是新軍，在他講話後才三個月，就直接打起了中共的旗號，造成抗戰中的國共最早的衝突。因此中共曾經一再指責閻錫山“不誠”。如今，作為勝利者的中共，其當事人以各種回議錄來證明自己的功勞，將事件的本末和有的相關文件發表出來，是非已經不用旁人評述。
一九四九年以後，在中共政權中曾經長期擔任副總理的山西人薄一波，是當年代表中共與閻錫山合作的第一號人物。薄一波的回憶文章在一開頭就定性說：“山西省犧牲救國同盟會和山西新軍是我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確路線、策略的產物，作為我黨領導之下的特殊形式的群眾團體和軍事組織。”（注2）（按：以下幾條回憶出自同一本資料，不再另外加【注釋】）根據薄一波的回憶，中共黨員薄一波、楊獻珍、廖魯言等組織了山西公開工作委員會，這委員會領導的外圍組織是山西省犧牲救國同盟會和山西新軍，專門和閻錫山打交道，以合法手段控制抗日群眾組織；另外還有張友清領導的秘密臨時工作委員會，即一九三七年十月成立的山西省委，這秘密組織只有中共高層黨員知道，繼續從事秘密活動。這些資料顯示中共在一開頭就玩了兩手策略，使閻錫山受騙上當，辛辛苦苦地幫助建立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特殊形式的群眾團體和軍事組織”。
薄一波回憶道：“閻為人狡猾，城府很深。怎麼辦？我們儘量採取以誠相待的態度。我們不迴避共產黨員的真實身份……。儘可能地說‘山西話’使用閻錫山創造的比較進步的名詞。辦山西當局所允許的事情。趙戴文曾經當着閻錫山的面提出，要求我不要挖山西當局的牆角，我們表示同意，也這樣做的，我們不在山西當局的政府中發展黨員。”與上海的救國會相同的是：都是抗日為名的群眾團體，實際上是共產黨在後面領導的；不同的是，上海救國會是民辦的，和國民政府官方是對着幹的，山西的“犧盟”和“敢死隊”則是官辦的，直接為中共軍隊的發展和國中之國的建立創造了條件。薄一波說：“在黨的正確方針指引和山西各級地方黨委的直接領導下，以主力部隊作堅強後盾，到一九三九年夏，以犧盟會名義組織起來的農救會會員發展到一百七十萬人，工救會會員發展到三十萬人。這時，包括這些團體會員在內，犧盟會的全體會員總數已經發展到三百萬人左右。同時，在山西的七個行政區別中，有五個行政區及行政區所屬的縣政權，完全由我們掌握。在另外兩個行政區里，我們也掌握了部份政權。全省一百零五個縣中，有七十個縣的縣長大部由犧盟會派員擔任。也有從新軍中抽出幹部擔任的，實際都是共產黨人。他們擔任縣長後，進一步改造了區、村政權。這時地方黨委，主要是縣委，大都建立起來。”中共通過合法地、巧妙地“幫助”閻錫山抗日，不知不覺地奪取他們在平時奪不到的政權，山西幾乎赤化過半。雖然閻錫山在一九三九年底組織力量反擊，但已經沒有多大的作用。薄一波繼續說道：“經過長期的鍛練，山西新軍的一些團隊，逐步發展為我軍的主力部隊。”領導北方局的劉少奇評價說：“華北黨在這個歷史時期執行的路線是正確的，是靈活執行了中央路線的，在這樣一個重要的、複雜的、緊急的轉變關頭，我們沒有迷失方向……。”閻錫山並沒有想到這個組織已經被中共不動聲色地偷梁換柱，成為中共奪權的工具；也未預料到在如此非常時期，他正面對抗了日本，背後卻被中共吃掉。直到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中共在晉西將許多新軍拉跑，公開舉起八路軍的旗幟，閻錫山才做出了反應。其實這正是抗戰期間所謂國共合作的寫照，山西是第一個和中共合作的地方當局，是第一個讓中共軍隊在其境內駐紮活動的省份。
綜合各方資料的《山西新軍史料徵集辦公室》發表的資料報道：“‘七七事變’後，薄一波再一次提出組建新軍的建議，閻同意試組一個團。劉少奇聽了匯報說：‘不要說組一個團，就是組一個營、一個連，我們也干。’”可見中共借抗戰的特殊形勢，假國民政府的手，發展一己力量的迫切，同一篇的資料又透露在同一時間中共的內幕：“一九三七年九月，為了發展抗日革命武裝力量，劉少奇同志向華北地區黨組織提出三個月內‘擴紅十萬’的號召。在具體部署時，周恩來同志提出發展十萬部隊的數字應把決死隊和犧盟游擊隊包括在內。他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三日給黨中央的電報中還具體建議‘加強晉東南……以八千人為基礎’來擴大黨所領導的武裝力量。這個方針和部署得到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的同意。”薄一波表面向閻錫山提出組建一個團，薄的頂頭上司具體卻要求“擴紅十萬”；同樣，周恩來在廬山向最高當局提出八路軍和新四軍編制，得到同意後，又在底下大搞編制外成倍的擴軍。中共在山西加緊擴張的時候，正是國民政府領導着淞滬會戰、太原會戰、徐州會戰、武漢會戰，好幾十萬國民政府軍隊的將士犧牲在正面戰場上，雖然在戰鬥中節節敗退，卻在戰略上把日本軍隊拖住，使得日本當局的速決戰失敗。哪裡有工夫來注意背後的芒刺呢？
曾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長的徐向前元帥，記載了在山西如何利用與閻錫山合作的機會來組建中共自己的政權，和用一切手段消滅國民政府領導的敵後抗日政權：“晉東南的‘犧盟會’組織，基本上為我黨所掌握，但各縣、區、村級政權，未根本改造，是一大障礙。這些政權機構的頭頭腦腦，多系國民黨骨幹，對八路軍不信任、不支持，甚至千方百計刁難、限制、破壞，給我軍籌糧、籌款、擴兵，製造重重困難。事實證明，政權不在我們手裡，啥都幹不成，我們與國民黨有統戰關係，不便公開撤換他們，怎麼辦？一是統。部隊開進一個地區，先與國民黨的縣長、區長開談判，曉以民族大義，爭取合作抗日。談判幾條，協議在手，他們違反的話，便可名正言順，興師問罪。二是擠。釜底抽薪，發動群眾，減租減息，爭取一切能夠爭取的力量。我們有了廣大群眾的支持，就不怕他們搗亂。有些頑固地區，縣長見勢不妙，只得捲起鋪蓋溜走，政權便落入抗日軍民手中。……三是武裝打擊。”（注3）有了這樣的手段，才有前面薄一波所說的結果。但是徐向前的回憶說明，中共的作為不是抗日活動，主要是利用抗日打擊國民政府。
對於共產黨人來說，“談判”、“妥協”這一類詞句和西方民主國家的含義不同，中共始終緊握槍桿子，談判、妥協只是武裝奪取政權相配合的手段而已。這一點毛澤東說得最清楚：“所謂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在大革命後期，是一切聯合，否認鬥爭；蘇維埃後期，則是一切鬥爭，否認聯合……今天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不是一切聯合，否認鬥爭；又不是一切鬥爭，否認聯合；而是聯合與鬥爭得兩面政策。”（注4）在共產黨人的眼中，社會是分成不同階級的，蔣介石、閻錫山這樣的人，永遠是“大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的代表人物，今天的聯合，是為了明天的消滅。比如對於蔣介石，在抗戰初期是合作對象，但是蔣介石開始對抗中共以後，就變成了敵人，中共的統一戰線對象成為了其他的國民政府的各種成員，但是這些人物仍然是“資產階級”的。周恩來在一九四五年說：“對統治階級營壘中的不一致，要分別清楚那一種性質的。比如說現在的大後方，反對蔣介石法西斯獨裁專制的，有許多地方實力派，在這一點上當然可以跟他們聯合。但是一定要懂得他們本身還是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他們同蔣介石在反對民主這一點上沒有根本區別，在抗戰不徹底上也沒有根本區別。所以，他們同蔣介石的矛盾是統治階級之間的矛盾。‘左’的觀點不承認這種矛盾，認為凡是敵人，在一個時期內都要一律打倒……右的觀點把昨天是朋友而今天已成為敵人的人仍當做朋友。”（注5）在毛澤東的“以革命的兩手對付反革命的兩手”策略面前，在日本人的正面軍事壓力下，國民政府有點束手無策。
中共能夠這樣做的基礎，就是掌握着軍隊，八路軍的三個師都在山西省。一二零師的師長賀龍，正是積極貫徹毛澤東的指令，從一九三七年九月二日渡過黃河東進，到一九三八年一月初才四個月的時間，擴大了軍隊三倍多。《賀龍傳》記載了賀龍在山西貫徹洛川會議行動，以及對閻錫山的利用：“當時，山西已經有兩個重要的抗日團體：一個是由中國共產黨發動、組織和領導的‘犧牲救國同盟會’，簡稱‘犧盟會’，它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抗日救亡群眾組織的面目出現；一個是由中國共產黨黨員參加並領導的‘第二戰區民族革命戰爭戰地動員委員會’，簡稱‘戰總動會’，它是統一戰線半政權半群眾團體性質的革命組織。一二零師工作團到達晉西北各地時，這兩個組織已有人在那裡工作。關向應立即命令工作團和這兩個組織結合在一起，開展群眾工作。二十多天裡，便發動和組織了五千七百餘人的抗日自衛隊……。”（注6）
中共在上層利用閻錫山對八路軍的支持和容納而發展武裝力量的同時，在下層則以變相的蘇維埃政策獲取群眾的好感，以鞏固其根本，以建立新的國中之國。在中共建立的許多根據地之中，只有晉察冀這第一個根據地是得到國民政府批準的。
在太原失守的前一天，以聶榮臻為司令員兼政治委員的晉察冀軍區正式成立；太原失守的當天，毛澤東在指令中明確地指出中共發展的大好機會以及應該做的工作：“太原失後華北正規戰爭階段基本結束，游擊戰爭階段開始。這一階段，游擊戰爭將以八路軍為主體，其他則附以於八路軍，這是華北總的形勢，……閻將無力再過分干涉八路軍之地方工作，故八路軍將成為全山西遊擊戰爭之主體，應該在統一戰線之原則下，放手發動群眾，擴大自己，徵集給養，收編散兵，應照每師擴大三個團的方針，不靠國民黨發餉，而自己籌集供給之。”（注7）這指令的含義很清楚，即國民政府的軍隊已經被正面戰場的日軍大量消滅或損耗，因此無力過問中共的事情；而日軍從戰爭開始就兵力不足，太原會戰日軍雖然得勝，但是付出了巨大的代價，而且日軍還面臨徐州會戰，日本在戰略上是繼續南下，也不可能在山西與中共較量。中共因此面臨發展的極好時機。毛澤東在這裡指令中共應該把凡是有利於擴大勢力的因素都利用起來（即‘統一戰線的原則’），具體就是第一、放手發動群眾，第二、擴大自己，並且指出擴大的方法。
“放手發動群眾”包含兩點，即實行減租減息的農村政策和通過宣傳提高中國共產黨的威信。本來，軍隊就應該只負責打仗，農村的政策應該由中共所聲稱擁護的國民政府去執行，但是八路軍既不正面抗擊日軍，又游而不擊，只實行自己的贏得人心的政策。
現在北京的中央檔案錧藏着中共在一九三八年二月九日制訂的《晉察冀邊區減租減息單行條例》，一共九條。其中規定地主之收入，“一律照原租額收百分之二十五”；無論新債舊債，“年利率一律不超過一分（百分之十）”；“地主未得租戶、佃戶或半種戶之同意，不准將地轉租、轉佃、轉半種他人。”（注8）等等。蔣介石領導北伐統一全國後，戰亂沒有停止過，孫中山先生的民生主義的政策根本來不及執行，中共顯然看準傳統中國農村的弱點和國民政府的政策的不足而實行這樣的政策，便於得到農村多數人的支持。並且在時機上，占領大城市和鐵路沿線的日本軍隊，正在準備與國民政府領導的軍隊進行一系列大會戰，肯定管不了已經占領的日本人後方的農村地區。這以具體的利益拉攏農民的政策，是過去中共在江西蘇維埃政權的政策的變相繼續，因為中共已經在抗日的聲明中保證不搞蘇維埃的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只好變相進行。這是中共根據地建立之本。就像中共在給國民政府的協議中要取消政治委員制度而立即悄悄推翻一樣，因為如果不在八路軍中進行階級鬥爭的教育，這個軍隊就只能為民族而戰，由此而逐漸變得和其他國民政府得軍隊沒有差別，中共將失去其存在得根本。所以中共的減租減息政策和軍隊中的政治委員制度一樣，一刻也沒有停止，協議和保證都只是欺騙國民政府和所有中國人的一張紙。
擴大中共的政治影響方面，也在加緊進行。本來中共過去在蘇維埃時期的打家劫舍的形象在全國民眾中的傳聞和影響是很壞的，而且從江西的蘇維埃共和國到四川北部張國燾領導的根據地，到三個方面軍的會合的川、陝、甘交界一帶，再到陝北，都是自然條件極為惡劣，人口非常稀少的地方，能夠接受中共直接宣傳者是很少的。如今有了參加抗戰的機會，浩浩蕩蕩開進了人口密度很大、戰略地位重要的山西省，改變和建立中共的形象就極為重要，不然建立根據地以及今後奪取天下都不可能。因此周恩來、劉少奇在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七日，聯合向晉察冀根據地的負責人和八路軍各個師政治部和地方黨部發出《關於動員群眾與獨立自主地領導群眾的指示》，一共九條。由於這九條幾乎可以概括中共這方面的措施。詳細摘要如下：
“（一）在被占領區域，共產黨與八路軍以自己的名義，公開直接去領導群眾。
“（二）在我軍的後方，八路軍共產黨應努力爭取公開地位、直接動員群眾的權利，各地黨部在可能時應有公開代表在群眾中活動，完全代表黨的態度，傳播黨的主張，號召群眾起來提出要求為改善生活而鬥爭，組織工會、農會、參加自衛隊、游擊隊等……。
“（三）擴大與深入共產黨、八路軍在群眾中的政治宣傳，用地方黨、八路軍的名義公開各自發表宣言，廣泛散發對地方群眾的傳單標語等，並儘可能聯絡地方民眾團體舉行盛大的抗日示威遊行大會，提出當地群眾的要求和口號。
“（四）地方黨及八路軍各級政治部，要以自己公開面目和主張動員群眾，擴大民族革命統一戰線運動，要使自己公開成為統一戰線的領導者和組織者……。
“（五）一切共產黨員在群眾運動中，要完全按照黨的主張去領導群眾運動，不許在群眾運動中模糊黨的主張。
“（六）一切共產黨員要堅決的去發動與領導工農群眾的經濟鬥爭，實際去改善群眾的生活，並堅決去組織工會、農民等獨立的群眾團體。
“（七）八路軍的政治工作人員要切實的建立各地方黨部，……不要使群眾只看見八路軍看不見黨。
“（八）八路軍在各地要努力直接去擴大我軍，地方黨要動員群眾去參加八路軍。
“（九）在游擊區域中應注意去籌措經費……。”（注9）
這一切發動群眾，提高中共威望的措施，都是為了得到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也。”中共通過嚴密的黨的各級組織不動聲色地，踏踏實實地進行貫徹。
爭取民心的同時，就是具體的擴大勢力。為此採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五日決定成立以聶榮臻為司令員兼政治委員的晉察冀軍區，以及楊成武等人為四個軍分區的司令員；以軍隊為背景，再在一九三八年一月建立了所謂晉察冀邊區政權，還報請國民政府閻錫山批準備案。
一個國中之國就這樣建立起來，與過去在江西蘇維埃共和國建立的時候，受到國民政府軍隊圍攻和狼狽逃竄的情況完全不同。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日，毛澤東、張聞天、劉少奇指令聶榮臻、彭真及朱德、彭德懷、傅鍾，要進一步鞏固和擴大晉察冀根據地。關於黨的工作：“鞏固黨的組織和黨的團結與統一，提高鐵的紀律……”；關於群眾運動：“糾正某些過左的行動與行會傾向。和緩地主富農對我們的恐懼與反對，但中心工作仍在發動群眾
抗戰熱潮建立真正強有力的群眾團體，進行切實組織工作。”（注10）緩和消滅地主富農，留在下一步。
以晉察冀為根據，在發展壯大的中共武裝部隊支持下，各根據地的政權相繼建立起來。
賀龍率領的第一二零師到達了晉西北以後，在上層，由周恩來出面利用閻錫山，為發展清除障礙：“正當一二零師和中共晉西北臨時省委在晉西北開展工作時，周恩來和閻錫山談判成立的第二戰區民族革命戰爭戰地動員會，於九月二十日在太原成立，總委員派羅貴波、曾三、張干丞（按：都是中共黨員）為晉西北特派員，在晉西北地區各縣組織成立動員會。由於這是閻錫山當局批准成立的統一戰線的戰地動員組織，很快就在晉西北各縣建立起縣動員委員會，同各縣已成立的犧盟會縣分會一起，以公開合法的地位，發動組織群眾抗日和建立游擊隊。這樣在晉西北地區開闢創建根據地的工作，由一二零師和中共晉西北臨時省委統一領導，動委會、犧盟會積極參加，大大地加快了工作進度。……乘日軍南下不顧及晉西北敵後之機，八路軍和總動會、犧盟會在晉西北公開開展發動組織群眾的工作，使晉西北抗日根據地在一九三八年初已初步形成”（注11）。賀龍在一九三八年初的報告中說道：“一二零師擴大為兩個三團制的旅，五個直屬團或相當於團的部隊（宋支隊、警六團、獨立一支隊、教導團和學兵團）、二個直屬營和三個直屬連，全師從渡河入晉時的八千二百二十七人發展到二萬九千一百六十二人，擴大了三倍多。”（注12）這是剛剛才進入山西四個月。一九三八年四月，賀龍派遣人到延安向中共中央匯報工作後，“毛澤東指示，在晉西北要善於利用閻錫山的合法組織和口號，放手進行宣傳、發動、組織和武裝群眾的工作；要十分注意黨的組織建設，可以通過犧盟會、戰動總會中的共產黨員進行黨的活動；要做好統一戰線工作，爭取閻錫山的舊政權、舊軍隊共同抗日和建設根據地”。為什麼要與閻錫山共同執政呢？同一文件說：“這是由於當時閻錫山在晉西北駐紮着較多的部隊，其數量大於八路軍、新軍；晉西北各縣縣長的任命權在閻錫山手中；共產黨尚處在秘密狀態中，不可能公開出面組織抗日和建立政權、組建群眾抗日團體。……這是晉西北抗日根據地創建時期不同於其它根據地的顯着特點。”（注13）
由林彪、羅榮桓、陳光率領的一一五師，在八路軍總部的配合下，開闢了晉東南根據地。
由一二零師部三五八旅政委李井泉率領，在一九三八年夏天，建立了大青山根據地。
劉伯承率領的一二九師乘太原會戰以後日軍南下，山西很少戰事的機會，挺進山西東南，在鄧小平協助下，建立了跨山西、河南、河北的晉冀豫根據地。“晉冀豫區的政權建設，由於屬於山西的晉東南、河北的冀西、河南的豫北，根據各地的情況不同而採取了不同方式。晉東南屬於山西三、五行政區，政權名義上屬閻錫山省政府領導，但大部份縣的政權在共產黨員和抗日進步份子手中。……冀西各縣的抗日政權，是在舊政權完全瓦解的情況下，由八路軍、冀西民訓處結合當地共產黨組織建立起來，因此政權在共產黨手中。……豫北的情況比較複雜，這裡除北部的涉縣、武安是由八路軍、共產黨開闢的根據地外，大部份地區仍為國民黨政權領導。”（注14）
不僅僅八路軍的三個師的主力都在山西，分別在不同地區建立共產黨的政權，而且由閻錫山辛辛苦苦建立起來的四萬多新軍，都以合作的名義，悄悄變成了中共的軍隊。最近，記錄中共根據地歷史經驗的有關書籍中這樣寫道：“抗戰開始的時候，閻錫山同共產黨已經建立起統一戰線關係，共產黨通過犧盟會在山西打着閻錫山的旗號，廣泛發動組織民眾進行抗日活動，並組織抗日武裝，建立山西新軍，配合八路軍開展抗日戰爭，開闢創建抗日根據地。……從一九三七年八月一日創建山西青年抗日決死隊第一縱隊（相當於團）起，經閻錫山批准，在山西的共產黨員陸續建立起名義上屬閻錫山軍隊系列，實際上由共產黨領導的決死一、二、三總隊（後擴編為相當於旅的四個縱隊，簡稱決死縱隊）；工人武裝自衛隊（後擴編為旅，稱工人武裝自衛旅，簡稱工衛旅）；政治保衛隊（後擴編為旅，簡稱政衛旅）。以上部隊，統稱山西新軍（稱新軍，是為區別閻錫山原來的舊軍），到一九三八年底時，已發展到四十三個團，四萬多人。除這些新軍外，在山西的晉西北根據地內，由戰地動員會組建起八支游擊隊，後整編為暫編第一師（簡稱暫一師）。這些新軍部隊，從創建時起，就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在八路軍的幫助下按照紅軍的建軍原則建軍，建立了政治工作，加強政治、軍事訓練，八路軍派出大批人員到新軍中幫助工作，許多人擔任了要職，山西新軍分布在晉西北、晉西南、晉東南各地，和八路軍一起開展游擊戰爭，創建抗日根據地，成為一支新型抗日武裝。”（注15）這些由閻錫山批准建立、由山西省政府發給軍餉和武器彈藥的軍隊，居然是中國共產黨的軍隊，並且因為在太原會戰中山西省原來的軍隊損失慘重，所以到了一九三八年底，八路軍加上新軍，其勢力超過了所謂“舊軍”。這剛剛開始的國共兩方面軍事力量的損失和增長，持續到抗戰結束。國民政府和蔣介石委員長在抗戰開始的時候，一再和周恩來戴談判中限制中共軍隊的人數，在實際上是毫無作用的，中共對一切協議都不遵守，為所欲為，誰相信協議誰就上當。
在山西省聯合中共抵抗日本軍隊的結果，是中國共產黨平平安安地取得了政權。而在過去，中共無論付出了多少代價，卻什麼也得不到。上了當的閻錫山不得不有所反應，領導抗戰的國民政府不得不有所領悟。從中共中央編寫的《毛澤東年譜》中顯示，山西地方當局最初並沒有打算同中共破裂。
紅軍從一九三七年九月進入山西到一九三八年五月，大約八個月左右的時間，日軍在太原會戰以後，立即參加徐州會戰，山西的防務空虛，只是占據着大中城市和交通線。閻錫山並沒有因此撤退到大後方去逃避，而是與第二戰區副司令長官衛立煌分別繼續指揮作戰。高級將領楊澄源、孫楚、劉茂恩、王靖國、傅存懷、趙承綬繼續統率十五軍、十九軍、騎兵一軍在晉北作戰：傅作義、鄧寶珊、何柱國等也在抗敵前線。閻錫山指揮六十一軍、六十六軍等部隊，在山西省南部黃河流域一帶與日本軍隊周旋，在一九三八年二月，在隰縣、午城曾經給日軍以重創；在三月，陳長捷部曾經在吉縣機動襲擊日軍，獲得戰果，山西的十多個縣城也在三月、四月內收復。閻錫山指揮軍隊轉戰各地，十分辛勞，蔣介石為此曾經專門致電慰問：“蔣委員長電令策應徐州作戰，四月中旬，我軍分四路反攻，我南路軍收復汾南三角地帶。西路軍反攻中陽、離石。北路軍深入綏南，克復清水河。東路軍挺進至正太線，吸引了敵人多數兵力，以達牽制目的。雖亦收復浦縣、太武等重要據點數十處，然攻擊較防守損失尤重，此一反擊犧牲，不下萬人……。”（注16）在四月下旬的戰鬥中，晉軍克復晉城、黎城、路城、高平，在綏遠的激戰中，日軍傷亡數千。
可是，完全沒有在正面戰場抵禦過日軍的中共八路軍，卻悄悄把山西省的三分之二的縣一級的政權據為己有。怎麼從前面打擊了日寇，後面反而被“自己人”占領呢？誰能夠容忍呢？大敵當前，怎麼能夠說出來呢？《毛澤東年譜》中記載了山西地方當局私下提出的交涉，可是毛澤東絲毫不退讓，還要先造輿論：“五月二十四日：同張聞天、劉少奇致電八路軍第一二零師並總部、北方局等，指出：目前山西日軍被擊退，閻錫山的舊勢力極力想恢復他們的統治，在晉西北、晉東南均極力向八路軍及新興抗日勢力進攻。為鞏固統一戰線，改善我們與閻的關係，並繼續發展抗日力量起見，請朱德、彭德懷及賀龍、蕭克、關向應在集合更多、更大、更忍無可忍的材料之後，用適當的措辭公開致電有關方面抗議，將各種破壞八路軍的謠言、電文印送各有關方面，並請閻對這類破壞行為加以制止。”（注17）中共從成立以來大搞階級鬥爭是人所共知，八路軍一開進山西，就搞減租減息，變相的階級鬥爭仍然在繼續。怎麼能夠把日軍退卻以後的“空虛”，讓這樣的政權來填補呢？恢復原來的統治是理所當然，莫非趕走了日本，再由（俄帝代理）中共占領才合理嗎？毛澤東之厲害在於：他命令搜集受害的一方想要恢復原有統治材料，這些材料必須是八路軍處在“更忍無可忍”的可憐地步，然後將這些材料先公開，再通過宣傳機器大力傳播，還要讓閻錫山出來加以制止。這就是毛澤東的風格，幾乎在每一次奪取權力的關頭，毛澤東都先製造輿論，顛倒了黑白，然後在行動上繼續其方針。毛澤東幾乎總是成功。
對於在山西用“合作”的手段取得政權，中共是以歷史的經驗來寫的，劉少奇總結道：“抗戰初期，舊軍受挫，戰鬥力日益衰落時，閻錫山對新軍寄以希望，除晉東北完全由八路軍控制外，晉西北、晉西南、晉東南三個地區，閻錫山利用新軍維持着形式上的統治。新軍和犧盟會在山西被稱為閻錫山系統內的新派。實際上，新派領導權在共產黨手中，新派領袖是薄一波。……我們在山西抗日根據地，最初是在和新派密切合作的形式下建立起來的。……與山西新派合作的形式，通過新派及犧盟會建立根據地，建立武裝政權，實行三民主義，進行抗戰……因為它也能使我們、使革命前進一大步。”（注18）
國民政府和閻錫山的有關著作中，都說是上當；中國共產黨則完全公開承認對閻錫山的成功利用，結果都是一樣：中國共產黨取得了山西的軍權和政權。
【注釋】：
1、閻伯川先生紀念會編：《民國閻伯川先生錫山年譜長編》（五）第二一五八頁，台灣商務印書錧發行，民國二十四年。
2、中共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編：《中共黨史資料》第二十一輯第九三頁，中共黨史出版社，北京。一九八七年。
3、徐向前著：《歷史的回顧》第頁，解放軍出版社發行，北京，一九八七年。
4、毛澤東著：《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北京，一九五四年。
5、周恩來著：《周恩來選集》上卷第二一○頁，人民出版社，北京，一九八○年。
6、總參謀部賀龍傳編寫組編：《賀龍傳》第二二七頁，當代中國出版社，北京，一九九三年。
7、中共檔案錧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十一集第三八四頁，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8、《晉察冀抗日根據地》（文件選編上）第八八頁，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北京，一九八八年。
9、《晉察冀抗日根據地》（文件選編上）第五一頁。
10、《晉察冀抗日根據地》（文件選編上）第一○二頁。
11、田酉如著：《中國抗日根據地發展史》第一○一～一○二頁，北京出版社，一九九五年。
12、《賀龍傳》第一○四頁。
13、《中國抗日根據地發展史》第一○四頁。
14、《中國抗日根據地發展史》第一一二頁。
15、《中國抗日根據地發展史》第二四七～二四八頁。
16、《民國閻伯川先生錫山年譜長編》第三○八六～三○八八頁。
17、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中卷第七十頁，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北京，一九九七年。
18、劉少奇著：《劉少奇選集》，人民出版社，北京，一九八一年。
(中共壯大之謎（5）（作者謝幼田，明鏡出版社出版）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