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幼田：中共壯大之謎（6）- 明暗兩面 武裝奪取河北山東
作者謝幼田，明鏡出版社出版
第三卷 三、明暗兩面
在日本人寫的《蔣總統秘錄》第一集中，有一封毛澤東在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九日親筆寫給蔣介石的重要信件，表示他對於蔣介石委員長以及國共合作抗戰的忠貞不二，這一封信由周恩來親自交到在武漢指揮會戰的蔣介石手中。因為中國大陸的《毛澤東選集》、“毛澤東著作選讀”等經典文選都不曾發表，沒有辦法證實這信件的真偽。近年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輯出版的《毛澤東年譜》中，提到了這封信，而且部份摘錄，這就證實了這信件的確出自毛澤東之手。但是，基本的、最重要的部份卻完全被刪除了。因為這信件的基本精神與中共當時的作為完全兩樣。所以必須聯繫促成這封信件的中共中央六屆六中全會的各種文件，以及中共在這封信件前後的各種具體作為對比，來了解這信件的真正意義，並且進一步來了解毛澤東和中共。現在全文抄錄如下：
“介石先生惠鑒：恩來諸同志回延安，稱述先生盛德，欽佩無既。先生領導全民族進行空前偉大的革命戰爭，凡在國人，無不崇仰。十五個月之抗戰，愈挫愈奮，再接再勵，雖頑寇未戢其凶鋒，然勝利之始基，業已奠定，前途之光明，希望之無窮。抗戰形勢，有漸次進入一新階段之趨勢，一方面將更加困難，然一方面必更加進步。必須實行團結全民、鞏固與擴大抗日陣線，堅持持久戰爭，動員新生力量，克服困難，準備反攻。在此過程中，敵人必須利用歐洲事變與吾國弱點，策動各種不利於吾國統一團結之破壞陰謀。因此，同人認為此時期中之統一團結，比任何時期為重要，唯有各黨各派及全國人民克盡最善之努力，在先生統一領導之下嚴防與擊破敵人之破壞陰謀，清洗國人之悲觀情緒，提高民族覺悟及勝利信心，並施行新階段中必要的戰時政策，方能達到停止敵人進攻，準備戰爭反擊之目的。因武漢緊張，故欲恩來同志不待會議完畢（按：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即行返漢，晉謁先生，商承一切。未盡之意，既托恩來面陳。澤東堅決相信國共兩黨之間長期團結，必能支持長期戰爭，敵雖凶頑，終必失敗，四萬萬五千萬人之中華民族，終必能於長期的艱苦奮鬥中克服困難、準備力量、實行反攻、驅除頑寇、而使自己雄立於東亞。此心此志，知先生必有同感也。專此布臆，敬祝健康並致民族革命之禮。毛澤東謹啟。民國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九日。”（注1）
這封信件中，對於十五個月的抗戰的評價是“愈挫愈勇”、“勝薊狄訓於?rdquo;，而不是中共後來一直宣揚的“蔣介石賣國，一貫消極抗戰”；抗戰陣營內部的團結，“比任何時候都重要”，這隻有在“先生統一領導之下”才能取得，對蔣介石委員長的恭敬擁護之誠，對於國家民族之忠，對於在中國國民黨領導下的抗戰到底的決心，對國共兩黨團結的重視都不曾見於其它公開發表過的毛澤東的各種著作選集。
近年出版的《毛澤東年譜》對這信件說明如下：“九月二十九日，中共擴大的六中全會開幕。毛澤東被推選為全會主席團成員，並在會上宣布全會的議程。同日，六中全會主席團決定，以毛澤東名義寫信給蔣介石，……”（注2）這第一次透露該封信是由六中全會主席團決定寫的，可見這封信件是中共的這次重要會議的產物。
中共中央六中全會是對洛川會議以後一年多一點的時間內的中共的路線和執行情況的一次全面檢驗，並且提出了今後的發展方針。毛澤東在會上做的三個半天才做完的長篇報告，當時中共在延安的“解放社”曾經正式出版，但是在《毛澤東選集》及各種毛澤東的著作讀本，只是將部份講話另外加上標題發表。該長篇報告在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選集》中有一百零六頁，是中共建國以來第一次全文發表。（按：以下關於中共六中全會文件的大量引用，都出自《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十一集，一律不再另外【注釋】）
因為自從七七事變之後一年多以來，中共利用參加抗戰的合法形勢，已經從貧瘠的陝北擴展到山西全境，剛剛開始進一步向河北、山東擴展；軍隊也獲得成倍的增加，每占據一個地方就着手建立國中之國。中共嘗到了甜頭，因此希望能夠繼續這樣下去，進一步鞏固“統一戰線”。所以毛澤東在報告中對三民主義有動人的歌頌，對蔣介石委員長有難以令人相信的稱讚，對中國國民黨的政策的堅決肯定，這些都是中共其他任何領袖如王明等所不能比擬的。會議還有另外一個基本精神，就是加快發展壯大中國共產黨的力量，即擴展軍隊和擴張地盤，但是仍然用合法的和平方法取得。
以下對於毛澤東的報告和中共六中全會的有關文件進行分析，以便了解中共的兩手策略。
毛澤東分析了抗戰是一場持久的戰爭，而至勝的基礎，是全民族的團結；全民族的團結又仰賴於所謂的國共合作局面；抗戰和國共的合作的領導者是國民黨。因此，毛澤東對於國民黨的歷史傳統和領袖，以及指導這一切的三民主義，都有對於毛澤東來說的空前絕後的肯定和歌頌。
關於國民黨的歷史和抗戰中的地位，毛澤東說：“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以國共兩黨為基礎的，而兩黨中以國民黨為第一大黨，抗戰的發動與堅持，離開國民黨是不能設想的，國民黨有它光榮的歷史，主要是推翻滿清，建立民國，反對袁世凱，建立聯俄、聯共、工農政策，舉行了民國十五六年的大革命，今天又在領導着偉大的抗日戰爭。它有着三民主義的歷史傳統，有孫中山先生、蔣介石先生前後兩個偉大的領袖，有廣大忠忱愛國的黨員。……抗日戰爭的進行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組成中，國民黨居於領導與基幹的地位。十五個月來，全國各地抗日黨派都有進步，國民黨的進步也是顯着的。它召集了臨時代表大會，發布了抗戰建國綱領，……可以預斷，國民黨的前途是光明的。”毛澤東對於中國國民黨及其領袖的肯定，在這次報告以後都再也聽不到了，而且反其道而行之。
關於對蔣介石委員長的擁護，毛澤東在《全民族的當前緊急任務》部份，第二個小標題是《擁護蔣委員長、擁護國民政府，擁護國共合作，反對分裂，反對任何的漢奸政府》。一開頭就說：“新環境中，敵人的方針，必然集中於反蔣反共，建立全國性的漢奸政府，企圖推翻蔣委員長、推翻國民政府，破壞國共合作與全國團結。針對敵人的這種方針，全民族的第二任務，在於號召全國，全體一致誠心擁護蔣委員長，擁護國民政府，擁護國共合作，擁護全國團結，反對敵人任何不利於蔣委員長、國民政府、國共合作的行為，反對任何的漢奸政府統治中國。”第十五個小標題是《發展國共兩黨及各抗日黨派，強固統一戰線，支持長期戰爭》，並且說道：“所有前述各項緊急任務，有待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各黨派推動全民族，在蔣委員長領導之下，堅決的行動起來，而欲達此目的，非發展統一戰線中各個黨派的組織力量不可。……統一戰線以國共兩黨為基礎，而兩黨之中又以國民黨為主幹，我們承認這個事實。因此，我們堅決擁護蔣委員長及其領導之下之國民政府與國民黨的，並號召全國一致擁護。”當時汪兆銘剛剛當了漢奸，日本人全力扶植汪而打擊蔣委員長；在武漢失陷以後，出乎日本人意料之外，中國國民政府不僅僅沒有屈服，而且堅持持久抗戰，對於汪的背叛，蔣介石委員長和國民政府都發表聲明堅決反對，這也是毛澤東不得不歌頌蔣介石委員長的原因之一。而蘇聯為了自身的利益，希望中國抵抗下去，以減輕其在遠東的負擔。這都是毛澤東不得不主張團結的原因。而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共剛剛才獲得發展，力量仍然弱小，也沒有本錢和國民政府公開對抗，仍然需要繼續“合法”地利用國民政府。
關於三民主義部份，毛澤東說：“抗日戰爭民族統一戰線以三民主義為政治基礎，不但是合作抗日的基礎，而且是合作建國的基礎。三民主義中的民族主義將引導合作到爭取民族解放，其民權主義則可能引導這個合作到很長的時期，三民主義的政治綱領與政治思想保證着統一戰線的長期性。”這就是把國共兩黨的政治基礎加以肯定了。有了共同的政治基礎，其它都是小問題了。不過毛澤東對三民主義的內容是按照他的需要任意解釋的，這裡暫時含糊其辭。
關於長期合作，毛澤東居然用一萬幾千字來論述。毛澤東說道：“所謂長期合作，不但是在戰爭中的，而且是在戰爭後的。抗日戰爭是長期的，戰爭中的合作已經算得是長期得了。但是還不夠，我們希望合作下去，也一定要繼續合作下去。這有什麼保證呢？保證就在：戰爭中得合作決定着戰後的合作。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主要的國共兩黨，必須同患難，共生死，力求進步……。”令人注目的是，毛澤東在報告中明確地提出統一戰線中的獨立性要服從於統一性，階級之間要講調和，這就在理論上為長期合作提出了根據：“否認獨立性，只講統一性，這是背棄民權主義的思想，不但我們共產黨不能同意，任何黨派也是不能同意的。沒有問題，統一戰線中，獨立性不能超過統一性，而是服從統一性，統一戰線中的獨立性，只是也只能是相對的東西。不這樣做，就不算堅持統一戰線，就要破壞團結對敵的總方針。”中共從來在實際生活中，把獨立性放在統一性之上。而在理論上把統一性放在獨立性之上，也只有這一次。王明被批判，因為他主張一切通過統一戰線，實際上與毛澤東在這裡把統一性擺在獨立性之上是一樣的。同樣，毛澤東在這裡提出階級鬥爭服從民族鬥爭的原則：“在抗日戰爭中，一切服從抗日利益是總原則，階級鬥爭必須服從於民族鬥爭的利益與要求，而決不是相違背。但是，在階級社會存在的條件下，階級鬥爭不能消滅，也無法消滅，企圖根本否定階級鬥爭存在的理論是歪曲的理論。我們不是否認它，而是調節它，我們提倡互助互讓政策，不但適用於黨派關係，基本也適用於階級關係。”本來所謂“統一戰線”，就是中共利用抗戰，利用國民黨，一切都是權宜之計，但是毛澤東把這一時的政策賦予根本的理論依據，等於在理論上背叛了馬列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的階級論，所以毛澤東以後長期隱瞞了他的這一講話段落。因為按照毛澤東的這主張，中共在行為上破壞團結，只顧發展軍隊和根據地，完全是對於這講話的背叛。
國共兩黨這樣合作無間，是為了建立一個三民主義共和國。毛說：“我們所謂民主共和國就是三民主義共和國，它的性質是三民主義的。按照孫中山先生的說法，就是一個‘求國際地位平等，求政治地位平等，求經濟地位平等’的國家。第一，這個國家是一個民族主義的國家。……第二，這個國家是一個民權主義的國家。……第三，這個國家是一個民生主義的國家，它不否認私有財產制。……我們所謂民主共和國，就是這樣一個國家，就是真正三民主義的中華民國。不是蘇維埃，也不是社會主義。……一句話，趕走日本帝國主義，就有一個獨立自由幸福的三民主義新中華民國。”毛澤東在這裡居然說中共的未來既“不是蘇維埃，也不是社會主義”，而是“獨立自由的三民主義新中國”，放棄了共產黨的未來，就是放棄了共產主義，這個黨就不是共產黨。研究毛澤東的專家應當研究毛澤東在這時期的思想，因為這超過了策略的需要，是他的馬列主義理論修養的不足，推翻國民政府的信心不足，還是他的信仰動搖？
根據毛澤東的報告，中共中央擴大的六中全會通過了有關的政治決議案，其中第三部份關於《全中華民族的當前的緊急任務》的決議的第二條是：“誠心誠意的擁護蔣委員長，擁護國民政府，擁護國共兩黨及一切抗日黨派的親密合作，反對一切分裂企圖，反對任何漢奸傀儡政府。”第四部份的標題是：“國共長期合作，保證抗戰建國大業的勝利，為三民主義的新中華民國而奮鬥”。其中說：“擴大的六中全會正式決定：不在國民黨及其軍隊中建立共產黨的秘密組織。再一次正式宣言：中國共產黨對於擁護三民主義，擁護蔣委員長，擁護國民政府的誠心誠意。再一次懇切的責成所有的中國共產黨黨員，以互助互讓和同生死共患難的精神，以尊重合作中各政黨獨立性的立場，以謙和互敬互商的工作態度，去親近國民黨同志和一切抗日黨派的同志。”在決議中尤其在有關中華民族的未來部份，簡直是取消共產主義的再一次莊嚴的重複：“由於國共長期合作的實現與持久抗戰的勝利，將產生一個獨立自由幸福的三民主義新中華民國。……”
然後在下一部分說：“共產黨員應該成為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模範戰士。根據一切服從抗戰的利益，一切為着抗戰的勝利，一切為着抗日統一戰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高於一切的原則立場，共產黨員對友黨友軍應該採取精誠團結和互助互讓的態度，對執行三民主義及抗戰建國綱領應該採取最誠懇最積極的立場。……”
這些決心、誠意和熱情，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六日的《中共擴大的六中全會告全國同胞全體將士和國共兩黨同志書》中，得到了更大的發揮，這動人的信件是給全體中國人閱讀的。第一段說，偉大的民族抗戰，“使得日本法西斯強盜，雖然十六個月的時間消耗了數十萬兵力，數十萬萬的經費，終不能實現其‘速戰速決’的迷夢！”第二段開始就是：“中共擴大的六中全會謹向堅決領導抗戰的民族領袖蔣委員長致崇高之敬意！並以無限的熱忱與慰問之敬意，致之於前線抗日將領，全體政治工作人員，全體抗日戰士，全體游擊隊指戰員，中央及各級地方機關的領導者與工作人員，以及領導民眾運動的全體愛國志士之前！中國在抗戰中所得的成績是數十萬先烈的鮮血換來的，中共擴大的六中全會謹向抗日戰爭中壯烈犧牲的將士們、民眾們，致以沉痛的弔唁！”在提及面臨困難以後表示：“蔣委員長十月三十一日告全國國民書中所昭示全國抗戰到底的正確方針，中共擴大的六中全會特表示全部的贊同和忠誠的擁護。”該文告號召：“全國所有武裝部隊，都應該在蔣委員長統一指揮下，服從命令，遵守紀律，進行持久戰，全面戰爭，以爭取主動。”在將中國國民黨的黨員稱為同志的段落中：“我黨六中全會再一次聲明：三民主義為國共兩黨合作及整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政治基礎，本當願為其實現而奮鬥。六中全會再一次表明：本黨對於蔣委員長和國民政府的誠心誠意的擁護。並更明確指出：國共兩黨及一切抗日黨派，在抗戰中及抗戰勝利後所奮鬥的共同目標，乃是三民主義的新中華民國。”並且在後面部份對此加以重複保證。從中共六中全會的決議文字表現出來的誠意幾乎無懈可擊。中國共產黨如果真正的這樣長期合作，中國人會減少好多的痛苦。
可是現在公布的中共中央文件中，在張聞天向大會作的有關中共的組織報告中，卻常常有另外的一種主張，這代表着中共的另一面。前面曾經提到了兩個面目完全不同的中共，這裡通過毛和張兩個不同的報告，也展示中共的兩面。毛澤東的報告不久之後出版了單行本，在《毛澤東選集》第二集中，收錄了毛澤東關於獨立自主的講話《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問題》，但是措辭經過修改，變得對國民政府尖銳；而張聞天的報告是在五十幾年以後才見天日。
其實在中共六中全會開幕之前（九月十四日～二十七日），舉行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毛澤東在會上所做的長篇報告中，關於統一戰線問題部份就有不同的重點：“他論述了統一戰線中統一與鬥爭的辯證關係。由於國共合作是對立階級政黨的合作，所以鬥爭是嚴重不可避免的，具體表現是國民黨頑固份子的摩擦和共產黨的反摩擦。統一戰線中統一是基本原則，要貫徹到一切地方一切工作中，任何時候任何地方不能忘記統一；同時不能不輔助之以鬥爭的原則，因為鬥爭正是為了統一，沒有鬥爭不能鞏固與發展統一戰線。”（注3）這裡為國共關係定性，即是“國共的合作是對立的階級的合作”，按照馬列主義理論，這是對抗的階級矛盾，鬥爭是絕對的，不可調和的。所以過去的蘇維埃時期的武裝鬥爭，是為了推翻國民政府奪取政權；如今抗戰時期的統一戰線，也同樣是為了推翻國民政府奪取政權。統一和鬥爭的對象都是中國國民黨和其領導的國民政府。向全國和國民政府公開的文件，只是其“統一”的一方面精神；在內部、在高層、在暗地裡，國民政府始終是敵人，只有鬥爭可以解決問題。微笑面孔的統一戰線，只是消滅敵人手段之一，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的報告，說明了統一戰線的實質。而毛澤東請周恩來轉交給蔣介石的信件，和《中共擴大的六中全會告全國同胞全體將士和國共兩黨同志書》，以及公開出版的講話和文件，都只是其微笑的一面。
張聞天雖然也談到統一戰線問題，但是強調的內容不同。張承認兩黨之間有很深的鴻溝：“共產黨方面怕國民黨‘反水’；國民黨方面怕共產黨‘奪取領導權’；相互之間存在互相防範與警戒；特別是國民黨的‘聯共’與‘防共’政策的矛盾性。而在共產黨手裡，也有武裝政權。這些均是摩擦的來源。”張還指出在統一戰線內部是不平等的，“所謂‘合法權’是在國民黨的手裡，它是大黨，共產黨是比較小的黨。共產黨的武裝力量，也比它的小。共產黨統治的邊區也比它的統治地區小。而力量上的不平等，也就產生了合作形式上的不平等。形式上我們擁護它，服從它。……”毛澤東的對外的講話就沒有觸及這些存在的問題。張聞天在這裡講對國民黨的“擁護”、“服從”都是“形式上”的外表，那實質呢？就是不擁護、不服從，這是共產黨內部的真實出發點。
張聞天按照共產黨的傳統，把國民黨定性為“以大資產階級為主的各階級聯合的黨”，等等。因此張提出統一戰線中的幾個注意事項：
“（甲）……在言論和行動上，總是把抗日和反漢奸放在第一位，表示出要求團結統一及對於國家民族的忠誠……。從大處着眼，不討小便宜，不急於求成，不為挑撥者所利用。這要求全黨同志的持久性、忍耐性，不要急性病，不要衝動，而要有高度的政治覺悟。”張用含蓄的說法，要求全黨同志“持久”、“忍耐”，以改變現狀。要求改變的內容，下面又含蓄而又明顯的說出來了：
“（乙）善於承認不平等，使不平等成為平等”，“承認事實上的不平等，去壯大自己，……運用自己已經取得的合法權（如八路），在公開合法的組織中，去幫助國民黨，服從國民黨的形式下進行工作，以組織自己的力量（黨、政、軍、民方面）。這要求全黨同志埋頭苦幹，在力量上去壯大自己，使力量上的不平等成為平等。”這裡沒有空喊打倒國民黨的口號，但是要求共產黨員以堅韌不拔的精神去改變現實，壯大自己以便平起平坐。中國共產黨奪取政權的企圖心，與毛澤東在公開講話中表現的對蔣介石和國民黨的“誠意”，成為非常明顯的對比。
“（丙）善於運用不平衡，使不平衡走向平衡……善於運用中央與地方，地方與地方的不平衡，組織共產黨的力量（政權、武裝、民眾）。強化共產黨的力量。……”這個奮鬥目標明確，組織嚴密的黨，在兩手方針的指導下，正在強化，防不勝防。
“（丁）善於尊重國民黨，幫助國民黨，使之進步，以發展統一戰線。……首先是到處尊重國民黨的三民主義，及其領袖孫中山先生與蔣介石先生，和國民黨的各種形式。同國民黨的各方面的人，發生親密關係。動員優秀份子到國民黨中去。幫助三民主義青年團的進步與發展……。”但是在公開方面，又提出“不在國民黨中發展共產黨，使之安心”，已經打入國民黨的共產黨員，則暫時不動。
國民黨的執政當局，肯定會反抗共產黨的各種公開和隱蔽的奪權行為，因此張聞天專門指令對付的方法。在這報告中，同中共其它方面的說法一樣，把敢於反抗中共者，一律叫做“頑固份子、動搖份子、妥協份子”，張指令對他們要“進行鬥爭”。稍稍研究一下毛澤東的言論，當不能忍讓他的種種做法的時候，立即把這些人稱作“親日派”、“頑固份子”、“漢奸”。例如一直在中樞協助蔣介石指揮軍隊作戰的何應欽，從來就被中共戴上這樣“親日派”的帽子，不知情者，還會以為這種任意加上的帽子是真的。
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做報告的張聞天，對於敢於反抗中共奪權者，命令進行堅決地鬥爭：“避免不必要的摩擦，不怕進行必要的摩擦”，“不必要的摩擦不可有，必要的摩擦不可無”張指令道：“（丑）一般採用公開合法的民主的鬥爭方式。自始至終站在擁護抗戰國策，擁護三民主義的立場。自始至終採取宣傳、請求、請願、輿論動員的立場上。自始至終以‘勸人為善’爭取大多數的立場。這樣可以：自己站穩立場，使大眾看來是大公無私，光明正大，真能感動與爭取大部份可變份子，而孤立不可救藥份子。（寅）要有軟有硬，有退讓有進攻。但以防衛為主要形式。軟到不喪失立場，硬到不破壞統一。注意軟硬的‘分寸’。只有這種鬥爭可以打破一切‘防共’的陰謀。”對比前面毛澤東的公開信件和報告，這些內部執行統一戰線的“誠意”措施，真叫人有點不寒而慄。
張聞天的長篇關於組織工作的報告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中也有七十一頁的篇幅，在黨務方面對於種種中共如何發展壯大的措施非常詳盡。
例如第六節的標題是《黨在軍隊中的工作》，其中
“（四）在擴大我們自己的武裝方面，應注意下列各點：（甲）主要重心放在敵後方。（乙）大膽利用自己的合法權，擴大自己；（Ａ）以八路軍新四軍名義，組織各種支隊；（Ｂ）盡力收編雜色隊伍、自發武器，及各種游擊隊（地方黨組織的尚未取得合法的在內）；（Ｃ）動員新兵，收容散兵，動員各種基幹自衛隊、游擊隊參加八路軍、新四軍。（丙）取得抗日政權下合法武裝（如保安團等）及民眾武裝（如自衛隊）的直接指揮權。……
“（五）對自己的武裝力量的必要要求：（甲）應該建立政治委員制，政治工作機關及黨的組織，大量發展黨員到全軍百分之二十一～百分之三十，保證黨的絕對領導。（乙）在獨立行動的軍事單位內，應建立黨的最高領導機關（‘前委’、‘黨委’），決定一切政治軍事問題。……
《黨在其他軍隊中的工作》部份，應：
“（甲）多同官長聯絡，當朋友，爭取他們的同情與信任。（乙）在上層不願意的情況下，不要在他們的軍隊內發展黨。（丙）在中央軍內一律不發展黨的組織，但力求更多的同情者。……（戊）軍隊內的黨，在需要秘密的條件下，以短小精幹為原則。注意吸收官長中的特別黨員。只有在軍隊主管長官不怕黨的公開時，才大量發展黨員。”
第十四節標題是《關於公開工作與秘密工作》，其中（四）是在國民政府統治地區的工作原則：“在大後方公開工作與秘密工作的聯繫，應實行下列幾個規定：（甲）共產黨員仍用抗日救國積極份子或普通群眾的面目參加一切公開的活動，不暴露自己是黨員及黨的組織。要以埋頭苦幹的精神，去進行持久的工作，多推動非黨的進步份子及國民黨的積極份子來帶領工作，特別在黨員已經取得支配地位的組織內注意不暴露自己。
“（乙）爭取黨的某些領導者與機關的公開，在擴大黨的影響上，推動統一戰線上，是必要的，已經取得合法地位的黨員（如國民參政員），應大膽的進行公開的活動。
“（丙）應該使公開工作與黨的秘密工作劃分清楚，使公開的同志與秘密機關的同志劃分清楚，同時保持正確的聯繫。這必須：（Ａ）不要同時擔任黨的秘密工作，而且黨應想出特別辦法，使之不暴露自己，如不編入支部，及同各別同志發生關係等。（Ｂ）做黨的秘密工作的負責同志，一般應保持他們的秘密，埋藏在普通的群眾中間，不擔任負責的公開工作。……”
以上摘錄的，只是張聞天的長篇黨務報告中的鳳毛麟角。張的報告是中共行為的不服從、不擁護的實質；毛澤東的報告是“服從”、“擁護”的形式；毛澤東給蔣介石的信件和中共六中全會的公開聲明的特點是誠懇和慷慨激昂，張的報告特點是極為周密細緻的陰謀詭計。在明處的國民黨執政當局一時還看不出暗的方面。
同樣用中共自己的、同時的、同樣是領袖的報告、在同樣的會議中，作為公開的宣傳之用的和對內部指導行動的文件，居然有如此大的差別。如果不是具體與中共打交道的當事人，很難體會中共的作為。稍後國民政府和蔣介石與中共打交道吃了大虧，對中共這些方面有所揭露和批評，反而被一些天真的人懷疑是造謠宣傳。而且對比之下，國民政府對中共的防範簡直是微不足道。在大半個世紀以後，在同一本《中共中央文件選集》中把真相公布出來時，江山早已易手。
現在公布的六中全會的十三個文件，加上在九月共產國際的有關聲明，以及兩面性構成了這次全會的精神。在那時候，中共的軍隊內部是怎樣把握這樣一次會議的？因為那些冠冕堂皇的動人詞句都是給廣大中國民眾和國民黨人看的。
現在中共中央宣傳部門的首腦參與編寫《賀龍傳》，對於這次會議是這樣記載的：
“一九三八年九月中旬，賀龍、關向應、蕭克到達延安，參加中國共產黨的六屆六中全會。這次會議是在抗日戰爭即將進入相持階段的重要關頭召開的。毛澤東作了《論新階段》的政治報告，提出了‘鞏固華北、發展華中’的戰略方針。會議期間，中共中央軍委毛澤東、王稼祥、朱德、彭德懷除聽取賀龍、關向應有關大青山游擊根據地急需解決若干方針政策問題的匯報外，又同他們討論了一二零師怎樣貫徹鞏固華北的問題。”這就是：“挺進冀中和組織冀熱察挺進軍的工作部署。十一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下達了《對冀熱察區工作的意見》，正式決定成立八路軍冀熱察挺進軍……。賀龍懂得，中共中央交給他們的是‘鞏固華北，發展華中’的戰略中一項重要任務。”（注3）中共中央一面在向國民政府和蔣委員長盡情歌頌和獻媚，可是在實際上加快了壯大發展的步伐。
《賀龍傳》中保留了一小段插曲，即開始貫徹六中全會的行動的時候，怎樣對付國民政府駐在軍中的代表：“之所以要秘密準備，除了戰爭需要保守機密外，賀龍還有一點考慮：根據國共兩黨協議，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向八路軍三個師分別派駐了聯絡參謀，負責直接向蔣介石報告情況，溝通雙方關係。駐一二零師的聯絡參謀叫陳宏謨，是個掛上校銜的四川人。賀龍想到，挺進冀中是中共中央的戰略部署，目的在於發展共產黨、八路軍的力量，鞏固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為了取得這一戰略行動的勝利，在隊伍行動之前，必須蹣過這位聯絡參謀，所以，他下達了‘秘密準備’的命令。這正是賀龍精細的地方。出發前一天，陳宏謨才知道這件事……。”不僅僅中共的大的“鞏固華北，發展華中”的發展方針，與毛澤東給蔣介石的信件意見各種中共的公開文件完全相反，就是這些蹣過參謀的細小做法，都會極大的傷害國共之間為了民族利益的合作。這為參謀會向蔣介石怎樣匯報呢？
為了“鞏固華北”，中共中央六中全會才閉幕十七天，就正式發出文件，特別指令一二九師在河北南部和國民政府軍隊的摩擦，要“堅持原來立場”，“不輕易讓步”；“對於統一戰線我們認為：（Ａ）要總結過去的經驗以供七大的材料，因為這個地域是摩擦厲害的地方（其他如群眾工作婦女工作青年工作亦希總結）。（Ｂ）堅持原來立場，堅持主任公署，絕不輕易讓步，堅持改造政權，堅持改造群眾生活的比較激進的政策，工農群眾是堅持敵後抗戰的主要根本力量。（Ｃ）對地主資本家採取中立孤立麻痹的政策，但不要認為他們都已是漢奸或者在同一時候都去當漢奸，應當區別他們間的不同成份而定我們不同的態度，士紳座談會的方式是有用的，但應防止其成為團結士紳的機關，亦不宜在鄉村一級採用。”
關於以上（Ａ），簡要說明如下：因為八路軍在全山西獲得大的發展以後，繼續向東延伸，就是在河北中部平原，國民政府在這裡留有政府繼續領導軍民游擊抗戰，八路軍和他們產生了許多摩擦。中共中央感興趣的正是這許多摩擦的經驗，以便給中共七大提供材料，讓所有中共軍隊參考；關於（Ｂ），引用《中國抗日根據地發展史》說明如下：“六中全會結束後，朱德和彭德懷回到華北前線八路軍總部，於十一月三十日對冀南的反摩擦鬥爭發出指示：硬不破壞統一戰線，軟不傷政治原則，應避免和鹿鍾麟發生武裝衝突，如他先向我開槍，則給以有力的打擊。後又命令劉伯承親率一二九師主力挺進冀中平原。……劉伯承到冀南後，立即於十二月二十六日同鹿鍾麟會談，明確表示了八路軍的態度，爭取其團結抗戰，使鹿鍾麟暫時有所收斂。下旬，鄧小平趕赴冀南，於十二月三十一日在南宮落戶張莊召開了冀南平原軍政幹部會議，傳達六屆六中全會精神，研究堅持鞏固冀南抗日根據地，開展平原游擊戰爭和準備迎接即將來到的日軍對冀南的更大規模的進攻。會議對冀南抗日根據地面臨的形勢進行了分析研究，確定當前形勢下冀南鬥爭的方針是依靠工農群眾，依託廣大鄉村，堅持冀南平原游擊戰爭，鞏固抗日民主陣地。”（注4）關於（Ｃ），以上最後“依靠工農群眾”的幾句話，是共產黨發展勢力的法寶，即是在蘇維埃時期的“打土豪，分田地”，在抗戰時期的“減租減息”的收買下層人心的做法，當然會引起地主資本家的恐懼，於是這一條規定要“採取中立孤立麻痹政策”，把消滅他們的日期延後到時機成熟之時。
六屆六中全會規定的“發展華中”方針，就只能由新四軍來承擔。在江南的新四軍，是由周恩來去傳達會議精神的。根據《陳毅傳》記錄：“一九三九年二月二十三日，陳毅與項英等在新四軍軍部所在地涇縣雲嶺附近的章家渡迎接周恩來。周恩來當時在國共合作中擔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這一次，他以政治部副部長的身份來三戰區視察工作，藉此機會專程來新四軍傳達和貫徹中共六中全會精神。……強調了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軍隊必須‘獨立自主’地宣傳抗日，發動群眾，擴大武裝，建立、鞏固和發展抗日根據地的精神。會議還指出，華中是目前全國最好發展的區域。根據華中的實際情況，會議決定：撤銷長江局，成立中原局，以劉少奇為書記；東南分局改為東南局，仍以項英為書記；以便更有力地開展華中和江南敵後的抗日工作。”“在東南局和軍分會負責人的會議上，經過整整兩天的討論，根據中央鞏固華北，發展華中的精神，在周恩來的啟發下，大家終於商定新四軍今後的發展的戰略方針是：向南鞏固，向東作戰，向北發展。”（注5）周恩來穿的是國民政府發給的軍服，用的是國民政府發給的軍餉，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的政治部副部長的身份視察軍隊，做的工作卻全部都是發展中共一黨勢力，以便有朝一日推翻國民政府的工作。
按照中共的說法，國共兩黨信仰的三民主義是一樣，共同的敵人是日本帝國主義，未來是三民主義的共和國，而且中共對國民黨的領袖孫中山先生和蔣介石委員長的歌頌也有加，於是蔣介石向中共提出來，讓兩黨合併，共同為新的中國而奮鬥。這一信息，保存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十二集中。
根據王明和周恩來給中共中央的報告，兩黨合併是蔣介石提出來的。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三日王明報告說：“對兩黨的關係問題，他說：共產黨員退出共產黨，加入國民黨，或共產黨取消名義將整個加入國民黨，我都歡迎，或共產黨仍然保存自己的黨我也贊成，但跨黨辦法是絕對辦不到。我的責任是將共產黨合併國民黨成一個組織，國民黨的名義可以取消，我過去打你們也是為保存共產份子合於國民黨，此事乃我的生死問題，此目的如達不到，我死了心也不安，抗戰勝利了也沒有什麼意義，所以我的這個意見，是至死不變的。共產黨不在國民黨內發展也不行，因為民眾也是國民黨的，如果共產黨在民眾中發展，衝突也是不可免……。”蔣介石深深知道，中共的任務就是奪取政權，推翻國民政府，如果中共不合併，表示其意志不改變，隨着抗戰的進行，中共的力量會更加強大，所以抗戰勝利也“沒有什麼意義”。
周恩來也在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一日，給中共中央報告說道：“蔣昨晚約我問延安有無意見，並又提統一兩黨事，我告以不可能，彼仍要我電中央請示。……”
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一方面致電蔣介石和中國國民黨五中全會表示祝賀，另外為答覆蔣介石期望兩黨合併的意見，專門就國共關係致電蔣介石，非常明確地加以拒絕：“兩黨為反對共同敵人與實現共同綱領而進行抗戰建國之合作為一事，所謂兩黨合併，則純為另一事。前者為代表中國之必然，後者則為根本原則所不許。共產黨誠意的願與國民黨共同為實現民族獨立、民權自由、民生幸福之三民主義新中國而奮鬥，但共產黨絕不能放棄馬克思主義之信仰，絕不能將共產黨組織合併於其他任何政黨。此不論根據抗戰建國之根本利益，根據兩黨長期合作之要求，根據中國社會歷史之事實，根據三民主義中民權主義之原則，以及根據孫中山先生之遺訓，都非如此不可。”中共的拒絕沒有留下一點餘地。不願放棄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就是宣誓要以階級鬥爭改變中國的一切現存秩序，這拒絕等於是國共關係破裂的宣言。
專門負責統一戰線的周恩來在一九四五年有一個《論統一戰線》的長篇內部報告，敘述從中共成立以來的所謂統一戰線的經驗教訓，其中各種理論依據和策略非常周到細緻，這裡只是摘錄一小點。周恩來的統戰策略，就是利用中共的敵人內部不一致的弱點，採取各個擊破的策略。他很明確地說，國民政府內部的各個派別，都是敵人，但是要聯合一部分反對另外一部分。他說：“對統治階級營壘中的不一致，要分別清楚是哪一種性質的。比如說現在的大後方，反對蔣介石法西斯獨裁專制的，有許多勢力派，在這一點上當然可以跟他聯合。但是一定要懂得他們本身還是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他們同蔣介石在反對民主這一點上沒有根本的區別。……我們應該很好地進行分析，運用毛澤東同志利用矛盾、爭取多數、反對少數、各個擊破的方針，才不會犯‘左’的右的錯誤。”必須重複指出，以上十六字，是中共統戰策略的最完整歸納，即“利用矛盾、爭取多數、反對少數、各個擊破”。周恩來說：“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一部分，有時也會參加到統一戰線里來，但是他們帶有很明顯的兩面性。資產階級有他的兩面性，小資產階級也有他的兩面性，但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兩面性是更明顯的，他們的反動性的那一面是根深蒂固的。”中共中央的一系列文件從來都把國民黨作為大地主大資產級的代表，只有打倒、消滅、推翻。所謂統一戰線，就是在力量不夠，或在時機不成熟的時候，一種打算下一步再打倒、消滅、推翻的戰略策略。因為抗戰爆發，再因為西安事變發生，中國國民黨不得不接受中共的保證，容許中共接受投降式的改編，參加抗戰。可是中共的理論基礎並沒有絲毫的改變，仍然把國民黨作為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代表勢力，而且那些在那時候被“統”過去的“朋友”，後來在中共強大和執政以後，的確沒有逃脫被消滅的命運。中共的統一戰線的理論和策略，早就制定了。
國民政府在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五日命令放棄武漢，蔣介石在十月三十一日發出《為國軍退出武漢告全國軍民書》。但是占領武漢以後的日本軍隊已經陷入苦境，沒有更大的力量進一步擴大占領地盤，中國的抗日戰由守勢作戰轉入了持久戰。而國共關係則進入了激烈“摩擦”階段，中共領導的軍隊則開始直接向國民政府領導的地方政府，如河北、山東等地直接武裝奪取政權。
【注釋】
1、古屋奎二着《蔣總統秘錄》第十集第71頁，中央日報社出版，台北，民國六十三年。
2、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中卷第九十頁，北京，一九九三年。
3、總參謀部賀龍傳編寫組編：《賀龍傳》第二五一～二五七頁，解放軍出版社，北京。
4、田酉如著：《中國抗日根據地發展史》的二二四頁，北京出版社，一九九五年。
5、當代中國叢書編寫組：《陳毅傳》第二○六～二○七頁，當代中國出版社，北京，一九九一年。
6、周恩來著：《周恩來選集》第二○五～二一三頁，人民出版社，北京，一九八○年。
第三卷 四、武裝奪取河北山東
當弱小的中共從陝北東渡黃河，進入山西的時候，是以與閻錫山合作抗日的名義，閻錫山指定八路軍在晉北活動。可是八路軍乘日本軍隊在太原會戰中消滅了大量的國軍正規部隊以後，就在山西“自由行動”，利用犧盟會、決死隊等合法的抗日組織，非常迅速地將八路軍擴展至除了大中城市以外的山西全境，以及山西與其他省份交界地帶，建立了幾個中共政權；與此同時，八路軍的兵力也成倍地增加。力量的增大，使得中共再也不願意擠在山西高原的狹小天地，而企圖進一步發展，即按照中共六屆六中全會的決議東進。八路軍的三個師的主力，幾乎都開赴河北；賀龍所部的一二零師首先在冀中平原建立根據地；劉伯承所部的一二九師的主力主要在冀南平原；林彪因為受傷，由陳光代理師長，以羅榮桓為政委的一一五師主力，則進軍山東西部。這些地方本來就有國民政府所任命的政府組織，這些組織在國民政府領導下，指揮着河北、山東地區的游擊戰爭。中共進入河北、山東，都是沒有經過國民政府同意的“自由行動”，於是直接用武裝消滅在這裡的國民政府的抵抗力量，而建立共產黨領導的地方政權。這衝突在當時被稱為“摩擦”。最善於宣傳的中共，當時把引起摩擦的責任都推給國民政府的地方政權，毛澤東親自出面把河北省的省主席鹿鍾麟和民軍總指揮張蔭梧稱為“摩擦專家”。但是最近十幾年，當年事件的參與者和領導者撰寫的回憶錄中，已經非常清楚地揭示，河北省和山東省的摩擦，是中共為了發展勢力的有計劃的戰略行動的一部分。
在九一八以後的中共有兩次最重要的戰略轉移，一次是從江西的西進，橫貫數省，那是為了生存，美其名曰“長征”，更通過宣傳加上“北上抗日”的美名而流傳於歷史；第二次是從陝西東進，先至山西，擴展之後，再至河北、山東，這是中共的最重要的戰略發展，包括人員和地盤。這東進為抗戰勝利以後奪取全國政權奠定了基礎。
中共軍隊的東進，造成與這裡的國軍的武裝衝突，這是所有“摩擦”之源。因為在具體的地方，國共雙方的武裝力量你來我往，互有進攻和防衛，就沒有可能說清楚誰打的第一槍。只有從戰略總體上把握誰是進攻者，誰是從國民政府領導的地方政府手中武裝奪取權力，才能夠分清楚是非。
中共中央曾經向國民政府公開保證，不在國民黨和軍隊中發展共產黨員，但是，在河北省的原東北軍呂正操北來奉國民政府之命在冀中堅持游擊戰，他被發展成為中共地下黨員以後，即奉中共之命率部四萬多人脫離國軍，加入中共軍隊，被編成第三縱隊，呂則擔任冀中軍區司令員。以第三縱隊為基礎，使得賀龍的一二零主力東進冀中得以立足，而建立了中共冀中根據地政權。呂正操的部下獨立二支隊司令柴恩波不願意跟隨呂投共，由賀龍協助呂正操予以殲滅。
日本軍隊占領着鐵路沿線和大中城市，留在小城市和農村的，是國民政府領導的游擊隊。因此，中共中央非常清楚地知道，東進的戰鬥對象，主要是那裡的國民政府的軍隊。所以中共中央書記處在一九三九年二月十日，作出《關於河北等地摩擦問題的指示》，定下了對付國軍的原則（這文件現在發表於《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十二集和《晉察冀抗日根據地》中，以下凡是出於這兩本文件集的，一律不另外加【注釋】）（注1）
一開始中共中央就定下了應付的方法，即“一面與蔣及各將領談判，一面實行去做堅持自己的立場”，這是在具體做法上絲毫不讓步，但是在上層，又“誠心誠意”地尊重國民政府和蔣委員長。第一條論述抗戰的形勢，把“摩擦”的責任反歸於國民政府的地方主持人身上。主要之點是：“軍政黨民一致，應由當地高級指揮官兼地方行政官。河北之摩擦原因就在於軍政不一致，鹿向八路軍搶奪政權所引起。”既然八路軍是主要軍隊，其政當然應由剛剛去河北省的八路軍指揮官擔當，所以，“為真正統一行政起見，應堅決要求撤換鹿鍾麟，以朱德為冀察戰區總司令兼河北主席，石友三副之。”中共“自由行動”進入河北之後，以軍隊為基礎，要求“軍政一致”，所以名正言順地要求朱德擔任省長，既得政權，而又合法。“為發展三省之游擊戰爭鞏固三省之抗日根據地，應將山西八路部隊多開一些分赴三省，而三省八路部隊決不能減少。”這就是讓在山西的八路軍東進，在河北、山東發展。當然這會遭到原來就在那裡的地方政府和軍隊的抗拒，因此中共指令，對於“無理進攻必須反擊”，中共中央在這裡就公開下達了武裝對付國民政府軍隊的命令。至於根本不經過國民政府同意就成立的各種政權機關，如冀中、冀南行政公署、冀察晉政委會，國民政府明令撤銷，中共中央卻在這裡命令“決不服從”。國民政府本來面對日本的占領地區所扶植起來的溥儀、汪精衛的偽政權；現在在抗日陣營的內部，在陝北政權以外，又出現了與山西交界的幾個邊區政權；再直接由八路軍出面，在河北省消滅早已存在的國民政府所屬地方政府，而建立完全不接受國民政府領導的新的政權。在戰爭期間，世界上任何中央政府能夠容忍嗎？
中共這內部指令下達時，日本軍隊已經占據廣州、武漢，國民政府已經退守四川重慶。在這背景下，正式命令八路軍以武裝奪取華北的政權。
查當時的國共兩方面的報刊，完全是互相指責。真相是不容易弄清楚的。
中共領袖毛澤東指名道姓地說：“張蔭梧、秦啟榮是兩位摩擦專家，簡直無法無天，同漢奸行為，很少區別。”於是，河北省民軍總指揮張蔭梧在那時候發表了一封公開信作為回應，以下簡要摘抄。張蔭梧的公開信說道：“我雖然是一個國民黨員，可是我始終認為黨的利益不能高於整個國家民族的利益。中國共產黨在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二日共赴國難宣言中，已經清楚的提出，放棄赤化運動，取消暴動政策，為三民主義的實現而奮鬥。八路軍是國民革命軍的一部分，服從最高統帥與國民政府的指揮，拋棄他們一黨私利的活動，這是每個八路軍戰士忠於祖國應有的天職。……
“然而結果卻是完全與我們的理想兩樣。表面上他們在高唱‘擁護政府’的口號，骨子裡卻仍干着曾經宣言放棄的陰謀勾當，別有企圖！對於友軍，則極盡其破壞之能事。誰都知道，河北民軍是河北民眾的武裝，站在國軍的立場，應如何愛護與援助，使其在華北戰場上發生更大作用。而共產黨則分化誘驅，企圖溶化在其特殊系統之下，將河北三千萬人民所有的抗戰武力，一變而成為他們一黨自私的工具。因為防範的嚴密，陰謀未逞，便進而採取公開的武裝威脅，多方面加以摧殘。第一步便是二十七年四月二十九日，暴力解決了民軍邢臺區司令部張錫九部，並將邢臺的民團首領安慶善、路紀武、趙天慶等六人殘殺。民軍參謀溫文華，是遼縣有名的公正士紳，也是一個中國國民黨黨員，毀家紓難，因為批評八路軍‘游而不擊’，竟予以‘托匪’的罪名而殘殺，河北民軍無不為之譁然。
“二十七年十二月，初，日軍由保定滄縣向冀中進攻，鹿總司令命令民軍第一、第六及特務三團。由南宮北上截擊。乃行抵安國、博舒一帶，八路軍之呂正操部表示歡迎，竟於十五日深夜二時，以三千餘之兵力，將其分別包圍解決，除第一團力戰不屈，突出重圍，其餘第六及特務團等，因變出意外，未加防範，大部均被繳械。事後則製造惡意宣傳，……
“本年四月，民軍北上，八路軍應如何盡其國軍之責，積極援助，乃竟乘此機會，以其一二九師劉伯承一部，以陳繼光一旅，周光策青年縱隊等，於四月二十九日夜間，假稱前往襲擊任縣日軍，要求通過我們駐任縣邢家灣之獨立一旅第二團防地，乃一部份進入村內，突然會合村外的兵力，向該團攻擊，殺死該團衛兵，威脅繳械，團長公宣清身負重傷，團副張子英，政治主任尹小波第均被殺害。同時，該旅駐紮在徐家河一帶之第三團，亦被八路軍淦河游擊支隊第一二九師解決，繳去了機槍十餘挺，步槍數百支，殺了許多曾為民族抗戰而屢建功績的官兵。然而事後八路軍向上級呈報，卻蹣過殺自己兄弟的事實，偽稱為抗戰而來的勝利品。”（注2）
以下是當時八路軍冀中軍區司令呂正操與國民政府河北省省長鹿鍾麟、民軍總指揮張蔭梧的幾封來往電報的原件，由於電報原件比較多，先根據電報把情節集中，再選擇極少量抄錄，看看當時的摩擦焦點的冀中事變的實況。
事前民軍張總指揮致電冀中軍區呂司令員，希望到冀中招兵，呂正操表示要先到冀中行政公署領取證明文件，方可招兵。對於中共自己設立的行政機關，中央和地方政府向來是不承認的，但是不得不派人前往接洽。可是去招兵的結果是，連伙夫等四十九名新招收的學生全部被扣留，呂司令這才表示不允許在中共控制的地區招兵，並且不允許民軍通過，所以張說“貴部第二大隊堅阻不能前進，且號令民眾，不許供給該部隊給養”等語。以下是呂正操的電報原文，括號和其中的“注”是救亡日報社所加。正好代表兩種不同的觀點，以供參考：
“呂氏來電：民軍總指揮張桐軒先生，艷申及艷午申兩電均悉。（一）在冀中招兵，須在軍區領證明書到指定地點招募，方可招兵，此系中央命令，貴隊招兵既未在軍區領證明書（註：常見貴軍招兵均無證明書，何以不受限制。）並招一些土匪流氓（註：參加民軍者均為被壓迫之良民，盡人皆知民軍不要土匪流氓，而利用彼土匪流氓者大有人在），騷擾民眾。（註：騷擾民眾者不是民軍，恐怕就是呂氏自己的部隊吧！）各當地政府自不能不予以取締。（二）向冀中開來隊伍，弟絕不反對，但為統一指揮，決不可各部隊自由行動，（註：又要藉指揮之名，把人家的統一成自己的。）冀中現已形成游擊根據地，非敵區可比，調動部隊指定路線，並不違反游擊戰術。（註：在貴軍無此先例，何對人如此苛求！在此次我部開往冀中即經我王副總指揮宗漢、吳參謀長嘉謨面謁呂先生，在接受指定行軍路線及防區條件下開入博野、安國者，致遭呂部襲擊，可知呂先生在此時已預儲陰謀，其令人痛心者如何耶？）博野、安國並不需要部隊，貴軍北來，現不能接受指定，請即開回。（註：本軍受命中央，在保定一帶打游擊。不能因友軍苛細干涉遂即放棄任務，故無開回之理。且安博一帶抗日軍愈多，游擊力量愈強，如非不游不擊，有何不需要？）弟為了抗戰利益，（註：還是個人利益呢？）決不容許破壞這統一的指揮系統，（註：可是不惜反對整個中央的指揮系統──為阻止本軍達到中央指定任務）亦非對任何人任何部隊抱拒絕成見（註：欺人乎？自欺乎？）吾兄明達，自能鑑察，呂正操，江晚”（注3）（按：以下兩個電報出處相同，不再另外標記）中共進入山西不到一年，合法地得到了速猛發展，以這力量為基礎，強行進入了河北省。一旦進入並且占據新的地盤，就變成一副不可一世的態度。以上呂正操的電報中所顯示的是，中央所統帥的軍隊，竟然可以不允許國軍通過，並且還要繳械。甚至其語氣和提法，都和剛剛進入山西時對閻錫山的恭順完全不同。
與此相對，張蔭梧致呂正操的電報，主要舉出中共不服從中央而從事割據的事實：“元密主席鹿轉呂司令必之兄鑒：冀中變生，痛心曷極！弟對此事之認識如下：（一）冀中行政應隸屬中央及省府系統，敝軍受命中央及省府在河北境內抗日，自無畛域限制，中央及省府未令敝軍受兄之節制指揮，故敝軍無受貴軍拘束之義務。（二）現中央任何部隊，不經兄苛細條件完全容許後，不得來去冀中，是吾兄竟與中央分庭抗禮矣，設全國各地均成如此局面，是否封建割據之復活？貴軍所謂統一戰線，究竟作何解釋？抗日前途安在？兄來電只言冀中軍政統一之可貴，不知中華民國在全國軍政之統一河北省政府在全國之統一尤可貴也。（三）此次敝軍北上純為應付敵人之掃蕩冀中，而兄部圍攻敝軍，正值敝軍下令進擊定、望、保之前夜，抗日云何？統一戰線云何？敝軍將士無不為之揮淚。事後貴軍宣言謂為解決武裝漢奸，設弟如反唇相譏，國人之信任究將誰屬？吾兄致鹿總司令電竟謂敝軍開到博野襲擊二分區司令部，事實勝於雄辯，如此顛倒是非誠為道德之累。（四）弟率軍北上系奉鹿總司令之命令，亦為達成速擊定望保之任務，冀中事變發生後，遵總司令電在舊城一帶停止待命，而兄部蕭治國來函公言，六千大軍對弟完成包圍，並在弟防地左右濫行發槍，扣壓敝部官兵，弟恐為親者所痛，而仇者所快，甘負怯於內戰之名，一方面退避三舍，一方面報總司令，不還一彈，留待殺敵。貴部甘冒不韙破壞統一戰線之行動，是否出於兄之命令？（五）事變已極，如何解決，方得正義伸張，錯誤糾正，統一鞏固，抗日順利，兄既明達，當能鑒及無待弟言，希即電覆，弟張蔭梧養。”
這類互相指責的電報很多，沒有必要再摘錄。以下引用幾十年以後的中共元帥和將軍的回憶，他們道出了過去不可能公開的事實。令人驚異的是，他們的回憶與當年張蔭梧等所指出的中共的作為相符合。
曾經擔任中共國防部長、總參謀長的徐向前，回憶了對國民政府所任命的河北省主席鹿鍾麟進行針鋒相對的鬥爭，而且是首先動武：“粉碎敵人掃蕩後，日軍放棄南宮。鹿搶先返回，竟以冀南行政公署‘不知去向’為藉口，宣布予以撤銷。是可忍熟不可忍，我們當即採取了反擊措施：派一個營的兵力進駐南宮‘保護’鹿主席，如國民黨武裝前來挑釁，迫不得已時即堅決回擊；冀南行政公署也回南宮辦公，行使職權，你搞你的，我搞我的，有的問題先斬後奏，有的則斬而不奏；廣泛動員群眾，開會慶祝八路軍收復南宮得勝利，掀起反對趙雲祥解散抗日團體，反對取消冀南行政主任公署的請願運動；我各專區專員、縣長、區長一律照常行使職權；各基幹游擊隊和群眾團體提高警惕，防備國民黨突擊等。鹿鍾麟見大勢不妙，南宮沒有立足之地，被迫返回棗強、冀縣一帶去了。”所謂先斬後奏，就是消滅了國軍以後，再報告國民政府；所謂斬而不奏，就是打擊了國軍以後不吭聲。這些做法當時只有雙方參與其事者知道。除了這樣的正面打擊以外，還從領導層次內部分化瓦解民軍。徐向前回憶道：“蔣介石為了給鹿鍾麟壯膽大氣，又任命他為冀察戰區總司令。這時，石友三、高樹勛部要求來冀南抗日。該部是西北軍的，在張北抗戰中有一定貢獻，當時算愛國官兵。中央指示我們，應對石、高部採取歡迎態度，使之‘能與我們親密合作以打破鹿勾結石、高排擠八路軍之企圖，而使鹿陷於孤立，迫使鹿進步’。省委、行政公署和部隊，在領導群眾‘驅鹿’的同時，積極進行迎接石、高部的準備工作。”（注4）總是顛來倒去的石友三於是在中共反對鹿鍾麟時公開採取中立政策，達到了中共的要求；後來中共又逼迫石友三，當投機取巧的石去和日本人勾結時，中共及時向蔣委員長報告石的漢奸行為，石於是被處決。
呂正操後來曾任中國人民解放軍鐵道兵司令員，被授予上將軍銜，那時候是八路軍冀中軍區司令員，是在河北與國軍搞摩擦的中心人物，也是一再指責國軍製造摩擦的人，他近年坦白回憶了在他管轄地區怎樣趕走國民黨政權的：“十月間，鹿鍾麟又通過楊秀林找黃敬，要我到南宮與他談判，商談河北省政權‘統一’問題。他當時是冀察戰區司令、河北省主席，我那時是冀中行署主任。鹿鍾麟找我就是要搞所謂‘統一政令’。……會談時，鹿鍾麟首先提出，統一河北省的政令，要給冀中各縣的縣長加委，並要發公文到各縣去，我對他說，我這個行署主任是晉察冀邊區政府委任的，我得聽晉察冀邊區政府的，你想向冀中各縣發委任和公文，得首先統一發給我，我再向晉察冀邊區政府請示如何處理。”按照中共的《共赴國難宣言》的第二條，蘇維埃政府取消以後，要接受中央政府的指揮，冀中歸河北省統一管轄是當然的，但擁有兵馬的呂正操完全拒絕國民政府與河北省政府的領導，而只是聽命於晉察冀邊區政府。不僅如此，還出其不意地消滅了抗日的河北民軍的三個團：“十一月間，張蔭梧要到冀中博野來，先派他的副司令王長江、政治部主任張存實（共產黨員）到冀中來接洽，他們對我講，張蔭梧要以河北民軍總司令的名義，帶他的三個主力團到冀中博野和張仲翰的博野民軍會合。我和王志平、孫志遠商量後，答覆他們說，張蔭梧要來可以，但是一定要由我們安排他的駐地和供給，行動要由冀中軍區統一指揮。……十二月初，張蔭梧親自帶領他的三個核心團向博野進犯，並在我二分區製造摩擦。我軍被迫自衛，軍區命令二分區：如果他們先打第一槍，就堅決消滅之。二分區火速從保定與定縣調來所屬部隊，把河北民軍全部包圍，自拂曉打向後，很快就解決了戰鬥。全部消滅了張蔭梧的三個核心團。”（注5）當時這被稱為“冀中事變”，這是國共在河北省第一次“摩擦”。從呂的回憶才知道，民軍總司令張蔭梧的政治部主任居然是地下共產黨員。而那時候，中共一再公開保證不在國軍內部發展組織。張蔭梧率領的三個民軍團顯然是通過中共的地下黨員（政治部主任）讓民軍進入圈套，而民軍沒有想到國民政府統率下的八路軍會消滅自己人，顯然是毫無準備地被迅速消滅，不然三個團認真對抗，不是那樣輕易被繳械。這回憶錄還得意洋洋地記載了中共反咬一口的做法：“消滅了張蔭梧的部隊以後，我們就利用‘第一戰區游擊第一支部’的牌子，向蔣介石、第一戰區、十八集團軍總部、重慶東北救亡總會發電，向全國通電，說明張蔭梧襲擊我部隊，殺害我抗日幹部，企圖併吞游擊第一支隊，強占地盤，破壞抗戰。那時我們還沒有和國民黨正面摩擦，為了照顧國共合作統一戰線關係，說明消滅張蔭梧這一仗是由張蔭梧挑起的。”當年呂正操嚴厲指責民軍製造摩擦，中共的各種宣傳機器，也都大力譴責張蔭梧製造事端，中共如何受損。幾十年以後，當事人才以勝利者的姿態道出了真相。
曾經擔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的黃克誠大將回憶道：“這時，彭德懷從延安經西安、洛陽進入晉東南地區。……到旅部，彭德懷的反摩擦作戰方案已成竹在胸，立即下令調動部隊打朱懷冰。彭德懷指揮作戰歷來堅定果斷，說干就干，但這次是要打與我們有統戰關係的國民黨軍隊，而且是要打一個大仗，非同小可。……在彭德懷和一二九師首長指揮下，反摩擦戰役很快就打起來了。首先是冀魯豫、冀南我軍將石友三部打垮。繼之，是晉冀豫我軍在磁縣、武安、林縣、涉縣地區打垮朱懷冰、鹿鍾麟、張蔭梧等部，尤其是予朱懷冰部打擊最大。鹿鍾麟在林縣被我三四四旅部活捉，我讓部隊將他放走，以保持統戰關係。”（注6）中共完全不遵照指定地區，哪裡符合其建立根據地的需要，就派軍隊開赴哪裡；哪裡有國民政府的軍隊阻擋，就為了“革命利益”而消滅之；然後再控訴國民黨消滅異己破壞抗戰。翻閱那時的報刊，中共總是訴苦，說如何被動的被國軍打擊，弱者往往又容易博得不明真相的民眾的同情，黃克誠和其他人的回憶一樣，說明了主動者是彭德懷直接指揮的八路軍。
八路軍在河北省發展力量和建立根據地，本來還是希望像山西閻錫山一樣，“合作”進行。但是河北省的鹿鍾麟和張蔭梧等不同意，不願把抵抗日本人所奪回的土地，再交給不服從中央的事實上是割據的八路軍，所以引起對抗。聶榮臻元帥那時是八路軍晉察冀軍區司令員，他回憶瓦解河北省的抗日民軍有兩種手段，即從內部和外部：“對國民黨反共頑固派的摩擦活動，我們從團結對敵、堅持華北抗戰的願望出發，採取了克制態度。八路軍總部曾幾度派人向鹿鍾麟交涉。……我們被迫還擊，是從粉碎張蔭梧開始的。張蔭梧在抗戰前就是獨霸博野一帶的反動地方勢力。
……一九三八年三月，張蔭梧到冀南，不久被蔣介石委任為河北省保安司令，他秉承蔣介石的意旨，在博野一帶不斷向我們挑釁，積極進行摩擦。他密令這三個團長，把隊伍拉走，並襲擊了冀中軍區特務營，還將民軍中進步較快的警衛營包圍繳械。接着，又把主張抗日的張仲翰司令排擠出了民軍。張仲翰同志以後參加了八路軍，成了我軍的一名高級幹部。以後，張蔭梧以國民黨河北省政府的名義，委派了他的老鄉、舊友張存實為民軍司令員。殊不知張存實同志這時已經是我黨地下黨員，他就任民軍司令後，不但沒有按照張蔭梧的計劃把這支武裝拉過去，反而為我們創造了爭取和改造這支部隊的條件。加上我們增派了一部分政治幹部到民軍工作，民軍內部起了很大變化，在我們的影響和耐心教育下，許多官兵覺悟，表示要同八路軍一起抗日。也有一些頑固份子拒不接受改造，偷偷地率領部隊投靠了張蔭梧。……冀中軍區和正在冀中的一二零師，火速調來部隊，對張蔭梧及時進行了反擊。除張率幾名親信僥倖突圍外，其部隊二千五百多人全被我們解決。同年八月，在擊南元氏、贊皇地區，張的餘部兩千多人被我一二九師殲滅。”聶記述了消滅朱懷冰的經過：“晉察冀軍區南下支隊，由陳正湘和劉道生同志率領，配屬一二九師陳錫聯同志那個旅，在晉東南的山西、河北省交界地區，同朱懷冰打了一仗。參戰部隊迂迴到朱懷冰軍部的後面，一個攻擊，殲滅了他的三個師。朱懷冰的部隊被打的落花流水，他的參謀人員和司令部人員，都被我們俘虜了。”（注7）
冀中主要是賀龍率領的一二零師和呂正操指揮的三縱隊，賀龍因為緊急任務而半途撤回晉西北。根據毛澤東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致聶榮臻和彭真電，派賀龍去的原因之一是，從東北軍過來的軍隊雖然人數眾多，但是以中共進行的階級鬥爭的要求來說還差的遠，要求賀龍、關向應去幫助呂正操帶過來的東北軍隊“革命化”，賀龍成功地做了。經過一二零師幫助整訓以後，“八路軍化”了的冀中軍區，共建成了十四個主力團；而且僅僅才九個月多，賀龍所部也獲得大發展：“一二零師得到了很大發展，到一九三九年十月，已由東渡黃河的八二二七人增加到四七九九一人，擴大了五倍多，這個階段成為一二零師發展史上的一個黃金時期”。（注7）周恩來信誓旦旦向蔣委員長保證的軍隊人數限制，完全是欺騙國民政府的。
中共對河北省南部根據地的創建，由劉伯承統率的一二九師進行。由鄧力群主編，當年第二野戰軍的文化宣傳部門的負責人等撰寫的《劉伯承傳》道出了部份過程。中共關於這一段歷史的口徑幾乎一致，總是說：“一九三九年一月，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確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針，在全國各地製造摩擦，流血事件不斷發生。”其實，在中共為了抗日提出以三民主義為宗旨，不搞蘇維埃和階級鬥爭，取消紅軍，改編成八路軍抗戰，全面接受國民政府領導等四項保證以後，國民政府從來沒有提出過這樣的方針。而是中共利用國民政府和閻錫山的善意，按照毛澤東的洛川會議的發展勢力和地盤原則，在山西省迅速建立了根據地，成倍地擴大八路軍隊伍。國民政府和有關當局這時候仍然是容忍和交涉。直到八路軍乘山西之勢，擴展到河北省，並且武裝奪取了國民政府的河北省地方政權以後，蔣介石再通過周恩來，希望兩黨合併，而毛澤東明確地回應是，要繼續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和階級鬥爭學說，才引起中國國民黨在五中全會的決定。中共的宣傳部門從來沒有提到五中全會作出相關決議的前因後果，而只是提出五中全會的決議，把這決議作為摩擦事件的基本原因。這是對這一段歷史事實的重要改動。中共不顧民族利益，乘機奪取政權，無限擴大軍隊和建立無數國中之國，才是摩擦的根本原因。所謂歷史是勝利者書寫的，中共已經取得政權，就倒果為因，長期而系統地把在抗戰中的奪取政權合法化，還把責任歸到艱苦領導抗戰的國民政府身上。幸好許多中共開國元勛的回憶錄和中共中央文件道出了真相。
《劉伯承傳》記述道：“劉伯承跟鄧小平分析了國民黨頑固派內部的種種矛盾，認為頑固派部隊的廣大官兵是有愛國心、願意抗日的，是團結爭取的主要對象。頑固派里存在着派系鬥爭，可以加以利用，爭取他們大部中立或暫時中立，一部向八路軍靠攏，集中力量打擊反共頑固份子、特務份子。在當前，鹿鍾麟勢孤力薄，所部張蔭梧是反共最積極的傢伙，應首先予以打擊。八月下旬，劉伯承、鄧小平令第三八五旅主力及青年抗日縱隊、獨立縱隊，冀西遊擊支隊各一部，對張蔭梧進行打擊。反擊部隊採取分進和擊的戰術，從各方面進到元氏皇贊地區，突然發起猛烈的打擊，張蔭梧部大部被殲，殘部逃向冀南趙縣、欒城地區，又遭到東縱隊主力打擊，全部被殲，張蔭梧隻身逃脫。張蔭梧所屬民軍獨立旅王子耀部，在任家灣被青年抗日縱隊一部消滅。”至於分化瓦解方面：把民軍第四團團長朱程拉過去；民軍第二縱隊第二師範子俠師長統率四千多人，由劉伯承一再聯絡：“經過不斷地爭取教育，范子俠於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二十日率部參加八路軍，改番號為第一二九師平漢抗日游擊縱隊。范子俠任司令員。”（注8）總之，冀南的抗日民軍被中共軟硬兼施瓦解。
從策略講，中共在河北省對待鹿鍾麟並非一味地強硬消滅，而是經常試圖接觸談判，以兩手對待之。彭德懷在一九三九年六月上旬就曾經和鹿鍾麟會談，劉伯承在到達冀南時找鹿鍾麟會談，似乎是很有聯合抗戰的誠意，其實是在打擊消滅以前的策略。《毛澤東年譜》中又透露出不少新的史料。他對徐向前、鄧小平、宋任窮指令道：“我們一般方針應積極參加掌握河北地方行政機關，不應放鬆。目前我們要加緊建立與加強各縣政府，推選或委派得力同志去任縣長，並可派定臨時專員，造成既成事實，再與鹿商討交涉。”鹿鍾麟對於這既成事實不反抗嗎？破裂的責任在誰呢？毛澤東進一步規定與鹿鍾麟談判的原則。他指令聶榮臻、彭真、鄧小平、宋任窮：“與鹿談判原則為要求鹿對一切維持現狀，承認既成事實，不妨礙華北抗戰，軍事行政照既定方針進展。”（注9）這是要鹿鍾麟投降，鹿不願承認中共造成的既定事實並且稍有反抗，就一直被中共宣傳成“漢奸投降派”。
國民政府留在河北對抗日本侵略者的所有軍隊，即鹿鍾麟、朱懷冰、張蔭梧統率的軍隊，不是被日本人消滅，而是被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消滅掉了。中共的三位元帥、一位大將、二位上將的回憶錄和傳記，已經清清楚楚向歷史做了交待。
日本軍隊雖然占領了北平、武漢、濟南等大城市，但是山東的廣大地區，仍然在國民政府統治之下。沈鴻烈被委任為省主席，于學忠為蘇魯戰區司令，統率十餘萬軍隊與日本軍隊抗衡，占據着沂蒙山等要地。
因為中共在江南有新四軍、山西、河北有八路軍，是分開的，山東若被中共占據，就可以把華北的八路軍與江南的新四軍聯成一片，山東戰略地位的確很重要。在抗戰開始以後，中共的武裝力量已經開始在那裡活動。一九三七年前後，根據中共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已經組織游擊隊活動，到一九三九年夏，改編為八路軍山東縱隊，由張經武任縱隊指揮，黎玉任政治委員；為了占領山東，延安命令，八路軍的一一五師、一二九師抽調兵力，進入山東展開工作，這支主力部隊已經有七萬人左右；再有就是以蕭華為司令員兼政委的八路軍東進抗日挺進縱隊。中共中央於一九三九年五月派遣徐向前去山東統合整個山東的中共武裝，成立了八路軍一縱隊，由徐向前擔任司令員。於是，在日本軍隊的鼻子底下，在山東出現了國共軍隊慘烈的流血悲劇，獲勝的是中共一方。
中共中央在一九三九年五月十九日，發出《山東工作方針的指示》，共四條，以第一、第二兩條最重要：“（一）山東今後摩擦會更多更厲害，我們準備長期摩擦，堅持我們在敵後抗戰的路線與政策，反對頑固份子的錯誤路線，不要設想讓步可以解決問題。在我各支隊活動區域問題上，應盡力爭取有利地區，決不放棄已得地區。在政權問題上，應認識無論八路軍部隊或地方游擊隊，如無政權決不能發展鞏固與建立根據地，因此已得的政權決不能放棄，並還應努力爭取新的解放區。在財政經濟問題上，已得得財源決不放棄，公開說明八路軍及游擊隊打仗不能不吃飯。”這條指令根本上是，在地區、政權、財權問題上，決不讓步，要“準備長期摩擦”，即不是對抗日本侵略軍隊，而是長期、堅決對抗反侵略的國軍。這裡已經和過去中共中央的總是假借抗戰之名的指令不一樣。這堅決的指令是徐向前去全面領導山東的奪取政權的鬥爭時發出的。
第二條是分化瓦解國軍的策略，特別是違背一再保證的在國民政府軍隊中不發展中共組織的協議；“對東北軍的方針應當是影響其將領，促其政治上進步與覺悟，同時在東北軍中根據原有基礎發展黨，特別是吸收軍官，但應短小精幹，隱蔽埋伏，對幫助東北軍發展及供給幹部應特別慎重，否則會自己搬石頭打自己的腳，石友三例子已是教訓。”在河北省的東北軍中，中共已經通過地下黨和呂正操把大量東北軍變成中共的武裝力量；在山東，東北軍中有解方等重要地下黨員在起作用，這條指令在東北軍中公開發展中共地下組織，並且試圖分化山東省長于學忠所統率的東北軍與中央的關係。徐向前記錄了他與于學忠的對話：“他說：你們明白，就不要搞地方政權了。八路軍是軍隊，不能搞政權，你們也搞政權，我這個省政府怎麼搞哇！我說：我們是抗日的軍隊，要搞抗日根據地，就得建立政權，發動群眾。有了政權，有了群眾，才好打日本鬼子。而且，不建立政權，我們沒有飯吃。你們的政府，一不給我們糧款，二不給我們槍彈，連應該發給八路軍的薪餉都不給，我們不搞政權怎麼辦？他說：各級政府要由我們委任，不經過我們的任命，不能算數。我說：關鍵在於群眾是不是擁護……。”（注10）（按：以下的徐向前回憶出處相同，不另外【注釋】）這段對話說明，引起“摩擦”的根本原因，是因為中共的八路軍在抗戰中即開始奪取政權。
在一九三九年六月十日，毛澤東給黨內的高級幹部做的長篇報告中，對於摩擦問題指令道：“國民黨五中全會後，在河北、山東，特別在邊區所舉行破壞性與準備投降性的武裝鬥爭，是必須給予堅決抵抗的，這種抵抗是有用的。但必須嚴格站在自衛立場上，決不能過此限度，給挑釁者以破壞統一戰線之口實。這種自衛的防衛的反摩擦鬥爭之目的在於鞏固國共合作。為此目的，一定條件下緩和和退讓也是必要的。統一不忘鬥爭，鬥爭不忘統一，二者不可偏廢，但以統一為主。‘摩而不裂’。嚴防挑釁，不要上當。”毛澤東在挑起摩擦的時候，不僅僅在行為上極為大膽堅決，而且在宣傳上，把敢於對抗中共的奪權者的任何人，一律叫做投降派，即把反共和投降兩個詞彙統一運用，從而把中共的一切行為都宣傳成為了抗戰；而且他敢於把他製造的“反摩擦”說成是“在於鞏固國共合作”，即把破壞抗戰的行為，用一整套的宣傳術語把其說成是“為了抗戰和統一戰線”，所以製造鬥爭是為了統一的謬論。
徐向前回憶，當八路軍初去時，很孤立：“政權在誰手裡？在國民黨手裡，除了敵占區外，縣長、區長、鄉長多是國民黨人，聽于學忠、沈鴻烈的，不聽我們的。”政權既然在國民政府手裡，為什麼還要去奪權呢？但是中共中央直接命令向國民黨奪權，從而開始了八路軍打中國人的悲劇。徐向前記載的中央指示說：“山東方面過去退讓太多，如接受取消北海行政公署和北海銀行；未能於省府、縣長西逃時普遍委任自己的縣長；有些已經委任的，復接受沈鴻烈命令撤銷，秦啟榮形同漢奸，多次向我進攻，未能給以有效還擊。如上述情況不改變，山東創造根據地與堅持抗戰是要受挫折的。”怎麼改變呢？他敘述的辦法有兩點，一是在日本軍隊撤退後，立即組織中共政權，二是直接消滅國民黨領導的軍隊。總之，按照中央指示，用一切手段對付國民黨，這兩點都做到了。
徐向前記述：“魯中敵人‘大掃蕩’時，相當一部分地區國民黨政權垮台，縣太爺們逃得無影無蹤。一時之間，成了無政府的空白地區。好得很！我們抓緊這個機會，快刀斬亂麻，在萊蕪、新泰、蒙陰、沂水、臨朐、東平、平陰、寧陽、泰安等縣，搞了一大片政權。……到一九四○年三月間，山東境內完整與不完整的民選縣有四十多個；年底，發展到九十多個縣政權及一個行政主任公署。山東省參議會亦宣告成立……不久，還成立了黎玉任主任委員的戰時工作推行委員會，實際上行使山東省政府的職權。”（注10）以抗日為名自行到山東的八路軍，不是和日本人爭奪大中城市，而是和國民黨針鋒相對爭奪小城市和農村的地盤，摩擦就難免了。國民黨如稍有反抗，中共的輿論攻勢立即就鋪天蓋地而來，毛澤東親自宣揚：“張陰梧、秦啟榮是兩位摩擦專家，張陰梧在河北，秦啟榮在山東，簡直無法無天，和漢奸的行為很少區別。”而國民黨統治地區的筆桿子從來都是左翼文人占優勢，是非黑白就顛倒了。徐向前寫道：“對付頑固派的反共摩擦，必須公開揭露，曉諭國人，使其醜行徹底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沈鴻烈、秦啟榮每次製造摩擦事件，我們都通過發表抗議、聲明、通電報紙宣傳、張貼標語傳單、舉行群眾集會、致友軍信件等形式，說明事實真相，揭露頑固派假抗日、真反共的陰謀，及其散布的種種謊言。政治揭露及時、有力，中間派便容易同情我們，頑固派的處境便日益孤立。……一九三九年八月……由張經武、王彬同志在前面指揮，山東縱隊第一、三、四支隊參加，幾天之內，我軍連續作戰，攻克淄川、博山以東的峨莊、太河、朱崖等地，將秦啟榮部完全擊潰，收編了他的一部分隊伍共繳槍兩千餘支。”中共從國民政府的地方政府手中奪權成功了。
山東的大部份地區被日寇和中共占據以後，只好將山東省政府移到安徽省，被毛澤東點名的秦啟榮出於責任感，堅決留下，到魯西山區去堅持對付日本人和八路軍。但他很快被中共偷襲身亡，一本紀念秦啟榮的回憶錄寫道：“時國軍既退，未敢遠離，乃移駐安邱之輝蕖。八月六日夜，先生聞西南有槍聲，知有警，起視之，寂然，時許，槍大作……至八時許，從容執手槍出，初向北，遇伏，轉而東，伏益眾，先生謂從者曰，今日之役，非死則俘爾，為主義犧牲，吾所得矣。旋顧衛士僅餘一人，問曰：汝尚余子彈幾何？曰三十餘，曰，我僅三發；然仍須擊也。語未盡，衛士回顧，先生仆地。欲起者再，即以槍自擊之，死焉。”秦啟榮死的時候的職位是：山東省建設廳長、魯南辦事處主任，代理行使山東省省主席職務。（注11）據統計，在山東堅持打游擊的國軍，死於中共槍下者，多於死在日本人槍下。這是中共成功地向山東發展的自然結果。
山東魯西區黨委在一九三九年七月二十九日作出《關於魯西形勢及鬥爭方針的意見》，這內部文件指出戰鬥任務的中心仍然不是打日本人，而是打中國人：“為鞏固擴大魯西抗日陣地堅決以反摩擦來答覆頑固份子的無理摩擦，是目前實際戰鬥任務的中心。”一九四○年四月十六日，在黎城召開的北方局的高級幹部會議上，北方局書記楊尚昆在會議的報告中，專門有《反對頑固勢力的鬥爭》一節，他指出要做到有理、有利、有節的政治藝術，即消滅了國民黨，還要國民黨有苦說不出。
中共中央乘勝前進，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六日發出《關於山東及蘇魯戰區工作的指示》，在策略上指示道：“在反摩擦中應當利用國民黨各部份彼此的各種矛盾，打擊最壞的，孤立次壞的，爭取較好的。因此對秦啟榮及其他一切類似的反動力量應取堅決消滅毫不妥協的方針。在其部隊中進行內部瓦解工作。對沈鴻烈應孤立他。對于學忠及東北軍應多方進行統一工作，但對其無理要求應嚴正拒絕決不讓步。對中間如老同盟會及公正士紳等應聯合之並發動其積極性。……”這些歷史文件非常清楚地一再證明，中共所進行的不是抗戰，而是奪取政權。在這份文件中，並沒有阻擊日本軍隊的中共，進一步要求擴大軍隊的力量：“山東縱隊與一一五師彭雪楓部應當大大擴大，應當收徒手兵，在山東及整個蘇魯戰區應當發展新四軍二十萬至二十五萬，應當毫不猶豫的執行這一計劃。”在戰略方面指示道：“在戰略部署方面，必須極力注意我們在魯西南、在豫東、在皖北、在蘇北地區，這幾個方面猛烈廣大的發展。一一五師彭雪楓部及蘇南蘇北支隊應在這些方向共計發展十萬以上的武裝力量，五百萬以上的有組織的民眾……。一方面造成武裝與民眾的長城，用以隔斷山東頑固份子與國民黨的大後方的聯繫，以孤立這些頑固份子，一方面與江北新四軍真正聯繫起來，迅速打成一片。”中共中央的這些戰略部署，根本是為了把江南華北連接起來。
徐向前只在山東工作一年就返回延安，他總結在山東的擴大情況道：“山東縱隊一九三九年六月、七月間是二萬五千人，到一九四○年上半年，即發展到五萬一千餘人（不包括調給一一五師的三萬多人）。一一五師一九四○年初是五萬八千餘人，到九月就發展到七萬多人。根據地和游擊區的武裝自衛隊團等地方武裝也有很大發展。”這總結中有打擊日本軍隊的記錄嗎？
在陪都重慶，中共出版的書籍公開為其奪取政權辯護，以下根據進步社編寫的《今日之摩擦問題》中，以國共兩方軍事首領的兩封電報，摘其有關山東的部份作為本節的結尾：總參謀長何應欽、副總參謀長白崇禧致電朱德、彭德懷，一九四○年十月十九日：“最近十八集團軍徐向前部，於八月十一日分頭向山東省政府所在地魯村發起進攻，沈主席以遵令避免衝突往後撤，十四日徐部遂陷魯村，又復繼續進攻魯省政府及所屬部隊，損失甚大，經統帥嚴令撤退，並令於總司令學忠查報。據於總司令歌電稱，查徐向前部於十四日攻占魯村，本部一再電徐制止，撤出魯村，徐當即覆電願遵令辦理，但並未實行。迨新博一帶之敵進犯魯村，徐部乃於十八日不戰而退，該地遂於十八日被敵占領，二十二日敵退，徐部復入魯村，至二十二日始撤去等語。”這公開質問八路軍領導的電報，與一九八○年代徐向前的回憶錄是符合的。
為此朱德總司令、彭德懷副總司令和葉劍英參謀長在十一月九日聯合答覆，對於所舉的事實，竟然不能答覆，只是說：“痛心”而已，一共幾句話：“其中一部分發生齟齬事件，如遵電所示者，言之甚痛心，其發生之原因，消除之方策，德等早已迭次陳明在案。”（注12）這更證明了中共當時就理虧，如今加上元帥將領們的回憶，這一歷史應當定案。
概括言之，中共對於國民政府所統帥的抗日部隊，對待強大而沒有力量消滅者，則聯合與利用之，甚至在遭到反擊以後，仍然保持笑臉，如山西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閻錫山指令反擊以後，中共中央命令武裝反擊，但是在公開文件中對閻錫山，仍然高呼擁護；在河北省則是一面談判，一面武裝消滅，毫不留情，並且在宣傳上一再說鹿鍾麟、張陰梧、朱懷冰是漢奸投降派；在山東，則對於妨礙中共奪權和建立根據地者一律果斷殲滅之，連談判都不要，事後說消滅了漢奸即是。
【注釋】：
1、《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十二集
2、徐孤星、陳於逸編《國共摩擦問題》第十四至十六頁，國際文化編譯出版社，中華民國三十年，香港。
3、河北民軍總指揮部救亡日報社編：《獻給關心河北問題的朋友》第十七至二十頁，中華民國二十八年。
4、徐向前著：《歷史的回顧》第626-627頁，解放軍出版社發行，北京，一九八七年。
5、呂正操著：《冀中回憶錄》第128頁，解放軍出版社，北京，一九八四年。
6、黃克誠著：《黃克誠回憶錄》第275頁，解放軍出版社，北京，一九八九年。
7、聶榮臻著：《聶榮臻回憶錄》第452-455頁，解放軍出版社，北京，一九八六年第二版。
8、李曼村等主編：《劉伯承傳》第225-227頁，當代中國出版社北京，1992年。
9、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中卷第88-89頁，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北京，一九九六年。
10、《徐向前回憶錄》第頁。
11、秦烈士啟榮殉國三十周年紀念籌備委員會編《秦烈士啟榮殉國三十周年紀念冊》，台北，中華民國六十二年。
12、進步社編：《今日之摩擦問題》，第23-26頁，一九四○年。
(中共壯大之謎（6）（作者謝幼田，明鏡出版社出版）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