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三”（林彪）事件研究綜述 -01
 
 
作者：劉祖愛      
  
  　　內容摘要 “九一三”事件是中共黨史和中國當代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文化大革命”的轉折點。由於事件對黨和國家、人民軍隊、中外關係等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國內外學者對其起因、過程及其影響開展了不同程度的研究。在林彪誕辰103周年之際，總結有關研究成果，有助於推進該問題的深入研究，從而為科學評價歷史人物功過提供重要的依據和社會基礎。

　　關 鍵 詞 林彪 “九一三”事件 研究綜述

　　“九一三”事件又稱“林彪事件”，它是中共黨史和中國當代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文化大革命”的轉折點。由於當時特定的歷史環境和林彪所處的特殊地位，事件對黨和國家、人民軍隊、中外關係等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學術界對此的研究方興未艾，取得了一批有影響的成果。

　　一、“九一三”事件研究的一般情況

　　(一)“九一三”事件研究的起步

　　國內對於“九一三”事件的研究起於何時，看法並不統一。一種觀點認為“九一三”事件發生後就開始了。1971年10月3日，經毛澤東批准，中共中央決定成立中央專案組，集中處理有關問題。另一種觀點認為是從1980年9月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成立最高人民檢察院特別檢察廳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開始。

　　從學術研究的角度看，這兩種說法都值得商榷。第一，資料文獻的收集、編輯和公開是開展學術研究的基本前提。從這一點來看，直到20世紀80年代末期，有關“九一三”事件的資料編輯出版以前，根本不具備學術研究的條件。第二，筆者認為，根據研究的主導力量、社會參與度的不同，“九一三”事件的研究可以分為官方研究和民間研究兩個層面。

　　官方研究起始於中共中央決定成立中央專案組。1980年9月29日，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決定成立最高人民檢察院特別檢察廳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檢察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主犯，1980年11月20日至1981年1月25日，對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陳伯達、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和江騰蛟等數十名被告人進行了公開審判。在此期間，收集了一大批相關的證據，形成了有影響的官方文獻《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判決書》(特法字第一號)(1981年1月23日);以此次審判為基礎，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 “九一三”事件和林彪本人做出了權威性的結論。

　　而民間對“九一三事件”的思考則是20世紀80年代初期。由於林彪外逃機毀人亡，一直到80年代中期，我國政府對其出逃細節和其座機墜毀原因，沒有對外公布過材料。學術界為進一步探討事件的來龍去脈，開始發表了少數文章或出版相關著作。如於南的《周總理處理“九一三”林彪叛逃事件的一些情況》(《黨史研究》，1981年第3期)。但是在美國出版的由Yao mingle撰寫的《The Conspiracy and Death of LinBiao》，摻雜了有關“九一三”事件的謊言。1983年6月，該書中文版《林彪的陰謀與死亡》由台灣時事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印刷發售，在世界上造成不良影響。

　　(二)“九一三”事件研究的深入階段

　　鑑於《林彪的陰謀與死亡》的諸多謊言，國內共同感到不能聽任國外惡意造謠這樣廣泛流傳，我國官方應該發表文章，揭示林彪外逃墜機的真相，澄清國內外視聽。《黨史信息》上刊登了胡耀邦總書記1986年11月16日的一段講話，強調指出，應該加強對1949年以來的些重大歷史事件的研究，弄清主要歷史事件真相。隨後，胡耀邦列舉了10個題目(第七個為“林彪事件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情”)，要求有關部門研究編寫。胡總書記講話以後，在官方與民間共同參與和努力下，由官方到社會上興起一股探討“九一三”事件的熱潮。外交部外交史編輯室編寫的《外交史資料》1987年第6期發表了三篇文章，即前許文益大使的《歷史賦予我的一項特殊任務——“九一三”事件的對外交涉》，符浩、許文益、孫一先合寫的《視察林彪叛逃飛機墜毀現場紀實》和前外交部符浩副部長的《“九一三”事件補白》。這三篇文章先刊登在內部發行的，後載於1988年1月15日公開出版的《黨的文獻》總第1期，由於作者們屬於親身經歷者，寫出了視察墜機現場和外交交涉的經過這段歷史真相，在海內外引起重大反響。前熊向輝大使的女兒熊蕾的《歷史的註腳》(載《新觀察》半月刊1986年第18期，1986年9月25日出版)，揭示了“九一三”事件前夕毛澤東究竟是怎樣判斷出林彪是個陰險的兩面派的。其他的還有於南的《林彪集團興亡初探》(《十年後的評說》，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年)，前湖北省委副秘書長梅白的《毛澤東的幾次湖北之行》(《春秋》雜誌1988年第1期)，孫一先發表《罪與罰——林彪墜機現場視察紀實》(連載於《解放軍報》4月25日至5月30日第三版上)，後者在軍內引起熱烈反應。

　　為回答海外對“九一三”事件真相的疑問，1993年5月開始，彼德·漢納姆和蘇姍用了半年的時間，奔走於蒙古、俄羅斯、美國及台灣、香港進行調查取得第一手資料， 1994年1月31日在《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雜誌上，發表《揭開一個中國人之謎——林彪的最後日子及死亡》。中國官方關於林彪之死的解釋，第一次由一個西方記者通過客觀的獨立的調查給予證實此事，立即引起國際上的廣泛關注。1994年5月21日，國內《參考消息》登載了俄羅斯軍隊的《紅星報》報道的《林彪事件鑑定始末》。在北京出版的《作家文摘》第80期(1994年7月8日)摘登了李安定寫的《林彪之死真相查訪記》，詳細報道了彼德·漢納姆的整個採訪活動。

　　從此開始，眾多作者尤其是那些當年曾身臨其境的人們，從各自角度來描述親歷的過程，尋找最後的答案。開始就“九一三”事件發生的原因、過程細節和歷史影響進行事實的考證和分析。如張化的《九一三事件後毛澤東的思想矛盾及其變化》(《中共黨史研究》，1992年2期)，張田水的《試析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思想軌跡和特點》(《毛澤東思想研究》1993年1期)，吳德的《廬山會議和林彪事件》(《當代中國史研究》1995年2期)，陳立旭的《“九一三事件”後肯定與否定“文革”的鬥爭與毛澤東的心態》(《毛澤東思想研究》1996年1期)，朱秉秀的《邪不壓正──“九·一三”事件紀實》(《上海黨史與黨建》1996年6 月第1期)，李耐因的《“九·一三”前林彪、江青470次通話》(《炎黃春秋》1997年7 月第1期)，康廷梓寫的《林彪倉皇出逃目擊記》(1997年4月，《傳記文學》)，康廷梓的《林彪倉皇出逃目擊記》(《傳記文學》，1997年4月)，敖其爾的《今日溫都爾汗》(《環球時報》，1997年11月23日)，高振普的《周總理在九一三事件發生前後》(載李琦主編的《在周總理身邊的日子》，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2月)，唐洲雁的《毛澤東“文革”後期“解放”和任用老幹部情況簡析》(《黨的文獻》1998年2月第 2期)，丁名整理的《回顧和思考——與中蘇關係親歷者對話》(《當代中國史研究》1998年2期)，康松喬等的《林彪出逃座機殘骸收藏始末》(《紫荊》雜誌1998年11期)，李安定的《林彪之死真相查訪記》(《作家文摘》第80期，1994-07–08)，周敬青的《是周恩來不讓外逃的林彪返回着陸?——關於九一三事件的一則史實辨析》(《黨的文獻》，1999年第4期 )等。其他具有史料價值的還有：《林彪衛士長李文普不得不說》(《中華兒女》1999年2月)，《林彪出逃座機殘骸收藏始末》(《解放軍報》，1998年7月24日)。

　　著作類主要有：張雲生著《毛家灣紀實——林彪秘書回憶錄》(春秋出版社 1版印刷1988年7月)，龔固忠、唐振南、夏遠生的《毛澤東回湖南紀實(1953—1975)》(湖南出版社1993年版)，曾思玉的《毛澤東在湖北》(中共黨史出版社1993年9月)，江波、黎青的《林彪1959年以後》(四川文藝出版，1995年9月 )，邵一海著《林彪“九一三”事件始末》(四川文藝出版社1996年3月)，熊華源、安建設的《林彪反革命集團覆滅紀實》(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1996年6月)，汪東興著《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年版)，王兆軍著《誰殺了林彪》(台灣世界書局1997年版)，李德生著《李德生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97年版)，李琦的《在周恩來身邊的日子》(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2月)，陳伯達著、陳小農編注的《陳伯達遺稿——獄中自述及其它》(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8)，張寧的《張寧：自己寫自己》(作家出版社出版1998年11月);張聶爾著《風雲“九一三”》(解放軍出版社1999年6月)，席宣、金春明所著《“文化大革命”簡史》(中共黨史出版社，2004年1月 )。其他還有重要史料價值的有：前中聯部二局編寫的《蒙古人事資料》，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與林彪》等。而其中《誰殺了林彪》和《張寧：自己寫自己》對主流觀點最具挑戰性。

　　(三)進入21世紀後，“九一三”事件進入研究熱

　　借“九一三”事件發生30周年和林彪即將誕辰100周年之機，國內再次興起關於林彪出逃、墜機原因和飛機殘骸的報道熱。究其由來，可能是“九一三”事件雖經歷史判定，但還存在一些未解之謎。學術界發表了一系列學術文章或著作。

　　論文類主要有：楊子萬的《“九一三”事件後的山海關機場》(《黨史博採(紀實版)》2001年01期)，李志軍的《“九一三事件”的對外交涉》(《黨史文匯》2001(12))，《專題史料：“九一三”事件鮮為人知的對外交涉》(《廣東黨史》2001(6))，魯青的《“九一三”事件背後的外交糾葛》(《老年教育》2002年03期)，肖思科的《“九一三”事件轉眼三十年知情人反覆查證，粉碎五大謠言——林彪死因只一個》(《中共石家莊市委黨校學報》2001(10))，彭紅英、余世誠的《關於林彪研究的幾個問題》(《北京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2年第1期)，康庭梓的《“林彪座機”副駕駛員談三叉戟256號黑匣子》(《湖北文史資料》，2002年第3期)，劉志男的《建國後至中共九大期間“接班人”的問題》(《黨史博覽》，2002年5期)，劉志青的《“九一三”事件後中國國防工業的初步整頓》(當代中國史研究.2002年9月第5期)，文楚的《“1971”，我為毛澤東主席開專列》(《縱橫》2002年第6期)，柳鈞的《毛澤東有八大軍區司令對調》(《黨史博採》2003年1期)，森耀坤、徐有張、葉永烈的《王洪文是如何成為接班人的》(《黨建文匯》下半月版，2003(10X).)，莽東鴻的《林彪事件怎樣從高層傳到民間》(黨史博覽)(《八桂僑刊》2003(2))，陳立旭的《周恩來的最後政治交代——周恩來對黨的第二代領導集體形成的貢獻》(漳州職業大學學報2003年4期)，《克格勃帶走林彪頭顱》(《糧食問題研究》，2003年4期)，莽東鴻的《“九一三”事件消息的傳播》(黨史博覽，2003年4期)，劉志青的《論“九一三”事件後“解放軍學全國人民”活動》(《當代中國史研究》2003,10(3))，解力夫的《我親歷了“九一三”之夜》(《新聞天地》2003(9))，許峰的《許文益見證林彪墜機事件始末》(《北京檔案》2003年8期)，周敬青的《毛澤東對林彪接班人地位的確立與廢黜》(上、中、下)(《黨史縱覽》2003年10、11、12期)，吳欣峰的《1958 年軍委擴大會議真相》(《炎黃春秋》2004 年第1 期)，康庭梓的《“九一三”事件中3685號直升機被劫持經過》(《湖北文史》2004年1期)，薛慶超的《毛澤東一次從未公開的南方之行(一)》(《領導科學》2004年1期)，王年一、何蜀、陳昭的《毛澤東逼出來的“九一三林彪出逃事件”》(《當代中國研究》2004年2期))，陳益南的《從歷史軌跡思考林彪問題》(《華夏文摘增刊》2004年第390期)，康庭梓的《林彪座機副駕駛細說九一三墜機》(《文史精華》2004年9期)，康庭梓的《林彪座機殘骸哪裡去了》(《黨史博覽》2004年5期)，張震的《一段往事》(瞭望雜誌，2004年9期)，霞飛、呂冰的《林彪為何倉皇出逃》(《黨史博採(紀實版)》2004年9期)，厚而實《林彪為何要逃?》(《黨史縱橫》2004年9期)，天磨的《從九屆二中全會到“九一三”事件》(《黨史縱橫》2004年12期)，舒韻雲的《林彪座機墜毀前後的空軍指揮所》(《黨史博覽》2004年12期)，劉志青的《“九一三”事件後人民解放軍軍事訓練的恢復》(《黨史研究與教學》2005年1期)，李安定的《洋記者揭開林彪叛逃內幕》(《雨花》2005年4期)，鍾德濤、柳青的《軍隊“批林整風”運動述略》(《中共黨史研究》2005年3期)，羅舜初的《我所接觸和認識的林彪》(《領導文萃》2005年7期)，宋雙來的《我所知道的李雪峰在九屆二中全會上》(《黨史縱橫》2005年7期)，呂學文、王松山的《親歷林彪親歷林彪出逃的前前後後》(《檔案春秋》2005年10期)，黃振平的《試論“九一三”事件的客觀作用》(《陝西教育學院學報》2006年3期)，霞飛的《李作鵬浮沉錄》(《黨史博覽》2006年11期)，任龍的《逃出林彪辦公室的秘書——張雲生》(《黨史博採(紀實版)》2006年12期)，王媛媛的《回憶驚心動魄的事件》(《文史精華》2006年4期/《環球視野》2007年7月22日)，李菁的《林彪墜機現場目擊記》(《三聯生活周刊》2006年第14期，或《文摘報》2007-02-16)，丁文凱的《“九一三林彪出走事件”研究述評》(《當代中國研究》，2007年第2期)，劉志男的《關於建國後至中共九大期間“接班人”問題的歷史考察》(2007年第2期)，其他還有網絡刊登的《林彪事件探秘》、《林彪遺骸是怎樣鑑定的》、《林彪墜機事件詳情》，《林彪副駕駛揭密913：毛澤東不讓把飛機打下來》等等。

　　著作類主要有：高文謙的《晚年周恩來》(明鏡出版社2003年)，逢先知、金沖及主編的《毛澤東傳》(1949-1976)(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12月版);朱元石訪談整理的《吳德口述：十年風雨紀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經歷》(當代中國出版社2004年1月版)，王凡陽的《林彪全傳》(上下冊)(貴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5月第1版)，丁凱文主編的《重審林彪罪案》(new concepts of linbiao incident)(明鏡出版社2004年8月版)。李丹慧主編的《國際冷戰史研究》第1輯(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12月)，孫一先著《在大漠那邊----林彪墜機真相》(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5年)，鐔德山主編的《中國大審判：公審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十名主犯圖文紀實》(遼寧人民出版社 2006年1月)，舒雲的《林彪事件完整調查》(上、下冊)(明鏡出版社 2006年8月)，《吳法憲回憶錄 艱難的歲月》(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年11月)，美國R·特里爾著的《江清全傳》(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年2月版)，朱馬克昌主編的《特別辯護：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主犯辯護紀實》(中國長安出版社2007年4月版)等等。其中《毛澤東傳》、《林彪事件完整調查》、《吳法憲回憶錄 艱難的歲月》最具有史料價值。